自古以来为亲人撰写传记性的文字一般难登大雅之堂，因为亲者往往难以客观公允。至少从司马迁以降，中国传统的人物传记往往关注 "为人"，意即交代传主一生的行为、性情和信念。在复杂的现代生活当中，个人的一生被划分为 "公开" 和 "私密" 两方面。于是 "公开" 和 "私密" 信息的不对称使写出传主真实的 "为人" 不免陷入两难之境。亲人作传恐有失客观， 但外人作传又可能对传主非公开的一面缺乏足够的了解。作为传主之子不避嫌地整理出这篇文字，用意并不在于替代而是要弥补一些信息的缺失; 关于已经反复公开讨论过的事情这里不再赘述。为了尽量不失客观公允，作为一种简单的尝试，文章中不加评论地优先引用原始资料，包括书信、口述录音、视频内容和未发表的文字版鲍彤回忆（以下简称《鲍彤自述》）。
鲍彤身世
1928 年春夏之交，在记忆中已经不确定的某一天，在杭州西湖饭店， 我的祖父，上海益丰搪瓷厂的职员鲍佩人迎娶了我的祖母海宁人氏吴珩。婚后生育了六个孩子，父亲鲍彤排行第三，生于 1932 年 11 月 5 日。家中长辈称为 "三三"。
扬子江从青藏高原起步，到上海流入太平洋。终端那块土地，是我幼年的全部世界。我祖籍苏州， 出生在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童年因躲避日本飞机轰炸，随父母逃难到上海的法租界，在那里开蒙。（《鲍彤自述》）
1937 年秋天，北京发生"七七事变"。8 月13 号，日军轰炸上海市，随后也轰炸到硖石。上海到硖石经过杭州的铁路被炸，海宁也不安全。于是妈妈带着我，第一步是躲到乡下曹家圩。妈妈家的祖坟、我外祖父和舅父的佃户都在曹家圩。日军占领了上海和硖石，但是不经常去农村。偶尔日军出现，农民就立即报信说日本人来了，于是我们就躲到草垛子里头。（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1937年的秋天去了，冬天很冷的时候爸爸从上海到曹家圩来过一次。春天， 他来信说要我们搬到上海去，于是全家在1938 年春夏之交搬到上海。 住在法租界贝勒路 337 号4 弄（贝勒路 Rue Amiral Bayle 后来改成黄陂南路），我们全家住20 平方米左右的两间"亭子间。"（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1938 年秋天，我上了家附近的"民生小学"。对我来说，民生小学课程过于
浅显。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妈妈决定将我转学到另一个离家近的"崇实小学"。"崇实小学"教学质量好，学生很多，比较拥挤。我在崇实小学一直念到六年级毕业。 然后接着念就在街对过的崇实中学。从 1943 年夏天到1946 年夏天，我的初中是在崇实中学上的。（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1946 年夏，我初中毕业，要离开崇实中学，进入南洋中学。那个暑假，我们家空前热闹。我的二姊令华，不满三岁就随大舅父吴其昌到武汉去了；1944 年大舅父病故；现在二姊终于因抗战胜利而回家了。（《鲍彤自述》）
崇实中学校长沈西宾是上海南洋中学的毕业生，与母校南洋中学有约，每年将最好的初中毕业生保送到南洋中学上高中。1946 年的秋天，我被保送到南洋中学，直到1949 年 4 月毕业。（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读书与修身
1942 年，上初中前的暑假，父亲教我读《孟子》，替我打开了一个人性的世界。孟夫子使我懂得，人，应该把别人当人；谁把别人不当人，谁自己就不配成为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民第一，国家次之，皇帝是微不足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鲍彤自述》）
1946 年夏，我的小舅舅中央大学教授吴世昌到上海来访好友储安平。吴世昌是全家最接近政治的。随着战后政治中心向上海的转移，当时储安平准备停办在重庆的《客观》周刊，在上海开创《观察》周刊。吴世昌不仅是他的专栏撰稿人， 而且在重庆帮助编辑并结束了《客观》周刊。（《鲍彤自述》）
有一天储安平到我家里，妈妈煮了一锅南瓜招待。餐桌上吴世昌指着我说，这是鲍彤，爱读书。储安平记下了我的名字地址，送给我一套杂志。这份《观察》周刊从创刊第一期，直到被国民党查封停刊的那期，成为我汲取知识的重要来源。这套杂志1966 年我的爸爸妈妈还带到北京，不幸"文化大革命"时被抄家抄走。（《鲍彤自述》）
1947 年， 表哥徐璇考入美国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临行之前留下一本莫斯科印刷，署名斯大林着的《列宁主义问题》（1940 年， 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我看了以后，感觉空前清晰易懂，具有相当的感召力。（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这本署名斯大林着的书当然是苏联共产党写作班子的理论宣传之作。然而从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到新潮舶来的 "意识形态"，中间怎会没有阅读理解的鸿沟？父亲的回答是："当时翻译的列宁本人的著作我看不懂，但这本《列宁主义问题》读起来简单明白，感觉我们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科学的。"
1948 年下半年，我经常和同班同宿舍的朱育琳一起交谈，从讨论文学进而讨论哲学。他有一本从俄文译出的旧书《辩证法全程》，我有一本刚由《观察》杂志社出版的吴恩裕教授的《唯物史观精义》，我们交换着看。（《鲍彤自述》）
1953 年，同事华东局组织部组织科干事宋元良看到我在读小说，于是他推荐我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比小说还要好看"。该书1953 年的中文版也是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莫斯科印刷。研读了《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共党内比之其他同事我的"马列主义水平"算是比较高的。后来的作用是，1980 年代我在同胡乔木的次次争论中都占了上风。（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我从没有听到他讲过一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负面评论。记得有一次谈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说 "这篇东西的副题是 '就路易斯· 亨· 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所谓摩尔根的研究《古代社会》当时很有影响，现在差不多就是历史垃圾"，他习惯性地两眼一翻，表示话不投机，只是沉默不语，然后说 ："摩尔根我没研究过"。
青年时代的鲍彤是一名坚定的列宁主义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没有改变他酷爱看小说的习惯。他看的小说古今中外无所不包。
有空就给我写信，不要忘了。《十日谈》很好看，有意思，也有趣。我每天晚上看它一段，颇能引人入眠。（1959 年不详某日妻蒋宗曹致鲍彤信）
今天我把《金瓶梅》借回来了，是图书馆新买的，共二十一本，等你回来就可以见着了，字较大，还有许多不堪入目的插画，不是为你，我才不借哩。这只好作为长知识看看而已，我看不宜多看。限你有几天，你看如何？（当然现在藏在家中，等你回来再说？）（1959 年12 月12 日蒋宗曹致鲍彤信）
除了茅盾和巴金之外，中国近代的历史和武侠小说是父亲所好的两大门类。他对高阳小说的爱好，与对金庸小说相同，如他所说 ："读许晏骈先生的书，可以了解社会，读查良镛先生的书，可以涵泳性情。"
1992 年夏天，刚被判刑 7 年不久，他篡改了金庸自创的由其作品书名首字联成的那副著名的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并且事后曾大肆向我推销 ：
碧鴛白俠劍書連，飛雪射雕笑鼎天 ；
而且跟附上读后观感和评价，成诗一首 ：
儿女性情诗有画，霸王事业烬余烟。
拈来百喻真般若，指到无明亦粲然；
潮涌钱唐仁者笔，仙灵不写写人间。
1993 年，母亲给狱中的父亲送了两套高阳小说，一部《慈禧全传》，一部《胡雪岩》。下面这副对联是他的读后感。
官场商场风月场，娓娓开场，场场有戏；
正道奇道江湖道，头头是道，道道可观。
在秦城监狱度过的岁月，让他更有时间读小说。1994 年回国探亲，我在纽约机场随意买了一本流行小说 The Tale of the Body Thief。中文名《肉体窃贼》是美国作家安妮 · 赖斯Anne Rice 的系列小说《吸血鬼编年史》（The Vampire Chronicles）的第四部），准备飞机上消磨时间，谁知没看几页便呼呼大睡，对故事自然是没什么了解。不想回到美国之后，妈妈来信说：
你爸爸要所有的安妮· 赖斯的小说。更让我吃惊的是，1996 年父亲 "刑满出狱" 后，他曾给我看过一张他归纳的错综复杂的 "吸血鬼家族表"，上面密密麻麻挤满了蝇头小字。《吸血鬼编年史》使他能在狱中消磨时间的同时，也重拾起中学时代留下的英语阅读。
父亲很喜欢余英时，甚至同余教授曾有过少量书面的往来。我记得最初是余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让他看到眉飞色舞。他说 "余英时从陈寅恪晚年诗文中读出那些讽刺共产党的意思，我看不出来，显然比我水平高"。
父亲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我大约能够每年春节期间回北京探望一次。年复一年，他书房里面堆积的传统经典书籍越来越多。有一段时间他研究佛教，很爱同我谈读经心得，由于我的佛教知识全无，记不得什么重要的东西。幸好有一篇文字留下：
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爱读佛经， 从苏轼到谭康梁皆然。是想做菩萨上西天吗？大概不是。抓得住他们心的，一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二曰不生不灭无色无空。前者入世，是判断善恶是非的原则。后者出世，是处理安危顺逆的态度。对中国思想上儒佛合流这一重公案，我作如是解。（未发表《鲍彤书法遗存》）
书法更是我平生没有丝毫涉猎之事，他同我少有谈及，只听他说过 "书法在于随意，放松，写出自己的个性。王羲之一篇《兰亭集序》一气呵成，里面三个错别字也不妨碍成为不朽之作。"
随着父亲年事渐高，由于视网膜老年性黄斑变性，视力越来越弱，不得不让我将他最爱的一些书籍导入平板电脑以便放大字体阅读。这些书包括《明清史讲义》、《庄子今注今译》、
《论语正义》、《礼记今注今译》、《孟子译注》等等。看得出，在中国经典中他更喜欢孔子、孟子和庄子。
大约在 80 岁以后，父亲前后搜集了七八套各种中英文版本的《圣经》。近年来还要我搜来多种语音版，帮助他安装在电脑上。有一段时间，他还参与过北京的一些《圣经》研讨活动。大有不少人劝说他 "受洗"。不过根据他对我说的一些关于基督教的言论，我怀疑他研究
《圣经》的目的是出于寻找信仰。比如他说："高尔基（Maxim Gorky）童年的教育让他感到《圣经》里面有两个上帝，〈旧约〉里面的上帝脾气暴躁让人感到恐惧 ；〈新约〉里面的上帝和蔼可亲像个慈父。我也有同感"。有一次他说 ："耶稣是个社会改革家" ；我说 "这是哪一门子基督教修正主义？" 他将两眼一翻，对我的轻佻表示不满。我家也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急躁傲慢倔强的父亲 ；一个是大爱睿智的父亲。
鲍彤与中共
1946 年，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宪法的产生和内战的爆发是同时发生的，"戡乱救国"以后连国民政府也没来得及实施。否则政治理想也可以通过"护宪"来实现。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就给中国人一个概念，中国的问题一盘散沙，只要团结起来，任何问题就可以解决。吴世昌当时也认为中国问题则是需要重建权威。（《鲍彤自述》）
关于平等，我是很向往的，是一个我追求的目标。当时唱的歌：山那边啊， 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共产党的名字听起来也是这样。（《鲍彤自述》）
1946 年冬天，我最初接触到共产党。那时，我身边最好的同学都是亲共的，有的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我们天天在一起读书讨论开会。参加活动有印象的是共产党发动的"迎马"，迎接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避免中国爆发全面内战。（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动员戡乱"以后，亲共有一定的政治压力，也会感觉到危险，因此，我当时写了首诗叫"寒暑表"："以自己腥红的血水，指示人间温暖的存在。"（2018 年— 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站在寂寞的一角，
勇敢地忍受着命运的戏弄，
献身于为他人的工作，
直到身碎的一分钟。
漠然，峭然，
面对着肃杀的到来，
以自己腥红的血水，
指示人间温暖的存在。
这首诗刊登在1948 年底或 1949 年初某天的上海《大公报》副刊"文综" 版的右上角。1966 年 8 月抄家前，这份剪报一直保存在我手头。（《敝帚一把》，人民日报出版社 , 1988）
我接受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老百姓接受的是一个既成事实，也就是共产党用枪杆子取得了政权建立了统治，而我是自觉自愿，是以一种追求的方式加入共产党的。（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1949 年初，南洋中学的蒋叔铭（后来文革跳井）问我：你看中国的希望在什么？我说中国的希望在民主。他说你看谁能搞民主？我说国民党恐怕搞不了民主， 民盟力量太小，共产党有力量。蒋说完全同意。后来蒋介绍我加入中共的时候要我写对党的认识，我在一张练习本纸上写下的内容大致如此。（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过了几天，蒋同我说，明天有人代表组织找你谈话，早上七点钟，地点在贝当公园（Petain Park 现称衡山公园），你左手拿一份《大公报》，不必是当天的，把报头露出来。有人会来问你现在几点了，你回答：我也没表，估计七点吧。（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第二天，就是这样我同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后来我知道来人是上海南一区中学学委组织部长张效浚。同张谈话以后，我宣誓入党，宣誓的内容：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执行党的决议； 做群众模范；向群众学习。临别的时候，张从皮鞋跟里掏出一张纸塞给我，我一看是一篇陈云1939 年写的文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里面就是宣誓的那些内容。（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1949 年4月12日，是我生命中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霎那间，我觉得， 我这一滴水，似乎溶入到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洪流之中，似乎由"自在"进入到"自为"，人生从此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鲍彤自述》）
1949 年 5 月，解放军接管了上海。6 月，中共华东局组织部要求全体上海地下党员登记。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填表，郑重其事，字写得工工整整。解放军从山东南下，亟需任命干部，有十几箱干部档案需要整理。大概是因为上海地下党普遍教育水平高。华东局组织部向上海市委组织部要7 名上海地下党员到华东区组织部工作，整理档案。条件只有一个：字写得好。（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1949 年7 月初的一天，我刚参加了上午的记者考试，原准备下午继续考试， 刘凤飞中午赶来找我，通知说："华东局组织部调你去工作。"我当时不知道华东局组织部是干什么的，刘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个"领导机关"。我对她说："我正在参加记者考试，还有一天半才考完。"刘说，"这是组织决定！去吧。"我问："怎么去法？"她告诉我："到区学委去'转关系'。"我也不知道"关系"应该怎么"转" 法，好在领导业已作出决定，操作起来倒也十分简单。当天下午，我到区学委，遇到了书记钱其琛。他信手撕下一张便条，写道，"市青委：兹有我党党员鲍彤同志去华东局组织部工作，请转接关系。"下面签署了他的名字。本来，转关系是组织委员张效浚的事，张不在，钱代劳，开了这张条子。就这样，我从区学委到市青委， 再到华东青委，一步一转。当天傍晚，就把关系转到了终点站——华东局组织部。（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当时，华东局机关临时办公地点在江西路福州路口西南角上的建设大厦，一幢17 层的高楼。据说，这本来是宋子文财团中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办公楼。报到后，取得一张出入"淮河部队二支队"的便条凭证，这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当时的化名。为了保密，华东局机关被称为"淮河部队二支队"，沿用了从山东南下时的军队序列。我被告知："明天上午来上班办公……以后就住在这儿。这儿有行军床，不过，被子得你自己从家里带来。"（《鲍彤自述》）
这天到家已是晚上，我告诉父母，明天要去工作。父亲默然，什么也没有说。母亲愕然，问我："不读书了？"我答："不读了。"入党前，我是学生，读书是天职；成了党员，革命就是新的天职。这是儿子的信念，但母亲有些伤感。（《鲍彤自述》）
1951 年 5 月20 日鲍彤、顾慰庆、姜珣
第二天一早，我挟起一床薄被， 离开了家。一路上，哼着"我们的队伍来了"，从贝勒路走到福州路，开始了我的革命工作生涯。（《鲍彤自述》）
入选华东局组织部的有三男四女， 其中两个大学毕业生五个中学毕业生。男的有顾毓秀之子顾慰庆。那时，我同顾慰庆关系最好，原因是他什么事情都有主张，我什么事情都没主张，总是跟着他。（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就这样，我从 1949 年7 月进入华东局组织部直到1954 年初。（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到华东局组织部，我很兴奋，一是觉得自己在讨论国家大事了；二是任何事情都自由讨论，没有任何禁忌，甚至可以提出毛泽东也不代表共产党。吃饭时一锅饭菜，八个人围在一起，自由组合，经常讨论各种问题。（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接管了全国的政权以后，共产党立即停止发展新党员。按刘少奇的话，以前有敌人管着我们，帮我们把党管好了。胆子小的不革命的人不敢来参加。掌了权以后，一切野心家、投机分子，怀着各种动机，那怕为了找份工作都要入党。（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不发展党员到1951 年吸收"土改积极分子"入党结束。"积极分子入党"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到了"大跃进"就成了"说谎的人入党"，这是始料不及的。（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1959 年在宁夏我碰到一件事情，宁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杨沧（原广东一个地委书记）同我聊天，谈到1958 年"反右"他与省委第一书记李景膺的矛盾。他说李要亩产1000 斤，我说要 800 斤，就定我是"右倾"，最后实际亩产才 400 斤，那就是说我们两个都左了，他比我更甚，结果我被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说的给我印象深刻，一直难以忘怀。（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1950 年中共东北局第二书记张秀山为团长的"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库西宁（Otto Wille Kuusinen）接待。苏共中央组织部介绍苏联党的组织机构中的内部设置，党委下设工业部、农业部、交通运输部、计划财政财贸部等专业管理部门。中共在组织上模仿苏联的党领导模式来源于此。（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1951 年冬天，我第一次出差，从上海到济南，参加康生领导的山东分局的统计工作会议。1953 年，学习苏联的干部制度，我被派到上海电机厂实践学习， 带队的是周保瑞（后任山东省外办主任）和印邦昌。同年，中共模仿苏共在中央组织部内建立工业管理处、交通管理处、财贸管理处、文教管理处等，开创了控制一切社会生活的党组织结构。中共中央组织部下令，由六大区组织部调100 名县级以上干部到中央组织部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华东局报了干部处长李均、我， 还有高慈民的三人名单。于是 1953 年底，我就被决定调到中央组织部。（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1953 年 3 月，斯大林的死讯传到北京，父亲大哭一场。这是父亲自己说的，但我同姐姐却从没有见过他在任何场合哭过。
1957 年 4 月27 日，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对于党中央的号召，我积极回应，遂报名要求到农村去。5 月上旬，组织部批准 5 个人到河北省遵化县进行劳动锻炼。（《鲍彤自述》）
机关里搞反右派，我们要学习到八月初。问题很多。譬如这次右派活动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右派分子是否是广泛所指的左、中、右三类人中的那种？这两个问题是曾经我在党小组会谈话时提过的，但是有些人的解释我仍然不满意。因为，我觉得这次反右派斗争绝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应该算敌我矛盾，但又觉得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又是以人民内部矛盾而处理的。百思而不得一解，你认为如何？（1957 年 6 月31日（编注：原文如此）蒋宗曹致鲍彤信）
1957 年7 月，劳动锻炼结束，我回到北京，还没有来得及向组织汇报农村观感，就卷入了"反右派斗争"，成了反右的对象。（《鲍彤自述》）
组织上要求交代有没有右派思想和右派言论，我的回答是：有，我对所有的右派都同情，同他们的言论都有共鸣。组织上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有证据没有。我说有笔记为证，千真万确。当时农村里有人提意见，我认为很不错，做了记录。此外，张伯驹、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的那些主张，我认为都很好， 日记上写的很明白。组织也没办法，就开始批了。1957 年 8 月从我回来以后就开始挨批，一直到1958 年1 月。（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我一直在北京市工作，与中组部毫无交集。一天晩上我们开支部生活会（当时党会都在晚上，不占行政时问），突然有人临时动议：要吴令华说说她对弟弟的认识，她弟弟是中组部大右派，正在批斗。我毫不知情，直发懵。会也因此转了题。后经组织了解，搞清楚才完事。过后我问他，他说"是我自己交心的"。（鲍彤二姐吴令华回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大字报说，部长安子文、干部管理处处长刘植岩 和研究室主任赵汉（两位均为部务委员）包庇我，使我"漏网"了。我相信，刘植岩"包庇"我是有可能的，他的确很关心我。但赵汉认识我是在1958 年，安子文认识我是在1960 年，既然当时并不认识我，似乎不太可能包庇。不管是谁包庇，1958 年1 月，中组部认为，我虽然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但可以从轻发落， 免于处分。于是，让我和其他需要锻炼改造的 30 余名干部下放劳动，带队人是部委委员赵汉。（《鲍彤自述》）
1958 年 5 月初，安徽省委要我们转移到长江边上的无为县。这个县很大， 是鱼米水乡。全县有100 万人口，180 万亩耕地。（《鲍彤自述》）
安徽省为了"大跃进"，采取省委书记"包干制"，原李先念部下，省委副书记曾庆梅立下军令状，保证一年改变无为面貌。曾庆梅听说有中央组织部干部在安徽，要求这些干部调来帮助他改变无为。于是 5 月5 日，我们都去了无为县。这个日子我记得清楚，因为是马克思生日。（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无为是有一百万人口的大县，挨着长江，本是非常富裕的地方。我同赵汉都到了无为县官镇乡镇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征过头粮就是在这个地方征的；临走时同县委大吵一架也就是这里，回来以后要向省委告状，省委拒不理睬。后来安徽省委向中央告状说组织部是"撤退派"。而在安徽"闯祸"的是我。（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8 月20 日，《人民日报》登安徽省包括官镇乡在内放中稻亩产"卫星"，恰巧我在另一个新华农业合作社总结经验。当时，我不知道这是省委幕后策划的。那片"卫星田"和我劳动的镇河农业社紧挨着，老百姓跑来告诉我，那个"卫星" 是假的。（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把十亩地的稻子拔出来，栽到一亩地上，然后五天以后收割。当时不断听到全国各地放农业高产"卫星"，我都信以为真，但安徽这个我去一看是假的。如此，我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信里我说：现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人人都很振奋。只是安徽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放假卫星。我所在的"镇河农业社"与"关镇农业社"是连片的，放卫星的地方离我只有几里地。我知道十亩地的水稻被移栽到一亩地上， 然后过五天后收割，计产量。这种弄虚作假是歪风邪气，在当地老百姓当中影响很不好，也败坏了我们党"大跃进"的名誉。（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有一天， 六处处长段血夫被指名去参加省委电话会议。我只记得段血夫回来慌慌张张说：鲍彤！你惹事儿了！ 原来电话会议是中央办公厅的陈麒章就我的信的内容， 听取安徽省委的调查报告。（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安徽这边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正在北戴河，省长黄岩参加。黄说："我们接到中央电话和文件，非常重视，立即派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世荣展开调查。现请张世荣汇报。我今天感冒，不再说了。"张世荣说，我没有通知任何地委县委干部，立即去了当地直接找了群众。现根据群众所说报告：一亩地的产量确实是十亩地的庄稼合并起来的，但是合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弄虚作假，而是为了抗旱救灾。有九亩高地出现旱情，为抢救粮食，群众把庄稼合并到了一亩有水的地里去。因此鲍彤反映的情况是不真实的。（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不久，政法干部处处长李步新到安徽来找我说："安部长专门讲叫我告诉你两句话，第一是情况已经都清楚了；第二是不要再提了。"我说："那东西明明是假的，怎么能不再提了？李步新说："刚才我同你说了什么？！"我愣住了。李步新又说："安部长说'不要再提了'"，说完我们两个一起笑起来。大家心里都是清楚，曾希圣是毛泽东信任的，这个问题要由上面解决。（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我对人民公社很感兴趣，你们那里恐怕也准备搞了吧？好像办了人民公社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了，你们能接触到这些新鲜东西真是幸福啊。有时间请告诉我，有关这方面的消息。（1958 年 8 月26 日蒋宗曹致鲍彤信）
1959 年，从安徽回来，刘植岩问我：你觉得有点什么收获吗？我说："我得出个结论，如果我与党组织党中央的观点不一致，那肯定是我错了。"刘植岩回答：那也不必那么矫情。（编注：矫情的汉语原涵义指，故意扭曲自己的感情，掩饰真情。）1967 年，我正被关"牛棚"，四川造反派找到我，让我来交代刘植岩，说刘植岩已经"叛党"自杀了。（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大跃进"后，连续三年，全国饿死上千万人，既与天灾无关，也与土地肥瘠无涉。事后，可以看出的规律是：凡是"三面红旗"举得最高、反右倾最厉害、浮夸风最盛的地方，一定是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其原因是，浮夸导致虚报粮食产量，国库按虚报产量征购，必然侵占农民的正常口粮，致使大批农民在青黄不接时无食果腹，饥寒交迫。因此，饿死上千万人的起因在于政治。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只听说过两个数目字。（1）1962 年，李先念 告诉中监委委员王维纲 ，他估计："安徽全省饿死人数在 300 万到500 万之间。"这是我们研究室一位随王维纲到安徽去检查工作的干部转告我的。（2）河南省光山县，1958 年大跃进前的人口是 30 万，1960 年底只剩下10 万人，减少了2/3。这个数目字，是随着信阳问题的暴露而浮出水面的。（《鲍彤自述》）
1963 年那年，在组织部突然听说有个"雷锋事迹报告"，我印象深刻，感觉天天宣扬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事先安排做好事，照照相，公开吹牛，在中国历史上以前好像没有。后来，又出了陈永贵如何如何，越来越多。共产党全面说谎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鲍彤口述"）
1969 年中组部审查鲍彤"右倾"的问题"结论"。
1992 年 4 月16 日，中纪委派了两个局长和一个工作人员，到秦城来，向我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鲍彤党籍的决定。（《鲍彤自述》）
政治局的这个决定，给我戴了一项"严重触犯刑律"的大帽子，却没有讲任何事实，这迫使我无法用事实答辩。但是，这个决定有两个致命点：一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党章》，二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鲍彤自述》）
根据决定，直到1992 年 3 月，才撤销我的中央委员职务。这岂不是说，在我从 1989 年 5 月28 日到这个撤职决定中间 2 年零 8 个月的时间，我仍然是合法的中央委员，却被不合法地关押！这个"决定"说我"已严重触犯刑律"，我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宣读者竟然拍了一下桌子，说："你自己还不清楚？！"作为回击，我也跟他拍了桌子，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这样办事的？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作风？！"（《鲍彤自述》）
从感情上父亲对开除党籍的决定看得比判刑 7 年要重。为了 "被开除出党" 他向中央常委和邓小平陈云写了一封申诉信。我的感觉是他事后嘴上虽说 "从那天起便同共产党分道扬镳了"，但内心里仍难就此放下。
1996 年 5 月28 日，零时，他们把我从囚室里带出来，带到秦城监狱南门口西侧的一间小屋。小屋里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张白纸，纸上有黑字，盖着"秦城监狱"的红色图章，图章的中心是一个象征中国共产党的五角红星。这张有黑字和红章的白纸叫《公安部释放证明书》。（《鲍彤自述》）
在监管人员向我宣读过这份释放证明书后，秦城监狱监管处处长唐国青和北京市公安局张远找我谈话。后来，我知道，北京市公安局根本没有张远这个人，他是公安部一局的副局长。为什么要匿名和我谈话？不知道。为什么是在午夜零时把我带出来？那是因为我是在1989 年 5 月28 日进来的，后来判了7 年。
到1996 年 5 月27 日24 时，整整 7 年。超过一分钟，就侵犯了我的人权。（《鲍彤自述》）
1996 年 5 月 27 日零时 "出狱" 的形式实际上是个莫大的笑话。因为 "出狱" 后父亲却不能回家，又被继续非法羁押一年。地点是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西山管理处"，对外叫 "杏林山庄"。与监狱不同的是，在这里家属可以探视和陪住。下面是我在那里陪伴父亲时的亲眼所见。
"出狱" 之时，便是父亲开始 "维权" 之日。父亲同中央办公厅派来的一位干部发生争论。此人脾气上来，将嘴一撇 ："你不就是说共产党违法吗？共产党违法同我有什么关系 ?" 砰！父亲拍了桌子，两眼一翻，眼白一闪而落，一句我很熟悉的话终于没能说将出口又咽了回去："你懂什么？!" 此人走后，他同我说 ："孟什维克（Mensheviks）还是普通性质的政党 ；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从 '全面说慌' 到 '全面违法' 都是一回事，搞到最后就是黑社会。" 看到他脸色铁青的怒相，一句涌到嘴边的玩笑 "你怎刚刚明白" 却是说不出口了。这是我从他的嘴里听到针对列宁主义政党最严厉的批评。
父亲从未否认过他所加入的共产党的正当性，他说过 "如果我当年的选择是错误的，那么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做错误的选择。"
10 年前，有一天我在浏览书报，无意中赫然见到一篇关于父亲的专访报道，标题醒目〈如果仍在体制内我也一样是个腐败分子〉，作者是张彦（Ian Johnson），文章发表在 2012 年 6 月 14 日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根据我的观察，大概是经过了相当长的过程，父亲方始认识到那个他 "自觉自愿以一种追求的方式" 加入的共产党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已经无影无踪。确切证据来自他那著名的 "郭文贵是我老师" 言论，时间大约是 2017 年的下半年：
郭文贵就是我的老师。郭文贵打开了我的一个眼界，我过去也在想共产党是一个什么颜色？我一直说是红色；郭文贵告诉我是黑色，这就打开了我的一个思路。我从来没有想过共产党是黑色的。（网传视频片段）
爱情与婚姻
宗曹同志：倦极。……22 日早晨，我的表玻璃坏了，我沿着大马路折向纬二路到一家修理钟表的铺子里去配。一进门，便是一间矮小的房子，角隅里安上一个桌子。一个小伙子在桌上跟前"操作"。从桌子那边接过来是一床板铺。两个老师坐在那上面聊天。一个向另一个解释着"四个朋友三个敌人"（见下注）的"大政策"："这是最大最大的政策！你不学这个，光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好，可好跟不好就是没有个界限。学了才明理！"他们一个是开铺子的，另一个是中医大夫，聊得这样火热，知己也就这样有内容。咱们的工作真是深入到了城市街道群众中去啦！（1951 年冬鲍彤致蒋宗曹信）
1951 年冬的这封信是父亲写给蒋宗曹的第一封信。信是鲍彤在外地出差期间写的。如以追求女孩子为目的，按当代的标准这是一封非常奇葩的信。形式是 "游记" 式的关于风土人情的观感，内容则是共产党政策的 "宣传效果"。其中的历史背景需要稍作解释 ：1950 年 6 月， 周恩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 ：在新的时期，三个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四个朋友（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界限必须划清。今天的中心问题，不是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
1954 年秋天，蒋宗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也从上海搬到了北京。那时我每个礼拜天都去看她。入学不久，她被查出患有肺结核，被学校退学，按规定要退回原单位，但是华东局已经撤销了。于是我就去找李均，李均很爽快说那就到中央组织部来吧。因此当年蒋宗曹就调到了中组部干部处。（2018 年—2020 年录音整理的 "鲍彤口述"）
1954 年底，蒋宗曹被安排到中央机关在北京郊区的黑山扈肺病疗养院治疗。1955 年春治愈出院，得了传染病，担心原室友嫌弃，没地方住，于是我们干脆就决定结婚，日子就定在她出院那天，刚好又是 4 月12 号，我一生中第二个 "412"。（《鲍彤自述》）
"4 月12 日"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日子：1949 年的 4 月12 日，我加入中共国共产党；1953 年的 4 月12 日，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 ；1955 年的 4 月12 日， 我与蒋宗曹结婚。1968 年 4 月12 日，当了文革黑帮，我接到禁令："从此不准回家"。（2018 年— 2020 年录音整理的 "鲍彤口述"）
你在信中提到的一些对爱情的看法，我完全同意。爱情究竟是什么呢？用亨利．菲尔丁的一句话说是："……人们胸膛中存在着一种善良、仁慈的意向，它在促进别人的幸福中得到满足"。……爱情不仅是一种为了促进别人幸福的爱，而且在这种促进别人幸福的爱里面自己又取得了满足和愉快，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建立在促进双方共同幸福的基础上的爱情。爱情处理得好是一件很愉快地事。丁玲好像说过 :"如果一个人把恋爱处理得很好，那他不但感到这个世界很可爱，而且有一个人特别可爱，觉得到处都是光明快乐，生命特别充实起来……这种关系是彼此了解，彼此尊重、彼此相爱，携手前进的……"当然，在共产党员来说，还应该有其他标准，求得对革命、对工作、对个人幸福有利。（1955 年2 月28 日蒋宗曹致鲍彤信）
先同志、后结婚、再恋爱的倒逆时空的做法，今天很难完全理解。可能是文化大革命中抄家的结果，父亲的大部分信件已经遗失。不过我大致知道所谓 "信中提到的一些对爱情的看法" 究竟是什么，出自何处。多年前，父亲向我推荐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的《怎么办》，并说这是个 "最动人的爱情故事"。无论是 18 世纪英国小说家菲尔丁（Henry Fielding）还是 19 世纪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底能为他们提供多少爱情的精神养分是很可疑的，已经无从考证，然而，真正在两人关系起过明显作用的是他们共同服务的党。
你对今后工作有什么想法，请告诉我，假如你去意坚决，我也跟你去好吗？（1957 年 8 月8 日蔣宗曹致鮑彤信）
上星期日和汪琨、蓝晓虹，张镜明去逛了中山公园，玩得很高兴。据汪崑说，处里暂时不让大家谈去留问题。说等整完风再说。我想也好，等你回来再说吧。反正你已经向组织挂了号，既然处里说整风以后再说，那么你就要安下心来吧。（1957 年 8 月15 日蔣宗曹致鮑彤信）
这里很有可能指 "右倾" 之嫌的人，面临工作上的 "去留" 的问题。
亲爱的，很想你，但是这是很愉快的，我总是想你回家的时候一定变得多了，也许你会看不惯我了——知识分子的气味。但是这个没有关系，我会向你学习的。有志气，有朝气，真正自觉地改造自己，真正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1958 年2 月10 日蒋宗曹致鲍彤信）
希望你好好劳动，好好锻炼，自己永远也不要自满。另外，我感到你在信上从来不谈自己的思想问题，这是为什么我总是在这方面挺担心的。（1958 年 6 月6 日蒋宗曹致鲍彤信）
你说你现在除了老老实实的工作以外，没有别的想法了。我想提醒你的是，不要因为过去有许多错误思想，而在工作上束手束脚，也应当敢作敢为，解放自己的思想。有错就改，应当有这种勇气才行。（1958 年7 月7 日蒋宗曹致鲍彤信）
时常在惦着惦着你，只要你劳动好工作好身体好我就放心了，不知为什么为了你，我总是那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你真是我的一个大包袱！欲丢无法？！（1958 年 7 月17 日蒋宗曹致鲍彤信）
在 1969 年，蒋宗曹的题为 "自报材料" 上写道：
爱人：鲍彤，1932 年阴历10 月8 日生。解放前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编注： 此处有误，应为南阳中学）毕业；解放后 20 年来一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是原中组部研究室副主任。现正在审查之中，尚未作结论。
已经落下的文字中，有被勾划删掉的一段 ：
文化大革命中，根据中组部革命群众揭发，他是大叛徒安子文的黑爪牙，安子文第三代接班人，在文化大革命前，直至1966 年 8 月份，也就是安子文的盖子没有揭开之前，由于我的两条道路斗争觉悟很低，丝毫没有察觉他的问题。他被揪之后，思想上开始有所警惕，对他的认识也逐步加深。
蒋宗曹继续在编译局工作，但文革期间夫妻之间已经没有往来的书信和文字留下。后来30 多年以后，鲍彤因 "六四" 事件被关押期间，文革当中曾经为选择 "爱人" 和 "党" 陷入两难的妻子这次却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爱人"。下面的文字，摘录于蒋宗曹 1989 年至 1997 年所记《 "飞行" 日记》（"飞行" 指 "非刑"）。
1989 年7 月7 日——这是鲍彤被逮捕的第42 天。
在以往的 41 天中，心平静到了极点，因为我深知鲍彤的清白；但也紧张到了极点。我也知道，对待无辜的人的最强大有力的武器是"莫须有"，而罗织"莫须有"，却是天下最轻而易举的事，……不需要任何事实，不需要任何根据。这早已被南宋的风波亭所证实，而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熟练无比的程度，积累了异乎寻常的丰富经验。
就这样，在这种极度平静和极度紧张中，我度过了41 个白昼和黑夜。但我仍然不知道谜底，不知道鲍彤为什么被捕，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不知道鲍彤将被加上什么罪名。现在谜底终于揭晓了。
根据这个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报告，鲍彤犯了两条滔天大罪，第一是泄露了国家绝顶重要的军事政治机密，即戒严；第二是他主持开了一个密谋策划的会。原文是这样的："（5 月）17 日晚，鲍彤召集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 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是'犹大'。"
如果说，鲍彤找了某个特务内奸"密谋"了什么事，鲍彤将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而鲍彤是向政改研究室的部分人员"泄密"，那就必须由与会者出来作证。陈希同当然可以"代表国务院"无中生有，但与会者会不会无中生有，那就由不得陈希同了。第二，说不出"密谋策划"的具体内容，足见纯属虚声恫吓。
如果说此前，我入夜难眠，那么，1989 年7 月7 日夜里，托陈希同这个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作的报告的福，我安然酣睡了个安稳觉。
最后的日子
2022 年 7 月18 日，颇经一番 "防疫" 的周折，我终于抵达北京。此时父亲母亲均已身患绝症，他们都再也没有出过医院。母亲已处弥留之际，在一个月的探视当中，她的精神能够凝聚起来，认出我的时间一共不过 20 秒钟。
他们的卧室里，人去床空，周边的矮柜上凌乱地堆满了药盒子。母亲的床头柜上有一本
《西班牙语 900 句》，一本《挪威的森林》摺着翻开几页 ；父亲的床边除了常年堆放的《辞海》和英语课本和英汉词典之外，放了一本翻旧的《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一本我从香港带给他的《双照楼诗词藁》，还有一本中译《苏格拉底之死》。想起从前开的玩笑说他们两人 "一辈子绝不看同一本书"，悲凉之中不禁莞尔。
起初进病房探视的时候，父亲还能用平板电脑看书和上网，并没有同外界的信息断绝。有精力的时候他喜欢上网玩社交媒体 "推特"。他说过 "'推特' 这东西让人上瘾。革命的时候谁最极端就跟谁走 ；推特很有意思，言论越极端点赞越多"。我劝他说 "不必同匿名谩骂的互动浪费精力"，他说 "网上互动能有效预防 '老年痴呆'"。甚至要我帮他开过一个小号，两个 "推特" 号互动，自己一问一答，好不热闹。以往我们每次见面，我大约总会转达一些分析人士向父亲提出的一些关于时政的问题。例外的是这次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兴趣谈论时政。最有实质内容的是，他说 "今天的中国人还是在文革的阴影下活着。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只有一句话是真的，那就是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现在只继承下这么低级的一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去评论的？！"
我们的谈话渐渐归拢到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他多次谈到基督教，而且很有心得。他说"真、善、美，实际上是一回事！很深刻！" 他让我去查这一思想最早来源于何处，相信他是没有看过什么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之类的中世纪神学著作。谈的最多的还是孔子孟子和庄子，他说 "有了孔孟庄，如何做人就清楚了"。我又问他，在他的一生中孔孟庄和共产党的关系是什么。他说 "我在党内诚心诚意言行一致地帮助它；我在党外就诚心诚意言行一致地去批评它，这就是孔孟庄做人的道理。" 记得他曾经说过，孔子孟子同人本主义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实现人的价值"。
父亲看完的最后一本书是余英时的《论天人之际》，之后就再也没力气举起那个伴随了他九年的平板电脑。读后感我只听到一句"经历了毛泽东时代以后，中国就从此不再是中国了"。2022 年11 月9 日凌晨，他在呕吐中挣扎，思绪仍在持续，在一连串听不清楚的话语中，
我只清晰地辨认出 "……杞人忧天……"。虽然这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几个字，但我永远也不会知晓它们确切的含义了。
2022 年 11 月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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