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進入2022年不久，國際體壇就面臨了許多重大議題，首先是澳洲網球公開賽，澳洲政府在祭出必須施打兩劑疫苗才能入境的措施，遭到世界球王Novak Djokovic的挑戰，Djokovic先是取得澳網主辦單位的醫療特許，高調前往雪梨，但是卻在機場受到澳大利亞海關的阻攔，拒絕其入境並取消簽證。
Djokovic關鍵的一役大挫敗
先就國際法的法理來說，一個外籍人士的入境許可，是一個國家主權的展現，其簽證准否本就不需要任何理由，雖然澳大利亞政府對於外籍人士入境，需要施打疫苗的政策，也引來不少質疑，但是對於這種國家主權事項的挑戰，其實勝算是非常低的，果不其然，即便Djokovic的律師團一度上訴，並取得雪梨地方法院裁定其簽證有效，但是在國家主權的絕對行使面前，澳大利亞政府強硬的拒絕其入境，Djokovic在二度上訴失敗之後，其入境的禁令延長為三年，以34歲的高齡來說，要在澳網增添更多奪冠紀錄，恐怕是機會渺茫。
Djokovic提出的各種醫療證明，被發現許多漏洞，加上他長期以來主張反對施打各種疫苗，被認為蓄意挑戰澳大利亞防疫政策，固然是引發這次風暴的主因，然後即便是全世界最左派的法國，也開始考慮不讓未打疫苗的選手參加法國公開賽，歐洲冠軍盃足球賽，可能也會實施同樣的政策，或許這樣的政策在國際體壇將成為常態。
頂尖運動員拒絕施打疫苗並不罕見，媒體便曾報導英超球員有大約一半至今仍未施打任何疫苗，畢竟對於頂尖運動員來說，即使是僅僅影響1%的身體能力，都可能對競技結果產生重大影響，能夠不要改變任何身體狀態，自然是最佳選擇，何況在施打疫苗期間，可能產生副作用導致無法出賽，可能失去在賽事中原有的地位與積分，因此非到萬不得已，抗拒施打疫苗是許多選手的必然選擇。
然而現在恐怕不由得你選擇，每天在各國之間頻繁移動，出入各種人潮洶湧的比賽場所的運動選手，便是各國眼中的主要病毒散播者，尤其是一旦賽事受到疫情影響，恐怕更加得不償失，印度羽球公開賽男子單打決賽，出現兩名選手都缺席的鬧劇，亞洲盃女子足球賽更是讓印度隊湊不出十三人名單，整隊被取消資格，運動員想要抗拒疫苗的施打，就更加不可能了。
美國名人堂拒禁藥雙雄和政治不正確者
跟因為疫情而日趨保守的邊境管制相比，美國棒球名人堂的票選結果，卻反應了歐美社會的左派崛起現象。Roger Clemens、Bary Bonds因為曾經涉及禁藥醜聞，連續十年被拒於名人堂之外，此次落選並不意外，然後得票率依舊低得讓人意外，Curt Schilling沒有任何關於棒球比賽的實質違規行為，只是因為曾經脫口而出種族歧視言論，投票前就知道自己可能入選無望，結果也是不出所料。
球員的場外言行是否應該成為名人堂候選人的標準，一直有很大的爭議，所謂的棒球名人究竟是指在棒球領域有出色表現的球員？在道德上毫無瑕疵的完人？當一名球員的各項紀錄被展示在名人堂時，卻因為個人場外言行而無法入選成為名人堂的一員，這本身就有邏輯上的矛盾，同時也產生了標準不一的盲點，那些進入名人堂的球員，難道就真的沒有道德瑕疵？還是只是因為我們其實並不在乎而已。
知名運動員形像該是如何？
日本著名的盜壘王福本豐曾經拒絕了日本首相頒發的榮譽國民賞，他的理由是他會抽煙、賭博、酗酒，所以不應該成為國民的表率，而且一旦他接受了這個獎項，將來他可能不能再做這些他喜歡的事情，因為那會引來國民的批評，福本豐的表態說明了將私人道德與運動成績掛勾的不合理，更說明了這樣的不合理是一定會存在的，當你成為了所謂的「名人」，道德的枷鎖就不可能不冠在身上，而在左派盛行的當今體壇，似乎對於運動員的道德審查，又遠勝於二十年前Curt Schilling打球的年代了。
如果說澳大利亞的邊境管制被認為是右派政府權力擴張的表現，美國棒球名人堂日趨嚴苛的私德審查，是左派理想主義的實踐，那麼北京冬季奧運，就考驗著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平衡，許多西方國家對於在北京冬奧實施外交抵制有濃厚的興趣，理由是中國在新疆與香港的人權問題。
疫情與政治加溫的北京冬奧
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科索沃、立陶宛已經宣布外交抵制，日本、德國、法國的議會提出議案，正在討論當中，紐西蘭、比利時和奧地利明確表示不派出政要參加冬奧會，但理由是因為疫情，當然，大家都知道這只是個藉口，因為歐洲各國疫情更嚴重，他們都沒有做出任何邊界管制，彼此跑來跑去，不去疫情相對緩和的北京，顯然是一種外交表態。
說實話，不管是西方國家或是中國，都面臨兩難，這些揚言外交抵制的國家，其實並不敢真的抵制賽事，光是不派官員參加開閉幕典禮，顯然不痛不癢，而中國的反應也很難拿捏，完全不予回應等於默認這些西方國家的指控，如果強力回擊，正好吸引世人的目光，違反了中國希望這些人權問題可以船過水無痕的初衷，當初爭取舉辦冬奧的如意算盤，是渴望營造萬邦來朝的氛圍，如今只要能夠低調安全的完成賽事，即便是無神論的共產黨，恐怕也要說句阿彌陀佛了。
運動賽事不只是比賽的成績，背後往往牽扯到國際局勢的變化、社會型態的改變，乃至人類思維的革命，在動蕩的大時代更是如此，在美中對抗、左派崛起、疫情肆虐的年代，舉辦運動賽事變得更加困難，困難的不是賽事本身，而是各種不同理念的衝突與扞格，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在這個動蕩之後，將會有一個新的世界運動倫理與格局，包括對於人權、自由等理念的實踐，當然也包括了新的制度與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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