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濤 - YouTube - 2021-12-11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我想聊聊對在中美關係和人類命運的看法，不僅僅是回顧2021年。2021年是一個歷史巨變的年份。這個變化有多大呢，美國的總統拜登是這樣說的，而且這樣在前，他的前任的國務卿賴也這麼說：現在的中美兩國之間的對抗或者競爭，已經是關係到下一代人類生活在什麼樣制度之中。所以美國要全力贏得這場競爭。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是這樣說的，現在世界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就是東昇西降。
我們在美國見證了美國的政策和局勢的艱難調整，我們作為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沒有人像我們這樣能以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中國大陸的政治局勢。因為在中國大陸的人可能看不到全局。同樣地，也沒有其他的美國華人群體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這樣的衝擊和變革。
所以今天我想簡單地說一下中國和美國發生了什麼，然後再談對人類命運的影響，以及我們海外華人應當做什麼樣的選擇
彭斯副總統曾經在東南亞部長級會議中，把中美兩國的衝突全部列出來，之後他要求習回到鄧小平路線上。鄧小平的模式是個什麼模式呢，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探討。鄧小平的模式是對毛澤東模式的一個否定。毛澤東的模式是來自於他在重慶的一句話，他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後來經過了內戰，又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沿著這個馬克思的經典革命理論走下，最後到1976年，按照共產黨的說法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邊緣。
鄧小平是親身參與過中國六十年代的革命，他意識到他們當年的革命是失敗錯誤的。然後帶著中國加入到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去，以開放帶動改革。但鄧小平這個人呢，他自己亂世的經驗，對自由和民主，對人有深深的不相信，所以他上來就在經濟上學習資本主義，但政治上的他並沒有想學，而只想保留共產黨的東西。
發展經濟的這些力量，不僅滿足於經濟上的利益，同時也要滿足政治上的的發言權。
這個發展過程由於沒有政治改革，於是出現了腐敗，這就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實際原因。是在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基礎上，產生出新的社會力量，他們需要有新的政治管理模式。
但鄧小平仍然沿襲過去的方式。我們雖然知道了鄧小平的高壓手段並不能夠消滅新的社會力量，但是在1989年，這些力量就開始知道已經不大可能按照西方的民主方式，去尋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起決定的作用。
習近平後來覺得還是有用黨的獨裁作一個工具來強行推行。他關於這個中國發展的一些問題，已經沒有辦法再按正常處理。所以他建立的個人獨裁，全國姓黨，全黨姓習，不按照鄧小平的那個簡政放權的模式走下去。他要開始重新塑造一個新的中國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的增長模式和中國的這個產業及政策進行解調整，要發展高精尖的，能夠領先世界的這樣的一個產業。對不符合這個供給側改革的大企業進行整肅，比如對恆大許家印，還有安邦，王健林等靠炒房地產的資本集團。而相反地，對那些真正還在高科技領域，其中特別是打造中國領先世界的強大的企業，包括民企業，甚至外資企業比如馬斯克的，他只建立了一個基本性的集權和專制。
在這個過程中，他跟美國並沒有像當初的江澤民和胡錦濤還有溫家寶一樣，採取一個低下的姿勢。卻讓美國人認為他想回到共產主義。因為在Covid-19爆發之後，習近平讓企業家把過去吃的都吐出來，那麼這真是"官產學"一體化。企業家對於財產的安全性感到擔憂，對習近平不懂卻亂指揮經濟是有意見的。
冷戰結束後，福山說的歷史的終結，美國成了全球的政治領袖，那麼中國當時也說承認有"一超多強"的格局。美國在這方面的經過30年的發展，美國的矽谷建成世界技術發明的發動機。
全球化中，一方面美國在去庫存化過程中，其產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很多發達國家都轉移了大部分的製造業，留下那種高附加值的製造業，其他的就甩到了海外去。其實在德國，日本還有在台灣都經歷這樣一個階段。
如果到拜登換上來，之後中國經濟有希望恢復嗎？我覺得並沒有，拜登有和川普不一樣就是他認為那不是簡單的貿易問題。拜登就是對中國的這個政策分出了三個方面，一個方面的就是在對抗領域，這是關係到美國的價值準則。這個是沿著兩條戰線，一條與人權戰線，就在新疆西藏香港等等，還有法輪功還有在國內政治問題。
但是很多的政治家，包括那些媒體大亨，都相信讓中國經濟發展，中國中產階就會要求政治改革，這個幻想已經是破滅了。最近為期兩天的民主峰會就是針對中國的，它更多的是兩種制度的競爭。但是現在的國際政治格局其實很難解決的。如果中國繼續保持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那麼這個國家要是不可能和自由民主國家一起合作解決人類問題的。
習近平總體戰略就是說，他講到了四個全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其實都還是鄧小平的以建設為中心長期發展的硬道理。所以我講習近平，他九年多來經歷了那麼多的權力鬥爭，他不可能改變。我們說這裡有個路徑效應原理，一個方向走錯之後，又一步一步偏離原來的地方越走越遠。
我們在美國見證了美國的政策和局勢的艱難調整，我們作為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沒有人像我們這樣能以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中國大陸的政治局勢。因為在中國大陸的人可能看不到全局。同樣地，也沒有其他的美國華人群體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這樣的衝擊和變革。
所以今天我想簡單地說一下中國和美國發生了什麼，然後再談對人類命運的影響，以及我們海外華人應當做什麼樣的選擇
彭斯副總統曾經在東南亞部長級會議中，把中美兩國的衝突全部列出來，之後他要求習回到鄧小平路線上。鄧小平的模式是個什麼模式呢，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探討。鄧小平的模式是對毛澤東模式的一個否定。毛澤東的模式是來自於他在重慶的一句話，他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後來經過了內戰，又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沿著這個馬克思的經典革命理論走下，最後到1976年，按照共產黨的說法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邊緣。
鄧小平是親身參與過中國六十年代的革命，他意識到他們當年的革命是失敗錯誤的。然後帶著中國加入到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去，以開放帶動改革。但鄧小平這個人呢，他自己亂世的經驗，對自由和民主，對人有深深的不相信，所以他上來就在經濟上學習資本主義，但政治上的他並沒有想學，而只想保留共產黨的東西。
發展經濟的這些力量，不僅滿足於經濟上的利益，同時也要滿足政治上的的發言權。
這個發展過程由於沒有政治改革，於是出現了腐敗，這就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實際原因。是在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基礎上，產生出新的社會力量，他們需要有新的政治管理模式。
但鄧小平仍然沿襲過去的方式。我們雖然知道了鄧小平的高壓手段並不能夠消滅新的社會力量，但是在1989年，這些力量就開始知道已經不大可能按照西方的民主方式，去尋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起決定的作用。
習近平後來覺得還是有用黨的獨裁作一個工具來強行推行。他關於這個中國發展的一些問題，已經沒有辦法再按正常處理。所以他建立的個人獨裁，全國姓黨，全黨姓習，不按照鄧小平的那個簡政放權的模式走下去。他要開始重新塑造一個新的中國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的增長模式和中國的這個產業及政策進行解調整，要發展高精尖的，能夠領先世界的這樣的一個產業。對不符合這個供給側改革的大企業進行整肅，比如對恆大許家印，還有安邦，王健林等靠炒房地產的資本集團。而相反地，對那些真正還在高科技領域，其中特別是打造中國領先世界的強大的企業，包括民企業，甚至外資企業比如馬斯克的，他只建立了一個基本性的集權和專制。
在這個過程中，他跟美國並沒有像當初的江澤民和胡錦濤還有溫家寶一樣，採取一個低下的姿勢。卻讓美國人認為他想回到共產主義。因為在Covid-19爆發之後，習近平讓企業家把過去吃的都吐出來，那麼這真是"官產學"一體化。企業家對於財產的安全性感到擔憂，對習近平不懂卻亂指揮經濟是有意見的。
冷戰結束後，福山說的歷史的終結，美國成了全球的政治領袖，那麼中國當時也說承認有"一超多強"的格局。美國在這方面的經過30年的發展，美國的矽谷建成世界技術發明的發動機。
全球化中，一方面美國在去庫存化過程中，其產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很多發達國家都轉移了大部分的製造業，留下那種高附加值的製造業，其他的就甩到了海外去。其實在德國，日本還有在台灣都經歷這樣一個階段。
如果到拜登換上來，之後中國經濟有希望恢復嗎？我覺得並沒有，拜登有和川普不一樣就是他認為那不是簡單的貿易問題。拜登就是對中國的這個政策分出了三個方面，一個方面的就是在對抗領域，這是關係到美國的價值準則。這個是沿著兩條戰線，一條與人權戰線，就在新疆西藏香港等等，還有法輪功還有在國內政治問題。
但是很多的政治家，包括那些媒體大亨，都相信讓中國經濟發展，中國中產階就會要求政治改革，這個幻想已經是破滅了。最近為期兩天的民主峰會就是針對中國的，它更多的是兩種制度的競爭。但是現在的國際政治格局其實很難解決的。如果中國繼續保持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那麼這個國家要是不可能和自由民主國家一起合作解決人類問題的。
習近平總體戰略就是說，他講到了四個全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其實都還是鄧小平的以建設為中心長期發展的硬道理。所以我講習近平，他九年多來經歷了那麼多的權力鬥爭，他不可能改變。我們說這裡有個路徑效應原理，一個方向走錯之後，又一步一步偏離原來的地方越走越遠。
——转自对话中国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