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31日星期一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失敗者回憶錄0131)

「庚申改革」提出時,正值《七十年代》脫離天地自立門戶。因方案講到新聞記者可以獨立報導新聞,鼓勵對黨和國家發表批評意見,因此也有朋友認為我們遭中共杯葛只是暫時,中共政改後會有所改變。但眼看方案流產,政治改革在最好的時機也無法推動,我認定中共一黨專政這種結構性的痼疾已不可能改變。後來雖有趙紫陽在1986年推動政改(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也胎死腹中。光是一個「黨政分開」,就數十年來,中共一直掛在嘴邊都實現不了,黨的一元化領導以致一人化領導只有變本加厲。黨政不分,黨總忍不住在所有事情上插手,就是中共無法實行政改的死症。所以,儘管那時在香港的中共工委對我仍然表面友善,但我已深知中共不可能接受對它批評建議的言論監督了。
我邀請了幾個原有的職工,先在中環租了一個地方辦公,繼而在灣仔自置小物業繼續出版《七十年代》。
因麗儀離職,遷離廉價房屋,少了收入,單靠《七十年代》月薪,家計頓成問題。82年台灣的《中國時報》出美洲版,因香港問題受關注,故在香港每天編一個香港專頁,黃毓民主持編務,我受邀負責作最後審視,並寫一段點題短文。每天早上七點多去上班,至九點多回《七十年代》辦公室。《中時》兼職的薪資不差。我又受邀在《信報》寫「星期一評論」專欄,稿酬也算豐厚。那幾年,兩女兒分別去美加上大學,家庭負擔很重,所幸身兼數職,熬了過來。
離開天地前後,我分別作過兩個專訪,一個是1981年3月訪問儒學大師徐復觀教授,另一是同年9月訪問哲學大師勞思光教授。這兩個訪問對《七十年代》以至對我的思想認識都起了很大作用,也使我與中共的關係進一步趨於破裂。
徐復觀的訪問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訪問時他已患癌,身體較衰弱,但就中共政局、儒家文化、民主理想和知識分子的角色,表達出他的衷心的誠懇與激情,使我感到他或許自分不久人世,因此要作無保留的公開談話。
談話內容非常豐富,他從早年對共產黨的傾慕,談到慢慢的改變,文革時的失望,而四人幫被捕後,許多老幹部復出,他們的腐敗,使他對復出老幹部的失望,「遠超過我對江青的失望」。他說權力不是好東西,過分龐大的權力使掌權者必然腐敗。這使他非常傷心,因為「我們國家的命運在他們手裡」。
徐先生表現出一個真正愛國者的激情。他說,「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我想起,我的愛國感情也正是在中國抗戰的艱困時期產生的。對當時仍然抱有「愛國不愛黨」感情的我來說,徐先生說出了關鍵。當然,後來的中國已完全被中共黨替代的情況下,愛國也就變成愛黨的代名詞了。
徐先生關於儒家文化的明白而顯淺的解釋,使我徹底改變了受五四新文化批判儒家所影響的觀念。他對海外知識分子的批評也很到位.這些留待日後再詳述。
徐復觀的訪問刊出後,許多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人士對這訪問贊不絕口。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見,表示對我作此訪問的不滿。我記得當時陳松齡對我說,整個訪問就是「反共」,他可能是接收到中共的訊息。
勞思光的訪問就從哲理上釐清一些對中共的觀念。其中我向他提及徐復觀曾表示,中國大陸目前的困難局面如果不能突破,中國有可能發生第三次革命,勞教授的回應是:「一個政府在大政策上的失敗,每每使人想到革命,但事實上革命另需要正面條件。現在,龐大的幹部集團不會贊成革命,群眾也無意革命,正面條件幾乎看不見,我們怎能判斷革命會在中共統治下發生呢?」他明顯不贊同會有革命的估量。
訪問發表後不久,香港的左派刊物《鏡報》發出幾篇文章,針對這個訪問,並直指我的名字,不顧事實地說勞教授鼓吹中國第三次革命,並列出一些我從未講過的話和發表過的文章,對我大張撻伐。到1982年一月,中共的《參考消息》轉登這幾篇文章。我為此寫了一封「致《參考消息》編輯部的信」,2月送去新華社,在無反應之下,在《七十年代》三月號發表。
至此,北京大概藉兩個訪問執行廖承志的「徹底搞垮」指令,香港中共工委奉命執行「不投資,不印刷發行,不刊廣告,不邀請」的四不政策。中共對《七十年代》割席,幫助我們洗脫左派色彩,成功成為一份獨立的刊物也。(103)

圖,1981年訪問徐復觀先生。

作者按:農曆年期間,本週三(初二)休息,週五續刊.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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