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131）
「庚申改革」提出時，正值《七十年代》脫離天地自立門戶。因方案講到新聞記者可以獨立報導新聞，鼓勵對黨和國家發表批評意見，因此也有朋友認為我們遭中共杯葛只是暫時，中共政改後會有所改變。但眼看方案流產，政治改革在最好的時機也無法推動，我認定中共一黨專政這種結構性的痼疾已不可能改變。後來雖有趙紫陽在1986年推動政改（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也胎死腹中。光是一個「黨政分開」，就數十年來，中共一直掛在嘴邊都實現不了，黨的一元化領導以致一人化領導只有變本加厲。黨政不分，黨總忍不住在所有事情上插手，就是中共無法實行政改的死症。所以，儘管那時在香港的中共工委對我仍然表面友善，但我已深知中共不可能接受對它批評建議的言論監督了。
我邀請了幾個原有的職工，先在中環租了一個地方辦公，繼而在灣仔自置小物業繼續出版《七十年代》。
因麗儀離職，遷離廉價房屋，少了收入，單靠《七十年代》月薪，家計頓成問題。82年台灣的《中國時報》出美洲版，因香港問題受關注，故在香港每天編一個香港專頁，黃毓民主持編務，我受邀負責作最後審視，並寫一段點題短文。每天早上七點多去上班，至九點多回《七十年代》辦公室。《中時》兼職的薪資不差。我又受邀在《信報》寫「星期一評論」專欄，稿酬也算豐厚。那幾年，兩女兒分別去美加上大學，家庭負擔很重，所幸身兼數職，熬了過來。
離開天地前後，我分別作過兩個專訪，一個是1981年3月訪問儒學大師徐復觀教授，另一是同年9月訪問哲學大師勞思光教授。這兩個訪問對《七十年代》以至對我的思想認識都起了很大作用，也使我與中共的關係進一步趨於破裂。
徐復觀的訪問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訪問時他已患癌，身體較衰弱，但就中共政局、儒家文化、民主理想和知識分子的角色，表達出他的衷心的誠懇與激情，使我感到他或許自分不久人世，因此要作無保留的公開談話。
談話內容非常豐富，他從早年對共產黨的傾慕，談到慢慢的改變，文革時的失望，而四人幫被捕後，許多老幹部復出，他們的腐敗，使他對復出老幹部的失望，「遠超過我對江青的失望」。他說權力不是好東西，過分龐大的權力使掌權者必然腐敗。這使他非常傷心，因為「我們國家的命運在他們手裡」。
徐先生表現出一個真正愛國者的激情。他說，「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我想起，我的愛國感情也正是在中國抗戰的艱困時期產生的。對當時仍然抱有「愛國不愛黨」感情的我來說，徐先生說出了關鍵。當然，後來的中國已完全被中共黨替代的情況下，愛國也就變成愛黨的代名詞了。
徐先生關於儒家文化的明白而顯淺的解釋，使我徹底改變了受五四新文化批判儒家所影響的觀念。他對海外知識分子的批評也很到位．這些留待日後再詳述。
徐復觀的訪問刊出後，許多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人士對這訪問贊不絕口。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見，表示對我作此訪問的不滿。我記得當時陳松齡對我說，整個訪問就是「反共」，他可能是接收到中共的訊息。
勞思光的訪問就從哲理上釐清一些對中共的觀念。其中我向他提及徐復觀曾表示，中國大陸目前的困難局面如果不能突破，中國有可能發生第三次革命，勞教授的回應是：「一個政府在大政策上的失敗，每每使人想到革命，但事實上革命另需要正面條件。現在，龐大的幹部集團不會贊成革命，群眾也無意革命，正面條件幾乎看不見，我們怎能判斷革命會在中共統治下發生呢？」他明顯不贊同會有革命的估量。
訪問發表後不久，香港的左派刊物《鏡報》發出幾篇文章，針對這個訪問，並直指我的名字，不顧事實地說勞教授鼓吹中國第三次革命，並列出一些我從未講過的話和發表過的文章，對我大張撻伐。到1982年一月，中共的《參考消息》轉登這幾篇文章。我為此寫了一封「致《參考消息》編輯部的信」，2月送去新華社，在無反應之下，在《七十年代》三月號發表。
至此，北京大概藉兩個訪問執行廖承志的「徹底搞垮」指令，香港中共工委奉命執行「不投資，不印刷發行，不刊廣告，不邀請」的四不政策。中共對《七十年代》割席，幫助我們洗脫左派色彩，成功成為一份獨立的刊物也。（103）
圖，１９８１年訪問徐復觀先生。
作者按：農曆年期間，本週三（初二）休息，週五續刊．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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