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坦克
從台灣去美國讀歷史的學生當中，我想我是第一個上史先生（Jonathan Dermot Spence，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5日）課的學生。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說我是史先生的學生，因爲不只是我修過他兩門課，他也是我三個博士論文的考試委員之一，在博士論文上面，他也簽的有名字，是芮沃壽（Arthur F. Wright）老師之後的第二位。
不過我學的主要是中國傳統歷史，因此我受益於他的當然不如芮先生。芮先生專攻的是中國佛教史，而廣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他最核心的興趣雖然是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但他對中國的史學，以及中國近代化的困境也都有深刻的關心。他認爲中國文化難以接受現代價值，其主要原因是儒家思想作祟。另外，他認爲中國傳統文化有它的獨特性，與西方追求科學理性的特色不同。因此問中國文化何以沒有發展出科學，這乃是一個錯誤的提法。中國文化有它不同於西方的地方，不能強要中國接受西方的價值。
許多人現在都知道史景遷先生是芮沃壽的太太芮瑪麗（Mary C. Wright）的學生。芮瑪麗最重要的著作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抗爭》（T‘ung-chih Restoration：The Last Stand of the Chinese Conservatism）。這本書站在人類眾文明都在追求近代化的立場上來批判儒家的價值觀。論點與芮先生相同。
1970年即受教於史景遷
1969年我到了耶魯大學。那一年史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所以我是到了第二年才上他的課。但是我在第一年上芮先生的課時，芮先生所指定的第一堂課的幾本書就包括了史先生所寫的《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這本書最重要的訊息是中國有中國的關心和命運，西方顧問們常常提出不合適中國國情的意見，往往反而造成對中國的傷害。這一點正好與兩位芮教授的看法先後輝映。他並沒有違逆老師們的看法。另外，他的博士論文《曹寅與康熙》（Ts‘ao Yin and the Ká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則充分反映了幫忙指導他的房兆楹先生的史學方法。其後，他的著作不再以賡續這兩本書的方法而有名。
史先生從普林斯頓囘耶魯大學不到一年，芮瑪麗就去世，從此他就挑起了指導芮瑪麗所留下來的博士學生的重任，人數多達五、六個人（或許還更多）。這些學生們後來也都成了美國近代史學界的重鎮，不過他自己還是筆耕不斷。同時，他專有的研究和寫作的風格就開始展露。這個在1973年他出版的《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is）上面表現無遺。我認爲他的風格就是：「描繪歷史影像，不論歷史哲學。」
史景遷不給答案，但提供深刻感受
雖然史景遷的寫作常常圍繞在中西文明的對遇和交流上面，但是他並沒有提出什麽特別的理論。如果他的《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的結論是中國人在過去四百多年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追尋現代價值的歷史，那麽或許他的「大歷史」應該就是中國人在過去四百年當中追求現代化歷程的甘甜酸辣：追求的特色或策略在哪裡？思想上的討論如何發展？爲什麽失敗？等等。但是讀完整本書，你不會找到他對這些問題的具體答案。
但是整本書卻能吸引著讀者，讓人們愛不釋手，而且在通讀全書之後，覺得自己能對中國是如何展開這個「找尋」的過程有所領悟。這就像許多學者們對吉朋（Edward Gibbon）所説的一樣：你讀了《羅馬帝國衰亡史》之後，不會看到吉朋對羅馬衰亡的原因的回答，但是你讀完了他的書之後，你會對羅馬的衰亡有切身的感受，有絕對深刻的瞭解，和掩卷不能自已的嘆息。同爲英國人的史先生，應該受過吉朋的影響吧。
史景遷文風可上溯到吉朋
史景遷的文筆是許多人所稱頌不已的。但是他同時是一個史學家。然而，很少看到中國人想到應該拿他和吉朋作比較。我不是説史先生的成就已經可以與吉朋相比，因爲時間上，史先生還得再等一陣子才能讓我們真正衡量出他的貢獻和影響。但是就表現方式上來説，那麽他們兩個人都反映出英國史家那種用美好的文字來敘述一個精彩的歷史故事的特色和堅持。
史先生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已經是劍橋大學最有名的格蘭溚（Granta；劍河[Cam River]的中古名，現在是它的支流）文學雜誌的共同主編。這個雜誌在東亞文學界不很有名，但是它的成立及出版已經超過一百多年，以劍橋學生爲主體（1994年以後已經不再只由劍橋學生主編），成績輝煌，影響不容忽視。它曾經出版過23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也就是説很多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樂意在格蘭溚出版他們的東西。2007年，格蘭溚的編者這樣形容它：「我們的雜誌糅合了記憶與影像的報導技巧，鼓吹當代寫實小説的手法，它緊緊地貼在玻璃窗上，竭力把世界描繪出來。」我覺得這裡的話完全代表了英國的敘述傳統，也貼切地反映了史先生的歷史寫作方法。
《康熙》別出新裁，也和史氏本人有共鳴
上面提到他寫的《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這本書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人像他這樣子寫一個皇帝。他把實錄上面所記載康熙皇帝的話按照他們個別的種類編織在一起，讓讀者們感受到康熙皇帝的内心世界：狩獵或出巡、治術、思想、兒子們等等。這樣的寫法的確是發前人所未發，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翻譯非常優美，把康熙性格的柔軟、細膩、表現得非常得體。事實上，優美的文字適合於表現出傳統所描述的寬大及仁慈的性格。如果是換過來寫隋煬帝或者是羅馬皇帝尼祿，那麽很可能就無法達到相同的效果。這本書所以能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我認爲就是史先生的文筆正好與康熙皇帝不可多得的柔軟及相對慈悲的性格相互輝映、相得益彰的結果。
文字與歷史事件或人物產生相互的作用，而使得歷史形象特別動人，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巧合。後來他寫的書就比較缺乏這種同情心（或也可以説是「同理心」，empathy）的迸發，例如他寫的利瑪竇、《婦人王氏之死》的王氏、或胡若望、或曾靜、更不用説洪秀全或毛澤東，無非都有這樣的特點。在我看來，他寫的《天安門：中國人和他們的革命》這本書是比較出色的一本，但是這不是一本以個人爲中心的著作。
史景遷具有藝術家特質
這不是説他的文字受限於人物本來的真貌。這裡牽涉的是一個歷史哲學的問題。史先生毫無疑問的是能點化人物形象使之躍然紙上的傑出藝術家，他善用如拉斐爾般的筆觸，以竟其功。但是爲什麽有的能像《康熙》那般的成功，而有的就缺乏那樣深度呢？這當然跟作者寫作時的心情、時代的風尚都有關係。但是更進一步的就是作者的歷史觀。寫作的課題及對象是不是與作者（或説研究者）本人内心理性和感性的交織所締造的穹蒼能相互呼應，激盪出一種共鳴的悸動，這就不全是作者本人所可以把握的了。有時那共鳴來了，有時，它卻缺乏那丈量自然規律的直覺。
史先生對於如何發展出一貫的歷史觀比較缺乏急迫感。這就是爲什麽我會説他並不計較「歷史哲學」。他和余英時先生不同的地方就是後者不斷地在思索及發揚他的兩個極大的關心（而兩者其實是一貫的）：知識人對道德政治的自許，以及中國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史先生的著作就沒有這樣的廣大氣派，而且或許出自一種自發的寬和性格，他的作品總是流露出對歷史事務及人物本身的同情。這就使得他因爲說「毛澤東是二十世紀非常偉大的政治領袖」而被批評。
無論如何，史先生是一個非常傑出的史學家。他的史學就是把故事説的清楚、完美、動聽。栩栩動人的故事本身就是歷史認識的目的和極致。要瞭解歷史，那就要細心鋪排絢爛的文字，讓舞動的敘述跳躍出交織著時間、空間、和人性的戲劇。
我有幸與史先生過從數十年，從他那裡學來的東西不可數計，但是他給我最大的影響就是這麽一句話：「英文是一個十分精確的文字」。豈止是英文而已！光這句話就讓我受用不盡。
2022年一月10日於臺北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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