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17
韦君宜是2002年1月26日去世的。享年85岁。她的二十周年祭日快要到来，我不禁想起了一段往事。
我妹妹丁宁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1998年春节期间，她告诉我，社里要推出《百年人生丛书》，内容是当代文化名人的回忆录。第一种已经问世，是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这本书我读后感到很有意思。周一良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毕竟是书生》不到十万字，重点叙述1970年代进入梁效写作组，打倒四人帮后受审查的尴尬经历，当时除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外，其他当事人尚未直陈其事。周一良回忆录态度比较诚恳，社会评价不错。于是该社想继续组织文化名人的回忆录。丁宁为此找了几位京城熟识的名人，希望他们供稿，收效甚微。有人写了回忆录，已经出版；有人没写回忆录，忙得顾不上写；有人有种种顾虑，表示不想写回忆录。她一筹莫展，于是问我能不能介绍有份量的书稿，支持她一下。
我听说韦君宜写了回忆录，并在《百年潮》、《黄河》杂志和邵燕祥、林贤治编的《散文与人》上读到部分章节。当时韦君宜已经中风多年，卧病在床，书稿托咐给牧惠。
李辉等人知道这部书稿的价值，曾为其出版作过努力，但未能成功。1997年12月，韦君宜过80岁生日，她的清华大学老同学于光远，还公开吁请牧惠帮助实现出版回忆录的愿望。
于是，我告诉丁宁，听说韦君宜的回忆录在牧惠手里，不知你们社是否愿意出版。
丁宁很快向社领导作了汇报。领导答复是，如果是牧惠的回忆录，可能不方便出，如果是韦君宜的回忆录，我们愿意出。
牧惠本名林文山，和韦君宜是儿女亲家。他本人是杂文家，和曾彦修、邵燕祥齐名。杂文多刺，十月文艺出版社不愿意考虑牧惠的书可以理解。其实，牧惠的回忆录此前已经公开出版，名《漏网》。韦君宜是出版家，也是小说家，曾位居中国当代文坛要津，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小说《洗礼》、《老干部别传》等。出版社领导或许看过韦君宜的作品，认为出她的书比牧惠安全。我想，他们可能心理准备不足。于是对丁宁说，我帮你找牧惠联系书稿没问题。但你们社能不能准备好合同书，见到牧惠，一手签合同，一手拿稿子，以示诚意。
丁宁请示了总编辑李志强，李志强一口答应。1998年2月底的一天，我和丁宁来到沙滩牧惠家里拿书稿。丁宁告诉牧惠，社里的稿费标准是千字45元。我说，要不要考虑以版税的方式付酬。丁宁说，如果改变条件，还得重新请示领导。牧惠表示，只求快出，没有其他条件。我说，能否两个月出书。丁宁说，还是三个月吧。于是，当场签约，承诺6月1日以前见书。
丁宁把稿子拿回家一看，书稿的分量竟然如此之重！她一则以喜，喜的是拿到了不同寻常的书稿；一则以忧，忧的是合同已经签了，如果书出不来怎么向牧惠交待！
好在总编辑李志强既有文化见识，也有责任担当。他看了书稿说，我看这部书可以出，个别地方删一点就行了。于是，他们一审、二审、三审，前后删了三遍，十二万字的书稿，删了约一万字，终于通过了终审。
这时，有人听到出书的消息，出面阻拦。此人是一位高官夫人。高官也是韦君宜的老同学，已经去世。韦君宜在19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蒙这位高官相助，韦君宜幸免于难。韦君宜回忆录中提到了他的帮助，也提到了他把别人打成右派的事。那位夫人把长途电话打到美国，向正在国外公干的韦君宜女儿施加压力。韦君宜的女婿当时正面临提拔，也怕此时出书会影响个人前程，问能否推迟出版。
牧惠深知出版机会来之不易，他顶住了压力，坚决不同意推迟。1998年5月12日，《思痛录》终于印出，比合同的最后期限提前了18天
牧惠是《求是》杂志的离休干部，很少乘坐公车。这次破例向单位要车，和丁宁拿着样书，来到协和医院病房，送到了韦君宜的手上。韦君宜已经说不清话，但看得出十分激动。牧惠也十分激动，他说："出了医院，我舒了一口气：我终于完成了任务! 我终于完成了于光远流着眼泪给我下达的任务!"
出版以后，牧惠向文化界好友分送不下百册，一时间出现了争读《思痛录》的盛况，曾彦修、何满子、黄秋耘、邵燕祥、黄宗江、公刘、许觉民、宗璞、沙叶新等名家纷纷在报刊发表评论。新书一再脱销，两月内印了四次。
这时才想起当时签协议的付酬方式是稿费，不是版税。两种付酬方式差距不小。韦君宜的女儿找到出版社，要求变更合同。出版社说，可以从现在起重签合同，变为版税，以前的部分没法变。
本来，牧惠还想把他搜集的关于《思痛录》的评论文章再编一书。为了避免矛盾，他把文章全部交给了同事孙珉和邢小群，让他们合作，编了一本《回应韦君宜》。
恰逢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主编一套《中国当代文化现象》丛书，问有什么合适的选题，我推荐了这部书稿，经金涛审定，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其间金涛还咨询了政界高层朋友，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这本书使得《思痛录》的回声，得到了集中的展示。
五年后，韦君宜与世长辞。因为《思痛录》的影响，给她送行的不但有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也有许多思想界的新朋友。
其后，《百年人生丛书》又出版了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何济翔的《沪上法治梦》、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杜高的《又见昨天》、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等力作，得到读者的好评。
《思痛录》的篇幅只有十万字左右，为什么影响超过了韦君宜一生的其他著作？此书共十六节，讲述的都是作者参加革命后亲历的政治运动。从延安的抢救失足者，到镇反、三反五反、清理中内层，批俞平伯、批冯雪峰、批《武训传》、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批小说《刘志丹》，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斗黑帮、下干校、清队、整党、清查516、学大寨、反文艺黑线回潮，一直写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作者用一个个活生生的实例，让人感受到政治运动治国，必然伤害无辜，导致冤假错案
回忆和反思治运动的经历，韦君宜既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只是诸多回忆者中的一个。为什么她这本书格外引起关注，流传了十八年，至今不衰，已经成为一本公认的名著，其中还有某些特殊的原因。
其一，韦君宜是个有才华的作家，但又不是那种无节制地抒情和卖弄词藻的作家。她以特殊的敏感体察人情世故，文字简洁却极有张力。本书篇幅仅为中篇，但密集的细节却胜过长篇容量，仅第一个章节就衍生出长篇小说《露沙的路》。而这些精心选择的细节，每一处都直指政治运动的逻辑的荒谬。
其二，韦君宜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圣人。她也讲述了自己在运动中的盲从、失误和怯懦。从而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
其三，韦君宜是体制中人。她多年在文化界从事领导工作，比局外人更熟悉体制的内在机理，因而她的反思更为彻底，更能切入体制深层的弊端
其四，韦君宜触及了一代革命人的特殊痛点。韦君宜出身富裕家庭，学业出类拔萃，父母有意送她赴美留学。她在清华的一些同学，学业上不如她，留美后成了著名学者。她冒险吃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不曾想到从此开始，就像卷进了绞肉机，要么被整，要么整人，不戴上面具，就会引火烧身！暮年回首，实在惨痛！
其五，韦君宜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彻底敞开思想，面向抽屉写作。有人误以为《思痛录》是韦君宜离休后在病中写作的。事实并非如此。此书开笔于1976年初，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军代表掌权。她就开始秘密写作。主体部分完成于1983年以前，她当时的职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内最大的文学出版社的一把手。对于出版规定的言说尺度，她再熟悉不过。她知道这种尺度的可能空间，在任上帮助过一些文坛新秀破土而出；她也知道这种尺度的风险边界，阻拦过一些著作的出版。作为作家，她还知道怎样表达，媒体和社会易于接受。后来她告诉女儿："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是，写出来却绝不可能发表。到了这稿子真能发表的时候，国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这种写作心态赋予《思痛录》某种超越性品质。
当然，《思痛录》问世后受到的不全是赞扬，也引起了一些质疑。最值得关注的批评来自与韦君宜资历相仿的冯兰瑞。冯兰瑞本人也是从延安走来的老共产党员，在改革开放和反思历史中也有独特的建树。她的批评主要是以当事人身份，质疑韦君宜所述与婚恋相关的史实。我没有能力考辩其中的是非。即使冯兰瑞的批评完全属实，《思痛录》仍然瑕不掩瑜
韦君宜深知《思痛录》在自己的笔墨生涯中的份量，但她在杀青之时并没有考虑拿到自己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并非避免瓜田李下之嫌，更多的可能是怕这本书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风险。韦君宜没有想到的是，事态并不像她最初估计的那么一成不变。
1990年代后期，反思早年的政治运动有了一定空间。国际形势的变化却让人们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走向深化。1998年出现了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于是，《思痛录》虽然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一字不改地出版，但主体部分还是成功地与广大读者见面。同一月份，其他出版社还推出了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朱正的《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都是可以传世的著作。这些著作问世后，也没有给出版者带来麻烦。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精装本的形式推出了《思痛录》的增订纪念版。这一版在印刷装帧上优于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第一版，还收录了一些韦君宜的其他回忆性散文。但《思痛录》本身采用的仍然是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删节版。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思痛录》应当有新的版本。1998年初版时删节的内容，应当尽可能恢复。《思痛录》作为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绝唱，已经进入了当代文学史、当代思想史和当代政治史。名著是一代又一代后世学人研究的对象，被删的文字也是重要史料，因而对于出版界来说，还原名著原貌就成为有意义的课题，版本学也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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