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蚂蚱
一个人要多倒霉才能在一生中坐四次牢，共计二十五年。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监狱，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见贾植芳著《狱里狱外》"序"）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贾植芳在上海震旦大学教书，后来做了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一大上海地区代表（未参会），《共产党宣言》首位全本译者）曾经这样评论他："贾植芳这样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
不愧为"太阳升"擎奇者之一。
贾植芳有个哥哥，叫贾芝。
贾芝娶的老婆叫李星华，她是李大钊的女儿。李大钊牺牲，是胡适为之修坟的，周作人收留了李星华。
贾芝跑到延安后，要弟弟贾植芳帮忙设法把李星华及其子，还有李星华的弟弟从北京秘密送到延安团圆。
李星华告别周作人时，周说：我不认识在延安的人，除了毛润之，见到他就代我问个好。
李星华到延安后，正值延安整风运动，王实味的失踪、丁玲的挨批，想必这口信是被李星华咽下了。
贾植芳的妻子
贾植芳第四次入狱后，妻子任敏投靠贾芝。
嫂子李星华坚决不让她进家门，"你们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还有脸到这里来。"
在贾芝的恳求下，总算安顿了。任敏在贾芝家作起了佣人，女主人且有令：不许她接触孩子……
不久，有个有"人性的老板"（贾植芳评语）看不下去，很快把任敏送了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
在那里，她当了漫长的十八年村妇，直到丈夫回来找她，这对"牛鬼织女"（贾植芳语）才得以团聚。
贾植芳的入狱
在胡风案中，最后只有三个人被正式判刑：胡风十四年，诗人阿垅十二年，贾植芳十二年。
其他"分子"被免于起诉。
之所以有此"荣誉"是因为他的不认罪。
他曾说："出卖不出卖朋友，难道还需要费心去选择吗？"
正是因为这个不需要选择的底线，让他最后这次的"东方红"牢狱，连同改造时间，就是二十三年。
二十五减去二十三，一个幼童都可以算出来的数学题，就是一部世界最短的"中国近现代极简史"，它的史观是：底线成了天际线，是历史的罪恶。
可惜极少有人能读懂。
王元化&陈沂
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风案"同犯"王元化找到贾植芳。
组织提出让王元化做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贾说：依我看，人家要是定了你，你不当也得当。不过，依我之见，你这部长怕当不长。
一年多，王元化下来了。
这一回，贾植芳用二十三年的牢狱修炼，接替陈望道，做了预言家。
王元化的前任是贵州遵义人，叫陈沂，有"文化将军"之称。
这是一个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人。
这样的人，谁都绕着他走，他很郁闷，就问贾植芳：我在上海工作多年了，文艺界文化界的人都是很熟的，可现在大家不理我，我不知道这是为啥？
贾不好回答，便说，小组开会（1984年全国文代会）时，问问大家吧。
这个部长也真问，于是黄宗英也真答：为什么大家冷淡你？你只要好好想想，这些年，你用棍子打了多少人？其中多少是上头叫你打的？多少是你自己打的？多少是你让下面人打的？
这么一想，应该就明白了。
黄宗英报了一箭之仇。
她丈夫赵丹有篇文章叫《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宣传部长看了，大骂："放屁！"
可怜的阿丹听到后，又紧张又气愤。
对他出演主角的全封杀，直接导致刚从十年灾难中走出来，跃跃欲试的赵丹一病不起。
这个上个世纪中国最好的演员就这样含恨离世。
贾植芳对陈沂这个人的评价是：最要命的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没错。
从活的树上被砍下来，磨成趁手的棍子，就是为了揍人的，棍子真没错。
这个早在1949年就写了至今读起来仍见文字盎然挺拔的《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贾植芳，对个人经济的观点，其中的铮铮风骨，有彭小莲（另一个上海宣传部长彭柏山之女。其父在十年灾难中，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的文章。
引文如下：
贾先生直到最后的那个时刻，都在保持他认定的价值观。
记得2002年的春天，我去看（王）元化叔叔，他非常感慨地跟我说："你要去看看老贾啊，他现在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一点点，还不如一个技术工人。
我托人给他送去了西瓜，他们回来说，他感动得都要流泪了。"多么沉重的故事，我一点都没有怀疑，直奔何满子叔叔家，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看贾叔叔吧。"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满子叔叔坚决地说："不去，我春节刚去看过他，他很好！"
于是我把元化叔叔的话转述了一遍。
满子叔叔更是一脸不屑的表情。
"不可能！你想想，这是老贾的性格吗？什么都要流泪了，胡说八道。不去，不去！"
但是，我还是去了。
一看，贾先生依然坐在他那把破藤椅里，双脚搁在另外一张条凳上，拿着一本他的学生刚翻译出来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他看见我走进去，只是扔下书，连姿势都没有改变，问我："小莲，要喝水吗？"
"不要！"
"不要，那就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贾先生，你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啊？"
他奇怪地看着我，似乎怀疑我不能是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大老远的静安寺跑到复旦来吧。
他几乎没有反应过来，我着急了，再追问他："是吗？"
回答很简单："是的。"
"凭什么？"
"因为我坐了二十五年牢，教龄不够，只能算一般教师退休，所以大家都是这点钱，我怎么办？"
我完全愣住了，他身边的学生解释说："是贾先生自己不要的。因为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解放前一直帮助共产党，坐过日本人监狱，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学校要给他写个申请报告，然后就会作为离休干部办理，那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不要！"
我大声地质问贾先生："为什么不要，你跟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
这一刻，我看见贾先生显得有点不耐烦了，显然是太多人这样问过他。
他连看都不看我，这时候一直把我认为"贤侄女"的贾先生，意识到我原来也不是自家人，怎么一点都不了解他？
我第一次看见，没有笑脸的贾先生，甚至带着一点愠怒。
他管自吸着烟说："我不是干部！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是读书人！"
"读书人也要吃饭的呀！"
贾先生竟然没有再搭理我，就让我默默地在屋子里坐着，然后灰溜溜地回家了。
直到一年以后，我采访何满子叔叔的时候，我听见他说的一句话，我才明白他们内心的骄傲："我们不要做官。我们是读书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没有权，没有钱。但是，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那一天，幸好我后来什么都没有说，我没有摆出我的实用主义经来念一念，你管这个，先拿钱再说。
在贾先生面前我不敢，我知道，他的幽默，他的插科打诨是有原则的，他的原则是最简单又是最有个性的。
在他认定的原则面前，不要说钱，就是生命都是可以付出的。
他的纯粹让我看见了自己的无聊，一份被世俗腐蚀以后的无聊，无聊得那么廉价。
对没有人性的人，贾植芳放过狠话：他们死了，我都不会送花圈；对那些曾把他踩在脚底的文痞或高官，他淡淡地说：我就是倒在地上，都比他们站得高。
中国的文人里，有一个我们不该不知道的山西人：贾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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