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后，离散和失去成为香港的主题。这个月，45岁的香港妈妈慧怡在台北家中和一对儿女一起看了"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的直播，曾旅居台湾的香港歌手岑宁儿以一首《风的形状》夺得专业推荐十大歌曲。她给创作人的灵感是"离家"二字，歌词唱着：
"记不记得 你将证件 与机票 连着一份渴望
放入这背囊
扎根也好 旅居也好 也许你 还未知道答案
为了找人生 不同形状
未知的 放手去拥抱一趟"
2019年后来到台湾的港人，是否失去了自己的家呢？是谁在废墟中打捞他们呢？对慧怡来说，家也许是过年一家四口一起吃着煎年糕的小小时刻。对20岁的香港学生阿Lam来说，也许女友买的鲨鲨抱枕，可以让她不那么想家。获得2021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大奖的《时代革命》中曾拍摄一个"暴徒家庭"，其中两人在香港街头相识，Nick与他后来称呼为"阿爸"的人成为家人，又陆续流亡来台。《报导者》访问4位离家的香港人，听他们讲述，那年之后，他们家的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做彼此的家。
当一条寂寞的路展向两头，我想所有的鲨鲨都是朋友
（阿Lam，20岁，中文系学生，2019年来台）
我来台湾读书那一年，刚好是香港街头状况最激烈的时候。我修20几个学分，有很多迎新活动，好像大家都要开心，但我却开心不起来。从大一到大三，我搬了四次家，每次跟别人说"我回家啦"，但那个地方只是一个住处，其实不是家。
我在学校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很喜欢三楼的文学书区，有很多诗集。有一天在这里翻到郑愁予的一本诗集，里面有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
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
这首诗叫《赋别》。对香港人来说，也满应景的。
直到2020年12月我认识了女友，才开始在台湾有家的感觉。有段时间我很想家，就哭，女友就带我回她家吃饭。她家人很好客，阿嬷会煮饭给所有人吃，兄弟姊妹叔叔姑姐大伯，全部都住得很近。我自己家完全不是这种感觉，亲戚很少，所以我第一次去她家吃饭，看到这么多人同时在说话，觉得好热闹，好像有一点点家的温暖。
我偶尔会住在她家，她爸妈应该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只是好像有时装作不知。最近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呛到，一直咳，她妈妈就在我旁边帮我拍背。我觉得开心又惊讶，如果是普通的关心，可能最多叫你喝水，但她是亲自用她的手帮你拍背，是不是代表又接受了我多一点点呢？
只要创造更多的经历、回忆和情感
去年（2021）圣诞节的时候，女友送了我一只IKEA的鲨鲨。鲨鲨对我很重要，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有一只，是第一代，颜色比较浅。电影《海底总动员》里有一只想吃素的好鲨鱼叫"大旧"（粤语，意为"大只"，即电影里的鲨鱼Bruce），我觉得我的鲨鲨好乖，也不会吃别的鱼，就叫它"细旧"（粤语，意为"小只"）。中学有段时间我情绪低潮，觉得所有人都会离我而去，而玩偶很简单，不像人那么复杂。跟"大旧"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它是我家的一分子。来台湾的时候，本来也想带它来，但是太大了很难带。所以我时不时会跟女友去新北的IKEA看鲨鲨，抱着它走一段路，到结账的地方又放回去，因为舍不得买。之后，女友就给我买了鲨鲨，我现在叫它"细细旧"（粤语，意为"小小只"），会抱着睡觉。"大旧"、"细旧"、"细细旧"，我想所有的鲨鲨都是朋友。
女友现在也算是我的家人了。台湾不会取代香港的位置，因为很多感情和经历无法取代，但我要当台湾是家，就要在这里创造更多的经历、回忆和情感，那台湾就自然会是我认同的地方。我觉得有关心我、爱我的人，给我安心的感觉，那个地方就是家。
做年糕、听Mirror，然后去社子岛看夕阳
（慧怡，45岁，两个孩子的妈妈，2020年来台）
来了台湾，我发现有几样东西很难买，例如冲奶茶用的锡兰红茶，做年糕用的片糖。之前在网上买的茶叶，味道总是差那么一点。快要过年，我们家阿妹说想吃年糕，我想试试自己做，买了糯米粉、粘米粉、椰汁，但买不到片糖，去南门市场问，描述了很久，市场的阿姨才从桌底下拿出一种"板糖"，样子有点像，不知味道是否一样。
阿妹今年13岁，阿哥15岁，两年前跟我们移民搬来台湾。离开香港之后，我有点后悔从前没有好好训练厨艺，不然至少可以把一部分家乡味道带过来。有朋友移民去英国，他太太做了整桌的虾饺、烧卖，我见到照片，觉得自己好像对不住小朋友，也对不住自己。
来了之后，觉得节日食物变重要了，节日变得难过了，如果吃不到那种食物，好像就没了个节日，没了个身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新年好方便，楼下街市、饼店随处都卖年糕，圆碌碌的一盒，里面是一片片切好的年糕。通常上面会有红枣，年糕也是枣红色，甜甜的，因为加了片糖。买回家，沾蛋汁来煎。煎年糕要很有耐性，煎很久才可以翻面，不然就会粘锅，或者焦了。
我妈妈以前每年都自己做年糕，所以新年前都很忙。大年初一，我们早上7点就要到阿嬷家拜年，阿嬷一定已经煎好年糕在等我们，还有萝卜糕和一小碗汤圆。8点我们就出发去第二家拜年，每个人家都会有冲好的茶和年糕。你看过《麦兜故事》吗？麦兜的妈妈麦太圣诞节烤了火鸡，之后麦兜吃了一个多月才吃完。我们也是那样，新年的年糕放在家里，早餐也吃，要很久才吃完。
来这里之后，我们新年过得很安静，因为没有亲戚在这里，就没有所谓拜年。但如果有几片年糕，可以加个蛋去煎，也是开心的。
最近阿哥有件事很感动我，他的高中有自主学习，可以自己选一个题目，如果报告做得好，就可以在全校面前发表。他的题目是"艺术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中担当什么角色"。那个报告他写了几万字，我从来没见他写过这么多字的文章。他是一个很宅的高中男生，但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表，是他愿意为他的家做的一件事。
阿妹最近也有件事很开心，爸爸短暂回香港，带回好多朋友给她的Mirror应援物，有日历、闪卡、钥匙串、贴纸、笔记本、海报等等，她拿到的时候超级兴奋，在家里到处贴。（Mirror是香港过去两年走红的粤语流行乐团，由12位造星唱跳节目的胜出者组成，当红成员包括姜涛、Anson Lo、Jer等，粉丝自称"镜粉"）
我们现在会全家一起听香港的广东歌，比如阿妹喜欢的Mirror在叱咤颁奖典礼上得奖，我们一起在电脑开直播，然后接到电视屏幕，跟香港的大家一起紧张颁奖结果。我已经不听广东歌好多年了，但这几年，觉得只有来自香港的歌才可以回应到当下的处境，是我情绪的避风港，给我很多安慰，在这种情感上，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离开过香港。
我有时候也会被问，我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来台前的几年中，那种城市的共同经验，上街、互相支持，同路人的感觉好强烈，那可能是我40几年在香港，觉得自己香港人身分最强烈的时候。如果要在另一个城市找到类似的感觉，我想应该是一个目标，不会这么容易发生。
但我又有一个想法，也许我可以先喜欢自己身处的小社区和大自然，从这些东西中去找到家。
我去了台北周边的许多古道，阳明山也去过两次，天气好的时候，就会骑脚踏车去社子岛看夕阳。有时我和先生在社区散步，在一些旧的小巷走来走去，发现那些巷子好像是有机的，会自己长出来。有的房子很奇怪，是三角形，邻居在大门口摆花，原来是为了防止别人乱停车，你会看到人是怎样运用空间，很有趣。巷口有一间甘蔗汁的店，老板很早就听口音发现我们是香港人，有时他骑脚踏车遇到我们，还会特地按铃铛，笑我们两个又约会。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喜欢上自己住的小社区，看到身处当下的美和好。
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在这里，其实是很blessing的事。刚来的那年，香港的家人生病，我和先生轮流飞回香港，每次我们都跟孩子说，爸爸回香港了，回台湾了，妈妈回香港了，回台湾了。阿妹就说，为什么妳都说"回"？我说因为两边都有疼爱的人，有家人，所以就是"回"。
我和我的暴徒家庭
（阿爸，34岁，流亡抗争者，"暴徒家庭"的"家长"，纪录片《时代革命》受访者，2020年来台）
2019年，开始有人叫我"阿爸"，例如Nick。其实我只大他10年左右，那时还有好多别的"小朋友"，最小的18岁，其实我是生不出他们的。我们都是萍水相逢，在场上认识。那时我跟一些车手和借宿的Telegram channel比较熟，接了很多"小朋友"，所以好多人叫我"阿爸"。
试过凌晨两、三点收到救命call，有15岁的小妹妹因为和家人政见不同，被反锁在外，家人换了锁，她一个人在商场麦当劳。麦当劳快关门，她要出去公园坐，手机只剩10%的电力。我们就三、四个人出去找，接到人、安顿好已经四、五点，我睡几个小时，早上8点再去上班。
还有一个男生，他爸爸在家里发现他的gear，他妈的疯子，拿着这些东西就去楼下警署举报。男生的妈妈知道以后打给儿子："你的BNO和3万元在信箱，你拿了立刻就走。"他就在我们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去英国了。
这就是家？我自己跟原生家庭的距离很远，以前上班的时候，回家会在楼下兜个圈，看楼上的窗户熄灯了再上去。父母在外面受了气，就回来发泄。跟他们在同一个空间，我只有一种感觉，就是空虚。我做"阿爸"接小朋友，见到愈多这种个案就愈觉得，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家是这样，我也不是最惨那个，对传统"家"的概念有好大冲击。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暴徒家庭"，有我这位"阿爸"，还有"阿妈"和很多"小朋友"。《时代革命》里有一幕，是我们给一个"小朋友"过生日，那是2019年的中秋节。刚好是831之前，我们约在安全屋（反送中运动期间，抗争者为避免被警方追踪，会在不同旅馆或aribnb租借日租、月租的房间，作短暂借宿、开会之用）吃饭聊天，讨论之后的行动。
我买了一个很大的月亮灯，还有奶黄月饼，整班"小朋友"都很开心。但我就说，这不是现在吃的，中秋节要团圆，我只希望一件事，就是所有人平安回来，我们中秋的时候吃。结果831当天，其中一个"小朋友"就出了事，被捕了，那一刻我知道这个"暴徒家庭"缺了一角，很揪心。所以那个中秋，才有纪录片里面的吹蜡烛、合照，因为他的被捕，令我更加觉得团圆真的很重要。回想起来仍然很心痛和遗憾，因为最想吃奶黄月饼的就是他，偏偏就是他。
我们有个不成文规定，如果我和"阿妈"出了什么事，我们会立刻删掉Telegram，断绝联络，不连累"小朋友"。但如果"小朋友"出事，我们会千方百计找到你，去帮你。但他不想牵连到我们，选择了跟我们分开。之后我们又在街头遇到他，我们是full gear，他已经是一个普通市民的衣着，因为保释期间不能再有什么行动，所以大家只是隔着一条街，远远地点个头，就没了。
人生好像一座座山，你走到某一步，翻不过去的时候，会有天使来扶你，但你知道那个天使是会走的。这个"家"不是失去了，但是会过期的。我对他来说曾经重要，但有个空间和时间的期限。在我生命中的那个位置，我是那个天使，他也是天使。
做了很久的"阿爸"，来到台湾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很脆弱。看《时代革命》，看到两年前的事，那种创伤，真的让人很崩溃。重要的朋友在香港生病，我也没办法回去，只能骗对方说是因为疫情。2021年的中秋我和Nick是一起过的，去饮茶，真的很像一家人。那晚他有一个工读的工作在跟对方讨论，整餐饭吃了两小时，他有一个小时都在传讯息、打电话，我就真的很像阿爸一样，说不如这样，时间也晚了，走啦，吃也没意思，反正你都只是讲电话，叫什么过节呢？他就好乖了，真的就不看手机，专心跟我们吃饭。2021年冬至，Nick又问我去不去他家一起做冬，我就说好，然后人才比较平静。
在香港的时候，我是不会承认自己脆弱的。因为守着他们一大班"小朋友"，阿爸是不会崩溃的。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阿爸的时刻，是在香港理工大学里面。那时候前线打完到清晨，我跟他们去一间房休息，然后自己出去探探路，那时我说："放心，我一定会回来，而且我会成功带到一个方法给大家安全回到家。"但其实傻子都知道这是空头支票，谁能保证找到逃走的方法呢？走了一阵子，我遇到周冠威（《时代革命》导演），我告诉他真的顶不住了，其实我没有信心成功带大家出去，我好对不住大家，因为我答应了他们要做到。他摸摸我的后脑，说："不要这样讲，你做得好好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是生不出一个18岁、23岁、27岁的"小朋友"，我不是一个真的阿爸啊。我是一个挂名阿爸，假的阿爸，冒牌阿爸。为什么一直以来我都让自己背负着这种阿爸的责任呢？其实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小朋友"选择信我，选择去建立这个"暴徒家庭"，但我应该怎样照顾大家呢？那是我在整场运动中第一次哭。
我希望的家是，当我很气馁、很辛苦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让我安乐自在。这几年我已经没有固定的空间，可以给我这种感觉。Nick反而开解我，说要找到自己在台湾的价值。其实我做过多年电台节目，现在应该用自己本身的技能，让在台湾的香港人更了解台港文化，继续推动香港政治理念的输出。Nick养了猫之后，比我更适合做一个阿爸，会照顾人了，所以现在可能要换个叫法，换我叫他阿爸。
我们现在的这种"家"会不会过期呢？如果有人签证出问题，必须要走，那就没办法。我们的故事从2019年到现在，还连在一起，后面的故事是如何呢？我们不知道。我也想在台湾落地生根，安身立命，有个目标。经过这几年，我知道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家是要自己去建立的。
有猫咪，有香港人，露宿也是家
（Nick，22岁，流亡抗争者，"暴徒家庭"的"小朋友"，纪录片《时代革命》受访者，2021年来台）
我来台湾之后养了一只猫，叫Morning，因为想告诉自己，每天早上都要讲"Morning，早晨"，就好像我要迎接人生下一阶段的时候，不可以像以往那么伤心，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我以前很不懂爱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也不会照顾人，基本上是一个屁孩；有了猫之后，就要照顾她，去爱她，在她身上学习了很多事。现在她6个月大了，每天早上会叫我起床，喵喵喵。
我希望台湾就是我的最后目的地，不要再搬了，打定心思好好在台湾生活。那要怎么做到这件事呢？首先有自己的家。我跟原生家庭的家人好疏远，从小到大父母都不常在家，所以我一直没有家的概念，什么是家，我不知道。但我想要一个家，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好像是一个好的东西，会想要。现在Morning就是我的家人。
"阿爸"也是我的家人。我以前读社会科学，所以也想过，为什么香港人会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还更亲近，却跟家人不亲近？上一辈一直用所谓血浓于水来绑住我们，但其实当我出事的时候，第一时间消失的就是他们。他们之间的相处也并不像他们讲的那么和谐，其实我们年轻人看这个家，一早已经破碎了，你只是用谎言把它拼凑起来。香港也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一早已经破碎了，只是不讲。
社会运动让原有的家庭矛盾浮出水面。明明是家人，可是家里的爸爸妈妈，却不会给你支持、体谅和理解。所以我会倾向在外面找一些愿意听我说话，能理解我感受的人，跟他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更加真实。
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跟"阿爸"不是最多交集，有很多更熟的人，在我流亡之后就断了联络。我第一站先去了英国一年，身边的朋友已经不见了95%，剩下的就是一些"死净种"（粤语，意为仅剩下来的人），例如"阿爸"，但因为时差，我们也很少打电话。刚到台湾的时候，我会打给在英国的朋友，虽然知道那只是过渡的地方，但我也会定义他们是我的家人，过期的家人。这意思不是我不再当你是家人，而是大家分开了，情愫就会下降，会有自己的新圈子。由拥有的一刻开始，我们就知道那不是永远的家，是有最佳赏味期限的。
来台湾以后，我没有任何朋友，只认识"阿爸"和几个流亡来的人，想热闹一点，中秋和冬至就找他们一起过。"阿爸"有阵子情绪不好，我就开解他，互相扶持。就算真正的家庭，爸爸都可能会病倒，这时候就要家里的另一个人出来补位，这才是真正的家。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承受所有的痛苦，我会帮你分担。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家是不存在的，但当我遇到他，就成为一个家。这个家就算是在台北车站外面的纸箱，我们两个人在那里露宿，也可以是一个家。
现在我在台湾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学设计，融入香港抗争元素，希望影响身边的人。从前我是一个抗争者，现在也仍然是，只是方式不同了。我想成为一个台湾人，同时，我也是一个香港人，只要有香港人的地方，就会有我的家。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为保护受访者，文中慧怡、阿爸、Nick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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