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蘇曉康談余英時的氣節

 【苏晓康脸书：中國士大夫因余英時而顯身當代

近日滿屏余英時。《紐約時報》儲百亮昨天採訪我就問：為什麼一個學者這麼受大眾歡迎喜愛？我說那叫「粉絲遍天下」，原因很多，但是第一條，我認為，就是余英時毫不隱瞞他的反共態度，而且大聲疾呼，只要有媒體採訪他，他就高聲批評北京政權，毫不客氣。六四屠殺後，天怒人怨，可是西方綏靖中共，令其崛起，中國再次陷入萬馬齊喑，這個時候，一個聲音不畏懼這個惡霸，他就是替億萬人民發聲，怎能不叫人喜歡他？中西文明、左右兩道，皆有一個通則，知識人要服務人民，要替天行道，可是你看到了誰？余英時歷史思想碩果累累，地位崇高，然而他就是憑藉這個本錢，強烈反對奴役人民的壞政權，中國也早已沒有文化、學術，只剩下政治這物件，而且張牙舞爪，余英時就修理它，是最大功德的善行，此乃中國士大夫的專業，我們在余英時身上看到它還活著。】

報導者 The Reporter 2021/8/6

文字蘇曉康

2002年春我們搬離普林斯頓，遷往德拉瓦，臨走前去余府告辭，老兩口拉我進去聊得戀戀不捨，余先生說：「我們是朋友，日後多回來看我們」，說著拿出一頁草稿說是「借宋代談中國傳統政治」，我問是朱熹嗎，他說是的，50萬字已大致寫完，由台北出繁體字本，三聯答應出簡體字本，余太太陳淑平在旁透露了一句：

「下一本書他也想好了。」 「什麼？」 「唐詩與佛教。」

我的天，真是好題目，也只有余英時寫得了這樣的書。

但是余先生又說：「我不去大陸，倒弄出神祕感來，到處打聽我⋯⋯」又拿了一本大陸圍棋雜誌給我，說「我的文字就這麼可以傳進去。」上面有他一文借談日本圍棋文化而暗示大陸無道無精神不成氣候，寫得很好。

後來我和妻子傅莉在人生地不熟的德拉瓦新居「自我封閉」，生活中與熟人的牽繫只有來自普林斯頓小鎮的頻頻電話，那還是陳淑平，我跟她繼續聊人生、文學、掌故，也間或可以聽到余先生的一些零碎消息。

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發生在2008年夏，陳淑平說《中國時報》要搞一個「余紀忠講座」，首場邀請余英時與楊振寧對談，余先生是2006年的克魯格（Kluge）獎得主，楊振寧是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但是陳淑平覺得很勉強，因為余先生正身體不適，最怕長途飛行。我便乘機說，跟那個人對談太跌份（指丟人），余先生婉辭了吧？可是她說余老闆哪是可以拒絕的？

我當然知道她的意思，因為2002年春余紀忠去世，余英時在一篇悼文中，第一次透露自己的家世，稱1946年他十幾歲時曾在瀋陽見過他這位「紀忠叔」，當時余紀忠任職在杜聿明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余英時自己的父親余協中，跟杜聿明是老朋友，時任長官部祕書長，還辦了一個東北中正大學，時值國共決戰的前夜，而杜聿明在遼瀋戰役敗給林彪，則是後半個世紀的定錘之音，余英時可說身經這場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名副其實的一個逸民，竟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成才；誰知那敗將杜聿明也有個女婿楊振寧，後來學成物理學教授，得了諾貝爾獎，於是竟可以再回去中國充當上賓，倒是余英時發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

更有趣的是，九〇年代他卻要在美國接待另一個東北人劉賓雁，比他大7、8歲，而1946年他在瀋陽余公館那會兒，劉已是中共的一個青年地下人員，接著時代變遷，劉賓雁批評中共而淪落為右派，勞改20年後成大陸異議領袖，六四屠殺後竟到普林斯頓做訪問學者，成為余英時的客人。

回到那場講座，余英時夫婦還是飛去了台北。我在網路上看到影片，觀眾並不知道余英時是帶病上場的，而他一演講完就起身離席，扔下楊振寧冷場在那裡，並無對談。這個影片，現在已經找不到了，估計也是非要隱蔽這種尷尬，然而這尷尬，是《中國時報》硬要撮合出來的，卻留下了余英時尖銳的應對之道，只有熟悉他的人才懂得，他卻是吊著點滴，在陳淑平的照料下飛回美國。

陳淑平後來跟我說，普大中國美術史專家方聞教授，被楊振寧拉回中國去享受「國家領導人待遇」（生活和保健方面），並以此來「誘降」余英時，遭到堅拒。方曾透露一個細節：中共要給楊振寧出「郵票」（把楊振寧的頭像變成郵票），楊竟然要求也印一張他和少婦妻子翁帆的合影郵票。雖然未知下文，但顯露其厚顏之極，我猜大約人至此境，知道自己已遭天下詬病者，會有某種「破罐破摔」的徹底，歷史上的奸臣權閹大抵如此吧？而余英時之「富貴不能淫」，便是一種氣節，他自己在筆下寫陳寅恪、王國維時反覆頌揚的，他也身體力行。

2017年深秋，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起初我想沖洗出來，寄給普鎮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洗印店，未料那裡的設備偏偏壞了，我也沒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一聽就打斷我：「你去打擾余先生幹啥？他已經斷了回家的念頭。」原來，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被當地改建為「余英時故居」，作為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御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

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8、9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

這廂中國也不斷派人赴美造訪余府，從安徽省地縣各級的父母官，到統戰人員，絡繹不絕，來盼迎余英時回鄉，光宗耀祖，以他重視「親情」的傳統觀念，不會拒人於門外，但是至今沒有人成功過。余英時離開中國後只回去過一次，即1978年與考古學家張光直參加一個考古團訪華，此後再也沒有回去。

他在中國看到了什麼？他似乎沒有留下文字，我僅只一次聽他說起，他回老家後發現，余家一族留在中國的後裔，竟然無人受過高等教育，言及此情，余先生的悲切，是我從未見過的，這種屈辱感，也只有世代書香門第才會有，更映照了什麼叫天蠻地荒。我不妨再引述另一位安徽籍旅美學人唐德剛的回國經歷，或可補充余英時的感受：

「發生在40年前中國的『大饑，人相食』的史實，因為死人太多，每一個華裔家族，幾乎是沒有不受衝擊的。筆者本人便出身於一個農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個親堂弟德譓全家餓死。我在1972年底取得簽證返蕪湖探母，曾詢及德譓。家人從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詞，不敢實告。8年之後我再次以交換教授身分返國授課，此時已是改革開放時期，言禁大開，鄉親乃告我德譓餓死實情。一時情難自持，竟伏案大哭。讀史數十年，初不知『大饑，人相食』的故事，竟亦發生在自己家庭中也？從德譓之死開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農村的玩伴小烏龜、小和尚、楊道士、小根子幾乎全部餓死⋯⋯。」

這就是顧炎武說的「亡天下」，「乘桴浮於海」的知道真相，而仍然與此政權苟同者，比比皆是，余英時則再也不踏上那塊土地。現在他的名言「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已經響遍華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