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去世後，很多接受過其教誨、得到過其幫助或閱讀過其著作的學生和朋友紛紛撰文表達哀思和紀念。台灣學者陳復先後在《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發表題為《自由的反思：敬悼余英時先生》和《理想的中國：敬悼余英時先生》的兩篇評論文章，從文章題目來看，他是在「敬悼」，藉余英時來談「自由」和「中國」，且使用「反思」及「理想」這樣的美好大詞。然而，仔細閱讀其文章，卻發現內容與標題嚴重不符，作者是在借題發揮、指桑罵槐，對余英時發起惡毒的辱罵和攻擊。
余英時不是上帝，而是一位學者，對其學術觀點和公共言論，人們當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見。我也曾當面跟余先生提出過對某些問題的異議。但是，陳復的文章，不是本著「求真意志」而進行討論，而是以辱罵和攻擊余英時來討好背後的「老大哥」。
對於陳復的文章，很多有識之士認為根本不值一駁。但我認為，若任由謬種流傳，長此以往，錯誤和邪惡的理念就會以真理的面目橫行霸道，毒化和腐蝕人心，世界慢慢就會變得黑白顛倒、香臭不分。美國心理學家凱瑟琳·山德森在《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一書中指出，人類出於明哲保身的本能，習慣在惡行面前保持沉默，而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袖手旁觀。打掃垃圾當然會打髒手，甚至讓身上沾染垃圾的臭味，但這個世界最缺少不了的就是垃圾清理工。我願意時不時客串一下垃圾清理工的角色，若不清掃牢記，世界就會臭氣熏天。
陳復自稱「心學」研究者，跟很多道貌岸然的儒家人士一樣，其文章的最突出的風格就是偽善——明明是惡毒的攻擊，偏偏要用宏達敘事和華麗辭藻來包裝其刻骨的怨毒。所以，需要像剝洋蔥那樣一層層地剝外皮，才能進入其內核。陳復對余英時的質疑，主要有三個方面，下面我一一加以駁斥。
美國不是批判的對象，而是學習的榜樣
第一點，陳復認為，余英時「支持美國民主，並繼續支持全盤西化思潮」，「他看不見美國霸權如何長期殖民第三世界，甚至無視美國社會自身嚴重的社會問題」，「他不能針對這些現象對症下藥，卻不斷鼓勵台灣實踐美國民主」，「使得自由主義變成支持美國價值的意識形態」。一言以蔽之：若不批判美國，就不是真知識人。
余英時確實較少批評美國，並不是他不知道美國不是一個完美社會。他從二十五歲赴美留學，此後六十六年都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他當然切身體驗到美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他較少談及美國問題，在我看來原因有三。
首先，余英時是自我選擇成為美國人的，即俗話說的「用腳投票」。青年時代，余英時既不能接受共產黨一黨獨裁的中國，也撰文批判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的威權統治，同時對英國殖民下缺乏優良學術氛圍的香港也不喜歡，所以他才會選擇到美國繼續其學業。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向來是「得天下英才而用之」，美國為這名持無國籍的難民身份證件的青年人提供了最好的學術環境和學術條件。此後，余英時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耶魯、普林斯頓等一流名校，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為美國學界培養了無數人才。他的學術成就得到美國學術界的一致肯定，他榮獲美國歷史學界的最高獎項克魯格人文學術終身成就獎就是一個明證。他本人是亞裔，研究的對象是古代中國，他的成功足以顯示美國不是一個種族歧視的社會，而是一個多元包容、天道酬勤的社會。若余英時一直生活在中國、台灣或香港，即便他付出同樣甚至更多的努力，亦不可能取得這種世界性的成就和榮譽。所以，他當然感謝美國、熱愛美國、捍衛美國的民主自由價值。
余英時教授與夫人陳淑平。（圖片由作者提供）
其次，余英時是西方學術傳統的受益者。他的學術成就超越了用傳統方法研究本國歷史的老師錢穆，也超過了胡適、傅斯年等先賢。他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打破單一學科限制，廣泛研究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文學等多門學科，還得到西方學術界諸多大師的真傳——他在回憶錄中對求學生涯有詳細描述。他用西方現代學術方法和理論來重新「整理國故」，其學術深度和廣度遠非華語學術界故步自封的同儕所能比擬。他豐富且活化（而不是陳復所批評的窄化和固化）了華語圈的自由主義傳統，他在討論自由、人權、民主、古代中國反智論、得君行道、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軸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論和概念時，使用中國已有之材料和思想，且參照希臘、羅馬、希伯來、基督教及美國自身的傳統，故而站得高、看得遠。對余英時來說，美國主要不是一個批評的對象，而是觀察和分析中國時重要的參照係。而對整個華語世界而言，美國不應該是被西方左派妖魔化的帝國主義及霸權，而仍然是需要虛心學習的、「最不壞」的民主榜樣。
其三，所謂「術業有專攻」，余英時研究的對象不是美國的歷史文化，而是中國的歷史文化。普林斯頓大學中國研究榮譽教授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指出：「余英時寫了中國歷史的方方面面。當我們在正式投票決定聘用他時，我們的中國研究專家團隊都意識到，余英時在我們的每個專業領域都至少有一篇重要的論文。」余英時對中國現狀的批判，因為有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刻洞察，而切中肯綮、入木三分。他有「士」的精神，更有現代知識人的特質，希望通過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批判性研究（找到其缺陷和弱點），為如今深陷在獨裁暴政中的中國尋求一條通往自由之路。陳復反美，也反對「嫁接美國民主」，聲稱「全盤改採美國民主，人就能獲得自由」的觀點「無法說服每天真實生活在這裡的敝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若台灣不是在過去七十年間受美國庇護、分享清教秩序或美利堅秩序，早已被中共吞併，不可能實現經濟騰飛和民主化，陳復本人也不可能在書房中自由書寫「討余檄文」——他早就被中共打成牛鬼蛇神送入牛棚勞動改造了。
反共，是一切熱愛文化和熱愛自由的人的基本立場
陳復攻擊余英時的第二點是，「就論政層面而言，余英時先生從六四事件後，就對中共政權帶有偏見的厭惡，未曾認識到其正在往回歸中華文化的路上大幅調整」，「反對中共政權，並轉而支持去中國化思潮」、「反對中共政權已質變成反中華文化」、「只是基於對中共政權的刻板印象出發，形成跟民粹浪潮合流的現象」，「只要能強化對中共政權的反感，他會毫無保留的支持」。一言以蔽之，余英時陷入某種「逢共必反」的思維定勢。因為余英時反共，所以陳復一定要反余——護主心切，陳復跑到了中宣部前面。
狼不會變成羊。今日之共產黨，並未如陳復所說，改變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表面上，孔子學院遍地開花，各大學紛紛成立國學院，中共也提出復興傳統文化的政策綱要；然而，某些儒家的信仰者開辦的民間書院照樣被強行關閉，像海瑞那樣逆龍鱗的退休國企高管任志強也被判處重刑。若孔孟在世，照樣逃不脫習近平的魔爪。
反共，本是常識與常情，是一切熱愛文化和熱愛自由的人的基本立場。那麼，反共為什麼被陳復描述成某種偏執與執念呢？仿佛反共者都是心理有問題的人。
陳復任教的台灣東華大學在官網上介紹其履歷說：「陳復教授出生於臺北市，童年時期居住在克難街眷村的經驗，使得他深刻體認到流亡帶給人的痛苦，刻骨銘心記得整個中國的苦難，如何解決其間面臨的問題，成為他畢生在思考的主軸。」這段介紹成為對陳復的「反反共」立場的最大嘲諷：陳氏童年居住在「克難街眷村」，體認到「流亡帶給人的痛苦」，「刻骨銘心記得整個中國的苦難」，那麼痛苦和苦難的根源是什麼呢？毫無疑問，不需要擁有博士學位和教授頭銜就能回答這個問題：中國現代的痛苦和苦難的根源就在於中共之獨裁暴政。反對中共之獨裁暴政，才應當是陳復「畢生思考的主軸」。
反共，不需要受過嚴格的政治學訓練，引車賣漿者流都會有這種本能反應。對儒家的信奉者來說，既然中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者，反共就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即儒家價值中的「如惡惡臭、疾惡如仇」也。號稱要超越「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的，不正是毛澤東嗎？搗毀曲阜孔廟碑林的，不正是毛澤東的紅衛兵嗎？中共跟炸毀巴比揚大佛的塔利班恐怖分子並無二致。在中國，從梁漱溟、熊十力到馮友蘭等大儒受中共暴政迫害，家破人亡、生不如死的悲慘遭遇，難道陳復全都一無所知嗎？還是他選擇性地看不見？在台灣，錢穆、徐復觀、牟宗三等新儒家大師，個個都堅定地反共，陳復的老師韋政通也是一位持反共立場的思想史家。陳復在東華大學講授王陽明，難道不知道王陽明的「致其良知」就是指一個儒者在學問研究之前首先應當是一個人，有價值判斷再身體力行，是理所當然的？
余英時的反共，是一種「士」之「怒髮衝冠」，為自由，為正義，反共到底，矢志不渝。香港資深媒體人、政治評論家金鐘在《見證余英時的憤怒》一文中指出：「晚年余英時面對中西文明一場新的大衝突，他總是告誡傳媒，不要相信極權主義是『鐵打江山』。余英時的反共、反毛，大義凜然，是何等珍貴而英勇的示範，沒有一位知名學者可與比肩。與其說是出於他深厚的學養與名望，毋寧說是一位正派學者高貴的良知與人格使然。」他特別引用了余教授〈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一文中的一段內心自白：
我在作歷史分析時，盡量保持客觀冷靜，但是我也不可能完全掩飾我的憤怒。不論毛澤東的主觀願望如何，近三、四十年中國的災難，他個人的責任比任何人都要大。幾千萬中國人的死亡、無數家庭的毀滅、整個中國社會生機的長期斲斷，現代化被一再延阻，都是在他當權的二十七年造成的……讀史者如果面對這樣血淚凝成的人間悲劇而竟然無動於衷，那只能說他是別具一副心腸了。
余英時的反共，與蔣氏父子的反共、法輪功的反共和某些海外民運人士的反共又截然不同。上述三者的反共是為了奪權，而余英時間的反共是出於自由與愛。基於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仔細梳理，余英時發現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儒家傳統文化的對接點，比如，兩者都反對私有財產、都反對個人主義。毛澤東和共產黨並非完全外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長期在普林斯頓大學與余英時共事的學者林培瑞指出，余英時把中共跟明清時代綠林土匪比較，分析中共的幫派政治，說明毛澤東並非如他宣稱的馬、列、史達林的繼承人，而更像中國土生土長的幫派流氓，「讓我真的相信要用這個方面來理解共產黨」。美、英、法等國都是正常的政權，沒有像余英時那樣看穿中共的幫派、土匪性質，導致多年對中國的政策出現重大偏差。林培瑞指出，美國政府在應對中共上，沒有諮詢、傾聽余英時這樣了解中國歷史和政治傳統的學者的見解，非常可惜，這個遺憾一直要到蓬佩奧重用余茂春作為其中國問題顧問才打破。「如果早點聽余英時的，可以減少很多不幸。」
余英時為台灣和香港的自由發聲，是「涉入不熟悉的政局」嗎？
陳復攻擊余英時的第三點是，余英時「後期則對於發生在台灣或香港的各種政治事件，只要能呈現對抗中共的聲音，他就表示高度支持，其立場都不是從憲政秩序的角度出發來檢視公民肩負的權利與義務，從中檢視自由的深度與限度，而儘管他說自己對於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他這些時論從未自我檢視是否具有政治學的理論依據」，余英時「忘記自己早脫離香港與台灣生活，動輒涉入並不熟悉的政局，對具體政治議題表態」。
陳復的這些攻擊完全站不住腳。首先，中共近年來對台灣的滲透、收買與恐嚇，歷歷在目，世人皆知，並非余英時虛構出來的；中共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在香港實施的紅色恐怖、血腥鎮壓，不僅及其港人同仇敵愾，更讓自由世界齊聲譴責，余英時當然不是唯一為香港發聲的海外知識人。如今，台灣和香港已如同冷戰時代的柏林那樣，成為自由與奴役兩種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短兵相接的最前線。余英時關心台灣和香港的民主自由，批判中共打著民族主義和國家統一的旗號強行輸出暴政，當然是基於對普世人權價值的信念。從亞里士多德到奧古斯丁、從洛克到柏克，任何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都能引申出支持台灣和香港人挺身抗暴的思想資源，余英時的觀點也呼應而非違背此一知識譜係。反之，仇恨余英時和所有熱愛民主自由的台灣人和香港人的，只能是那些自願為奴或賣身求榮的政商買辦和御用文人。
其次，陳復認為余英時對台灣和香港議題的發言是「涉入不熟悉的政局」，因為余英時「早已脫離香港和台灣生活」，這個批評更是如井底之蛙、一葉障目。在一個資訊全球化時代，余英時即便在普林斯頓小鎮上足不出戶，照樣知曉包括台灣和香港在內的天下事。余英時與若干台灣和香港的年輕一代一線抗爭者保持密切聯繫，既從他們那裡得到最新資訊和脈動，也常常給予他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余英時的批評，向來是秉持公心而無私心，且對事不對人。比如，余英時早年與《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私交甚篤，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發生後，《中時》刊載余英時擲地有聲的「槍彈只能殺人，不能扼殺民主怒潮」的評論。但當《中時》易主、淪為「紅媒」之後，余英時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二零一二年，余英時把親筆信函〈覆黃國昌先生函〉傳真給澄社社長黃國昌，公開支持台北青年學生「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反旺中的拒絕中時運動，直言批評中共透過商人蔡衍明收購《中國時報》等台灣媒體控制台灣輿論。
再比如，二零一九年十一月，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曾赴美拜會余英時，余英時認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令他首次看見美國政界對中國出現大幅度的態度轉向，「香港的抗爭讓人看清中國極權的不公義」，並讚揚香港年輕人如「英雄」的付出。他認為，港人與共產黨正面對抗較難獲勝，但他明白香港年輕人的想法與決心。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在去世前半個月，余英時寫了一封親筆信傳真給香港學者周保松，在信中如此寫道：
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我早在NY時報、電視等媒體上注意到。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一八四三）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
余英時早年在香港新亞書院師從錢穆，此後又曾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多年，他對香港社會的了解，至少比跟香港無甚淵源的陳復更加深切吧？大部分香港人都會感激余英時對他們的抗暴運動的支持。陳復並非香港問題研究專家，有什麼資格禁止余英時談論香港政局呢？陳復拋出的是一個飛鏢，飛鏢飛回來正好打在他自己的臉上——若按照他對余英時的指責「動輒涉入並不熟悉的政局」來衡量，他的生活經驗只有台灣而已，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哲學（僅限儒家），他又有什麼經歷和知識儲備論及香港、中國和美國等議題呢？
如今，是否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已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的分水嶺。在香港本地如此，旅居香港的中國人（如中國學生、學生家長等）亦如此。臉書專頁「內地生撐香港」和推特「中流青年」聯合發起「樹洞撐香港計畫」，將中國控制的社交媒體如微信上被遮蔽的、支持港人的聲音發表出來。一篇署名「內地生的母親」的文章寫道：「我只是內地一位普通的母親，我的女兒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感謝香港對我女兒的培養教育，使她成為有愛心、有正義、有理念的好女子。女兒讀書時，我參觀過理工大，那裡的人文環境、朝氣蓬勃的青年學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曾想有一天，祥和的理工大校園會成為火光沖天的抗暴戰場，看著那些年輕的抗爭者被施暴、被殘害，每天難以抑制地淚流滿面，憤懣不已……謹以一顆普通母親之心向勇敢、堅強、聰慧的理工大的孩子們及香港所有追求自由與民主的抗暴者致以深深的敬意！榮光歸香港！」
另有一位在香港某大學中任教的中國學者也貼出文章，勇敢地表達其看法：「在我的課堂上，有大量的香港學生，他們很多電腦背面，貼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有些會因為反抗反蒙面法而故意上課戴口罩。可是他們照樣非常尊重我這位老師，下課問問題、對待作業認真負責。為什麼人家提一點政治訴求，就被要被全盤否定？……我們也有正直、勇敢、有同理心、有良心的內地教授，在危難時刻，能夠和香港學生同行。這本是我們教授的應盡的本分。」
陳復是「心學思想家」，還是遊走兩岸的權力幫閒？
陳復此次撰文攻擊余先生，絕不僅僅是趁余先生去世的機會「蹭熱度」，而是奉旨出擊，他寫這樣的文章時，眼睛盯著的是中南海的臉色——誰反共，他就反對誰，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余英時，他都敢於挑戰。反「反共」，不就是親共嗎？
台灣政治學者吳介民曾著書分析中國政府對台灣統戰行為中的策略與機制。他指出，中國政府藉由操作與台商關係，建構跨海峽政商網絡，培養台灣的在地協力者，間接執行其政治目標。他以「跨海峽政商聯盟」這個概念來揭露橫跨台海兩岸的政商關係，特別指向權力與商業利益（資本）的交易，他們利用兩岸關係中「特殊化的制度漏洞」，從事「尋租活動」，例如在國共合作模式下獲得特殊利益的權貴政客（連戰家族、江丙坤家族等），實為北京對推動「兩岸整合」有功者的打賞。如今，中共利用這些關係建立起影響台灣內政的槓桿，這種操作已相當純熟，在台灣也不乏樂於配合的財團與政客。「跨海峽政商聯盟」已嚴重危害台灣的國家安全和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
「陳復現象」也可以用「跨海峽政商聯盟」的模式來分析，只需要將此概念再拓展到學界、知識界、文化界，或名之曰「跨海峽政商學聯盟」。
此前，香港雜誌「亞洲週刊」將「第六屆全球傑出青年領袖大獎」頒發給陳復，稱之為「心學思想家」，並用兩個全版頁面，對其進行報道和吹捧，讚揚其「是個體證與論證兼容的儒者，倡導將鑽研學問當做信仰，從中恢復華夏人文精神」。好笑的是，台灣的國立大學東華大學校方將這份在香港早已臭名昭著的刊物視為「國際知名媒體」，將它頒發給陳復的這個沒有任何公信力的獎項視為校方的無上光榮。
陳復研究儒家，當然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一句名言：「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當然，陳復的國家認同不是台灣而是中國，所以他的無恥不是台灣的國恥，而是中國的國恥。陳復以為，他的批評文章可以讓他與余英時先生並列，他的這個想法大錯特錯。既然陳復熱愛中國古典文化，我也引用中國古書中的兩個典故來作為給他的禮物：唐代文學家韓愈在〈調張籍〉一詩中寫道：「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五代史平話·周史·卷上》記載：「有人詠一首詩道：『北漢劉崇敢伐喪，蚍蜉撼樹不知量。天戈一指士爭奮，鼠竄狼奔返晉陽。』」陳復的課程不會引領學生通往自由，只能麻醉學生走向奴役。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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