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教授一生致力汲取中國傳統的精華，棄其糟粕；而對西方「為知識而知識」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理念則推祟備致，故筆耕不絕，以求架接至中華文化之中。此等文化抱懷未必能實現於一時，但在自身的人格學問中已得盡現。
一直景仰余英時教授的學問與人格，但在我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時，先生均已轉往他校任教，緣慳一面，誠為可惜。因此，當我在2019年4月因「佔中案」鋃鐺入獄，收到好友陳祖為從普林斯頓大學轉來余教授送贈的墨寶，內心的激動難以言喻。
余教授相贈的，是南宋楊萬里七絕一首: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這是對任何一位為理想奮鬥、卻遭遇重重挫折的人的最好鼓勵。胡適一生推動新文化運動，又鼓吹中國自由民主之路，對此詩分外鍾情。余教授對中國五四運動以來徹底反儒家的主張有所保留，卻基本贊同胡適等人的政治理念。但他追隨的是以「道統」制衡「政統」的士人理想，期盼在當時的國共兩黨之間，形成公共知識分子的「第三勢力」，而非像胡適般寄託於國民黨的復興。職是之故，余教授一直與兩岸政府保持距離，專注研究之餘，以獨立姿態月旦政事。
近年余教授的著作在中國被禁，有說是因為他支持佔中運動。我猶記得在2013年與戴耀庭和朱耀明牧師發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時，港人對「公民抗命」的概念仍非常陌生，而建制中人一味指責我們鼓吹違法，對運動要求參加者遵從最高的非暴力原則（包括不能與警察發生肢體和語言衝突）、佔領後自首、對合理控罪不抗辯等等視而不見，更莫說反思何以有識之士甘願以身犯險。鮮有如余教授般德高望重的學者，公開肯定我們是秉承公民抗命的傳統，以和平手段爭取民主。
香港除了戴耀廷和我以外，亦有一批敢言的中年學者，透過撰文或演講傳播民主理念。其餘的學者多被沉重的學術出版壓力所困，為了在國際期刊出論文，社科學者對研究本土課題亦有遲疑，更遑論政策研究了。而大學管理層或基於自身保守的政治傾向、或礙於仰賴政府經費，對民主運動不是噤若寒蟬，便是成為暴政的共謀。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被校委會橫加干預 ——現在連當兼任教授都被口誅筆伐，民意研究計劃諳然離開大學，戴耀廷更被大學辭退。在如此功利和恐懼的氛圍下，我一面兼顧繁重的教研工作，一面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推動公民社會，難免有失落的時候。但余教授認為知識分子應有的品質是「不武斷、容忍、有通識、超越的精神和批判的態度」(見＜論士衡史＞第3頁），他身體力行，更雪中送炭，我怎能不動容？
但余教授對我影響最深的，仍然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問題的研究。
我在獄中時，細讀他的《歷史與思想》，深感他對徹底否定傳統儒家思想造成無根的現代化的憂慮。先生著力最深的，是要清理歷代黃老、法家等對儒家思想的扭曲，即合理化絕對皇權和尊君卑臣的格局，重拾孟子「君輕」論、荀子「從道不從君」，以至孔子所承繼的「庶人議政」傳統。他在＜論士衡史＞中，更認為儒家的仁和恕、墨家的兼愛、道家的無為而治和佛家的眾生平等與西方民主精神契合。
我探索中國民主化之路時，一直著力研究公民社會如何生成。事關世界上不少國家正是由公民社會引發民主運動，而待轉型成功後，公民社會繼續扮演鞏固和深化民主的角色。但學者 Richard Madsen 指出，「公民社會」在中國文化中無所根據，連「社會」一詞亦是在晚清從日本引入。Philip Huang（黃宗智）則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已存在一個由宗族、宗教等組織構成、相對自主的社會空間，但他只稱之為「第三領域」（The Third Realm），不是西方概念中的「公民社會」，因為該領域並無抗衡國家的角色。因此之故，即使有學者定義公民社會為一個「自我組織的社會結構」（a structure of self-organization），中國傳統中因為缺乏個人權利和制衡皇權的思想，單有自我組織，亦只能稱之為「民間社會」而非「公民社會」。
順著這個思路，想要在中國建設公民社會，必須觸及文化理念的問題，而自然會追索至西方公民社會理念的緣起。讀 Adam B. Seligman的 Idea of Civil Society，便了解到18世紀啟蒙時期，洛克、亞當斯密等倡導的自由主義是公民社會的基石：個人的自由和幸福是至高無尚的、反對政府過度的于預、尊重個人理性的選擇。公民社會的核心，是以集體的力量制衡公權力，保障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由此推之，中國公民社會之所以難產，便是因為自由主義在傳統文化中基礎薄弱。
但這種論斷仍流於粗疏，乃因未觀公民社會的全豹。近年西方興起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正是批判自由主義獨大會導至個人權利的泛濫，窒礙社群的運轉，最終令公民社會失效。社群主義者指出，他們並不反對自由主義，只是必須在個人權利以外，同時強調公民責任與參與。他們追溯美國建國初期的「共和主義」精神，亦即 Democracy in America 一書中所述的「心靈的習慣」（habits of the heart），強調要積極參與在群體的生活方能保障個人的自由。
由此可見，中國傳統中亦非完全沒有公民社會的理念。正如余英時教授所述，在宗族、學校、鄉約、會館中，士人都成為民間社會的領導，地方的治理亦要靠村民積極的參與，這不失是社群主義的芻型。當前中國要補充的是自由主義的權利理念，但亦無需全盤否定傳統民間社會的精神，這是余教授對我研究中國文化與公民社會的重要提點。
余教授一生致力汲取中國傳統的精華，棄其糟粕；而對西方「為知識而知識」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理念則推祟備致，故筆耕不絕，以求架接至中華文化之中。好友陳祖為在臉書追悼余教授時，說從他待人接物中窺見中西文化最優美的部份如何契合——「一方面平等待人， 尊重每個人的自由選擇，從不為自己建立門戶； 另一方面又展示出一種不到處張揚的尊師重道、 提攜後輩的古代精神。」余英時教授的文化抱懷未必能實現於一時，但在自身的人格學問中已證明契合的可能。「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我們都見到先生的光芒！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客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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