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記者張淑伶台北10日電）史學泰斗余英時1日過世後，許多海內外華人持續發表文章悼念。曾和余英時一起推動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漢學家林培瑞說，余英時對異議人士而言就像北極星，提供方向而且可靠。
林培瑞（Perry Link）曾是余英時學生，後來成為同事。他今天接受中央社電話採訪，從普林斯頓中國學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PCI）的成立談余英時的風範，並認為美國政府在與中共交往上，沒有早點延攬像余英時這樣懂中國的人，是萬分可惜的事。
1970年代，林培瑞還在美國哈佛大學唸研究所時選修過余英時開設的一門課，主題是從三國到北宋的歷史，余英時給他「A－」。他笑著回憶當年的成績：「我很欣賞這個『減』，『減』的意思是林培瑞你還有發展的餘地。」
1989年6月，北京天安門學運演變成軍隊開槍鎮壓。普林斯頓大學的老校友艾略特（John B. Elliott）出於同情捐給東亞系100萬美元，讓余英時可用來幫助逃到國外的中國人，這就是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啟動資金。
當時林培瑞人在北京，擔任美國科學院中國辦事處主任，上述傳聞並沒有第一手資料，但余英時找上了他幫忙，「他知道我理解六四慘案，所以我們倆合作」。
中國學社早年辦講座、開課程、支持過約25名中國流亡人士的生活，包括劉賓雁、阮銘、蘇紹智、蘇曉康等人。在校友捐贈用罄後，余英時還繼續從台灣方面取得過贊助。
這些異議人士後來發展的道路並不相同，當時他們自身對於下一步該怎麼做也有過爭論，但余英時對這些爭議保持超然。他認為中國學社秉持的是「養士」的傳統，為亂世中的知識分子提供保護和滋養，待時局更好時可有所發揮。
林培瑞說：「余先生對中國學社不下判斷，真的是養士的態度。」學社成員中，劉賓雁等人繼續從事報導文學，張伯笠則往基督教信仰發展，成為一名牧師；余英時認可這些不同道路，相同處是「這些人都是反共、都是獨立思考的，這是他的標準」。
余英時8月1日過世時，他的名字仍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董事會成員名單上。林培瑞是現任的董事會會長，陳奎德是社長，近年來中國學社已經沒有甚麼活動，也沒有甚麼經費。
作為理解中國歷史和文學的漢學家，在林培瑞的心目中，余英時、胡適和陳寅恪是20世紀中國學術典範的三大巨擘。
但余英時在學術成就之外，還對許多追求自由民主的異議人士有廣大的影響力，「他對異議人士來說就像北極星，他是不動的，有原則、靠得住，旁邊的人則圍繞著他。」林培瑞說。
余英時曾在演講中說過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林培瑞認為，這很好的闡釋了余英時的歷史觀和政治觀，作為學者，余英時以天下為己任，覺得有責任說真話。
1978年返鄉過後，余英時對當代中國的社會氣氛深感失望，決定只要中國共產黨執政就不再回中國；後來著作在中國大陸也被禁，但他在中國的影響力依舊很大。
林培瑞印象中，余英時對自己的著作在大陸被禁沒特別說甚麼，「他對自己有一種宏觀的看法，不管世界怎麼看他、共產黨的潮流如何，就是：我做我的研究，說我的真話。」
林培瑞看待中共的觀點，因為余英時而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1980年代，林培瑞第一次聽到有些中國知識分子說共產黨是「流氓政府」，還只當是受害者夾帶怨氣而說的。但余英時把中共跟明清時代綠林土匪比較，分析中共的幫派政治，說明毛澤東並非如他宣稱的馬、列、史達林的繼承人，而更像中國土生土長的幫派流氓，「讓我真的相信要用這個方面來理解共產黨」。
林培瑞說，美、英、法等國都是正常的政權，沒有看穿中共的幫派甚至土匪性質，像是彼此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的鬥爭，無論是在內部或對外都展現此特性。
他一直認為，美國政府在應對中共上，沒有諮詢、傾聽余英時這樣了解中國歷史和政治傳統的學者的見解，非常可惜，這個遺憾一直要到美國前政府重用中國顧問余茂春才打破。「如果早點聽余英時的，可以減少很多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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