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對中政策重要智囊，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於今年7月出版了他的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書名直接透漏了他對中國涉外戰略的認識，也就是，自1980年代末期冷戰結束後，中國就在追求一個「取代美國全球秩序的大戰略」。
圖片來源：翻攝自Rush Doshi TwitterRush Doshi Twitter 推文中國有一套取代美國的戰略
杜如松在《長期博弈》一書中描述了這樣的光景。自冷戰結束後，中國歷經了三波全球性重大事件，影響了北京的對外戰略思維。這三波重大事件分別為：第一，1989年徹底危及中共政權正當性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讓中國看到前車之鑑的蘇聯瓦解，以及讓中國了解到美國全球投送軍事力量強大的波灣戰爭；第二，2008年動搖美國全球經濟領先地位的金融海嘯；第三，2016年至今陸續發生象徵美歐民粹崛起凸顯民主制度缺陷的川普當選、英國脫歐公投，以及這兩年擴散世界的武漢肺炎疫情。
杜如松強調，上述這三波重大的中外歷史事件，讓北京認為自身政權的重大威脅，來自國際體系的霸權：美國；而超越美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是穩固北京自身政權最好的方法。因此，中國自冷戰後，持續不斷的思考要如何顛覆美國對全球地緣政治的宰制狀態。在以「銳實力」（sharp power）破壞各國民主體制之餘，同時經常以自由市場制度存續的正當性為由，實踐自身所規劃「反自由」的世界秩序，試圖取代當下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霸權國際秩序，希望藉此維持中國的利益、鞏固北京的統治。
面對這三波重大的中外歷史事件，杜如松援引了鄧小平所謂「戰略機遇期」的說法。他認為，習近平自2012年繼位至今中國對外的種種戰狼作為，只是延續了北京自改革開放以來「把握戰略機遇期」的構想。而這個構想，按照杜如松的推論，中國會在未來15年裡，延續過去一直在實踐的三個步驟，逐步達成取代美國全球秩序的目標。這個所謂「取代戰略」（strategies of displacement）的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在東亞區域內削弱對手美國的影響力；第二步是建立中國自己的東亞區域秩序；第三步則是將這個東亞區域秩序擴張到全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杜如松雖然標榜自己相較於其它研究同樣議題的前輩學者，如白邦瑞在《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中，透過各別權威消息與個人趣聞，歸納出一種較為陰謀論式中國對抗美國的「百年大計」；《長期博弈》採取了更為嚴謹的科學研究途徑，對大量中共官方檔案進行推敲，才得到「中國在冷戰後有推翻美國全球秩序大戰略」的結論。
但是，杜如松還是誠實地指出「中國有沒有意圖取代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或「中國是不是有系統、有戰略的按部就班要取代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這兩個問題無論在美國國內或是全球相關領域討論上，都還莫衷一是。至少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者王緝思就認為，北京方面既無能力制定一個包山包海指導所有對外事務的大戰略，也沒有意圖要制定一個這樣的戰略，更沒有在全球場域上以中國秩序取代美國秩序的野心；美國方面，川普時代的國家情報總監（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an Coats就認為，中國有取代美國全球霸權、改寫全球秩序的意圖，這點無庸置疑。只是到底北京方面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戰略，想藉此達成目標，這點上就令人存疑。
美國已經認識到中國的挑戰
作為當屆政府的核心對中政策智囊之一，杜如松早在拜登當選總統前，就與他現在的上司，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聯合投書《外交事務》，統整出三個美國重建亞洲秩序的要點：第一，達成區域內權力均衡；第二，重塑一個區域內各國皆認可的正當秩序；第三，安撫盟友重新穩固結盟。他們相信，只有三者齊備，才能真正因應中國帶來的挑戰。
從這點來看，無論「中國事實上有沒有取代美國的意圖」或「有沒有達成這個意圖的具體戰略」，這些爭論與猜想，對於一個政策擘畫者來說，都只是參考。在維持美國霸權競爭的領先地位、彰顯自由價值與民主制度的優勢，以及面對民選政權連選連任的壓力下，無論是客觀的推論或主觀的偏見，杜如松等若踩定了中國對美國系統性的挑戰，是根據一套完整的戰略；而《長期博弈》寫作的意圖，就是在揭露該戰略後，於本書尾聲將「拜登主義」對抗中國的外交政策體系化、學理化。
在《長期博弈》中，杜如松認為，雖不是所有領域，但絕大部分重要領域上，美中之間確實呈現了一個「零和賽局」。以這樣的認知為前提，若要維持美國霸權的優勢地位，他認為過去華盛頓對北京慣用的以下四種策略基本上已經行不通。也就是，第一，單邊妥協；第二，討價還價容忍；第三，部分退讓安撫；第四，通過美中長期經貿交往達成和平演變。所以剩下來比較合理的選項，就只剩下「競爭而不顛覆，對抗但不敵對」。
根據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Paul Heer的說法，所謂的「競爭、對抗但不敵對」，其實闡述了「三者都只有一線之隔」，美中雙方離「全面敵對」也僅有一步之遙。在這個對抗、競爭都優先於合作的大環境裡，價值的對抗、制度的競爭已然是全面性的，唯有特定的核不擴散或氣候變遷有些許合作的空間。
面對這種「既像冷戰兩極價值對抗；又不像冷戰全球經貿一體」的「新冷戰」現況，杜如松認為，美國不能跟中國進行「美元對美元、船艦對船艦，或是貸款對貸款」的「對稱競爭」；而是應該採取一種「不對稱的對抗模式」。在這個不對稱對抗中，杜如松顯然以中俄等威權國家擅長的「銳實力」（sharp power）為目標，強調民主國家施行「頓挫」（blunting；或可譯成「鈍化」或「戳刺」）的重要性。也就是在「民主對抗威權的框架下」，施行一種小規模針對特定範圍的騷擾與阻礙。
這種「頓挫」按照杜如松的分類，可以分成軍事、經濟與政治三個面向。第一，軍事頓挫：就是除了在國際普遍承認的水域與領土外，強勢遏制中國在各式爭議範圍的行動。例如安排美軍與盟國軍艦，持續自由航行於南海與台灣海峽，挑戰中國對類似區域的片面主張；第二，經濟頓挫：就是持續對高科技出口管制，避免中國用美國科技對付美國；第三，政治頓挫：就是在國際組織中持續鞏固盟友的支持，強化制度對中國的約束性，避免中國對既有國際制度的破壞。
再強都需要給自己拍拍
七月底美中在天津進行會談。作為三月阿拉斯加會談火爆氣氛的延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認為，中美關係之所以會陷入僵局，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把中國當作「珍珠港危機的日本」與「史波尼克危機的蘇聯」。《經濟學人》某種程度上支持謝鋒的看法，同樣強調「拜登主義」下對中展開的全面對抗戰略，起因於美國需要某種程度的「珍珠港精神」，重新點亮舉國奮鬥的目標。
而根據杜如松自己在《長期博弈》中的說法，從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開始、1950年代蘇聯史波尼克衛星超前美國升空；1960到1970年代美國國內民權運動、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與黃金脫鉤、尼克森總統被彈劾與美軍的西貢大撤退；1980到1990年代貿易逆差與日本第一，20世紀的美國等若經歷了4次的大衰退，但美國卻能在過去無數次的衰退與悲觀中走出困境。
面對2020年前後的世界性民粹主義與武漢肺炎，杜如松在這個時間點出版《長期博弈》除了分析中國對外戰略，尋求美國的解方外；也是強調衰退裡必然有希望、黑暗中必然有光芒。只要如尼采所言，謹記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薩戰爭史》中反覆強調，希臘人面對現實的勇氣，以及在現實中尋找理性解方的重要性；而不是只看到Graham T. Allison放大一種「霸權必然衰弱、衰弱必然導致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就必然如同前幾次衰退般再度迎來復興。
作為新一代懂中文的中國通，杜如松成長在2000年後中國逐步崛起的時代，因此沒有對中國赤貧際遇的同情，也沒有對古典中國文化的孺慕之情，更多的反而是冷靜客觀的分析。而拜登政府對中政策重要幕僚的身分，也讓杜如松看到了「對抗中國」的作法，縱使是民氣可用的大趨勢，但前路仍然充滿艱辛。
《經濟學人》就認為，拜登主義對抗中國的模式，或許近期在國際環境中取得了東亞乃至歐洲盟國的支持，甚至連美俄關係都因為美國放行「北溪二號」天然氣管，因此有了顯著和緩。但對抗中國戰略最大的困難其實不在國外而在國內。也就是，縱使拜登對中團隊表現得比共和黨內鷹派還更反中，民主黨的拜登也還是沒辦法得到共和黨人的支持；相對的，民主黨內本來就不那麼堅定反中的人也不會支持他。更何況，《華爾街日報》報導也顯示，美國國內想要賺中國easy money、期待貿易禁令早日解封的「工商大老」，更是大有人在。
但換個角度想，正如同《金融時報》以小羅斯福與詹森等過往美國總統說故事時就強調，在美國政治史上，通常「改革成功的都不是改革派」。作為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拜登反而是讓各路批評者無可奈何，因此享受了比歐巴馬上任六個月更高的支持率。所以，究竟是拜登能以中間路線收攏左右抗中成功，還是拜登會被左右同時夾攻進退維谷，未來還值得更多觀察。
面對著大歷史的美國衰退論與小歷史的國內政治荊棘，寫一本學術著作分析時局、提供解方之餘，更像是一場心靈治療。畢竟，再強的人都有需要給自己拍拍的時候。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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