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3日星期日

张丰:傅聪,一次逃离

 张丰 默存格物  
傅聪,一次逃离
文 l 张丰


傅聪晚年多次回国演出。朋友庄秋水回忆多年前在广州做文化记者时,和很多媒体同行一起去采访他,"傅聪对大家的问题很不以为然,大概也因为没人懂音乐,问不出好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他刚到波兰的时候,参加比赛,登台演出,经常引起轰动,媒体大篇报道讨论他的音乐,不管是赞扬还是挑剔,都"非常懂"。这让他感动,他写信给父亲傅雷讨论那些评论,这些内容都在《傅雷家书》里。
但是,很多中国人知道他,也就停留在《傅雷家书》中了。人们把这看成是一个"如何成功教育儿子"的故事。改革开放后,傅聪可以回来演出,一些大城市的居民买票去听他演奏。当然是好听的,但是大家终究不是太懂,在这个国家,还没有形成听古典音乐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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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各地记者对他的采访,内容都是差不多的:谈一下你父亲对你的教育,或者是谈一下你的祖国,伟大的东方文化对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他一定会感到厌倦。
如果我们真的读了《傅雷家书》,会发现那是一个控制与逃离的故事。傅雷是出色的翻译家和艺术批评家,但是对儿子在教育的同时,也有着极强的控制欲望。他要求在异国他乡的儿子向自己"交代一切",以便掌握他的一举一动。傅聪就是在应对这种拷问中,在不断"坦白"中,逐渐有所保留,并最终发展出自己的世界,作为音乐家的,和作为"一个人"的。
现在看来,这当然也是伟大的父子情。看一下他早年的全家福,那是多么优雅的一家人。傅雷在傅聪身上倾注全部心力,至少在音乐上,他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支持,最后他彻底跟不上傅聪了。从最初的"教导",到平等的讨论,到最后则是纯粹的赞扬和鼓励。
这对父子为我们奉献出了一个经典的文化故事:在正常的社会,艺术领域"大师"或者"天才"的出现,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傅雷和他的朋友们,早年留学欧洲,获得了一流的鉴赏力,他们在傅聪身上发现了那种天分,极力培养,竭尽所能(哪怕只是帮他翻译一下伟大音乐家的传记或者一流的乐评)
傅聪超越了他们,前面就是一片空白,他是何等的寂寞。但是,如果他要再进一步,几乎不再可能。傅聪已经是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后面二十年,钢琴日渐成为传说,等到郎朗、李云迪这一代人出现,又几乎是从零开始。到今天,我们也不敢说中国有自己的"古典音乐传统"。
从傅聪的角度看,他的一生,是不断追寻也是不断"逃离"的过程。要通过书信来和父亲交流,这多么痛苦,但又多么幸运。写信对他来说,是一个总结、表达的训练,也是一个隐藏的游戏。他开始学会保留,在尊重父母想法,让他们安心的同时,开始发展出自我。他有时候故意晚回信一段时间,父母着急得要命,来信催促,那时的他一定是暗自高兴。当他开始"体谅",开始"善意的谎言",同时也就开始构建。
他逃离自己的父亲,既是物理空间的,也是艺术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当他发现父亲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音乐,开始时焦急,后来则是坚定的判断,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开始从一个倾听者和执行者,变成一个表达者,变成一个"新艺术家"。在个人生活上,他的隐藏更多,逐渐和父亲有了隔阂(多么幸运)。这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再是"傅雷的儿子"。
当然,更重要的决断,是在1958年底。这一年他从波兰回国,感知到国内氛围的巨大变化,父亲已经"戴帽",12月他毕业了,没有按照计划从波兰回国,而是去了英国——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如果说小时候学钢琴而不是绘画,是父亲的专断的话,这一次则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弹出的最伟大的音符。前途莫测,独身一人,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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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里的人?"这是傅聪一生不断面对的拷问。在波兰的时候,他征服万千乐迷的心,媒体报道听众感动落泪的场面,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是一个波兰人?"他到英国后,面临很大压力,不断重申自己是中国人,"保证不加入英国国籍",但是1964年,为了在全球巡演的方便,他还是加入了英国国籍。等到1979年,他可以不断"回国",在故土,他成为"一个回家的游子",一个"英雄",又要面临这个问题。
如今他因为新冠肺炎在英国去世了,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的评论再次聚焦这个问题:"那个叛逃者……"作为历史问题,这个早就解决了。傅聪不断回来演出,他已经和"自己的祖国和解",某种程度上讲,并不是他错了,而是"祖国"错了。即便是教科书,也承认了历史上的那些错误,他的父亲傅雷,更是为那些错误付出了生命。
一个钢琴家要不断面临这个问题,是20世纪的悲剧。和傅聪几乎同龄的犹太人思想家乔治·斯坦纳认为,20世纪是一个很坏的世纪——或许傅聪也会这样看。他们都是强大的个体,从一个宏大叙事中逃脱出来,承担自己的命运。从20岁去波兰学琴开始,他就注定此生孤独。幸运的是,他还拥有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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