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消息，說東京有年輕女士因為感染病毒，感到「為他人帶來麻煩」而自殺。香港的感染人數過萬，但大家的怨氣其實集中在對政府措施不滿，要不就陰謀論，對個人的壓迫反而還少一點。我們受日本文化洗禮的一代，對日本的想像就是日本人「很團結很合群」，但也許只是表面，一旦離群了，就面對極大的孤立和壓迫。不然不知如何解釋高見廣春會寫出《大逃殺》，講一班年輕人要被迫「服從規則」自相殘殺。
「服從規則」是合群，但其實是一個逐步緩進的攪肉機，今次沒死到你，但下次就可能死到你，到時完全沒有人幫你，只能陷入癲狂。
與此相比，香港這個社會還是很中道，很有人情味。這個人情味是不需要像中國式電視節目那樣推崇「好人好事」。對一般香港人來說，對人有基本信任、不要互害，是「百姓日用」，不必提倡的。以道家的學說來看，你要提倡好人好事，就是說好人很特別，也就是數量很少。
所謂人情味是你有事的時候可以找人靠。中國以前的家族和私人集團共同體，也就是費孝通所謂的差序格局人際關係，有事的時候可以找家族宗親、鄉人、黨人；與政府無關的民間機構，承包了社會救濟的功能。香港那套是離奇的，我們親身經歷了董、曾年代的新自由主義風潮，可以拆毀的社會肌理都拆毀了，但形毀神在，似乎香港人還是有一顆善男信女的心。也許是治安相對安定，大家族拆毀了、社區也流散了，但似乎還是有一些博愛古風留下。香港現在甚麼地方都有確診個案，不過似乎沒有大規模恐慌和歧視。香港人的緊張是在個人層面緊張，但似乎很少究罪於感染者。最多人屌，是政府不封關，這是最大公因數。
反送中留下的強大反政府民意，一方面似乎阻礙了所謂防疫政策的推行，但在初期卻也大大推遲了感染爆發。口罩是民間自己買的，很多生產線也是商人自己動員，戴口罩也是不必像西方那樣三催四請。相信靠政府不行，有晚近的政治影響，也有古典的保守淵源。認為市場比公務員更有能力解決問題，雖然未必永遠準確，但確實刻在香港人的血液裡面。所以對政府的不信任，最後神奇地阻止了內部的撕裂。不信政府的天然教條，確實有一點可以跟國父年代的美國相提並論。
至少大家會視感染者為政府政策的受害者，多於認為他們是要被燒死的巫婆；感染者也不會感到日本式的心理壓力，不會覺得要一死以謝天下。較為確切的消息，是日本最近報出的自殺人數，比起感染病毒還多。一個社會如果自殺者眾，就不是真團結的現象，而是社會失範的表徵，個人缺乏集體支援的結果。自殺是集體問題和社會現象多於個人問題。
美國的多民族融爐實驗，沒事時看來很共融，但出事的時候又可以很出事。看了 Netflix 最近的紀錄片《霹靂可卡因年代》(Crack: Cocaine, Corruption & Conspiracy)，意外得到了以前的視點。紀錄片雖然是講 crack 這種毒品，但更多其實是講講述 80 年代中期列根政府的政經黑暗面。當時列根因為要對抗中美洲尼加拉瓜新出現的共產政權，便打算與尼加拉瓜的反共游擊隊合作，但國會反對介入鄰國內戰。沒錢，CIA 便出動。
在地球另一邊，伊朗抓了美國人質，CIA 便賣軍火給伊朗換取人質獲釋，想將伊朗爭取過去，以壓制當時的伊拉克。伊朗給了錢，美國便把錢輸送給尼加拉瓜反共游擊隊，事情便在聯邦預算之外運行起來。 CIA 與尼加拉瓜游擊隊交換物資的時候，便有大批可卡因被走私到美國，因為價格很低，很多美國黑人和拉丁人開始吸毒。很多窮人去販毒，成為大佬，買槍，然後地盤火拼隨即出現。他們有錢到可以收買一整堆警察，令社區成為他們的私人地盤；女人賣淫、不顧小孩的社會問題，也接連上演。
然而導演挖得最深的，是社會賢達和政客如何 deal with the problem。紀錄片諷刺了列根妻子領導的反毒公關戰，說到底只有一句「just say no」，被重災區居民評為「極度虛偽」；公關戰後來因為大選來臨，被「兩黨共識」激化為政治議程，大家爭相打禁毒牌爭取選票。國會通過嚴刑峻法，總統也樂意簽署，警察也大增預算打擊毒販，但抓了大批普通用家。女道友被指控疏忽照顧兒童，被提早奪去育兒機會；監獄人口激增，但很多都只是犯了小罪行的道友。
政府為了大政治而無視毒品流入國內，然後再解決問題牽連的人，而不是問題本身，過程中政客也只是當政績公關來做，毒品風潮也導致一些社區被歧視，他們看到毒品橫流的表象，卻無法深究後面是整個冷戰的代價。他們甚至說，任何販毒的人就應該關到死。現在看來也有點像極端恐懼的人，認為油旺深水埗多人中招，就應該大封特封；有些人為了向中國獻媚，不斷吹要搞全民檢疫，卻沒深究病毒來自哪裡，有沒有封關，而檢疫之後繼續感染又有甚麼用的問題。
禁晚市也是一絕，因為禁了很久之後，確診人數又增加了，證明禁晚市根本沒用處，病毒是經一些神秘的渠道進入香港，像霹靂可卡因是在尼加拉瓜進入美國一樣，關多少黑人都根本禁之不絕。然後在事情的每個階段，政客都只是反射動作做點事，提倡點甚麼，好像無心向學的學生和無心教學的教授，大家都在某個時段出席於課室，就當自己為這件事付出了甚麼。
要維護自由是要錢的，去到最極端的時候是要用販毒來維護正義，但尼加拉瓜游擊隊最後沒有推翻共產政府，資助最終被撤走，crack 的問題卻留了在美國，並滋生了一系列嚴刑峻法和破碎社區。這個政策在後來的布殊、克林頓年代繼續走下去，一個比一個(姿態)強硬，但吸毒人數真是天曉得。因為走私毒品進來的，是所謂的 deep state，你是阻止不到的。一個因為民主而獲得支持的政府，在處理問題的時候，不管有心或無意，都會更有效地撕裂人與人之間的天然肌理。貧窮問題加上種族問題，再遇上境外毒品威脅，社會一擊即潰。美國如此強，也是解決不到問題的，政府其實多數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這麼一個世紀神秘疫症，香港人還是愚愚不動，沒有被政府的指揮捧舞高弄低。雖然看似甚麼都做不到，因為硬政治而垂頭喪氣，終日好驚好驚的人很多，但其實這麼下來的表現，也是算是曲線救國；只是沒有大規模批鬥患者的民風一項，已經是修練了百多年才有的表現。香港人沒有特別勇敢，又不是特別聰明；不是特別外向，也不是特別排外，但大多數人終究是一流的正常人，終究還在維持一個有事可以靠人，而不是等政府救濟的天然社會。在大事面前，反應合宜，不倒向陰謀論，也不盲目相信政府，極高明而中庸。外面有政治壓迫、疫情、美中搏鬥，全部是死人冧樓的大事，內部也有一些小鬧小吵，但終究在我眼中的香港人，還是非常理性中庸。
當然我也很現實，知道歷史中旦凡亂世衰世，邪教就會很多。因為失喪之人都是獅子尋求的可吞吃的羊。好的公共潛意識，也不一定能夠持久。不過正因為悲觀和現實，還是會格外留意到可喜之象。以前的人會很老套地歸納為香港人有「公民質素」，我比較討厭這說法，我會說是香港人向來就對「做人最緊要正常」不習而知，香港地，社會關係緊密，你有事，集體承托不到，至少也不會害你。這種深層的東西，那個在地鐵被抓到用優惠票之後建議官方政治迫害同事學者的中國學者，她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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