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傑安迪, 儲百亮
北京——1989年春，學生對天安門廣場的佔領進入了第二個月，中國領導層緊張不安、意見相左。一天傍晚，軍方高級將領被召集到軍區總部，表態支持動用武力鎮壓抗議者。
有一個人拒絕了。
在強大的第38集團軍擔任軍長的徐勤先少將，令人震驚地違抗了上級。根據採訪過徐勤先本人的幾名學者新近對其舉動做出的描述，他當時表示，抗議活動屬政治問題，應該通過談判解決，不應動用武力。
「寧殺頭，不做歷史罪人，」他告訴歷史學者楊繼繩。
儘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黨內權勢集團深感震動，不僅加劇了對軍隊倒戈的猜忌，也讓領導層更堅定地相信，由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是關涉共產黨存亡的重大威脅。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鎮壓前，解放軍內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細節，以及由此引發的震動。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來流出中國的軍方文件里，還有一些則是通過對直接參与25年前的事件的黨內人士和退伍軍人進行採訪而獲得。
與當時的傳聞不同，這些文獻顯示，解放軍並未內鬥。不過，它們的確表明，徐勤先對採取致命武力所表達的反對立場，激起了領導層的憂慮——軍隊可能會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態也促使黨內元老調集了規模龐大的部隊。
儘管四分之一個世紀已經過去，但是那個血腥的夜晚卻依然是中國政治中最敏感的話題之一，當局將它實質上從歷史中抹去的努力一直沒有懈怠。然而，就算到了今天，也仍有新的信息浮出水面，修正人們對這起分歧深重的事件公認的理解。
當時，主持鎮壓的黨內元老鄧小平讚揚軍隊忠誠不二，就連一些國外的報道也保留了部隊堅定冷酷地服從命令的形象。不過，1989年6月4日前夕及後來幾個月的軍隊講話和報告顯示，對於下達的殘酷任務，官兵們心存疑慮、感到困惑，流言和悔恨也讓他們頗為不安。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取得的中國軍方文獻中，有一份評估報告寫道，武警楊德安稱，「情況多變，很混亂。我們對鬥爭的殘酷性估計不足。敵友難分，攻擊目標也不明確。」
一些退伍官兵同意談論自己在這場危機中扮演的角色。他們表示，國家強制實施的審查，再加上制止目擊者發聲的做法，使得年輕一代對中國當代史中堪稱最為沉痛的這一事件基本一無所知，這讓他們憂心忡忡。
李曉明說，「我個人沒有做錯事，但我覺得作為其中一個成員，作為一個參與者，這是中國軍隊的一種恥辱。」1989年的時候，他就身在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的部隊當中。
雖然官方的遮掩使得這些新說法的細節難以得到確認，但是研究過解放軍內部報告的一些學者表示，這些說法真實可信。他們瀏覽的報告包括對部隊動員的描述，以及對軍隊與抗議人群暴力衝突的詳盡敘述。此前也曾有人嘗試還原共產黨強行抹去的記憶，於是有了2001年發表的文獻集《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但外界對其意圖與真實性的爭議一直揮之不去。
採訪與文獻顯示，就連在當時，軍隊里也沒什麼人原意承擔向平民開火的直接責任。就在部隊迫近北京的當口，他們接到的行動指令仍然含糊不清、令人費解，還有部分軍官希望得到保證，他們不會接到開槍的命令。
一位與軍隊有聯繫的前黨內研究人員在接受採訪時確認，存在一份由七名軍官聯署的請願書，呼籲領導層退兵。
這名前研究人員名為張剛，當時曾試圖協調抗議者與政府達成妥協。他表示，請願書中寫道，「人民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殺死人民。」
像徐勤先那樣直接違抗軍令的事件則更為少見。歷史學者楊繼繩是少數幾個在1989年後採訪過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據他的說法，徐勤先並非異見人士，當初為參加朝鮮戰爭而寫下血書，不到年齡的他才得以參軍。徐勤先指揮的第38集團軍是精銳部隊，駐紮在北京以南約150公里處，擔負著保衛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療腎結石，親眼目睹了學生的抗議活動。軍隊的訓練目的是抵禦外敵入侵，他擔憂，動用軍隊鎮壓抗議會產生惡劣的後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裝的軍人上街，可能會造成子彈不長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軍的聲譽。
據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訪談資料，徐勤先後來表示，「和老百姓發生衝突，好人壞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誰負責？」
楊繼繩表示，徐勤先最終同意向手下的官兵傳達命令，但他本人不會帶領武裝部隊進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並被開除黨籍，還在監獄服刑四年。
據另一位採訪過徐勤先的研究人員透露，徐勤先身體虛弱，住在河北省一家軍隊領導專用的干休所里。這名研究人員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絕就這篇文章接受採訪。
普林斯頓文獻中部隊內部的歷史檔案顯示，徐勤先的舉動在士兵中催生了謠言：38軍的軍官集體辭職，該軍拒絕入京。軍方文件顯示，為了破除謠言，38軍的軍官被召集在一起，譴責他們的前任軍長，並宣誓堅決服從命令，實行戒嚴。
但徐勤先並不是軍隊高層中唯一的異議者。前研究員張剛表示，人民解放軍軍官王東上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司令員的助手，他組織反對戒嚴的軍隊高層進行請願。王東如今已經去世，張剛和其他人認為現在是時候公布他組織請願的細節了。
張剛表示，軍中對戒嚴令的疑慮的擴散讓鄧小平等人非常擔心，以至於他們切斷了很多所謂的「紅機子」。高層官員本可以通過這種電話互相聯繫。但王東試圖利用自己的高層關係，組織軍隊內部人士表達不同意見。
1989年5月，請願書的複印件傳遍北京，但其來源和真實性卻並不清晰，因此削弱了它的影響力。張剛曾與軍隊高級軍官有聯繫，他如今表示，自己邊接王東的電話，邊記下了請願書的內容和名字，之後將請願書交給朋友，由他們進行了複寫。
幾名曾私下努力化解危機的人接受採訪時稱，王東與王軍濤、周舵舉行了秘密會議，這兩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時在設法阻止軍隊發起攻擊，同時也斥責抗議者組織混亂，思維天真。兩人回憶稱，他們在周舵家待了一晚上，反覆詢問王東有關軍隊態度的問題。兩人均稱，王東淡化了出現大規模流血事件的風險。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周舵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他說，『如果共產黨射殺平民百姓，那共產黨不是在自殺嗎？』」周舵表示，他們「絕對沒有想到，最後的結局會是那麼殘酷」。
就在請願書被傳至北京各處之時，共有18萬至25萬名士兵從全國各地趕來實施戒嚴。雖然北京普通民眾進行反抗的舉動已經得到充分證實，但相關文件及採訪內容說明，荷槍實彈的士兵進入北京時，居民們沒有感到害怕，而是奮起反抗，由此在部隊內部引發了沮喪、失望的情緒及謠言，這些都讓士兵們有所動搖。
學生們的理想主義及他們對腐敗、不平等現象和通貨膨脹的憤懣之情感染了很多北京居民。從5月19日開始，隨着即將戒嚴的消息走漏至外界，數以萬計的民眾走出家門，來到主要路口阻止軍隊進城，並懇請他們理解學生的訴求。
當時，來自河南農村的士兵陳光只有17歲。陳光表示，他的部隊被學生圍了起來，在此之前，也就是5月20日，他所屬部隊的一萬名士兵被攔在長安街上。
他回憶稱，在三天的時間裡，疲憊不堪、孤立無援的士兵在炙烈的太陽下緊握槍支，居民和學生給他們送來食物，並帶他們上廁所，還無時不刻地向他們灌輸信息——他們從事的是正義的事業。「就連上廁所都不會停，」陳光接受採訪時說。「一個人講累了講啞了，另一個上來繼續跟你講。」
文件顯示，這一僵局和軍隊的忠誠可能出現動搖的情況讓將領們非常擔心，他們命令士兵們撤退。「我們走的時候還在本子上給他們留下名字和通信地址，撤走時很多人都哭了，」陳光說，「感覺跟打了場勝仗似的。」陳光回憶稱，車窗內掛着臨時做好的橫幅，宣示着他們對人民的忠心。
幾名軍人表示，在接下來的十天時間裡，他們在北京郊區的營地被灌輸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思想。他們學習鄧小平的講話，被告知示威活動是由少數顛覆分子發起的，目的是推翻共產黨。
李曉明回憶稱，即便在士兵們學習這種宣傳思想時，可能必須朝示威者開槍的概念似乎還很遙遠。李曉明當時25歲，是第39軍的一名雷達兵。他在澳大利亞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們的部隊受到的教導是，我們不準朝學生開第一槍，如果我們朝老百姓開了第一槍，我們就得對歷史負責。」
即使是接受了一周這樣的培訓，將領們依然擔心軍隊奪取廣場的決心有多大。
根據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匯總的黨內及軍隊講話記錄，楊白冰上將曾在5月31日對軍官們說，「有些同志對為什麼有這麼多群眾參加遊行有些困惑不解。」楊白冰的兄長是鄧小平的親信。「有些同志對制止動亂還有這樣那樣的想法和疑惑。」
6月3日，保持克制的訊息被放棄了。一些當年的士兵表示，軍隊當天接到了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價」在第二天清早奪回天安門廣場。
根據一份記錄，有一個營的黨員在出發前的儀式上宣稱，「誓死到達天安門。」有些部隊的軍人用寫血書立誓的方式表決心。然而，根據現場士兵的描述和軍方的文件，這種虛張聲勢還夾雜了恐懼和困惑，而後兩種情緒因抗命部隊可能會調轉槍頭的流言而被強化。
駐紮在山西省的第63集團軍的一份記錄顯示，「當時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現了一些波動。」63軍是被調集實施鎮壓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態嚴重，心裡有些恐慌。有的感到兩次都沒法進去，對這次開進有些畏難。」
雷達兵李曉明回憶，當39軍116師離開北京東部遠郊的臨時駐地時，他最大的恐懼是，他們部隊可能要打38軍，因為後者的忠誠因徐勤先的抗命及存在更廣泛背叛的傳言而遭到質疑。
當軍隊帶着奪取廣場等重要場所的命令進發時，他們既缺乏控制群眾的常規工具，又沒有得到關於如何開槍及何時開槍的清晰指示。
「缺乏防護器材與非致命性武器，」文獻中有一份關於武警部隊對鎮壓行動的評估報告這樣寫道。「缺乏防護器材與非致命性武器。設想，若配有催淚彈、閃光彈、盾牌、頭盔等防護器材。」
李曉明說，他所在的116師的師長許峰沒有理會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的命令，他因而無需決定是否開槍。在得知軍隊展開血腥鎮壓後，許峰在衝突較為緩和的東郊按兵不動，還假裝軍中的無線電通訊出了故障。李曉明仍然能回憶起電台里瘋狂的呼叫：「116師、116師，你們在哪兒？」
文獻顯示，在發生大規模屠殺的區域，軍隊在每次行動的關頭都頗為迷惘。
根據參加了當時抗議活動的學者吳仁華的說法，領導層大約是在當晚9：30分到10點之間批准使用實彈。吳仁華撰寫了兩本關於軍方鎮壓行動的中文書籍，目前生活在洛杉磯。他說，指令是口頭傳達的，關於何時開槍、如何開槍並沒有給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傳達到所有部隊。
他在電話採訪中說，「朝天鳴槍，還是對人群開槍，沒有說清楚。」
據與38軍同行的王永利（音譯）描述，一些民眾向軍隊扔磚頭和瓶子，然後用鐵棍襲擊軍車。他表示，戰士們又緊張又生氣，一開始向天開槍，不過，到了某個時刻，他們的步槍瞄準了人群。「也沒說打，（當官的）就說『狠狠教訓下這些人，』那戰士手就發狠了，」他說。「啪，一扣那個扳機，轟轟轟轟轟，跟下雨似的，嘩地就朝天上打去了。」
儘管確切的死亡人數或將永遠不得而知，但據估計，被槍殺或遭坦克碾死的平民少說也有數百人，多則有逾千人。政府估算的數據是300人喪生，其中許多是士兵。
第二天的黎明，當時是新華社記者的歷史學者楊繼繩設法趕到了木樨地。這一帶位於天安門廣場以西，軍隊的攻擊行動在此遭遇到了某些最為激烈的抵抗。
他看到廢棄的單車凌亂地堆在地上，還有燒焦的車輛和一灘灘乾涸的血跡。他回憶道，「到處都是槍眼。」不過他說，最讓人不寒而慄的場景，也許是一面牆上塗抹的厚厚的血紅大字，寫的是「人血！人血！」
傑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儲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報道。安思喬(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和河北對本文有報道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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