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张抗抗未知因何被批为"汉奸"，也未知她还是不是国务院参事？她跟我前后脚差一年，出生在杭州的一条胡同里，不过到成人之后才有交往。我流亡后，她又通过《开放》老总金钟找到我，最初只是为了找我的『寂寞的德拉瓦湾』，她说：
"可惜没有读到《雨夜竹竿巷》——我家也曾住那条小巷。下次若是回杭州，当重返竹竿巷，寻找童年的伙伴。他父亲过世那年，他回来告别，在八宝山。我为送他父亲而去，一直站在他身后不远，直到灵柩被推走，他扑在那扇门上……他没有看见我，也没说一句话。那天我很难过，我们那么近却又那么远。很像读到他的新书，已托美国朋友去买。能告诉我是那个出版社吗？至今我仍然怀念晓康父母对我的关爱……Date: 2013/7/25"
其实我看见她的。抗抗小我一岁，吕嘉民大我不止一岁。照片是他们夫妇与張顯揚太太。今天贴出《雨夜竹竿巷》，希望抗抗嘉民看到。】
一九八五年四月，"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在南京开会授奖，我因《东方佛雕》获选前去领奖，然后婉谢了会议安排的苏南一游，乘宁沪线直奔杭州而去。火车在暮色里停靠杭州站。春雨沥沥，正所谓 "梅子黄时雨"，江南迷离时节。车站广场上，满眼伞舞，人影憧憧。我让自己呆呆地站一会儿，好跟故乡接一接心情。上一次来杭州是六六年，文革初期"大串联"免费坐火车，第一个想去的城市就是杭州，去了也只逛"一湖二堤三岛"。转眼十八年了。
我不是一个江浙人，按照中国人视祖籍为正统的惯例，我父亲是四川成都人，但我在四十岁仓皇辞国之前，却与那天府之国的"锦官城"缘悭一面，去都没去过。倒是一九四九年我妈把我生在了这西子湖畔，于是记忆中的童年好像都浸在苍茫雾霭里，虽然长到十一岁又去了干燥乏味的幽燕京师之地，我却沾上了那湖上的波光月影，一辈子走到哪里，都再也甩不掉"雷峰静极了的影子"——我想所谓"乡愁"，无非如此。四川话是从来不会讲的，儿音悦耳的杭白则丢得干干净净了，却没学成也是儿音频繁的京腔，难道因为它跟杭白，"儿"的不在一个地方？
我是妈妈怀在她肚子里带进杭州的。一九四九年江山易帜，五月杭州破城，八月妈妈生下我，难产分娩，那是女人来到这世上最大的苦刑。半个世纪后，父亲在一九九九年七月给我来信说：
"你妈深爱你，还因为你是她唯一用自己的乳水哺养大的。1950年，在竹竿巷那间三面都是玻璃窗的房子里，她一面给你喂奶，一面亲切地叫着：'我的乖儿子'，显得分外美丽。这个片段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从未淡忘。"
我还依稀记得那间"三面玻璃窗的房子"，一条弄堂和一个院子的木石结构旧平房。竹竿巷，我的摇篮，地处西湖东侧，与湖滨路并行的延龄路中段的一条小巷，相传南宋临安时，此地有一细竹集市，供编篱插花之用。从巷子往东一直可以穿到庆春街上的众安桥，那里有一座报馆，是爸妈做事的地方；那里大多数人讲浙江话，也有个别说山东话的，是所谓"南下干部"，却只有这对夫妇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因此比我不能"籍贯"杭州更困惑的一个问题是：爸妈他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竹竿巷。"我叫住一辆出租车。
"……？"
"延龄路，知道吗？"
"晓得、晓得。老早叫延安路了啦。"久违了的杭白。
车子不一会儿就开到那条路上，雨夜里，两畔街景似曾相识。这司机还知道二十多年前的老路名。"延龄路"据说是从民国初年就叫起的，缘起清末杭城驻扎清兵的旗营有南门名"延龄门"，到文革改为"延安路"，典型的"革命"荒诞，而至今不肯改回去，又有点莫名其妙。少年时代我常常从这里走过，也总是在暮色、霏雨中，沿街店铺的霓虹灯，被水洗得满地流淌，荡起我心里一股莫名的惆怅，少年并非"不知愁滋味"；自从离开杭州，我就丢失了这种惆怅感，以后几十年里无论在北京、上海、巴黎、纽约，都感觉不到它，偏偏在台北忠孝东路上，又依稀捉到了它。
九十年代初，我从欧美数度访台，每一次都暗暗揣着一个荒诞﹕这边没有人知道，我父亲恰好是约五十年前逃离台湾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地下人员，他当时的身份是新竹商业学校的国文教员，妈妈则在新竹女中。虽世事沧桑早已黯然，我来台湾的心情还是有些异样，似乎总想替爸妈了却一桩他们再也不能的心愿，比如回一趟新竹，看看旧居什么的。一九九一年夏天我第三次去台北，第一个跟季季说了这秘密。她在中国时报主编《人间》副刊，九零邀我访问过台湾。她说她去邀当时还在新竹师范教书的诗人席慕容一同去，因她有私家车，路较熟。那时还没有捷运。
我这种心情尤其是为了妈妈，一九四八年新竹女中那个四川口音很重，还有些口吃的国文女教员。爸妈一生坎坷中最令我动容的事，至今没有一件比得上妈妈当年只身飘洋过海的勇气。妈妈叫庞佑中，四川达县人，瘦小而纤弱，却脾气出奇的刚烈。读武汉大学时，她爱上了政治学系从成都来的一个男生苏沛，校刊《武大新闻》的总编辑，全校时事座谈会的主持人，在政治系读了多年不毕业。一九四六年，武汉大学好象闹了一场学潮，军警冲进校园打死了学生（蛮象半个世纪后的"六四"），当局通缉七个学潮的主事者，名单上有苏沛。他逃走了，辗转广东﹑香港，最后去了台湾。读中文系的妈妈捱到毕业就对她父亲说，我要找他去。妈妈不象当年的热血青年，或奔南京或投延安，她出川直奔上海，买了张去台湾的船票。四七年底妈妈在荒凉小城台东跟爸爸会合，不久便在永无宁息的太平洋涛声中生下一个女孩，长我不到了两岁的姐姐。爸爸后来对我回忆，他们在台湾一年半，为了隐蔽先后换过四所学校教书，而那时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令已经到了台湾警备司令部。
我随季季和席慕容到新竹，找到那间女中，如今一片砖瓦水泥建筑，没有什么能让我引起联想的景致。爸妈他们曾经住在一间什么样的房子里呢﹖我四处寻找，忽见一排并不葱翠的竹子，掩映着几幢旧平房，像是有些年月的。我便驻足在这里，让自己去想象半个世纪前一对年轻四川夫妇在闽南话氛围中的孤寂和陌生。
"如果不及时离开台湾，我们一家四人都会惨死在那里，或者瘐死火烧岛——当时你尚在母腹中。"爸爸暮年给我写信说。"四八年十一月底，我们就经基隆回到上海了。长江已封锁，不可能北上。在复旦大学住了一阵子，来年三月初，我们乘沪杭晚车至杭州，第二日晨在杭州南星桥登上木船，当天下午黄昏在浙江诸暨县一个内河码头进入浙东游击区。"此即爸妈落脚浙江的缘由。可是妈妈跟爸爸回到大陆这边，四九年的政权一上台，就枪毙了她的父亲，一个四川的老同盟会员。妈妈受了刺激，一生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连对我们的母爱都难以自然施展。她常常为此而哭。
爸爸说，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他在一个叫蒋家坞的山窝里办蜡纸刻印的《浙东简讯》。一日站在山坡上，"远远看见一个农民挑着一副担子，一头装着一个小孩，一头装的铺盖卷，缓暖踏上山坡，后面跟着一个女人。走近才知，你妈妈带着你姐姐来了。"当时姐姐一岁多，我在妈妈肚子里应该六、七个月了。几天后爸爸奉命进杭州去接管《东南日报》，妈妈则随一些妇女跟着游击队，在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之间穿插潜行，一天的路程走了十天，才到杭州。
我则大概十几分钟就从车站到了竹竿巷。这巷口，三十年前有家小吃店，五分钱一碗阳春面，已无踪影。小吃店让我连想起延龄路上的馄饨馆，尤其那种肉馅大馄饨，是北方没有的；还有庆春街上的餐馆，爸爸在报馆老值夜班，每晚必定要去那里吃宵夜，我从小嘴馋，常常赖在他的办公室不肯回家，硬等着那一碗鲜鱼面，或许由此便叫我濡染了笔墨和报馆气息，也未可知。这种小孩子的把戏，自然不能跟当年徐志摩动不动就到楼外楼"持螯看月"相比，不过，这杭城"静偃的湖与堤"属于视觉记忆的话，肉混沌和鲜鱼面就是味觉记忆，二者不可偏废也。
过去巷子是鹅卵石路，春雨里很滑腻，现换成马路，没味道了。南宋人的《都城纪胜》说柳永《望海潮》里的"参差十万人家"，还是北宋的光景，到南宋更是"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我童年亦记得这一带曲巷通幽，却已在不识人文典故的"蛮荒"时代，好像文革后才有人"考古"出来，说我们这竹竿巷上面的那条孩儿巷，居然就是陆游曾住过的"砖街巷"， 而他在那里写了一首《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如纱，
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
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
犹及清明可到家。
我的天，这首诗大概是我十一岁到了北京之后才读到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岂非这永恒的美景而成千古绝唱？
慢说无颜以见千年前的"老街坊"陆游了，弄堂口进去不多远，就是我的小学，我却在细雨中踌躇抬不动脚，也怕见里面那位连腮胡子的班主任唐老师。这小学原先就是一座庙或道观什么的，眼下变成三层楼了。当年我不曾是一个好学生，不是迟到就是逃学，唐老师让弄堂里的另一个女生放学后监督我做作业，但是等到五年级我要去北京了，他召集全班欢送我，叫我一辈子难忘。
弄堂再进去一点，是省儿童保健院，全省独一家"儿保",偏偏我从小羸弱，记不得多少次由爸爸背到那里，醒在退烧之后，于是爸妈极温柔的声调里总是饱含苏打水气味。人到故乡，无非拉进了跟童年的距离才伤感，而任何人的童年主角都是父母。爸爸在九九年夏来信中接着写道：
"你两岁进幼儿园时，当时还是供给制，我们的钱很少，你妈妈却在杭州打听到一个手工极好的裁缝，花大笔的钱，一口气给你做了二十多件花花绿绿的小衣服，买了一双新皮鞋，送你上幼儿园。走时，在众安桥报社门前，你又笑又跳，你妈妈也又笑又跳。一片灿烂。但是，这种灿烂只显示在对你的爱上，并且很快就消失了。１９５２年，你的外公被镇压，你妈妈立即沉沦、沉默，坠入苦海，从此长期失眠，天天吃安眠药，脾气也怪僻、暴躁了。"
妈妈是那种人，不笑则罢，一笑就是灿笑。她送我进的那个幼儿园，在南山路的西湖之畔，记忆里我和小朋友们晨夕两头都和湖上的朝雾晚霞相遇，仿佛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雾化到了心里，叫你年年月月梦醒若失。成年后读到徐志摩，才知道原来我从小看惯了的西湖，跟他们那样"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在地理位置上恰成犄角之势。我也乐意跟他一样，情愿"在三个印月潭和一座雷峰塔的媚影中，做一个永远不上岸的小鬼"。人们只记得徐志摩的康桥（"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其实徐志摩的西湖更绝，是中文里后继无人的。唯有读他的《西湖记》我才找得回一丝感觉，诸如"瞑色里的山形，黑鳞云里隐现的初星，西天边火饰似的红霞"，宛如我的一幅幅童年幻灯。
后来爸爸写信告诉我，当年他们住的不是新竹女中，而是新竹商专，但是那间小屋也许早就拆除了。无论怎样，我只能找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这心情对谁去说﹖妈妈如果活着等我回去告诉她﹐我去新竹找了她住过的那间小屋﹐她一定会难得灿笑﹐然后说﹕我不信﹐你会这么孝顺﹗我的"西湖童年"，或许也是随着妈妈的"灿笑"，一道跌入记忆库里不易提取的角落，似乎只跟杭州才藕断丝连，比如这一晚蒙蒙细雨的竹竿巷。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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