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将倾的1936年，1130万平方公里的苍茫国土上，狂风卷集着乌云。
这一年，摸了一辈子书本的历史学家连横，留下的遗言竟是给即将出生的孙子取名为战，可见形势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这一年，上天永远地收回了鲁迅的笔，又把另一支笔交给了胡兰成，叫他参与到混乱中国的绞杀之中。
一、第一次预言
此时的胡兰成31虚岁，受聘做了《柳州日报》的编辑。
在此之前，他就没有妥妥帖帖干完过一件让人省心的事儿。
胡兰成生于浙江乡下一个没落的耕读人家，十来岁才靠义父的接济得以上学，又因为学潮而退学。换个教会学校重读了几年，又因写文章得罪教务主任被开除。
20岁时，他谋了个邮局文书的职位，因看不惯领导的嘴脸而辞职。后又在燕京大学当临时工，干了半年便放弃北漂的日子，跑回老家讨生活。
工作不好找，他闲居数年，期间经历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与一位16岁的姑娘搞暧昧，另一件事是老婆病死。
快30岁了，好不容易谋了个在中学教书的营生，又因受同事的激将惹了祸——他与同事打赌敢不敢吻一位女老师。
打赌后的第二天，胡兰成被开除的公告上写着：“行为不检，非礼女同事。”
31岁，在旧中国快当爷爷的年纪，穷酸书生胡兰成终于有份自己喜爱的工作了，说年少得志，靠不上边，说大器晚成，离得也有点远，就算是混口饭吃吧。
然而这份工作胡兰成也只干了几个月，就把天捅了个窟窿。
1936年6月，桂系军阀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广东军阀陈济棠，以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内斗为名造反，史称“两广事变”。
《柳州日报》是桂系的喉舌，本应摇旗呐喊的胡兰成却不阴不阳地唱起怪调，他发表文章称：地方不能与中央相争，从中国历史上反抗入侵的规律来看，发动对日抗战，必须首先发动民间主动抗战的力量，还要结合开创新朝的气运。
说的是些什么玩意！
这些观点同时得罪了桂系和中央。
从桂系来看：
——《柳州日报》难道是我花钱给中央养的吗？
从中央来看：
——“新朝”是什么意思？我堂堂中华民国还不够新吗？
9月，交战双方以陈济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臣服、中央妥协的形式收场，桂系腾出手来，立即把胡兰成抓进监狱待审，关了一个月零三天。
胡兰成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在监狱里很遭罪，这一段日子如今拍成电视剧，应该叫《失联33天》。
胡兰成的预言，被历史证明为真。
所有人都只看到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很紧张，只有胡兰成看到了隋亡唐起、明亡清立的影子，嗅到了新的朝代建立的气息。而争取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支持才能成就伟业，也暗合了以后的历史走向。
可当时的各种力量还没有发育到推翻蒋介石的政府、建立“新朝”的程度，也预料不到9年后劳苦大众竟然真的翻天覆地。所以比较前卫的呼吁，也只不过是苏维埃政权喊出的“建立联合政府”。
领先时代半步的是天才，领先一步的是疯子，只有站在天才的位置再往前多看半步的人，才能理解胡兰成的话。
白崇禧就觉得胡兰成是个疯子，希望他早点消失才好，却又不愿意做杀祢衡的黄祖。
胡兰成在监狱里给白崇禧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自辩信，白崇禧顺水推舟，称自己见信惜才，资助了胡兰成500元路费，遣送出境。
对于有野心另立门户的汪（精卫）系来说，胡兰成的文字简直太有用了。
汪精卫亲自邀请胡兰成为旗下《中华日报》主笔，汪夫人陈璧君亲自过问胡兰成工资事宜，在以后的数年合作中，高傲的汪精卫始终称胡兰成为“兰成先生”。
1940年1月，胡兰成的政论文集《战难和亦不易》出版，鼓吹应当同日本讲和。3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胡任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
胡兰成这段期间的论调是：中日应当罢兵讲和，日本不应把中国当做殖民地，而是要扶助中国的工业化，两国共同养精蓄锐，等待欧美战后疲弊，中日联盟称霸世界。如果日本不讲和，中国打不过日本必转头向他国寻求强援，等到中日两败俱伤后，包含中日在内的亚洲将被苏、美等境外强权瓜分。
这些论调成了汪伪政府“和平运动”的理论基础。
胡兰成成为了蒋介石政府口诛笔伐的汉奸。
二、第二次预言
胡兰成做汉奸，也要做一个让领导不省心的汉奸。
南京政府成立当天， 汪精卫举行就职典礼，“宣传部”秘书长古咏今在谈到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时，显得非常高兴，胡兰成泼冷水说：“德国必败。”
古咏今拉下脸：“这种话不要乱说。”
胡兰成说：“我跟德国外交官也是这么说的。”
古咏今大怒：“你怎么可以对盟友说这种话！”
胡兰成说：“日本称霸亚洲及汪先生的政府亦不会长久。”
1941年12月，日本对美英宣战。汪精卫欲追随日本之后，以南京政府名义对美英宣战，特召见胡兰成听取意见，胡兰成不赞同，他认为，德国是必败的，如果日本不及时割裂与德国的关系，继续与英美为敌，日本也跟德国一样走向失败的道路，南京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汪精卫对胡兰成很失望，这也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1943年，日本大使馆新组织恳谈会，邀请胡兰成参加，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和池田笃纪主持了这次会议。
清水先开口问道：“日本宪兵检查城门口及火车站，中国人民谅解么？”南京政府驻伪满洲国大使陈济成回答：“中日既然亲善一体，当然谅解。”胡兰成说：“不谅解。中国宪兵检查东京大阪的交通站，日本人至少清水先生就不会高兴。”
众人又谈起近年来的战争，做过蒋介石秘书的罗君强道：“当初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时十分仓促，若友军（日军）一口气直追而下，重庆已被拿下，如此战争肯定早已结束了。”胡兰成说：“中国不亡自有天意，岂在一战得失？”此言一出，众人竟不知如何接话。
伪南京政府粮食部长顾宝衡在问到日本国的粮食能否自给时，池田回答说：“完全自给，不靠外米。”胡兰成反驳道：“我刚看过一篇日本散文，是宣传克苦奉公的，写一个教授病倒了，亲戚送来五升米，他女儿就专门留下来给父亲吃。教授吃了感叹说，我今天才知道日本米的味道这么好。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已不易吃到日本米。”众人又一阵无语。
池田请胡兰成写一篇形势分析文章，胡兰成闭门三日，撰成一篇长文。文中历叙汪精卫政府与日本的和平运动，并预言日本必败，汪精卫政府必亡。日本唯有从中国撤军，在国内革新，才能避免失败命运。而中国则必须返回孙中山时代，召开国民会议才有真正的前途。
池田一夜之间将其译成日文，交给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传回东京，据说连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读了这篇文章，也因为这篇文章，胡兰成被汪精卫投进监狱。
经过池田的斡旋，胡兰成坐了48天牢后，在大年三十这天出狱，从此取了几个化名四处躲藏，直到全国解放。
三、第三次预言
按照正常剧情，日本战败，汉奸是要逃跑的。
胡兰成偏不。
1949年10月1日，温州举行建国阅兵仪式，寓居在此的胡兰成站在桥头观看。人山人海之中，他忽然想起了顾炎武，数百年前，亡国的顾炎武曾登山望清兵在山下经过。
胡兰成的品性和明朝遗民顾炎武当然无法相比，但他一向是尊崇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理论的，并写过类似的文章。
顾炎武在《日知录》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胡兰成致书梁漱溟，托他替自己向政府进言：中国要想有前途，就要做到四点，一是停止阶级斗争；二是保持产业平等；三是开向现代西洋；四是如实建立国史。
1950年，梁漱溟把胡兰成推荐给政府做文化比较工作。同年3月，胡兰成受邀动身去北京。
既然已经投靠了政府，那就洗心革面好好做贡献呗。
胡兰成偏不。
去北京的途中，他拜访文人旧友，发现旧友大都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又发现一路上有很多暴戾的行为，胡竟断言：此是秦，不是汉。
于是连家乡的孩子都顾不得带上，连滚带爬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又亡命一般溜到日本去了。
数年后，长得最像他、学问最好的长子胡启，因畏惧批斗而提前自杀，确实有乃父一不做二不休的风范。
倒是蒋介石在七十年代初允许胡兰成去台湾省讲学，享受“行政院”特殊津贴，胡还收了几票女徒弟。
胡兰成要是当时留在国内，下场自不必说。
四、死前对国共两党的忠告
既然已经到了日本，那就跪舔吧？
胡兰成偏不。
一直到死，也没有申请过一次日本国籍，临终时，依然持中华民国护照。
他在写旅居日本的文章中提到：“首相在台上领导日本民众三呼万岁，而许多人泪流满面……我亦随众起立，但是我不呼。”
有一种说不清是小人还是君子的得意在里面。
像画不圆一个圈的阿Q。
像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
他的书法成就很高，好友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评价他：“于书法今人远不如古人；日本人究竟不如中国人。如胡兰成的书法，日本人谁也比不上。”
那就好好卖字赚钱呗？
胡兰成偏不。
按他自己的说法：“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书者。”
他用大量的时间去解《尚书》《易经》，研究黄老佛学、戏曲小说，写《禅是一枝花》，也写《今生今世》《山河岁月》。
那就好好写书呗？
胡兰成偏不。
按他自己的说法：“文章小道，壮夫不为，惟以文学惊动当世，流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
一官不名的他自称是“干政治的人”、“纵横家”。
1951年，他写了篇五千字的文章《论毛泽东》。
其中的预言，诸君自己找吧。
在去世前的数年，先后给蒋经国以及邓小平写了两封《万言书》。
在第一封的两万字里，他很自信的建议台湾当局将信公布于众以便群众讨论，实际结果是他被台湾省文化界群起围攻，不得不再回日本。
而第二封的九千字，如石沉大海，连一点浪花都没翻起来。
第一封万言书里，他痛斥台湾文化界“已经变为像外国的文化人一样，完全失去了士的传统”，痛斥当时的学生已经不读《三国演义》与《红楼梦》如同日本学生已经不读《源氏物语》。
他建议学校要小学开设经书课：“西洋人至今皆读旧约与新约圣经，阿拉伯人读可兰经，印度人读四吠陀与奥义书，战前日本人读古事记，否则无以为其文明的根底与其民族精神之所以涵养者。”
在第二封万言书里，他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恢复祭祀”。
他说：“中国史是世界文明史的主流，西洋史是被污染了的旁支。我们可以食用西洋的东西，但是不可用输血的方式……血型不同，侵犯到我们民族的染色体了。马与驴交而生骡，但是骡只得一代，不能传代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都是因为注射了不同的血型，犯了汉民族的染色体而起的狂暴痉挛……中国是政事不言政权，祭祀不言宗教，合起来是礼乐教化以治世。西方是其后奴隶制与蛮族入侵，物质的权欲背远了大自然，才堕落而为政权与宗教”。
又说：“孙文先生是近世最大的革命思想家，知于西洋议会制之外自创中国的五院制，以知性的政治教导国民。但因他是基督教徒，打倒清朝，连数千年来的祭祀亦打倒了……西洋社会建设的骨子是欧几里德的原论与牛顿的总论，边外再摆个基督教，而中国的人世的建设的骨子则自有易经与礼记，我们为何不研究？”
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种种社会问题以几乎不可逆转的姿态出现，仔细想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过于彻底地砸碎了祖宗。
没错，你、我，他，全中国人的灵魂都是骡子，只知来路，没有归途。
未来的文豪，在评价我们的时候会说：我翻开这群骡子的历史一查，他们的脑袋里只写着两个字，吃！草！
四、人算不如天算
1981年7月，汉奸、浪荡子、薄情汉胡兰成在日本永远闭上了邪恶的眼睛和一张臭嘴。
他在军阀手下混的时候力挺中央，在中央混的时候力挺敌人，在日本混的时候力挺中国礼乐。
所以他混不起来。
算命的人往往算不清自己，胡兰成也一样，用他晚年自己的话说：“我对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般的糊涂。”
政治道路选择的失败，令他至今背负一身骂名。
好在他比同期的很多所谓“民主人士”多活了不少年，像中国历史上的范蠡、李淳风等预言家们一样，找个山头归隐也不失为善终。
国内有作家评价他为畸形文人，有诗人评价他“其文可留、其人可废”，听听也就拉倒。
评价一个人，要么懂他，要么高于他，这样的人，死绝了。
前半生，胡兰成的尴尬在于妄想扶起东亚的阿斗。
后半生，胡兰成的尴尬在于企图叫醒装睡的巨人。
前几天，偶得一副不太工整的对联，倒是可以挽他一下：
千文两狱，八部风流债；
梅心菊命，兰花俱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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