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6月19日上午10时许，中国电影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
彭小莲，1953年生于上海，江西插队9年，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为上影厂导演。1989年赴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获MFA学位。1996年回国，为独立签约导演。其导演的电影《美丽上海》获2004年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2001年完成小川绅介遗作《满山红柿》，获日本十佳纪录片奖并参加翌年柏林电影节。2003年开始，她与从事媒体教学的魏时煜耗费6年时间，走访了二十六位“胡风分子”，四十多个家庭，摄制完成了第一部记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的纪录片《红日风暴》。
2010年，文化记者李宗陶对彭小莲进行了专访，据此写出的人物特稿收于宗陶新书《那些说不出的慌张》中。在这篇特稿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位导演的坚守，也能够看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细察与体贴：她如何穿过了职业、身份、标签、时代话语，带着对一个个体的尊重，寻访到各种头衔之下的那个彭小莲。
今天，我们重发这篇旧文摘选，以纪念这位曾经的电影工作者。
对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文/李宗陶
节选自《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一个女人，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露一截黄贡缎小碎花的衬衣领子，踩双大头水兵皮鞋，大摇大摆往这边来。她用一笑自我介绍，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因为皮肤底子好，又有份笃定在，终归还是好看。
年轻时，她是美的。用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话说，“圆圆脸上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皮肤像剥了壳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招人回头。几十年后有一天，她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板笔直，一头白发，脸上有皱纹，却那样抢眼。“我都走过去了，一会儿回头，一会儿回头，舍不得不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旧可以动人，若随随便便放弃对自己的要求，那是一种罪过。自由人彭小莲过着一种相当自律、勤奋的生活，每天铁板钉钉有阅读写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时间，每周去游泳馆四次，一旦饮食过量会深深自责并加以改正。她在为下一部电影积聚能量，也是为自己能够依旧挺拔地走在马路上。
彭小莲
好多年没有正经拍过照片了。被说服接受摄影记者的创作后，她选定了市中心难得的一块绿地。作为一个上海人，一个拍出过“上海三部曲”的导演，城中哪只角还有些韵致，她心里有数。
拍照那天，平时随意的彭小莲请常搭档的剧组化妆师为她打理了面孔，额头上还多出几缕卷曲的刘海儿，像是从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钳烫卷的。一抹羊绒衫的水红，从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一角。
一个正宗上海女人。听她说说羊绒衫的事情吧：“原价120多（美金），打折，24块9毛9，想想都便宜，一口气买6件，送人！”
***
一位长辈描述过片场工作状态的彭小莲，“她那个嗓门儿，简直是咆哮”。不仅咆哮，还有国骂。一个导演，也许可以有一百种方法镇住大场面，这是最直接的一种。
“我喜欢聪明人。最怕剧组里有笨笨的老实人，你向他发火都觉得没底气。”
有次给大学生讲座，她一手拿瓶矿泉水，一手抱罐薯片，大讲如今大学怎样烂，怎样扩招收了许多钱，又对学生不负责任，导致现在的小孩子素质都差得要死—这些“小孩子”听着听着，使劲鼓掌。
彭小莲“吃相难看”，大概是被流浪艺术家云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带坏的。不不，她说，三岁看到老，她从小就那样—当父亲绘声绘色讲完童话故事、小姑娘本该天真一下的时候，她指着书上的插图说：“这个公主一点也不美丽！”她还跟男孩子打架。
她说自己散漫、没有教养、坐立不安、肆无忌惮（一定有长辈这样教训过她），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分的东西在荡来荡去。
与“文革”相伴的青春期带给她的副产品是：不肯按规范生活，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夹生的样子。
流浪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塞满了她的整个青春，让她吃足了苦头。她最好的女朋友最终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乱披在身上，剪着朋克式的短发。每次，彭小莲望着她，望着一个活生生的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同时记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六年后，纪录片问世，震惊电影界。
1988年认识小川后，彭小莲慢慢接触到他那濒临解散的团队。那是一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小集体，却在现实面前矛盾重重。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莲吃着只盖一片薄鳗鱼、没有任何别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为了理想，极度贫困也是有人会选择的。
回到中国，她成了“签约导演”。意思是没有单位，接一单活儿，拿一份钱。她说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什么计划，也不想挣钱的事，宁愿手头紧一点。
“一集5万，那30集也有100多万，有时候想想冲着钱去吧……那我至少得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吧，可我家电视机也没有。一想到那种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劝她，她会跳起来：“讲过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我想过的，放弃原则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有意思的一直没碰到过），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世道已经让人难有真正的快乐了，那就尽量给自己找点乐子吧，这是彭小莲的逻辑。概括这世道，她是脱口而出、斩钉截铁：“一泡污（沪语，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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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1934年在“左联”入党。1938年投笔从戎，后来在新四军第二十四军当副政委，是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作为1955年钦点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三个月后，被通知去收尸的女儿们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看到彻底变形的父亲。
30年后，当彭小莲因父母而写《他们的故事》有必要再现这个场景时，她不断回忆着、涂改着，最后在一片纸上写了不到200个字，夹在书稿里交给出版社。她说：“我从来没有在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前锋报》总编，是王芸生亲自招进《大公报》的记者，1949年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属”，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
到了1969年，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甘肃天水、上海奉贤、云南和江西。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江西插队九年，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好像没有在彭小莲那里留下什么。她没有委屈要诉，也没有伤痕要舔，她说，什么都不记得了。一起下乡的女伴倒还没忘，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那个掉进粪池里的“窝囊废”就是她。
其实，她早把那些细碎的、荒诞的，或刺激或悲恸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说或电影里了。譬如，夜里在小队仓库值班，老鼠从肩头爬过，她懒得动，因为白天干活儿太累了。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连人带包被甩出火车车厢。放声大哭吗？不，设法蹭上下一趟。
彭小莲不属于受了感召“到农村广阔天地去”的那一群，她是被一刀切政策赶出上海的。江西那个小村子让知青们开了眼：“晓得乡下穷，没想到这么个穷法！”因为潮湿，她睡的木板床床脚常长出小蘑菇。她得了关节炎。
母亲在她的毛衣袖口上装了一圈松紧带，下田劳动时好箍紧一点，暖和一点。而她那时，成天只想着怎样偷懒，少干活儿，常常瘸着腿走路。
插队的最后两年，她被公社小分队留下来，不必再下田干活儿了。《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个点子，用装尿素的化肥袋子为杨子荣做了一件白披风，于是，这出戏煞是好看——
锣鼓敲得人头昏脑涨，杨子荣披着尿素袋子在农家饭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挥着手臂，一群裹着尿素袋子的人冲上台去，有的转圈，有的翻筋斗。彭小莲只须混在人群中，从舞台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再原路折回，同时将那饭桌跺得咚咚响。这时候，她腿也不瘸了，关节炎也好了一大半。
再后来，她得到报考大学的机会。出版人肖关鸿说，插队时，彭小莲差一点被选去演一部样板戏，因为出身问题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肖关鸿说，这样的情节发展符合她的性格。
回沪前，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忽然泪流满面：九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
***
彭小莲在北电导演系78级的那个班有29个人，其中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金韬、张军钊、李少红、胡玫……
如果有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学的是非，她多半会替他们讲话：“《无极》很烂么？但你要相信，陈凯歌开拍的时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陈凯歌在某地参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电话给彭小莲：“快看快看（电视），观众正在起哄要他们（陈凯歌与陈红）接吻呢！”彭小莲叹口气：“做导演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有人介绍她时，在前面加上定语“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的同学”，她会自嘲：“心酸心酸，活在别人身上了。做了那么多年导演，还要去沾别人的光。”
别人中不乏与时俱进者。每次参加电影节，她会看到这位或那位老同学，走在红地毯上，衬衫如雪，皮鞋如镜，颈子里系朵黑蝴蝶结，身边总有记者环绕。她会在心里“哦”一声：某某某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国电影的重镇早已北移。“这把年纪我是漂不动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的是很难，好剧本难找，投资难拉，说话算数的制片人也难碰上。
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几乎谈妥立项了，前后耗了两年，最后黄了。“北京人，你知道的呀。”
执导《美丽上海》。左一为顾美华，左二为王祖贤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浓郁的故事片，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但都不怎么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和语调。那些沪语，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调地念出来的，也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一个眼神中传递出来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嘘—”。
老演员郑振瑶在她的两部片子里演母亲，抽香烟，会外语，精明而坚韧。香港女演员顾美华、台湾女明星王祖贤分别在《美丽上海》中演一对姐妹，一个插队回沪，不动声色，像柔顺的水草，被命运拨弄来拨弄去；一个留学归来，言必称美国。
吕丽萍在《假装没感觉》里演一个不断带着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
“大家都很难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孙海英演的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实在要走，出租车钱我出。”
细心观众能体会，这些从她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经由她的观察和表现，被赋予了怎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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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叙事平稳，画面考究，哪怕一个清晨人们骑自行车上班的空镜头，角上也会带进一抹树荫。她小时候在市少年宫学画，12岁在林风眠的画作前大叫“真好”而不管画家已经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了许多只脚。
她的摄影搭档是美国同学、台湾人林良忠，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他们对色彩、光线、画面的调度，成分颇为复杂，掺杂着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最后投射在银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语言，有油画般质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而她在影片中对背景声音的极大容纳，显然是从纪录片里来的。
彭小莲似乎喜欢用窗格子来表现人物的隔阂，增强戏剧的张力：外婆在右，外孙女在左，两人背对背；外婆跨出她那一格，入左，给书包里装着避孕套的外孙女一记耳光，然后回到她那一格，背过身去。彭小莲告诉我，那不是透过真的窗棂拍出来的，而是用化妆镜变的小魔术。
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剪辑手法上的，而是关涉心灵和情感。所以有些观众会被她平静的叙事弄得大哭。
她的电影，像是上海滩的良家妇女，耐看。
因为一些原因，《美丽上海》拍完一年多没上映。导演霍建起的妻子看完后回家说，“你得看看彭小莲的《美丽上海》，非常厉害。”2004年，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好些报道都在渲染它“击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然而，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绅介向她展示过什么叫作电影的诚意。那种贴着人群搜索的镜头，是跟农民泡在一起六年才有的拍摄可能。那个稻谷受精的画面，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夜里、在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着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做给她看：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当然，小川也告诉过她一些别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拿奖，被安排在豪华酒店，每晚收看电视里的色情节目到深夜，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后来电影节为他的收费电视埋了单，国际大导演小川，真难为情啊。
小川绅介留下的文字不多，关于中国导演，他写过两个人，一个是侯孝贤，一个是彭小莲。小川认定彭小莲是个好的电影导演，同时也具有拍出上乘纪录片的潜力。当时，彭小莲正筹备拍摄巴金的后半生，但因种种原因停机。
小川逝世后，遗孀洋子追到上海，请彭小莲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作品《满山红柿》。穷得叮当响的彭小莲硬着头皮回到穷得叮当响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贫困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获得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奖，次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做特别展映，2004年3月在纽约上映时，《纽约时报》影评给了很高的评价。
彭小莲再次沉浸在小川镜头语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没有小川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八年，凭我怎样走马观花，即使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也抓不住它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拍摄中，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对人、对事的观察角度，哪怕一个物件已经被灰尘盖满，我也渐渐知道如何抹去那尘土，看清灰尘下物件的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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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这种能力和内心深处的痛，她终于动手开拍纪录片《红日风暴》，记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
1986年，已经是导演的彭小莲代母亲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上，贾植芳等先生建议她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想到要重新回忆那些往事，我就觉得恐惧。我逃到纽约读书，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但可能是女人的反应常常慢一拍，那些‘过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时候浮现出来，真像电影镜头一样。”
1996年，母亲病重，彭小莲赶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完整听母亲讲述了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她联系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开始寻访当时活着的全部“胡风分子”。
“从2003年SARS开始动手，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整整六年。”资金有限，彭小莲与合作者最后都投进了自己的钱，“等于我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养了这部纪录片。”
26个在世“胡风分子”，十多个已逝“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民日报》上400多篇与批判胡风有关的文章与漫画。
她们走了大半个中国：阿垅在天津住过的新疆路，关押过“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胡风和妻子梅志住过的苗溪农场，全都采录实景。
拍摄过程中，王戎、梅志、白莎、冀汸夫人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绿原，一个一个去世了。
这份沉甸甸的记录几乎是用父亲的生命和信誉换来的。年过八旬的“分子”们听说是彭柏山的女儿来拍，尤其是看过《他们的岁月》之后，二话不说都愿意接受采访。
诗人孙钿的妻子胡丽娟操一口宁波话慢吞吞讲，为了带大七个孩子，她不得不三天两头去卖血，有一次因为走得太急，满脸通红，医生怕她身体有问题让躺下观察后再定。于是大冬天里她开始脱衣服，脱到只剩一件小布衫，好让自己快点冷下来，好马上去抽血，好去买米买煤……老人脸上没有影视里常见的那种悲戚，只有两滴老泪慢慢积在眼睛里。拍摄者给了彭小莲一个微小的镜头：她的两只手，握着胡丽娟的手，大拇指一下一下轻轻摩挲着老人的掌背。镜头不可能给得再多了—完成这个采访走出孙家时，彭小莲的面孔哭肿了。
作家王戎是接着氧气瓶出现在镜头前的。他讲着平反后25年的工资没处去要，“头发都白了，也没办法说理去”。讲到后来，没有言语声，只有老人动了气、从唇间呼哧呼哧喘的声音。摄像机没有停下来，一个漫长的长镜头。两个月后，王戎去世了。
也有个别思前想后不愿面对往事的。当牛汉拨通电话说服舒芜接受访问，舒老先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看没有必要。因为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就觉得除了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声都是彭小莲自己听的。她一遍遍听这些老者的诉说，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郁了一年。
今天，她还是不愿意多谈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时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沉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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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从父亲每次短暂回家开始，彭小莲就有一种惊慌：这次肯定长不了。慢慢地她发现，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别人眼里，她像母亲一样，已经足够坚强、足够独立。她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在那笃定的后面，她还是会不安，会慌慌张张四下里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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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李宗陶 著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本集收录文化记者李宗陶写于2008－2014年的17篇人物特稿和访谈，受访者涵括作家、画家、学者、导演、艺人等，其中不乏文化界重要人物。宗陶以她的专业、认真和沉着，细心体贴每一位受访对象，为他们，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景观，留下一帧帧传神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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