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香港民族的林中路

「喬治國王陛下的忠順臣民」從發現自己是「我們美國人民」那一刻，歷史就變得不可逆了。格蘭維爾伯爵的讓步或許能使美洲的輝格黨反動派滿意，但威斯敏斯特的任何妥協都不可能讓美國人滿意。婚約條款和嫁妝分量的討價還價是一回事，強姦婦女又是另一回事。獨派和統派的任務難度天生就不平等，打破的雞蛋不大可能自己回到蛋殼裡面去。鬥爭的勝利對統派是不夠的，對獨派是不必要的。統派必須保證，沒有人對獨統問題感興趣。鬥爭只要開始，他們就已經輸了。無論鬥爭的結果如何，鬥爭的事實本身就是有利於獨派的。

從此以後，美洲民兵、英軍和法軍的成敗其實已經不再重要。邱吉爾所謂的第一大英帝國解體，已成定局。英國人及其盟友如果勝利，獨派在十三州自然無法存身。他們必然像後來的摩門教徒和布林人一樣，向英國人鞭長莫及的中西部大草原遷徙。荒野遷徙本身就是構建民族共同體的最有力刺激，足以形成不亞於「五月花號」神話的立國根基。歷史發生的唯一擾動，就是美國可能變成內陸農業國家或太平洋國家，用阿帕拉契邊界取代大西洋邊界。英國人既然失敗，就該輪到統派遷徙了。他們的遷徙等於將原先的殖民地搬到聖羅倫斯河北岸，把法語的加拿大變成了今天的雙語國家。

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出現「香港獨立」標語

香港獨派只需要詳細追溯百粵文化和諸夏文化的古老分歧、鄉土共同體和大一統帝國的新仇舊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前因後果，就足以將民族史學的原材料升級為政治民族的立國神話。密茨凱維奇播種的地方，自然會有畢蘇斯基收割。兩者之間只需要一個極小的知識分子團體，像日本神社的祭司一樣忠心耿耿地守護民族神話的魂器就足夠了。只要時間足夠漫長，總會出現足夠多的機會視窗。迫害和失敗對他們的事業非常有利，冷漠和忽視才是他們最大的威脅。

共產主義者在長期歷史和短期政治兩方面，都極大地促進了獨派的事業。

共產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極端理性主義的解構學說，對其所到之處的社會生態有極大的破壞作用。割草機留下的空地，自然容易填補。任何組織資源面對散沙社會，都會顯得格外強大。全世界後共產主義社會的顯著特徵，都是宗教（特別是組織力量強大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和民族主義的爆發式擴張。同類的組織力量在西方社會和未經共產主義破壞的傳統社會，都會面臨更多更強的競爭對手。如果俄羅斯帝國存續至今，烏克蘭獨立肯定會困難得多。

共產主義的解構手段一方面製造了太多的敵人，另一方面又破壞了自身建立政治基礎的可能性。因此，針對共產主義政權的獨立運動，較之針對正統君主的獨立運動，更容易贏得國內外的廣泛同情。西方國家和傳統社會的統派，照例是社會經濟意義上的保守派。共產主義者如果不能摧毀類似的保守勢力，就不可能奪取政權和維繫政權，因此他們總是激烈的帝國解體派，比任何人都更加不能勝任帝國繼承者和保衛者的角色。他們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只能完全倚靠自己。猜忌會導致更多的暴行，反過來導致更大的猜忌。這是一場馬克白式的遊戲，回頭路注定跟來時路一樣血腥。

共產主義政權對一切異己勢力的排斥，客觀上必然有利於識別最易、成本最低的異己勢力。改革是困難的，解體是容易的。愛沙尼亞能等待塔吉克斯坦發展到足以加入歐盟的時候嗎？香港能等到駐馬店實現民主的時候嗎？如果你的計畫需要所有各方的配合，那你就已經輸了一大半了。獨派最大的優越性就是，他們只需要自己的支持就足夠了。香港民族主義者在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贏得一切；在最壞的情況下，無非就是失去自己本來就沒有的東西，在海外建立種子基地，等待下一個機會視窗。

選舉制度和國會議席的鬥爭，內容本身沒有什麼意義，意義在於鬥爭本身，也就是鬥爭造成的劃界效應。

共產主義的統治力量在於地下組織，國家政權就是統戰機構。遠東共和國的領導人都是資產階級，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都是地主士紳。然而地下黨只要一聲令下，隨時可以命令議員的兒子牽著議員的鼻子遊街示眾。香港還沒有出現這種場面，原因不在於黨的議席不夠多（至少已經比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院的議席多），而是因為黨在基層的組織不夠強，以及大決戰的時機尚未來臨。小團體內部的操縱和審查，一向都比針對群眾的操縱和審查成本低。選舉都可以搞政審和甄別，議會內部有什麼不可以？你只要接受了統戰的遊戲規則，早晚會像遠東共和國的部長一樣走進集中營的。

如果地下組織喪失了操縱社會基層的力量，政府和議會的壟斷權同樣也保護不了共產主義者。波蘭共產黨曾經規定，三分之二的議席必須保留給自己人。團結工會即使獲得自由選舉的全部議席，仍然注定是萬年反對黨。歷史沒有向這方面發展，是因為天主教會和團結工會完全控制了社會基層。任何名義上的統治者辦理任何事務，都沒法不跟他們交涉。波羅的海三國和高加索三國在蘇聯解體前的最後兩年，人民陣線獲得了類似的地位。共產主義者的歌舞伎表演堅持到最後一刻，然而他們的腳下早已變成了流沙。

香港民族主義者需要競爭地下黨的生態位，而非政協委員的生態位。法律細節方面的爭論，已經沒有多大意義。香港一向是行政主導的貿易城市，社會經濟生活完全倚靠官僚機構的能力和信用維持。官僚機構公開放棄信用，承擔政治審查的任務，說明香港的繁榮穩定已經押上了賭桌，不再構成天經地義的共同底線。從員警和公務員到法官和廉政公署，路途並不遙遠。未來的香港特區政府和司法系統將會愈來愈接近1940年代的上海工部局，聽任自由資本主義和法治的天堂淪為地下黨和黑幫的戰場。社會的極化和中產階級的流亡將會加速進行，將香港留給「身土不二」的草根階級和無路可退的地下黨。

地下黨很可能通過破壞中間派的議會路線，實際上發揮為淵敺魚的效果。香港地下黨是周恩來和潘漢年一手建立的，跟香港的商業寡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共產主義者的內部鬥爭當中，一直遭到紅區黨的猜忌和攻擊，因此無法有效地運用自己的資訊和資源。共產主義者認為黨的政策是永遠正確的，任何失敗都是執行者的錯誤。目前，紅區黨占了上風。統戰系人員（尤其是港澳台統戰系人員）面臨工作組的整肅，隨時可能步潘漢年的後塵。

他們即使明知，也不能承認：在香港當前的實際情況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贏得勝利。如果你以避免失敗為目的，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不致明顯降低績效。如果你以爭取勝利為目標，就會大大提高成本而並不明顯提高績效。他們的上級好大喜功，懷著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期望。他們如果謹小慎微，就會毫無必要地將失敗責任攬到自己頭上；如果放手折騰，至少能夠表現跟上級保持一致的忠心。「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的意思是：過去幾十年一點一滴積累的匪諜和關係網，應該出來證明自己不是尸位素餐了。

香港市民很快就會看到，大批自己曾經深信不疑的公職人員和專業人員突然撕下客觀中立的面具。場面的壯觀只有上世紀60年代的左派暴亂和90年代的忽然愛國才能相比。泛民早就被滲透得千瘡百孔，即使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也不過如此。中產階級支持者的流失、和平改良空間的縮窄、自身信用的動搖，即使不致損害他們在建制內占據的份額，也勢必降低他們影響社會運動和基層組織的能力。社會愈是極化，建制本身的重要性就愈低。

香港民族主義者只有及時整合草根階級，才能避免香港重蹈上海的覆轍。他們沒有必要爭取勝利，只要確保鬥爭長期化就足夠了。他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適合領導低成本的社會運動，不為即將過時的經驗所誤。歷史已經越過那些「知道太多謬誤」的老人，將保衛本土、構建民族的重任放在他們稚嫩的肩上。我們不應忘記：愛沙尼亞的中學生拿起武器保衛祖國的時候，比他們還年輕。團結工會的代表步入圓桌會議的時候，比他們更加缺乏經驗。他們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天主教會的道義支持和美國工會的社運培訓，而在於共同體的有機聯繫。沉默的大多數期待自己的代言人，為時已經太久。

——原载

2016年8月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