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一甲子，风雨故人情——“大右派”葛佩琦女儿的回忆

作者：葛希平（朱平）

原编者按：2014年仲秋，中国人民大学子弟小学64级二班的同学出版了一本名为《少年情》的纪念册。葛佩琦的三女葛希平同学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怀念，写了这篇《回眸一甲子，风雨故人情》。当年，大右派葛佩琦，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为该文的责任编辑，我读后百感交集，因为文章真实得近乎残酷，而残酷又必须是她面对的现实。她的父亲，一位1938年的共产党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1959年6月29日被判为反革命罪，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坚持下，1964年与妻子朱秀玲副教授离婚，五个孩子全改姓朱。

更具讽刺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却因为地下工作时国军“少将”的公开身份，才得以在1975年因“战犯”获赦。直到1986年才还原了历史真相。

本文就是今天读来，也不失历史与现实意义。因为如果历史重演，那就意味着人们再次蒙受灾难。

父亲葛佩琦

风雨少年

1950年08月29日，我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母都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理化教研室工作。父亲教物理、母亲教数学。小时候家住东四北大街338号，一个四合院的里院。那时，只要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所有的盆罐都拿来接雨水。屋里很潮湿，犄角旮旯经常长蘑菇。

记得父亲回家就过问哥哥的功课，若有马虎等错误，是很严厉地管教的。但他对我很和气，从来没有对我厉害过。也许是因为我还小。后来又添了两个小妹妹。父母那时都很忙，平时见不到他们，但到了周末，也会带我们去中山公园，欣赏那里的花草，到“来今雨轩”买好吃的梅干菜包子。有时带我们去北海赏景，到“仿膳”买肉末烧饼和芸豆卷。我的童年是无忧无虑，快乐的。

父母上班照顾不过来五个孩子，就间断地把我送到天津的大娘家，把大妹妹送到西安的五姨家。

1957年初，妈妈突然晕倒在讲台上。学校把她送往协和医院，从此一病不起。她因长期住在潮湿屋子而得了急性风湿性心肌炎。

我7岁那年，入府学胡同小学。那时我家住在铁一号的红楼。记得刚刚学完了旧式汉语拼音字母，我就开始嗓子疼，但一直不敢告诉父亲。那时正是“反右”的高潮，家里贴满了大字报。母亲住院，父亲或早出晚归或整天同成伙儿的学生在家中辩论。记得父亲总在和学生们说：那不是我说的，那不是我说的。

有一天我连粥也咽不下去了，才在晚上告诉回来的父亲。父亲一摸我的头，抱起我就去协和看急诊。最后，还是因猩红热治疗不及时，落下慢性肾炎的后遗症。

因肾炎我住进儿童医院。每到周末我都盼着父亲早点儿来看我。但突然有一天，来的是妈妈的同事陆启良叔叔。陆叔叔告诉我，你爸爸病了。

后来我才知道，哪儿是什么病了呀！我的父亲葛佩琦被打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说他要杀共产党。

听说是电影《槐树庄》中，老百姓都点名批判他。我当时就想看看这部电影，却未能如愿。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如愿以偿。看了几遍，却没有找到那个场面。可能是被删去了。当时对右派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可他那个“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组长”——中共地下党员的掩护身份，却成了战犯的罪名，并因此被捕入狱 。

突然间家中没有了大人，姐姐最大也才只有12岁，刚刚进入师大女附中。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妹妹被送到了“洁如托儿所”。姐姐被迫休学了一年，她要去协和医院照看妈妈，还要去托儿所看最小的妹妹。小妹妹无法接回家了，只有靠姐姐去幼儿园探望，送点儿吃的。

我病了近两年。即使出院，医生还是要求我卧床。每次看病，都是陆启良叔叔背我去儿童医院。妈妈需要看病时，也是由妈妈的四五个同事抬下楼梯送上车。

1959年我终于可以上学了，就插班到子弟小学一年级（第五届二班）。家也搬到了西郊人民大学红二楼。从1958年开始使用新的汉语拼音，所有的课我都得从头补起。

我清楚地记得，班主任吕静怡老师总是那么亲切、和蔼。为了我能更快地补上大半学年的课，她经常让我给病卧在家的妈妈带信，说我学得快，鼓励病中的妈妈给我补课。我那时就想长大了当一名老师。满9岁时，我光荣地成为班里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

小妹妹满三岁，应该转入人大幼儿园了。为了让她熟悉这个家，快三岁时的周末，姐姐会把她接回来。但是她从小没叫过妈妈，她不认妈妈，只认姐姐，进了家门就哭，趴在窗户上喊着找阿姨。卧床在家的妈妈很伤心。

小学时，妈妈卧床，哥哥姐姐住校，下面有两个妹妹。全家的生活就靠妈妈的劳保工资。但是，在妈妈的巧手下，我仍能感受到穿新衣服的快乐。我有一件非常喜欢的连衣裙，是妈妈躺在床上一针一线给我缝的，还特意做了个纱领子。

生活虽拮据，每到年三十晚上，妈妈会让姐姐用红纸包上点压岁钱，放到我们每个人的枕下。亲戚们有时会汇点钱来接济我们。那时，我并不知道妈妈是怎样安排生活的，只是盼着有亲戚来家，能为我们做点好吃的。尤其是三舅和三舅母，每到过年，就丢下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三个孩子来和我们过年。这让我对那三个表兄妹至今都感到歉疚。

同学由丹的父亲和欧阳玉林的父亲都是人大工经系理化教研室我父母的同事。由丹的母亲经常来看妈妈，还送来用侨汇券才能买到的绿豆、白糖等营养品让妈妈补养身体；欧阳玉林的母亲教我蒸窝头、做菜团子、炒水疙瘩、补袜子。春天了，她还会帮我家拆洗被褥。在那个年代，好多人惟恐避之不及，他们却给我家带来不是亲人的亲情，真令我一生不忘。

 我家务活儿多，母亲要求我放学就回家。好多同学都来过我家玩儿，我干活儿，她们和母亲聊天。小伙伴儿们也给我母亲带来很多欢乐。放学后，我和小伙伴们常常一起回家，先路过林园三楼（我们后来搬到这个楼），我们会站在分手处，难舍难分，总有说不完的话，但常常聊到兴头上，被妈妈喊回去。大家就干脆跟着我回家。班里除了个别一两个男生，都不欺负我。

妈妈93岁时，几十年不见的张月华突然到医院去看她，妈妈很快就喊出了她的名字。妈妈今年101岁了，仍能记得班里大部分同学的名字。

当然，也碰上过不懂事的同学向我砍砖头、骂我“小右派”。我委屈，有一次去告诉老师，老师却说我小心眼儿，我伤心地哭了。记得在我走出办公室时，教算术的李国辉老师拦住我，摸摸我的头，问我妈妈最近好吗？顿时，一股暖流，缓缓流遍我的全身，在我幼小心头凝固。直到今天，我都感激李老师。

1964年9月我考入北大附中。我记忆力不好，但理解力强。我喜欢数学、英语、物理和生物。历史、地理是我的弱项。记得生物实验课上，四个同学一组解剖一只兔子，一个同学动手，其余三个同学看。我竟敢壮着胆儿自己动手解剖兔子。事后，我又希望长大了能当一名医生。

我在这里读到初中二年级，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和姐姐、哥哥分别都被北大附中录取，自然就成了北大附中校长的一大罪状：专门录取“右派”子女，“阶级路线”有问题。哥哥在文革中，就因他写过入党申请书而遭极左同学的抄家、殴打。他们翻箱倒柜找那份入党申请书，边打边骂：你是什么出身？竟敢写入党申请书？我们党是你这样的人入的吗？

这些喊叫邻居们都听得到。多亏楼长马姥姥不顾自己惹上嫌疑，来我家劝阻，才算作罢。哥哥被带走，被打得肾脏严重损伤。我家门外被贴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

那时，我就怕回家，因为每次回家都要掀起这付对联才能进门。姐姐一直学习优异，1964年考大学，她报考了北大。考试成绩优秀，但最终没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到北京市教育部门查询，才知她的档案中有个因出身问题，不允许任何大学录取的结论。

1965年妈妈为了哥哥、我和妹妹的前程与父亲离婚，我们改姓了妈妈的姓，我改名“朱平”。妈妈也是在卧床8年后，以坚强的毅力练坐、练站、练走，终于又站起来了。

步入社会

1968年12月，我和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一样被送去插队。我去的地方是山西省榆次县黄彩公社杨壁大队。这是个在黄土高原上，离县城40多里地的小村庄。记得走时，还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带了许多手纸、肥皂还有爱吃的山楂条。

插队生活，远没有北京让我感受到的压抑。我们学会了播种、除草、间苗、收割、打场、看羊（夜里和羊群一起睡在山沟里，羊一有动静，就马上拿起放在身边的羊铲，铲块土坷垃，扔向不安份的那只羊，让它回到羊群）等所有农活儿。我们那里是梯田，下地最远处要翻一道沟两道梁。我不怕上山，就怕下坡，一到有下坡路时，我就变成了最后一个，我要蹲下才能慢慢下坡，这样还吓得满身汗。

老乡们对我很好，他们早就知道我的出身，而这个是我在三年后，一次干活儿中间休息时，才得知的。那天，小队长笑着看着我说，电影《槐树庄》你看过没有？“槐树庄”这个敏感的词，让我一惊。我说，我想看，但没看过，你们看过吗？他不再接我这个话茬儿了。

我知道了，一进村老乡们就知道我的一切了，但他们不露声色，让我很感动。记得他们得知我就要病退回城时，也是两位老乡王岑珠、王本忠主动介绍我加入共青团，为我回城后的“政治待遇”做了一个重要的铺垫。我和这里的老乡结下了不解之情。

1972年4月，我在区安置办公室碰到一位北京科学仪器厂的劳资干部来招工，就进了这个厂。我被分配到加工车间，这里有车、铣、刨、磨、钳各种工种，我被分配到大家认为最好的工种——钳工。跟着一个八级工当学徒。上班认真学，下班苦练基本功：练抡榔头、划线、刮研等技术。

我们厂生产大型光学计量仪器，出厂前要进行精密调试。那时是计划经济，厂里每到月底装配车间大会战（真的是几天几夜不睡觉地干）。我常被调去帮忙，技术人员也在这时都下到车间，和我们一起干。调试中，我非常想知道产品的光学原理和机械原理。厂里技术员中有很多北大、清华的高才生，他们也都是在大学时被打成右派的。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知识。

1975年11月，我由车间推荐，脱产读厂校合办的“七·二一大学”。没想到，第一榜就因出身问题被刷下来了。渴望读书的我哭了。碰巧，让计量室的姜卓辉同学看到了，她问我怎么了？我告诉她原委 。愤愤不平的她，找来装配车间的田君英。他们都是工人出身又都被车间推荐上学的。两人背着我去找到团总支书记说，“如果不让朱平上学，我们俩也不上了。”

团总支书记张淑英冒着犯“阶级路线”错误的风险加盖公章，才使我上了“七·二一大学”，学习光学仪器专业。也就是在这年12月，父亲以将级军官以上的国民党战犯身份获得特赦。

父亲是1976年回到北京的。刚回来没有住处，就租住在清河附近的农民房里。后来，民政部门给安排到交道口地区的一个大杂院里的8平米的小屋里。他就是在这8平米的小屋中开始了漫长的平反路。

时隔18年之后见到的父亲，已是双目近乎失明的老人。父亲见到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们叫他一声“爸爸”。但就是这么简单的要求，我们一时也做不到。18年，我们是在妈妈的身边长大成人的；18年，我们没有机会叫过一声“爸爸”；18年，我们一直生活在“大右派”的阴影中。如今，父亲即使回来了，帽子却仍戴在头上，那时正值文革末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让我们感到很恐怖。我们已经不习惯叫“爸爸”了。

但是，我们知道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除了亲戚们去照顾和关心他，我们在晚上也会轮流去照顾他，带去妈妈的关心和问候。姐姐帮他抄写上诉书，哥哥会帮他找能帮忙的人，我去帮他把该换洗的衣服拿回来，洗干净再送去。他住院，我会去医院照顾他。但这都是在没有称呼的尴尬下开始的。

一开始，他总想不通，常常一见面就因称呼问题发火儿。他知道的是“重在政治表现”。后来，逐渐有许多人告诉他外面社会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他的事件对我们的实际影响，他开始理解我们了。这样的尴尬局面我也不记得持续了多长时间。

三年后我“七·二一大学”毕业，留在北京科学仪器厂技校当老师。这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不再胆怯，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也能有条不紊地讲话。我的求知欲很强，我知道了光学原理和机械原理，还想明白电气原理。这样，我又读了电大的电子专业。1982年11月电大毕业，我调到北京科学仪器厂技术科，转为技术干部。

1983年9月正值中日友好医院建院，由于从小身体不好，就很想去医院工作。我应聘到中日友好医院医学工程处，负责验收、管理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检验科设备。这个工作比较清闲，我想干点事情，就要求调到了临研所的生物物理室。这个室的室主任是美国回来的博士，他经常拿个小计算机编程序。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很想学。

碰巧，在日本日立公司进修时，结识了日立公司的工程师嶺岸久子，正在这时她主动提出资助我去日本留学。她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毫不犹豫地说，想学计算机。

36岁那年，我在日本图书馆情报大学（现筑波大学）修硕士课程。1989年3月完成毕业论文：《书法文字数据库》。后来，这篇论文还在学会上发表。我的导师对我的评价是：“过于认真”。

临毕业，制造医疗器械的ERMA公司在北京成立了合资公司，想招个翻译，我就去应聘。面试时，碰巧这个公司有出口到中日友好医院的产品，还是我管理过的。自然，我就很顺利地进了这家公司。1993年开始在这家公司的驻京办事处北京中财诚科贸有限公司工作。都说无奸不商，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此间（2001年04月至2006年03月），由于我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兴趣，就想把我的“书法文字数据库”用互联网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又在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情报学院（原图书馆情报大学）修在职博士课程。但终因工作、家庭压力过大无法完成论文，虽只能以满学分结业，但我喜爱的计算机专业知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43岁时，我和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兼后来的同事杨公望结婚。在对母亲的照顾上，他也付出了很多，我很感激他。我热爱旅游，我们游遍了日本。中国之大，我只能说游了半个中国。

劫后新生

父亲被判无期徒刑，冤狱18年，又走了10年艰难的平反路。在这10年中，有怕担责任的负责人，迟迟不愿调查事实，不愿承认错误；更有许多正直的同学和领导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父亲就读于北京大学期间，曾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那时的同学加战友袁宝华、刘玉柱叔叔积极联络相关同学，为父亲的平反收集证据；在调查部任职的父亲的战友陈忠经、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中央调查部罗青长部长，都积极为父亲恢复党籍提出强有力的证明。父亲的同学加战友朱穆之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在人民日报社，找到了当年人民日报批判父亲的第二天，父亲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的更正信。信中声明，被批判的那句话不是他说的。是实实在在的纯属捏造。

原人民大学的人事处长李逸三伯伯，在当初校党委把父亲打成右派时迫于形势，举过手。但过后他一直在关照着妈妈。小时候，我不懂事，不知道他和我们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就知道有个和蔼可亲的李伯伯常来看妈妈；每到过年，妈妈就会让我去李伯伯家送贺年卡。在他家里一直保留着厚厚的一摞从最初到后来所有的有关父亲的报纸和杂志。他说，父亲是冤枉的，有机会，他一定要出来说句公道话。果然，父亲回来后，他已任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他将他所见的事实提到参事室，经讨论拿出参事室的平反意见。

最后，众所周知的，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于1986年彻底还原了历史真相：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葛佩琦无罪；撤销原判。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恢复父亲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通知：父亲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公职。

面对父亲的这个历史结论，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也许是该又哭又笑？一个人有几个28年啊，真让人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欲说还罢！

父亲于1993年82岁时病逝。新华社电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他的老同学、老战友为他写的挽联：“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铁窗，全不在乎；为革命情愿献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直言遭误解，历尽坎坷无怨怼；丹心永不泯，常留清望供追思。”

现在，我以照顾母亲为主，兼顾自己和爱人的身体，在允许的情况下，坚持做点工作。我以母亲的坚强、豁达而骄傲；母亲因有我的终身陪伴而幸福。我庆幸我的记性，只记住了一路上帮助过我、给我快乐的人和事，淡忘了那些不愉快的人和事。这让我永远感觉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感觉自己的人生充满温暖和爱。

我感谢给我温情的老师和同学们，感谢那些一路帮我遮风挡雨的恩人们。 

父亲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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