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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家祺 |
很早就想談談對理論家的觀感，一是忙得顧不上，二是怕得罪人，如果不是因為美國華人知識分子中有一位中國民運理論家，自香港占中一開始直到結束，便喋喋不休的向港人推銷他二十五年前發明的"見好就收"理論，惹起人們對理論家作用的質疑，我也不會寫這個題目。
我在中國大陸的時候，判斷某位寫推理文章的人夠不夠稱得上理論家，不看他的文章引述了多少經典，而是看他的理論是獨立著述還是奉命之作。以這條標準來衡量，當年我們都讀過他們的書的，如艾思奇、于光遠，就算不上理論家，他們的著述並非獨立的理論研究的成果，而是為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行為做注解，只能稱作是中共意識形態的闡述者。包括當年中國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發表正面文章的人，他們也是"奉命理論"，只不過奉的是發動這場討論的正面人物胡耀邦之命，推動了文革后中國的撥亂反正，但仍然算不上獨立思索和著述的理論家。直到有一天我讀了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嚴家祺寫的一本《首腦論》，才知道中國真的有理論家了。後來看到真正的理論家不止一個兩個，比如曾擔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王若水，他的著述《談異化問題》、《為人道主義辯護》、《智慧的痛苦》，閃耀著理論的光輝，至今仍顯示其不息的生命力。至於當今中國發明了什麼"三個自信"、"宇宙真理"、"中國夢"的理論家們，把他們叫做什麼好呢？只能叫他們做理論垃圾。而且我發現這些滿嘴馬列的人，不乏男盜女娼之輩，如發明了"三個自信"理論的衣俊卿這類角色。
在中國時，我對理論家的觀感僅止於上述，來到美國才開了眼界。當然我努力去瞭解的，僅限於研究中國的理論家們，也就是美國大學和智庫中的那些中國問題專家，也包括美國華人從事理論研究的知識份子。
首先我認為對中國的研究，美國的華人理論家的水平遠高於美國人。尤其八九六四後從中國體制內走出來流亡美國的一批知識份子，他們其實是中共白送給美國的一筆財富，可惜他們進入不了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的主流中去。如嚴家祺先生，流亡美國二十多年了，美國政府不會找他諮詢。由於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者對這批流亡的中國知識人視而不見，只相信他們自己的那些不懂中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所以長期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錯的多、對的少，這是美國的損失。
研究中國與研究美國大不一樣：一位中國學者，從對美國一無所知到對美國瞭解基本透徹，悟性差的三年四年、悟性好的兩年足夠。美國的歷史太短、太淺，我看美國電視歷史頻道播出的一部美國通史紀錄片，十二集把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敘述得一清二楚；寫一部美國通史，一千頁足可把美國建國以來的大事說個詳細。而美國人要想把中國瞭解透徹，就太不容易了，在中國生活十年二十年未必做得到。一般必須從青少年起便把自己匯入中國人群和浸淫在中華文化之中，對中華文化的精華和糟粕，用身心體會，才可對中國和中國人瞭解個七七八八。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對中國人在海外的行為，大媽旅遊巴黎跳廣場舞、乘客乘坐國際航班大打出手，美國學者看了只懂得搖搖頭，說不出所以然，中國學者才講得出這些行為與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和六十年的共產黨文化有什麼關係。
要說美國專家對中國的瞭解，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算是夠格，他不但讀得懂文言文，有中華國學的底子，而且會說中國相聲，能把聽相聲的中國人逗笑。我把會不會說相聲並且能不能把中國人逗笑，作為衡量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是否真懂中國的一條標準，就像淮揚菜考大廚，不考烹調鮑參翅肚，專考炒魚香茄子，魚香茄子裡包含淮揚菜的所有文化底蘊；說相聲的人與聽相聲的人必須有中華文化的心靈貫通才能做得到說的人不笑聽的人笑。
在我看來，美國的許多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只不過是能講幾句中國話，出版過幾本講解中國的書糊弄對中國一無所知的美國人而已，他們連中國文化的門都沒有摸到，根本不可能真正瞭解和理解中國的政治、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社會。我聽過我家附斯坦福大學的一位中國問題權威對中國時局的分析，其見地未必趕得上中國的一位大學本科生。前年我去紐約參加一場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會，一位在美國東岸學術圈權威十足的中國問題專家，在會上發表他的學術理論研究成果"中國的剛性維穩"，通篇不知所云，我打起精神、豎起耳朵，最後還是聽得一頭霧水。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不久前發表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的研究報告，說來說去還不如柏楊的"醬缸文化"來得深刻。
美國那麼多中國問題專家，有哪一位的理論對當代中國政治產生了影響嗎？一個也沒有。過去倒是有一位，那就是哈佛大學的費正清。
讓我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曾有的一點崇敬徹底崩潰的，正是這位被美國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學界像神主牌一樣供奉的巨擘、大師費正清。我在中國的時候就知道他寫了一本《牛津中華民國史》，我覺得奇怪：此人只到過中國幾次，憑什麼寫得出中華民國史？到美國後找來一讀，發現這本書不但錯漏百出，而且對中華民國的瞭解和研究僅得個皮毛而已。費正清一生學術成就的高峰，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對中國的國共兩黨的論斷，他完全不具備學者的冷靜與深邃，沒有脫離那個年代西方左派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充滿嚮往的熱情與膚淺，他把發動辛亥革命推翻千年皇權統治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國民黨論述為阻礙中國進步的力量，而把致力於專制復辟的共產黨闡述為推動中國進步的力量。他的膚淺與錯誤，強力影響著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武力顛覆中華民國，復辟專制制度，四九年後共產黨統治中國，至今日肆虐全球，禍害人類，與當年美國政府錯誤的對華政策不無關係，而費正清難辭其咎。
費正清值得肯定之處是，在生命終結之前，他醒悟並且承認自己畢生對中國的研究完全錯誤。那麼他一輩子白活了，他非常可悲而可憐。
自費正清以來，特別是中共建政六十年多年來，尤其是八九六四至今二十五年來，中國的民主運動無法從西方尋找到理論武器，美國的中國問題理論武庫中只有幾支沒有準星的槍炮，這皆因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不懂中國的文化與民情，昧於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學術水平低劣。由此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國家發掘理論寶藏，於是就有了近年來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研究，就有了對中華民國的道統、國統、法統的闡釋，就有了對國民黨領導國人浴血抗戰盡顯民族精神的頌揚，於是中國大陸就出現了"民國熱"。
"三民主義"是融通西方民主先哲的理論精華并依據中國的國情而提出，是真正屬於中國的民主理論。六十多年來，第一個對這個理論做了全面的闡述和辨析，提出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的，是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和近代現代史學家辛灝年。一九九四年辛灝年的著作《誰是新中國》出版，為後來中國大陸"民國熱"的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近年來辛灝年的研究又有新的進展，他提出"去黨留政"的命題，為長期困擾人們的"如果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的問題，從理論上給出答案。
還有若干中國大陸流亡學者也和辛灝年一樣做著卓有建樹的研究，如近年來有學者質疑時尚多年的中國民主運動"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二十五年來，中國到處都是甘地、曼德拉，但中國的甘地抗爭的不是民主的英國，中國的曼德拉的對手不是南非白人總統戴克拉克，必須對"和平理性非暴力"做出新的詮釋。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海內外的中國民運理論家們已經看到古典的與現代的經典理論到了中國就失效這個現實，促使他們不得不另起爐灶，重新探索。
甘地、曼德拉都不靈了，二十五年抱著於一條"見好就收"不放的民運理論家，就更難以入流了。悲催的中國民運，"見好就收"其實是一條主意，竟然成了理論。香港占中七十九天,以清場而告結束，全世界怎麼都沒有搞明白，七十九天中，哪一天見了好了，就該收了，就贏得勝利了。
中國的民主運動偉大而艱巨，如果中國民運能在不懈的奮鬥中贏得勝利，無疑中國又成功的發動了一場辛亥革命。這場革命，不僅結束了中共的極權統治，解救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類，而且一舉終結了為害人類百年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功。中國不缺少民主運動的理論家，中國的學者們應該從寄望於西方理論的迷信中解脫出來，"見好就收"也應該早些"見好就收"，而讓更多有真知灼見的學者啟發民智、策動民主、武裝民眾的革命理論大行其道。
這就是我對中國問題"理論家"的觀感。
（載香港《前哨》雜誌二零一五年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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