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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刘晓波 |
近几年间中国的政治思潮变化似乎又在重复百年前晚清的改良和革命的大争论，渐进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的交锋成为社会政治思潮中最主要的内容。
政治思潮是一个时代最关键问题的呈现，其变迁显示了社会在转型进程中可能抉择的路径。而近几年间中国的政治思潮变化似乎又在重复百年前晚清的改良和革命的大争论，渐进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的交锋成为社会政治思潮中最主要的内容。自1989年后长达二十年间，社会主流思潮无论如何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反对激进和革命，拥抱渐进和改良。而仅仅几年时间，社会思潮的主流就发生了从渐进主义迈向激进主义的重大转折，从"告别革命"到"迎接革命"话语的转变，体现了社会现实与人心的重大变化。本文意在对此思潮变迁的线路与内在逻辑作出梳理及分析，以对未来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图景作出判断和依据。
1989年的遗产
1989年事件无论是对国家政治走势还是对官民双方心理都造成深刻影响。血腥镇压使官方的道义性荡然无存，为走出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的困境，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强调的"反左优先论"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体制选择了市场化全面发展经济的政策，以发展为首要目标，用不断的经济增长来维系执政合法性。因为市场化的需要，体制逐步放松了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的全面控制，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都出现了某些松动。而基于垄断的政治权力和资本合谋的畸形市场化使体制获得了巨大的资源，有能力对知识分子实行经济收买为主的策略，以消弥1989年后官方和知识精英的破裂和对立关系，重构统治人心基础。
在收买策略之下，官方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用获得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为饵，换取知识分子对现行体制的认同。刘晓波对此作过描述："中国政府深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是八九民运的启蒙者和动员者，因此，六四之后，政府逐步向几个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心城市投入大量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经济上获得实惠，收买他们的人心。这一策略的后果就是犬儒主义的盛行……整体上陷于犬儒生存的泥潭，与八十年代相比，缺少了激情、勇气和担当，而更多聪明、世故和算计"。
对于拒绝收买，坚持理想主义批评现实的知识分子，官方则严厉进行打压。1996年刘晓波因双十宣言被劳教三年。1994年陈子明因患前列腺癌而获得保外就医，但因继续坚持推动民主运动而在1995年再次被收监直到2002年才获释。
枪杆子的威慑和"闷声发大财"财富的利诱，收买与打压并进的策略有效地威慑了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阶层在权力与利益构织的罗网下选择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甚至为自己能在政治、商业精英的"以权抢钱"游戏中"分到一杯羹"而沾沾自喜。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丁东解释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说："现在知识界有相当一批人是属于脑子里并不是不明白是非，但是在具体行为上呢，他是只计厉害，不问是非。"
收买政策使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利益分化过程中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在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算计下，从反对、疏离开始走向了认同，默认了现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对政治转型采用了渐进、温和、中间的策略"在安全线内推动"，将希望寄托在体制的主动、渐进改革上，和官方形成"良性互动"。此为渐进改良思潮的精神根源之一。
反思激进，告别革命
渐进改良思潮的另外一个精神根源来自90年代对1989年鲜血的反思。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看来，悲剧的产生与政治激进主义是分不开的。持此观点的论者，尤以李泽厚和袁伟时最知名和影响最大。
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大力谴责"激进主义思潮"，并把1989民主运动视为极端的激进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在80年代末被推到了极端"，把六四事件主要归咎于学生的政治激进主义，认为六四后中国的最大危险是极度不满现状、渴望推倒重来的革命心态。由此，必须以"渐进改良、和平进化的方式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在渐变过程中不断推进、壮大民主和法治"。
袁伟时把清末民初的改良渐进失败归咎于政治激进主义，认为政治激进主义是反自由、反民主、反法治的意识型态，并对孙中山、革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袁伟时对激进主义的批评与李泽厚有所区别，主要是从思想启蒙的角度间接批评列宁主义式政党意识型态和党国体制。
温和渐进，良性互动；拒绝革命，拒绝激进主义。在此两大精神根源的影响下，渐进改良主义成为整个90年代知识界的最主要思潮。渐进改良主义固然回避甚至曲解了1989年悲剧的真正原因是极权体制的特性使然，但客观上说，其观点还是起到了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的作用，解构了列宁主义政党的权力神话、政治神话、意识形态神话话语。自由、人权、宪政、法治、公民社会等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
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最后合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体制对社会控制的松动，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新兴社会阶层得以崛起。而传统媒体亦日益市场化以迎合新兴社会阶层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从而催生了就公共议题发言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得以出现。能在传统媒体上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体制内的渐进主义者，渐进主义由此得到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垄断的政治权力和资本合谋的畸形市场化弊端日益凸现。执政党垄断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日趋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维权运动兴起。2003年-2007年是维权运动的黄金时期，涉及生存权、人身权、环境权、消费者权利、公共参与和治理权等主题，自发地、分散地在个案层面进行，主体是最基本的个人权利遭到侵害的普通民众，诉求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维护公民权利。公共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其中，利用其在大众媒体的影响力起到舆论效应，从而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和尊重。
而官方由于加入WTO以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在公民权利问题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从而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间。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BBS、博客的开始盛行，使个人可以更多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民间社会包括一直被边缘化的政治异见人士和政治反对者越来越活跃。在自由立场上的共识使政治异见人士、政治反对者、渐进改良主义者经常能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中共同合作发出声音，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刘晓波，他成为体制内外知识分子、民间政治异见人士得以打通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表，刘晓波把一直分裂的自由派势力围绕一个核心理念形成凝聚点，凝聚渴望变革的社会不同阶层公开表达对中国转型到民主宪政社会的愿景。这是渐进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政治反对者的最后最重要的一次共识和合流。随着刘晓波的被捕和判刑，新极权粉墨登场，中国政治和民间生态的变化，渐进改良思潮和激进主义思潮渐行渐远，开始进入激烈交锋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的新时代。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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