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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 |
至于是真的脱离还是表面上脱离，暗地里仍然控制。我认为并不重要。反正商业上的花招多如牛毛，咱们老百姓不可能查清楚。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现在不想赚钱，而要洗清自己了呢？
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反正也赚够了，下辈子都花不完了，见好就收了呗。这可真是小市民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为别人赚钱还有个够。但这种想象太天真。赚钱多了就像沾上毒瘾，很难戒掉，没有够的时候。钱越多瘾越大，让亿万富翁停手，比说服一个小贩还难。
习近平说服她的两个姐姐把企业卖掉，是为了不再受党内大款们的批评。否则他也无法说服贪官污吏们停止官商勾结，无法继续他的整治腐败，挽救党国的大目标。可是一段时间以来，并没有几个人响应他的号召。谁也不相信整治了腐败就能挽回民心，中兴党国。
何况最近的一项调查说明，老百姓对于什么大老虎并不热心。所谓整治腐败挽回民心的作秀，效果已经递减，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而官逼官反的效果可是递增，也是速度越来越快。那么在这个形势下，为什么近期突然有一大批最高层的官商们，密集的开始脱身了呢？
情况可能并不一致。至少有三种情况可供观察。
第一种是习近平模式。两个姐夫家把公司卖掉，是服务于他的挽救党国大业。习近平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家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换句话说，就是习近平完了，全家都会遭到清算。什么也剩不下，谁也躲不过去。不如倾家荡产帮他一把，大家也许还有活路。
再说还不是倾家荡产，卖掉企业最多就是停止赚钱。已经赚到的钱是不是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就有待考证了。这样在最终清算的时候还不至于死无葬身之地。薄熙来就是转移资产的最好榜样，比徐才厚家里抄出成吨的钞票，要聪明得多。
第二种模式是江绵恒的模式。习近平的模式很少有人符合条件。别人可没必要为了党国的利益牺牲家族利益。这就有了江绵恒的模式，辞去官方职务，保留商业身份。也可以说停止了官商勾结，至少表面上停止了双重身份的便利。可以减少官商勾结的舆论压力，也可以部分保留官商勾结之实。不如过去方便，但钱还在自己手里继续赚。算是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同时避免了权力斗争波及到自己。温家宝，朱镕基等等很多家族在走这条路线。
但是真的能避免权力斗争吗？而且这个模式的前提是党国统治万年长，至少也是和平演变不搞清算。有这个可能吗？都是未知数。至少习近平在快速走上独裁暴政的道路，也没有给这些人留后路。
所以这两种模式都是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离倒塌还是不远。不是可以放进保险箱的模式，在暴力革命发生后，都是死无葬身之地。
第三种自以为保险的模式正在被广泛使用，这就是秘密转移资金。小的可以保证家属的生活；大的还有翻本的资金。这就是近些年来大量资金外流的主要原因，学习的榜样就是台湾国民党的党产转移，保证了民主后还能够翻盘。至少某些人是这样理解的。但这个理解显然是错误的。
记得九九年在日内瓦和他们的州长有一次深谈。州长说他很了解中国的贪官污吏有多严重。他指着联合国对面湖边的一大片最昂贵的别墅区说；那里的很多房产都是中国人的，当时的价值在百亿美元左右。
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一九九六年瑞士的房地产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怨声载道，政府马上下令银行开展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当年瑞士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已经不是美国人，而是来自大陆的中国人。而且大多都投向了房地产，造成房价不正常的上升。
我问瑞士不是有银行保密法吗？他笑着说你们都没注意保密法规定不得对政府保密，而且当政府认为需要时，银行必须自费为政府调查，否则你就关门吧。这一条不宣传是为了不影响银行的生意，当然政府也不会随便动用调查的权利。
我问他能不能把调查结果告诉我。他又笑着说现在不行，等你当了总统后就行了。我表示不能理解，他进一步解释说；保密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中国是个小国，我们肯定严格执行保密法。这符合我们的利益。但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还有其他法规可以让你们了解情况。否则就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
近些年我也确实观察到很多失意的政客，想把他们贪污的钱提出来进行翻盘。但很少成功的例证。我想不但瑞士，其他国家的银行应该也有相似的法律法规。在民主政权成立后，贪官污吏的存款可能并没有什么保证。特别是可以影响一国政治的翻盘资金，那已经不是金融法规可以覆盖的范围了。中国贪官污吏们的这个梦，可以醒醒了。脱身的唯一出路就是和平演变，就是习近平不喜欢的戈尔巴乔夫。
【附录】
政商分离，太子党的脱身之计（陈破空）
图片： 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毛晓锋。 （网络视频截图）
1月28日，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毛晓锋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随后，该行宣布，毛晓锋辞去了行长职务。毛晓锋遭殃，是在“反腐”的名义下（据说涉入令计划案），这个集商人、党员、官员三重身份的毛晓锋，肯定腐败，但他被带走，证明他肯定不是太子党或红二代。
太子党或红二代是不会被“带走”的。正在收购民生银行股份、并成为该银行最大股东的安邦公司，就是太子党和红二代的大本营之一。民生银行出事，安邦公司却安然无恙。
资料显示，依次出现在安邦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董事名单上的，包括：前中共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之孙女卓苒、孙女婿吴小晖、前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等等。
当舆论曝光安邦公司与民生银行的关系后，相关的太子党们各有说词，陈小鲁轻松表态，否认自己是安邦实际控制人，“只做战略咨询”。但资料显示，直到四个月前，2014年9月25日，他仍然是安邦公司董事。朱云来，推说自己从未答应出任安邦董事，却一直“被挂名”，直到四个月前，也是2014年9月25日，他的名字才被“拿下来”。龙永图，则是在一年多前，2013年11月，“退出”了安邦董事会。
至于卓苒和吴小晖的回应，则更富有喜剧色彩。身为安邦公司总裁（CEA）的吴小晖出面宣布：自己与卓苒已经“中止夫妻关系”。其实，在安邦31家股东中，原有两家公司与卓苒有关，直到一个多月前，2014年12月，卓苒的名字才从股东行列中“消失”。极可能，也就是在最近一个月，卓苒与吴小晖的夫妻关系，才“戛然中止”。
太子党纷纷从安邦“退场”，似要表明：安邦公司还原为纯粹的“民营企业”，不再具有权贵背景。然而，谁又能相信，他们不会上演由他人代为持股的把戏？可以断言，这些太子党权贵们，仍然是安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此前曾报道安邦公司权贵背景的《南方周末》，慑于太子党们的薰天权势，被逼道歉，称其报道内容“不实”，尽管没有说明哪处“不实”。
更令人叫绝的是，民生银行出事，安邦公司不仅没有抛售民生股票，反而加紧增持该公司股份，实际上，民生银行，这个最初主要由民间企业家创立的所谓“中国第一家纯粹民营资本银行”，已经被太子党抢夺。连续上演的民生－安邦互动大戏，就是这个抢夺过程的全景写真。才上任行长不久的毛晓锋，落了个人财两空。生于中国，受制于红色集团，却要挣扎着出人头地，活该？活不该？
同时发生的阿里巴巴与国家工商总局互杠事件，则是另一出大戏。工商总局公布监测结果：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正品率只有37.25%，意即，淘宝网贩卖的商品
，62.75％是假货。阿里巴巴一方，不仅毫不反省，竟斗胆反呛工商总局“程序失当，情绪执法。”并悍然投诉工商总局网监司司长刘红亮，指控他“吹黑哨”。随后，工商总局公布“白皮书”，进一步指控阿里巴巴。
然而，就在双方剑拔弩张、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事件却出现戏剧性转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出面会见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双方和解，“将共同探索管理模式，促进网络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可以肯定，身为阿里巴巴股东的太子党们（江泽民、刘云山等二十多名前任和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子孙），群起出动，直接向主管工商总局的国务院施压，直到后者服软。工商总局与企业，原本是监管与被监管、即猫与鼠的关系，如今，猫与鼠却友好会见，“共同探索管理模式”，滑天下之大稽。红色权贵的嚣张，一至于此！
看得出来，以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政权，与政治老人们达成了新的默契、新的游戏规则、新的潜规则，那就是：反腐运动中，对开国元勋或最高领导人之后网开一面，作为太子党，给他们时间完成政商分离，至少表面上政商分离，以便让他们有理由在“反腐”运动中得以豁免，不受追究，并以此杜绝民间有关“反腐不动红二代”、“刑不上太子党”的悠悠之口、汹汹议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有言在先：“有兼职身份的赶紧退出。不讲规矩，玩过了，飘飘然了，就要治你。”
政商分离，太子党们眼花缭乱的退场演出，计有如下模式：
－李小鹏模式，弃商从政。包括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温家宝之子温云松等，都采用这一模式。
－江绵恒模式，弃政保商。江绵恒辞去科学院领导职务，为的是保住其在在中国网通、上海汽车、上海机场等公司的董事职位。
－齐桥桥模式，出售资产，退出商界。习近平的两个姐姐，齐桥桥和齐安安，或出售资产，或关闭公司，从此金盆洗手。如陈毅之子陈小鲁、朱镕基之子朱云来等，就采用了这一模式。
－卓苒模式，假离婚，真资产。以离婚为由，名义上脱离商界，实际仍由其伴侣控制资产。在此之前，贾庆林离婚，温家宝离婚，大抵都采用这一模式。
有道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政商分离，乃是太子党们的脱身之计。反正，太子党们早已捞得盆满钵满，日后，还大可以在幕后大特捞捞，借代理人大捞特捞。太子党们假装退场，平民官员及其子弟，就更加死定了。对他们而言，这终究是一个无望的体制。该自杀的，还得抓紧自杀。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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