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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山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 |
对某些人来说，世界永远停留在1939年。我们不停地告诉自己，上世纪30年代时，美英是怎样低估了德国和日本的威胁，西方领导人中唯独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一人看出危险，并号召他的国人捍卫民主，抗击纳粹(Nazis)。美国在二战后持续70年的领头，不乏这样的"丘吉尔时刻"——从柏林空运（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借助大规模空运挫败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译者注）到柏林墙的倒塌。
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美国及其盟友战后在欧洲和亚洲创建了一个和平、自由的国际秩序，他们的表现是可敬的。但这一叙述的选择性太强。历史上西方领导人在许多时刻自认为是丘吉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英国首相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越战期间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以及伊战期间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他们高估了自己面对的威胁，把事情搞得更糟，挑起不必要且适得其反的战争，削弱了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所得到的政治支持。
当今的辩论焦点应该是：我们该如何区分各种威胁的轻重缓急？最严重的威胁有多糟糕？今年我们看到了一连串进展迅速的事件，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声索主权，再到伊拉克政府管治崩溃。威权势力正在活动。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5月在西点军校(West Point)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是错误的。他列出了动用武力的种种抽象标准（军事行动必须"适度、有效和正义"；在美国利益不受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动武的门槛"）。这些标准让人很难提出异议。但接下来他声称，我们面对的唯一直接威胁是恐怖主义。对于世界秩序面临的另外两大挑战——俄罗斯和中国，他几乎只字不提长期应对策略。奥巴马在首个任期宣布最重要的政策举措之一，美国重返亚洲时，曾大肆渲染了一番，但这一次他在演讲中根本没提到"重返"这个词。
尽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最近连连取胜，但我主张，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来说，恐怖主义其实是这些挑战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我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目睹的是一场缓慢扩散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战，当地武装力量分别扮演着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代理人的角色。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发酵。然而，即便在15万美军占领伊拉克时，我们也捂不住宗派仇恨；很难看出我们现在能够采取什么果断行动。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跨越了一道非常重要的门槛。冷战后欧洲的全部秩序都有赖于俄罗斯对现状的接受，即滞留在邻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呆在原地安居乐业。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让这一切都产生悬念，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和爱沙尼亚都将感受到影响。
不过，俄罗斯的实力建立在有缺陷的经济模式之上，终将受到削弱。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未来几年很可能会超过美国。中国一直在一点点地推进领土主张，以其它地方更具戏剧性的事件为掩护。它想成为东亚的主宰力量，将美国从中国自己划出的势力范围赶出去。
Isis极端主义势力最终将被证明是在自掘坟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曾缔约保卫的一些盟友，如今受到某些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高技术军力的威胁。
可是，即便俄罗斯和中国构成严重挑战，世界形势仍与1939年时相去甚远。美国该作出何种回应才算恰当？我们应优先考虑政治手段：将北约(Nato)重振为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而不是民主推广俱乐部；同时建立一个同中国打交道的多边框架，让其邻国有一个不必单独面对北京的替代选择。奥巴马嘴上重视多边机制，但实际上没有怎么下功夫使其成为现实。
战略的关键就在于区分轻重缓急，确立优先顺序，阐述哪些事比其他事更重要，并解释为什么如此。认为事事都值得美国操心的理念算不上战略。奥巴马在表述中排错了优先事项，延续了其倍受批评的前任最初的错误，即高估恐怖主义的挑战。而与此同时，他又奇怪地消极无为，让利比亚和埃及等地的局势在不知不觉间恶化。而且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远远不足以支持现有机构，以及建立对付长期挑战的更广泛框架。
一头是新保守主义者，另一头是孤立主义者，这样的两极世界提供了错误选择。真正的战略永远介于二者之间。
本文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译者/何黎
【附录】
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弗朗西斯•福山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一直是高度复杂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这个官僚体制一直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管理着一个庞大的社会。中国从未建立起法治——可以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的独立法律制度。中国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权力制衡机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受各种规定及惯例约束的官僚体制，以及儒家道德体系。规定和惯例让官僚体制的行为可以合理预测，儒家道德体系则教育领导人要考虑公共利益，而不能只顾个人权势膨胀。今天运行的体制在本质上也是如此，皇帝的角色由共产党充任。
中国政府一直无法解决的是历史上被称为"坏皇帝"的问题：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掌握在一位仁慈且明智的统治者手里，会有很多好处，但如何保证好皇帝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儒家教育体系和官僚政府本应教化领导人，但坏皇帝仍不时出现，例如"邪恶的女皇武则天"，她杀死了唐朝很多贵族，或者明朝的万历皇帝，他曾一怒之下，近30年不上朝、不批奏折。
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坏皇帝是毛泽东，他给中国人造成了无法言说的痛苦，而且在1976年去世之前，他的权力一直不受制衡。目前制约共产党最高层决策和领导权的规则，反映了从这段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政治局常委9名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任期为10年；67岁以上的人不纳入政治局常委委员的考虑范围。这些规则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个人权威主宰整个党和国家，防止另一个"毛泽东"的崛起。因此，中国的威权体制很独特，因为它遵从关于任期限制和继任的规定。
最近被整肃的薄熙来之所以对这一体制构成了重大威胁，原因就在于此。凭借在重庆的基地，他利用媒体加强自己的权威。鉴于他是"太子党"，即革命英雄之子，他的权威本来就很强大。他无情地利用政府权力，不仅调查犯罪分子和受贿官员，还对那些积累了太多权力和财富的商人和竞争对手穷追不舍。他恢复了一些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的手段，例如集会唱红歌。与其他平淡无奇的中国高官不同，一旦进入政治局常委，他可能会通过一个独立的权力基础控制共产党的领导层。
因此，难怪胡锦涛和中共领导层会利用丑闻的机会将薄熙来清理出局，抢在这位坏皇帝登基之前将他除掉。此事暴露了中国的一个深层次问题——缺乏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中国领导层遵循的规则既不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规则，也不是司法系统执行的规则。他们遵循的是中共内部规则，只能从中共的行为中去推断。如果薄熙来成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可能推翻这些规则。
因此，中国威权制度表面上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象。中共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共首先需要发展真正的法治，实现政治透明化，建立起正式的制度。
几年前，我在北京与一位掌管某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的中级官员吃午餐，聊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样的一场浩劫，不理解当前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阻止文革重演，我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我看了看周围那些中共仍在推崇的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和纪念品，问他，在中共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真实评价之前，文革那样的事情是否还有可能发生？他那一代人对文革的可怕有切肤之痛，但成长于文革之后的中国人没有，他们可能被鼓动，对文革产生一种怀旧情绪。薄熙来利用的正是这种对历史的遗忘。那位官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一小群内部人遵循的非正式规则，最终不能真正取代正式的法治。如我们今日所见，受到法律和选举约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常常产生平庸或懦弱的领导人。有时候民主制度会让恶魔当选，比如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但至少正式的程序通过法律和选举制度对权力构成了约束，在真正的坏皇帝登基之路上放了一块大大的拦路石。尽管在短期内消除了薄熙来的威胁，但中国的现行体系还未解决这个制度性问题。中国现在有现实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即将上台的新领导层抓住机会。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译者/何黎
——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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