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的人生選擇：有人卑鄙，有人高尚（程凯）

2014年6月1日，程凯（中）在旧金山图书馆出席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典礼

中國五千年來沒有任何事件，像"六四"這樣，根本改變了國家和國民。國家"六四"後的選擇：要麼墮落，要麼重生，不幸的是選擇了墮落；國民——從元首黨魁，到作家教授，到工農士商，"六四"後的選擇：要麼卑鄙，要麼高尚，不幸的是選擇了卑鄙，即使不是所有人，也是很多人。最大的改變是國家不是個人

"六四"二十五周年過去，今年"六四"，我除了參加我居住城市的各種紀念活動，我還思索一個已經思索了很久的題目："六四"後，人們都做了怎樣的人生選擇，而使有的人變得卑鄙，有的人變得高尚？

"六四"二十五周年紀念日前，有故人從中國來，一見面就問我：你為了"六四"遠離中國，流亡海外，由中年而到老年，值得嗎？你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如果"六四"後你不選擇流亡，你的生活會是怎麼樣？自"六四"至今二十五年來，故人見面都會問我同樣的問題。這也是讓我思索"六四"後怎樣做人生選擇的原因。

"六四"最大的改變，不是個人而是國家，讓本來可愛的中國變得可惡。"六四"第一次使中共殺百姓名正言順，於是醜陋與邪惡便在中國成為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的常態。"六四"後中共展示了它與古今中外所有統治者的不同：毫無羞愧的蛻變成無官不貪、無惡不作的權貴集團。它只用了二十五年的時間，就讓民族精神沉淪，國家不再偉大，人民不再善良和正義；讓天空彌漫霧霾、土地浸透毒素，江河污水橫流，讓人們吃地溝油和化學物製作的食物。

國家改變，國民則面臨人生選擇。我看到政論家胡平幾年前為紀念"六四"寫的一篇短文，文中講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六四"後曾激憤的要宣佈退黨，走在路上被人勸說幾句躊躇不前。後來王晨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和社長，如今更是扼殺中國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元兇，是撒彌天大謊的《中國人權白皮書》的炮製者。王晨是在"六四"後前去退黨的路上停住腳步的一瞬間選擇了自己的後半生，他選擇卑鄙，放棄了高尚。還有人人熟知的歌唱家李雙江，八九民運期間曾想去天安門廣場和學生一起絕食，後被人勸阻而沒去。如果他去了，"六四"後成為中國的政治異議者，那麼他就選擇了高尚，放棄了卑鄙，不至於二十五年靠謳歌中共的盛世來換取一個文藝將軍的頭銜和待遇。

过去同事中的老实人选择了卑鄙

我二十五年前的同事，有許多人"六四"後也選擇了卑鄙。現任《人民日報》社長楊振武，二十五年前是一位老實人，他參加了八九民運首都新聞界的遊行，喊出"我們想說真話，別逼我們造謠"的口號，但"六四"後，他一定是做了非同一般的卑鄙選擇，才能升任代表中共中央說假話、欺騙、造謠、愚弄國人、愚弄天下的《人民日報》社長。"六四"前的《人民日報》，歷任社長、總編，不乏有高尚而勇敢的改革者，不乏有維護知識份子的尊嚴與良知者，"六四"後一個都沒有。我的這位同事應是"六四"後選擇卑鄙放棄高尚的典型。

我的另一位同事，名叫朱維群，"六四"後當上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執行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他的後半生幾乎所有精力都用於污蔑、中傷受全世界尊敬的達賴喇嘛。幾年來一百多位藏人自焚，任何人都會動惻隱、同情之心，他卻屢屢對自焚藏人出言不遜，他不僅是卑鄙，簡直是窮凶極惡，喪失了做人的良知。他過去是一位老實人，他的今日，也是"六四"後自己做出的選擇。

每年"六四"，我思索"六四"改變人生這個題目，也會想到自己。我想的是：如果我不因"六四"而選擇與中共決裂，那麼我二十五年來會有一個什麼樣的人生呢？我當然會是中共權貴集團中的一員，我不敢保證自己不會成為貪官。其實早在"六四"前，當我手中掌握了一點權力，就有人教我貪污受賄，那是一筆三十萬元的款子，我沒有接受。事後我不禁要想：如果這筆款子是三百萬、三千萬，者巨大的誘惑，我還能抗拒嗎？"六四"後，既然無官不貪，官員不貪才是問題，不貪的官就官位不保，甚至被送進監獄。即使不涉金錢財富，"六四"後我仍掌管媒體，也必然與王晨、楊振武無所區別。

庆幸享有高尚、遠離卑鄙的圈子

因此，每年"六四",當我和大家一起譴責中共"六四"暴行，悼念"六四"亡靈，同時我也要慶倖自己"六四"後的選擇：那也是在一瞬間，我決定離開可惡的國家，換一個人生，換一個活法，使得我有可能與高尚為伍，而不曾卑鄙。二十五年來，我養活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錢，都靠辛勤工作掙得，乾乾淨淨，花得心安理得。貪污、受賄、侵佔、掠奪、欺詐，中國盛行的這些人類最低劣的行為與我無關。我雖然從未生活富裕，有時甚至拮据，但精神卻自由愉快。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全憑自己的心恣意寫成，不必顧及有人審查，不必擔心被捕入獄。作為以文字來表達自己知識份子，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樣的生活更福氣、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樣的人生更快意。僅此，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便很值，這也是我每當故人提問，我理直氣壯做出的回答。

二十五年來，我的生活圈子，我結交的朋友，也都是享有高尚、遠離卑鄙的人，包括一個個流亡知識份子，包括一個個流亡學生領袖，還有與政治流亡者共進退的海外華人。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朋友方政：方政"六四"前是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生物運動力學專業四年級學生，是一位學生黨員，團總支書記，如果沒有"六四"，他也許會是中國體育舉國體制中的一員。一九八九年方政和同學們一起參加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六四"淩晨，撤離天安門廣場，走在西長安街上，解放軍的坦克從後面追趕上來，他本可以躲開，但他的選擇是：為掩護一位女同學而被坦克輾斷雙腿。"六四"後，方政繼續做自己的選擇，拒絕為中共掩蓋"六四"真相，決不承認自己的雙腿是在交通事故中失去。為此他寧願付出巨大代價：不能享有殘疾人的福利，不能就業，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生活無著，甚至更換破損輪椅的錢都沒有。二OO九年，方政經旧金山"人道中國"組織的救助來到美國，他繼續從事中國民運和人權事業，擔任舊金山"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和"天安門民主大學"董事會主席。方政也是"六四"選擇人生的典型，他拒絕卑鄙，選擇了高尚。

中國五千年來沒有任何事件，像"六四"這樣，根本改變了國家和國民。國家"六四"後的選擇：要麼墮落，要麼重生，不幸的是選擇了墮落；國民——從元首黨魁，到作家教授，到工農士商，"六四"後的選擇：要麼卑鄙，要麼高尚，不幸的是選擇了卑鄙，即使不是所有人，也是很多人。

二零一四年六月五日

注：作者为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