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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康正果 |
谈到香港这个城市，我首先联想到两种人物：多重间谍和公共情妇。前者向不同的老板出卖情报，后者给不同的恩主提供爱情。我为什么要如此比拟香港这个城市呢？众所周知，这块土地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割让给英国。对老旧的中国来说，这是个耻辱。但就这块土地本身而言，它却获得了被放弃和出卖后的自由。从此以后，英国人在那里建立起公司、银行、教会、报社、法院、警察局等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机构，形成了这块土地上特有的社会文化生态。在这一中西杂处的城市群落中，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逐渐与西方的公民社会有机地搅拌在一起。
回归前的香港人并非真正的英国公民，回归后的香港人也算不上标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香港人曾被殖民的身份反让他们获得了对一党专政的豁免，而曾受大英帝国强暴的经历也补偿给他们足以使自己区别于内地人的身价。香港人缺乏"国家认同"的这一畸形境况使他们的社会和地盘特别具有吸附力和包容性。那是一个既藏垢纳污，也卧虎藏龙的地方。三教九流，在那里各得其所，左右中间各派，在其中都有足够的空间发言争鸣。比如有亲共的《大公报》、《文汇报》，反共的《苹果日报》，以及持中立立场的其他报纸，其中尤以《明报》为知名。明报除了在大跃进、文革、邓小平重出政坛和89/64事件期间在中国拥有最好的记者网络，还利用月刊和出版社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要 的平台，我那本回忆录《我的反动自述》即该出版社出版。
我们现在在此谈论香港的媒体自由，首先应该看到这个自由赖以建立的基础，那就是英国人曾经建立的制度和留下的遗产，如司法独立，港人治港，自由贸易，特别是香港人真正拥有言论、出版以及游行集会等自由的权利。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缺乏"国家认同"的中性特征，这诸多自由从一开始就潜在着被利用和滥用的危机。它不只被跨国公司、投机商人、文化掮客以及黑社会所利用，也一直为共产党所充分利用。对共产党来说，在不同的时期，香港的吸附力和包容性及其诸多自由有着很不相同的意义。在1949以前，香港是中共逃犯的避难所，地下党潜伏的基地，是为支持中共的武装斗争而募集款项和偷运武器等物资的中转站。最近爆出丑闻的华润公司，就是中共地下党1949前在香港搞起来的。总的来说，中共在武力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都极大地利用了香港这个贸易和传媒均相对自由的阵地，搞了很多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搞下去的颠覆活动，而且很早就埋伏下红色势力的党羽，种下了侵蚀港人自由的祸根。
1949到1997又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与其说中共在夺权后没能力收回这块割让的土地，不如说中共暂时还不想收回。对中共来说，巩固和扩张他们的党权向来都比维护国家的主权重要得多。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保存住香港这个通往自由世界的跳板，最便于中共的势力渗透到台湾和西方，去勾结可收买到的各种势力。为了谋取多方面的利益，中共宁可把这块领土暂时抵押在港英当局手中。比如，地处跑马地投注大堂旁边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好多年来都在新闻自由的掩护下建立起中共反西方、反台湾的前哨阵地，使香港成为中共向海外进行宣传的最佳窗口。香港传媒的境遇在1949前与1949后的不同之处在于，49后的中共不但利用香港的传媒自由对香港实施"掺沙子"和"挖墙脚"的活动，而且开始使用他们已经建立的专政机器残害香港媒体的从业人员。早在50年代初，就有六名香港报业的编辑和记者在广州被捕，随即以所谓"文化特务"的罪名遭到枪杀。从49后到97前，中共对港人自由的威胁主要是煽动港人的爱国情绪，制造反西方、反民主社会价值的动乱。利用劳工阶层的不满，推销中共的意识形态。文革期间，红色风暴也一度扫荡香港，红卫兵曾嚣张到要解放香港的地步。有一位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名叫林彬，就因批评极左土共的暴行，在上班途中被土共的黑恶暴徒纵火烧死。当时《明报》的总编辑查良镛在暗杀名单上便名列第二，因为他写社论批评了北京当局。左派与右派的斗争从此加剧，港人与港英当局的斗争受到中共势力的渗透和偏导，这一切都给中共势力的寄生和侵蚀造成了浑水摸鱼的便利。
如果说97前港人的"爱港爱国"还回旋着亲和大陆的情调，那么在97之后，"爱港"与"爱国"便出现了分裂。从前对祖国的亲和来自对港英当局的拒斥，回归之后，港人却感到他们的自由和福利日益受到中共党国的威胁。中联办现在就是北京伸进香港的黑手，它分化香港社会，操纵特区政府，从黑帮一直收买到立法会，用生意优惠、政协之类的政治荣耀、权力分享等各种利益拉拢本地的亲共势力，而且放纵太子党、红二代进入香港占领经济要津，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战略铺垫平台。与此同时，中共以十面埋伏之势对香港的自由传媒展开封杀。中共现在最大的本钱是拥有收买整个世界的资金，对香港媒体，他们首先采取名利收买的手段，软化媒体老板，让他们自动封口。如果收买不动，就加以恐吓，乃至暴力对待，最近刘进图遇刺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据香港媒体的观察，中共还会进一步派入更多的地下党移民，对香港实行人口换血，就像对内蒙、新疆以及西藏推行汉化，这是中共的人海战术在中国崛起后向海外发动的新型攻势。
香港的媒体自由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港人该何去何从呢？当然绝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许诺，更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台湾学生最近发动的太阳花运动就是港人最好的榜样。自由媒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香港民众应该利用媒体进行鼓动，发起全民的抗议活动，把类似占领中环的街头斗争与立法会内的斗争结合起来，进一步壮大香港的民主声势，最终把北京操纵的特区政府改造成真正由港人普选的政府。
回归前的香港人并非真正的英国公民，回归后的香港人也算不上标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香港人曾被殖民的身份反让他们获得了对一党专政的豁免，而曾受大英帝国强暴的经历也补偿给他们足以使自己区别于内地人的身价。香港人缺乏"国家认同"的这一畸形境况使他们的社会和地盘特别具有吸附力和包容性。那是一个既藏垢纳污，也卧虎藏龙的地方。三教九流，在那里各得其所，左右中间各派，在其中都有足够的空间发言争鸣。比如有亲共的《大公报》、《文汇报》，反共的《苹果日报》，以及持中立立场的其他报纸，其中尤以《明报》为知名。明报除了在大跃进、文革、邓小平重出政坛和89/64事件期间在中国拥有最好的记者网络，还利用月刊和出版社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要 的平台，我那本回忆录《我的反动自述》即该出版社出版。
我们现在在此谈论香港的媒体自由，首先应该看到这个自由赖以建立的基础，那就是英国人曾经建立的制度和留下的遗产，如司法独立，港人治港，自由贸易，特别是香港人真正拥有言论、出版以及游行集会等自由的权利。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缺乏"国家认同"的中性特征，这诸多自由从一开始就潜在着被利用和滥用的危机。它不只被跨国公司、投机商人、文化掮客以及黑社会所利用，也一直为共产党所充分利用。对共产党来说，在不同的时期，香港的吸附力和包容性及其诸多自由有着很不相同的意义。在1949以前，香港是中共逃犯的避难所，地下党潜伏的基地，是为支持中共的武装斗争而募集款项和偷运武器等物资的中转站。最近爆出丑闻的华润公司，就是中共地下党1949前在香港搞起来的。总的来说，中共在武力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都极大地利用了香港这个贸易和传媒均相对自由的阵地，搞了很多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搞下去的颠覆活动，而且很早就埋伏下红色势力的党羽，种下了侵蚀港人自由的祸根。
1949到1997又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与其说中共在夺权后没能力收回这块割让的土地，不如说中共暂时还不想收回。对中共来说，巩固和扩张他们的党权向来都比维护国家的主权重要得多。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保存住香港这个通往自由世界的跳板，最便于中共的势力渗透到台湾和西方，去勾结可收买到的各种势力。为了谋取多方面的利益，中共宁可把这块领土暂时抵押在港英当局手中。比如，地处跑马地投注大堂旁边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好多年来都在新闻自由的掩护下建立起中共反西方、反台湾的前哨阵地，使香港成为中共向海外进行宣传的最佳窗口。香港传媒的境遇在1949前与1949后的不同之处在于，49后的中共不但利用香港的传媒自由对香港实施"掺沙子"和"挖墙脚"的活动，而且开始使用他们已经建立的专政机器残害香港媒体的从业人员。早在50年代初，就有六名香港报业的编辑和记者在广州被捕，随即以所谓"文化特务"的罪名遭到枪杀。从49后到97前，中共对港人自由的威胁主要是煽动港人的爱国情绪，制造反西方、反民主社会价值的动乱。利用劳工阶层的不满，推销中共的意识形态。文革期间，红色风暴也一度扫荡香港，红卫兵曾嚣张到要解放香港的地步。有一位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名叫林彬，就因批评极左土共的暴行，在上班途中被土共的黑恶暴徒纵火烧死。当时《明报》的总编辑查良镛在暗杀名单上便名列第二，因为他写社论批评了北京当局。左派与右派的斗争从此加剧，港人与港英当局的斗争受到中共势力的渗透和偏导，这一切都给中共势力的寄生和侵蚀造成了浑水摸鱼的便利。
如果说97前港人的"爱港爱国"还回旋着亲和大陆的情调，那么在97之后，"爱港"与"爱国"便出现了分裂。从前对祖国的亲和来自对港英当局的拒斥，回归之后，港人却感到他们的自由和福利日益受到中共党国的威胁。中联办现在就是北京伸进香港的黑手，它分化香港社会，操纵特区政府，从黑帮一直收买到立法会，用生意优惠、政协之类的政治荣耀、权力分享等各种利益拉拢本地的亲共势力，而且放纵太子党、红二代进入香港占领经济要津，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战略铺垫平台。与此同时，中共以十面埋伏之势对香港的自由传媒展开封杀。中共现在最大的本钱是拥有收买整个世界的资金，对香港媒体，他们首先采取名利收买的手段，软化媒体老板，让他们自动封口。如果收买不动，就加以恐吓，乃至暴力对待，最近刘进图遇刺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据香港媒体的观察，中共还会进一步派入更多的地下党移民，对香港实行人口换血，就像对内蒙、新疆以及西藏推行汉化，这是中共的人海战术在中国崛起后向海外发动的新型攻势。
香港的媒体自由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港人该何去何从呢？当然绝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许诺，更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台湾学生最近发动的太阳花运动就是港人最好的榜样。自由媒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香港民众应该利用媒体进行鼓动，发起全民的抗议活动，把类似占领中环的街头斗争与立法会内的斗争结合起来，进一步壮大香港的民主声势，最终把北京操纵的特区政府改造成真正由港人普选的政府。
——民主中国ArtSho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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