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程翔 |
2012-11-01
被视为中央智囊的中国社科院今年6月出版 “香港蓝皮书—香港发展报告”, 当中提出中央与香港特区公务员系统存在隔阂, 认为官阶仅次于局长的常任秘书长也应由中央审批, 属公务员首长级的常任秘书长也应与中央委任的局长一起到北京述职 。这番说话,随即引起香港亲建制的民建联副主席叶国谦予以否定, 他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时指, “基本法”下,常任秘书长的任命是属于特区政府内部事务, 主要官员则由特首推荐,再由中央任命, 叶国谦认为现时的做法合适,“可清楚体现高度自治, 中央亦有角色”。
广州“南方都市报”今年6月引述该报告指,香港在回归后, 政治争议淩驾于经济与社会问题, 促使香港社会倾向于西方民主模式与议会制度, 历届特首均主动削减自己对行政会议与各谘询机构组成人员的任命权 力,严重伤害了行政主导的政制原则;“基本法” 被利用来作为要求政治体制变革的藉口; 特首与立法会选举办法久拖未决、不确定性大, 让有意参选人士难以知所适从、及早安排; 特区政府7次推出政改方案, 导致社会对政改与普选不断产生争执与分歧,政党政治环境初现, 社会运动愈发激烈; 问责制冲击了中央对主要官员的实质审批权力以及对主要官员不可有 外国居留国籍的限制,使中央与公务员系统分隔; 区议会的选举和工作更加政治化, 加速区议会由地区谘询机构演变成“泛民主化”的地区议会云云。 观察中港政治廿多年的资深时事评论员程翔对于这份报告的陈述及评 论,是否认同?
程翔:我当然不认同,因为中共很喜欢说‘立法原意’, 我们返回最初制定‘一国两制’的原意, 它的原意就是除了国防及外交外,其他的都是香港自行管理。可是, 在这15年间,我们不断目睹来自北京、 本土亲共力量在这15年间,对政治的发展越来越多指手划脚, 如很早期便说《基本法》没有特区剩馀权力等,直至最近又讲‘ 中央对香港特区权利不限于外交及国防。’
这15年间,我目睹中共有系统地从狭窄的方向解读《基本法》 的趋势,基至乎到今天对香港的政制作出种种的批评, 如薛凤旋的报告一样也认为,常任秘书长的委任也要向北京报备等。 最近‘紫荆’杂志也提到,政务司司长日后是否需要撤销等。
我觉得在这15年,有种种来自北京及本地亲共人士的嘈音想改变, 我们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时,我们所理解的港人治港, 尽量从狭隘的方向来解读,中央对香港干预的范围就可以越来越广。 所以,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发展。421
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时,坊间盛传目标不是香港, 而是瞄准台湾,使台湾民众安心以达致两岸统一之说,可是, 现在北京及亲共的人士都以狭隘的方向解读“一国两制”, 这又会否吓怕台湾的民众?
程翔:我想中共想藉著香港作为一个试范单位,使台湾能够接受“ 一国两制”,这想法是一厢情愿,因为自从“一国两制” 这构思提出后的首天,台湾已清清楚楚表态,台湾是絶对不会接受“ 一国两制”。中共如果今天仍认为它在香港搞“一国两制” 作为台湾的试范。更可况,他现在要不断重新解读《基本法》, 提出很多设想,想收窄香港很多的自治范围, 这恰恰给台湾产生一个负面的试范,恰恰证明中共的说话不可靠, 因为它信誓旦旦向全世界的人及全香港市民的承诺, 经过15年仍可不断通过重新解释条文来使香港的自治范围日益收窄 时,这何来是一个正面的示范呢?这是负面或反面的示范才是。
社科院的蓝皮报告书的其中一名作者是资深的香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薛 凤旋,报告书中为薛凤旋作出的简介谓, 他一直就中国的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范畴涉及中国经济、 中国与全球体制的连接、城市和区域发展、社会和政治演变等, 又撰写多篇文章。
主持人翻查资料,薛凤旋是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他有份编订的“国情专题教学手册” ,该手册令香港老师、家长及学生极度忧虑, 触发了12万香港家长及学生上街反对。
薛凤旋背后有否任何政治献媚?程翔拒絶猜测,但是,他坦言, 薛凤旋的说话产生了一个实际的效果。他说: 我只觉得他这种讲法的实际效果是向中央上缴《基本法》 赋予我们的自治权,这点跟《基本法》的精神并不相符。
在薛凤旋负责有关香港的报告书中指,“ 特区政府7次推出政改方案, 导致社会对政改与普选不断产生争执与分歧,政党政治环境初现, 社会运动愈发激烈”这是否反映中央不愿看见香港有政党政治?
首先,北京早已不欲看见香港有政党政治的事, 差不多是由中英谈判结束,草拟香港《基本法》香港政制时, 邓小平已很清楚讲明香港不能够有政党政治。所以, 这点不是现在才讲。问题是,既然《基本法》 承诺特首最终由普选产生,在我们所知道的政治制度下, 有普选就必然产生政党,所以,承诺有普选却又不许有政党, 这情况下唯一可能出现的是,大陆式的一人一票,选的就是共产党, 这样便无意外发生。可是,就我们所认识至今的人类发展, 所有真正选举的地方,倘允许一人一票时,自必然会产生政党政治。
香港近年发生政党化的发展,是《基本法》 承诺港人一人一票选特首下,必然产生的现象,所以, 我觉得薛凤旋这些观点是非常不理解《基本法》 的规定及政党政治的特徵。 正因为我们长远而言要迈向一人一票的选举模式,所以, 在这过程中产生政党是十分正常, 故他对近年间政党发展而感到大惊少怪, 我觉得他不太理解为何会这样。
“报告”中又建议,香港特区政府要力求确定终极政制、 重建行政主导等,回顾新任特首梁振英主政后, 数月间推行不少新的政策,引起立法会议员不少批评, 就以现时政府推出长者每月额外生活津贴费2200元为例, 长者的积蓄若超过18.6万港元便不能申请,可是, 政府的建议并未经过立法会审议及通过, 政府便先以大气电波广泛宣传, 令到长者满以为自己可以取得该笔费用,“拦路虎”是立法会议员, 因而令到不少立法会议员强烈批评特区政府的做法, 认为既出现程序不公,更矮化立法会的角色,强化行政主导。 这份报告6月份出版, 程翔又是否相信梁振英早已执行报告建议所讲的行政主导?
程翔:行政主导不等同你可粗暴地推行一些政策。 行政主导在政制设计层面而言是,在充份谘询蕴酿基础上, 由行政长官拍板决定做某些事,这方谓行政主导。我们又要返回《 基本法》设计之时,为何要强调行政主导? 因为当时北京认为港英时期的制度总统会同行政局管治, 既有一定的制约,但不妨碍行政的效率。所以, 希望保留这制度的特色, 故不用殖民地港督的词汇而用行政主导的词汇。 保留的就是殖民地时期,即行政长官较有权威做事的一种体制。
这是《基本法》原本欲保留的。可是, 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是基于很多行政吸纳精英的做法,因此, 社会上众多精英及不同的意见能在行政局中融为一体。 由于行政局向港督作有效的建议;再者, 政府的政策在出台前经过种种谘询及多层次的分析,不过,回归后, 很多事情没经过详细谘询便推出, 如董建华出任特首时推出的八万五千个房屋政策,期后再推出“ 高官问责制”;随后,曾荫权推出的政治助理等, 这些都改变了原来公务员系统的做法。 这些政策都没经过深思熟虑及审慎的讨论、谘询便推出来, 就这样推出来便理所当然受到大家的反对。 梁振英上任后仍未稳定便要搞一连串包括副局长的制度, 这些还未经过讨论便推出的。
行政主导最精要的是政策推出前,经过多方面谘询及审慎的研究, 社会上大致的反对声音都能够理解下才推出,这政策的推出便有效。 可是,现在回归以来众多重大政制上的改变, 都没有经过谘询便推出来,理所当然会受到人反对。 当有人反对就指有人想削弱行政主导的体制,这讲法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薛凤旋指责改变行政主导的体制, 我觉得他根本找不出问题的源头在那。孰令致之? 我觉得要问这问题。
社科院是中央智囊,过去曾就不同社会议题进行研究调查, 撰写报告。这次,有关香港回归15年的报告, 刻意找来一名香港人负责撰写,程翔怎理解?
就这报告而言,社科院明显地找中共建制派内的人做。 找中共建制内的人做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是, 从北京的角度看香港的问题,并不是从香港的角度来看香港的问题, 这样便会有所偏颇。
再者,我们目睹薛凤旋主导的国民教育科的教材,他完全脱离现实! 他在国民教育科教材里形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字, 给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员看,我相信他们也会掩著嘴笑,他脱离现实, 脱离事实的严重程度,称共产党进步、团结及无私, 这些中国内地的人看也会掩著嘴笑。这严重脱离现实是那么严重时, 举一反三,他写的东西能够有多少与本地吻合呢?大家可以三思。
这边厢有传媒揭露, 薛凤旋为具有浓厚建制背景的社科院撰写香港的报告, 当中更把问题归纳成五方面谓“政治制度不稳定, 政治争议淩驾于经济与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有走向西方民主、 议会制度的趋势,并企图以此作为促使大陆政治变革的动力, 这对香港与国家而言皆为不稳定因素”。报告六月曝光, 时间又刚巧跟前港澳办官员陈佐洱随后批评港人持港英旗帜示威的行 为,有‘港独’之意的言论,不禁令人质疑时间的吻合。
程翔这样回答:我不清楚有没有关系, 会否因先看薛凤旋的报告从而引起对香港的不满? 我想即使有但关系也不会好直接,我想最直接的是高举英国旗, 喊著光复上水、中国人滚回去等讲法,可能较为刺激一点。可是, 我个人觉得陈佐洱认为这是病毒,我相反,会希望他去思考“ 何解回归15年后,才出现这些现象?”回归之初, 香港社会仍信心满满,这正是主管港澳工作的人要好好反思。 何解他们的港澳政策令到香港社会竟然会逆反地产生一种抗拒融合的 思潮呢?这其实很容易解释,第一,自回归以来, 实际上不断收窄香港人的自治范围,严格而言,是食言!对《 基本法》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高度,越来越解释到不是那样高。 越来越多干预。 香港的选举由特首以致区议会选举都有中联办的手在背后操控。 坦白一句,看得多这些事情的出现, 好容易会对不断的干扰及不断的干预香港产生反感。所以, 这正是由于中共的港澳工作失败, 才导致香港有些市民重新缅怀港英时期的日子。
这正是一个好恰当的对比,港澳办去反思自己政策的失败。所以, 你责怪香港有部份人,为何不检讨自己的政策有否偏颇, 导致香港人产生那么强烈的逆反心理呢?所以, 他应该考虑自己的问题。
第二,我们回归以来目睹的事,大陆发生的事, 有什么事令香港人在政治上帮你说话? 刘晓波及李旺阳等事件的发生,更不用说“六四”问题。 我想请问大陆的官员,那些认为香港人有“港独”情绪的官员, 请他们留意大陆约于2008至2009年左右, 大陆的新浪网也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发现,有六成五的人表示“ 来生不做中国人”这是发生在香港最近增强本土意识之前几年的事。 大陆的人在你共产党统治下也发出“来生不做中国人”的慨叹, 你又岂能怪香港人有些分离的意识呢?所以,我再要问,孰令致之? 什么事导致这样?中共应该从自己的失误,失败检讨, 而动辄就打击别人指别人有分裂意识。
面对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即将产生, 程翔会否担心他们会信纳这份报告并推行有关的建议?程翔说, 不愿猜测,不过,以累积了观察中国政治廿多年的经验后,他认为, 民族的前途是在社会大众手里, 他希望人民能继续保持对执政党施政的监督及压力, 促使共产党进行改变,这样民族才有希望。
程翔:我当然不认同,因为中共很喜欢说‘立法原意’,
这15年间,我目睹中共有系统地从狭窄的方向解读《基本法》
我觉得在这15年,有种种来自北京及本地亲共人士的嘈音想改变,
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时,坊间盛传目标不是香港,
程翔:我想中共想藉著香港作为一个试范单位,使台湾能够接受“
社科院的蓝皮报告书的其中一名作者是资深的香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薛
主持人翻查资料,薛凤旋是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薛凤旋背后有否任何政治献媚?程翔拒絶猜测,但是,他坦言,
在薛凤旋负责有关香港的报告书中指,“
首先,北京早已不欲看见香港有政党政治的事,
香港近年发生政党化的发展,是《基本法》
“报告”中又建议,香港特区政府要力求确定终极政制、
程翔:行政主导不等同你可粗暴地推行一些政策。
这是《基本法》原本欲保留的。可是,
行政主导最精要的是政策推出前,经过多方面谘询及审慎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现在薛凤旋指责改变行政主导的体制,
社科院是中央智囊,过去曾就不同社会议题进行研究调查,
就这报告而言,社科院明显地找中共建制派内的人做。
再者,我们目睹薛凤旋主导的国民教育科的教材,他完全脱离现实!
这边厢有传媒揭露,
程翔这样回答:我不清楚有没有关系,
这正是一个好恰当的对比,港澳办去反思自己政策的失败。所以,
第二,我们回归以来目睹的事,大陆发生的事,
面对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即将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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