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胡绩伟忧心如焚而无力回天

一個到老都在奮力思考，不肯放棄黨內民主改革，不肯安度晚年的知識份子，從黨人報人向真人的轉型，令人動容。

二○一二年九月十六日，九十六歲的胡績偉先生悄然走了。

得知噩耗已是次日中午，我在博客上轉載了十多年前他夫人為《脊梁》寫的長文《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因涉及「六四」等敏感詞很快被刪除了。在權勢集團眼中，他今天依然如同一根芒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位革命黨陣營中出來的報人，致力於推動新聞自由，不停地呼喚民主。他雖無鄧拓那樣的才華和魅力，但他的正直、誠懇、直率和執著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在「六四」二十三年之後，他以望百之歲告別人世，在他生命的黃昏，他已竭盡所能，把他能發揮的能量幾乎都發揮出來了，特別是他留下的《胡趙十年新政》，以他的親歷親見親聞，為充滿生機和希望的八十年代做了新的解釋

六四推動人大模式遭撤職處分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由學生運動引發的民主運動席捲全國，戒嚴令下達之後，他得知北京的醫院已在發急救包，為天安門廣場學生的生命憂心忡忡。五月二十一日，他委託《經濟學週報》副總編高瑜前往廣場勸說學生撤退。當高瑜帶著三個學生來到他在煤渣胡同的家時，他見到學生非常熱情，全家人都迎了出來，又送麵包又送水。高瑜曾目睹他在沙發上向學生左右揮動雙拳說：「敵進我退嘛！」老人的真摯熱情，老人的可愛天真都在這個畫面中畢露無遺。高瑜被捕後，公安審問她時，要她寫胡績偉的材料，寫了三、四次都通不過，其中就是少了這個細節，而公安通過學生掌握了這個細節，最後公安在她面前把雙手攥成拳，在胸前左右晃動，「還說，敵進我退。」

當年五月十日召開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擬定六月二十日左右在北京召開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議程包括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匯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匯報；聽取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匯報等。消息見報後，人們產生了通過人大常委會依憲法程式解決問題的希望。我曾看到過紀念碑上的大標語：「召開人大，推進民主」。

胡績偉為此做了重要的工作，五月二十五日，他徵集了近三十名人大常委簽名，要求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他也因此獲罪當道，遭撤職、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他家的那張沙發，幾年之後我也坐過。老人的神態、口氣如在眼前。一九九六年夏天，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進北京煤渣胡同三號《人民日報》分給他的宿舍，記得是獨院，天井中種滿了花，進門是個不大的廳，有一張長沙發，裡面是他的書房。老人身體硬朗，就是耳朵有點聾，帶了助聽器。此前，我讀過他一九九五年的新作《新春放語》，從西安林牧先生那裡輾轉傳來的。又聽說他新寫了一篇長文《論和平與民主》，他卻沒有多談他的這些文章，而是談了些養生之道。我臨走時，他去書房拿了一本《方法》雜誌，告訴我這是一本討論聰明與愚蠢問題的刊物，他在上面發表了一篇談養生經驗的文章。

面對現實憂心如焚又無力回天

二○○○年，我和百華等幾個朋友編《脊梁》一書，胡績偉先生這篇是由他夫人狄沙和林牧執筆的，狄沙的部分有七千八百多字，對他生平的介紹很詳實。大約二○○二年，我和丁東先生一起去過他的新家，在金台夕照的《人民日報》宿舍，老人見到我們很高興，在客廳裡談了兩個小時，老人除了聽力不好，精神狀態很好。他送了我自印的《胡績偉自選集》三冊：《我與胡喬木的十年論辯》、《辦一張人民喜愛的報紙》、《報人生涯五十年》。他夫婦很想多要幾本《脊梁》，我讓他們托人去香港取。

自一九八九年之後，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在這個統治體制內或被出局，或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一茬又一茬的勢利之徒，權力內部的生態普遍惡化，中國轉型的複雜性加大，那些把持著大大小小各種位置的人，往往只在乎一己私利，根本不關心這個體制的未來，當然更不關心自己身後是否洪水滔天，只要他們繼續有機會撈取好處就好了。這是胡績偉們所無法想像的。統治體制內的理想主義者在「六四」之後漸漸老去，十年來，李慎之、吳祖光、何家棟、李普、李昌、朱厚澤等相繼離世（還有趙紫陽）。健在的李銳、何方、杜導正等先生也都八、九十歲了。他們經歷了年輕時的理想被毀滅的過程，患難和痛苦轉化成為他們自省和批判的動力。

他們晚年目睹自己投身的這個革命黨一天天腐爛下去，目睹統治集團內部不可遏制的貪婪、利己趨勢，眼看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憂心如焚，卻又無力回天。歲月無情，那一代人不斷凋零，更無情的是扼住了中國咽喉的權勢集團，他們的冷酷、冷漠正把中國帶向一個不可預測的未來。面對這個已擁有八千萬之眾、掌握著泱泱大國命脈的黨，他們的心情何等複雜，作為從延安、從地下黨一路走來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生命與這個黨已經不可分了，他們與個這個黨之間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他們只能恨鐵不成鋼，內心的蒼涼和期待交織，我們不能責怪他們到老也沒有辦法超越馬克思主義給他們的限制，革命生涯給他們的限制。

晚年提出「胡趙新政十年」課題

每個時代的人都是他那個時代塑造的，人不可能超越時代。他們對新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嚮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情感的選擇，而不是理性的判斷。胡績偉先生晚年耿耿於心的就是要搞民主，認為不能再專制下去了，現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維持不下去，只要共產黨能搞民主就好。

他晚年提出「胡趙新政十年」的說法，顛覆了過去將改革開放的功勞全部歸於鄧小平的定論。二○○八年初我從許良英先生來信中最早知道他的這個新說法，他在跟姚監復先生的談話中提出「胡趙十年新政」解放人、解放思想、解放經濟，解放社會只是開了個頭，未完成的是直接普選和軍隊國家化。許先生給他的回信雖不同意他把「胡趙十年新政」納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框架內，但認為他提出這個概念對當代中國史研究是一重大創新，對實現中國民主化一定會產生推動作用，深入研究下去，真是大有學問。

他在一月十四日和二月一日給許先生的信裡說：「現在我真是人老心不老」（那時他已九十二歲高齡），「已慢慢喪失研究問題的能力，研究得佔有實際的資料，我現在已經慢慢喪失搜集、積累和引申資料的能力。研究，就得佔有理論根據，我也慢慢喪失搜集、沿引的能力。很多事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儘管如此，他仍在不斷努力。到他離世之前，由他口述、姚監復整理的《論胡趙十年新政》已在香港出版。他的觀點內容或可以商榷，其意義卻是不可忽略的。一個到老都在奮力思考，不肯放棄，不肯安度晚年的知識份子，從黨人、報人向真人的轉型，令人動容。我因此寫下了這樣一副挽聯，悼念這位可敬可愛的長者：

文士、戰士、志士，有膽有識方國士；

蜀人、黨人、報人，大徹大悟是真人。

二○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