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换届？准确地说，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换届？以我的观察，当前中国特色的换届就是按期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在形式重新分配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按期换届分权仅具换届分权的外在形式而缺真正换届分权的实质内涵呢？显然，这是因为中共党内的换届分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度化，如何从非制度化的权力分配向制度化的权力分配转变是摆在中国政治改革者面前的一个最大的也是一个最难的、必须攻克的堡垒，然而，到目前为止，党内权力的分割和获取还仍然是党内不同派系之间角力、斗争的结果而非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化的公开、公平的党内竞争来进行，因此，说这样一种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按期换届分权的方式只具表面形式而没有多少实质内涵，这个判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不仅如此，而且，在当前中国，换届主要是指中央权力的重新分配而非是地方权力的重新分配，因为，当今中国中央和地方权力结构仍同质于秦朝政制：地方的各级权力来源于且依托于中央权力，地方权力是中央权力向下的层层委托或委派，在这一权力结构下，地方党政要员尽管书面上有任期制而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任期制，只要上一级掌权者有需要，下一级官员就不受任期所限，随时随地在上一级掌权者的支配下晋升或调换职位和职权，因此，地方换届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权位换届，主要指的是中央的党的职位和职权的重新分配而不是政府的职位和职权的重新分配，因为，在当今中国，党权高于一切，政权依附且服从于党权，只要中央党官位次排定了，那么，政官位次就会依此而定，故中国的换届分权本质上指的主要是党官"换届"而非政官"换届"，这一事实同样是有目共睹、毋庸争议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非法的"被打杀得四处逃窜的地下党到一个执掌大陆政权的领导党，在1949年前和1949年后党内"换届"分权的形式是多样不同的。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执掌政权前，党内权力的重新分配主要是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而非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公开竞争选举的形式来实现的。如：党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尽管是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选举获得职位，但他失去权力却不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而是发生在一次党的特别会议上。大家知道，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这个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最高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成了党内斗争的急先锋。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以及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尖锐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着重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获得最高实权也不是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形式，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获取最高职权，本质上是毛泽东自己通过顽强有效的党内斗争自己为自己谋取的，形式上则是共产国际因势利导、顺水推舟授予给毛泽东的。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以《论新阶段》为题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此，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获得了最高实权，尽管此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仍然是张闻天。到1943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到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到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至此，毛泽东才真正成为了中共中央实至名归、名副其实、名实双全的最高领导人。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党的职权分配也不是通过定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来完成，以今观之，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权力分配的最大特点或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实行制度化，其主要表现在：第一，党代会的召开的时间间隔、召开日以及选举日没有制度化；第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届数没有制度化（现在的十年任期限制其制度化程度很低）；第三，党的最高领导人候选人的产生规则和程序没有制度化；第四，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候选人的财产状况公布没有制度化；第五，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程序及其实质没有制度化；第六，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辩论、竞选没有制度化；第七，在任最高领导人的测评、考核、弹劾等没有制度化。
如：刘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的形成和确定，是以刘少奇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极力拥护毛泽东与此同时极力反对王明、由此获得了毛泽东的极大赏识为起点的。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作了抗战以来北方局工作的报告，强调在华北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的必要性，反驳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并且针对王明不服从中央命令、同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提出"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邓力群曾评价说："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用实践来批评王明的，第一个是刘少奇"（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40页）。刘少奇的报告和提议得到毛泽东的极力赞成，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90页）。于是全会委托康生、刘少奇、王明三人组成中央工作规则起草委员会完成这项工作，而实际工作则放到刘少奇身上。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提交全会讨论通过，刘少奇并在会上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对文件作了说明。在会议结束前所做的结论中，毛泽东再次提出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赞成刘少奇的意见，称赞说："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到1943年，刘少奇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在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至此，刘少奇获取了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职权，成了毛泽东的独一无二的接班人（相当于东宫太子）。但是，毛泽东一个人最后做出决定不把权位交给刘少奇，经过几年准备，到1966年以理论名义上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实际上使用枪杆子（林彪为代表）、笔杆子（张春桥为代表）、红卫兵（以蒯大富、韩爱晶为代表）三股势力、实行三面夹击，一下子剥夺了刘少奇的实际职权以及接班人地位，由此可见，刘少奇的得权与失权，都与党的代表大会的换届形式毫不相干。
又如：林彪获得党内和军内显要职权也不是发生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而是发生在党内那次很不正常的庐山会议上。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是毛泽东从北京搬来打击彭德怀的打手和救兵，林彪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成了反对、打击彭德怀的急先锋、拳击手，由于反彭有功，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了国防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委，林彪被毛泽东任命为军委常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执掌军权期间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推上神坛，到了1966年，继帮助毛泽东打倒彭德怀后，林彪又充当了把以刘少奇为核心的党内官僚派置于死地的凶狠打手，这样，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且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然而，毛泽东如同对刘少奇一样，并不是真的要把他的权位交给林彪，当林彪发现自己身处险境时，他不愿做刘少奇束手待毙，他选择与毛泽东反抗斗争、鱼死网破，但是，林彪不敌毛泽东，他的结局也就只是于1971年9月13日所谓"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之后，在毛泽东的翻云覆雨之下，王洪文昙花一现，邓小平起落不定，华国锋从天而降，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华国锋才是毛泽东最后把他的权位转手交予的真正人选。
毛泽东去世过后，中国共产党内一手遮天、一言九鼎、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掌权者也就随之一去不回了，邓小平这个在毛泽东时代经历宠弃沉浮的、天然禀赋中有着毛泽东式的斗争因子的人，终于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于73岁的高龄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并开辟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回到权力中心以后，以毛泽东式的铁腕，废弃了华国锋，启用了胡耀邦；接着又废弃了胡耀邦，启用了赵紫阳；接着又废弃了赵紫阳，并据传在另一元老的极力举荐下，启用江泽民；在启用江泽民之后，据传又出人意料地隔代指定了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执政已经10年了，如今又到换届时。在经过薄熙来事件之后，现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延宕到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召开后才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大）将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历览中共执政以来各次权位交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顶层权位交接，都是在这种关门闭户、鸦雀无声、幕后策划、暗室密谋的氛围中进行的。这一做法与民主国家换届选举的大众参与、多党竞选、公开辩论、投票公决的状况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是的，放眼当今世界，民主国家的换届选举是公开透明的。候选人直面国是，各提对策，公开辩论，最后投票，谁当首脑，计票而定。对比我国换届交接，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政治生活在制度化上，在公开、公平、公正分配权力上，确实问题种种、弊端多多，这些问题和弊端，正如此文前面所列举的：党代会的召开的时间间隔、召开日以及选举日没有制度化；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届数没有制度化；党的最高领导人候选人的产生规则和程序没有制度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候选人的财产状况公布没有制度化；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程序没有制度化；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辩论、竞选没有制度化；在任最高领导人的测评、考核、弹劾等没有制度化，凡此种种，无一不引起民众对用这样方式产生的领导人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质疑和批评。面对这些质疑和批评，掌握实权的人绝大多数恃权拒改；面对抗争和压力，绝大多数掌权者不是弃恶从善、顺时改变，而是硬挺、死挺，这样造成的后果、恶果对于掌权者只能是以从自保的愿望始、以自害的结果终，在人类历史的这类案例中，卡扎菲就是一例，即将谢幕的巴沙尔是另一例。事实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这种关门分权的做法对执政者只能是害大于利。
对于这种关起门来由少数几个实权人物来确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方式，我在过去的一篇题为《关门"分饼"何时休？》的文章中，已经做了相关论述和批评。更为重要的是或更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关门分饼的做法以及这一关门闭户分配权力的方式及其赖以操作的官僚机器，对国家和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不仅不能提供推动力反而形成阻滞力，因为，一个缺少政治家群体、缺少多元竞争的官僚体制、官僚体系或官僚机器，自身既没有改革自身的动力和能力，也没有改革其外部疾患弊端的动力和能力。在这样一个缺乏制约的国家官僚机器里，浪费、腐败、低效就成了这一机器的必然产品，因此，在此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针对中国社会千千万万关心国家大事、寄希望于这次党的代表大会能够给我们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的人，我以为，他们的愿望必然要落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如此庞大笨重、运转长久的官僚机器，是不可能产出这些变革结果的，这是官僚机器的特定的功能和属性。对于我的这个超前判断，我以为，这是有着充分的学理的以及历史经验的依据的（十八大后面对改革退场、缺位我将作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因此，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的变革和进步，我们不能幻想着依靠官僚机器中的某些掌权人的恩惠布施，而是要靠我们自己每个追求公民生活的个人和群体基于我们自己的各项权利去抗争、去争取。我相信，只有理性的、非暴力的维权抗争，才是推动我们国家和社会不断向前进步的第一动力！
行文至此，翻开日历，今天是公元2012年10月 10日。20多天后的公元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将要召开。中共十八大将产生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然而，就是这样一项非同寻常的党国大事却正在中国北京或北京之外的某一个小房间里悄然进行！面对民主国家换届分权的公民参与、多元竞争的火热场景，我们不仅惊叹：这里"换届"静悄悄！
201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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