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梧：也谈「叛徒」

　　不同政黨有不同「叛徒」定義

　　二○一○年八月，一篇題為《葉青：中共歷史上最決絕的叛徒》的文章發表在《同舟共進》雜誌上，其後被多家報刊和網站轉載，於是「葉青」這個被塵封了幾十年的名字又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當然伴隨著他的是一頂可恥的帽子：叛徒。本文不想對葉青進行分析和討論，只想就「叛徒」這個問題談點個人的看法。

　　在現時中國的語境中，「叛徒」自是一個十足的貶義詞，提到它，人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小說《紅岩》中那個甫志高。所以，文革中毛澤東為了整倒劉少奇，所強加給他的罪名中第一個就是「叛徒」。可見其殺傷力之大。

　　但是如果跳出多年來束縛人們思想的那些意識形態框框，拋棄那種只講立場，不分是非的思維方式，不以某一黨派的是非為評價事物的準則，那麼所得到的就會是另一種結論。

　　胡適撰文介紹兩類政黨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胡適先生曾寫過一篇題為《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的文章（見《胡適論社會》，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七年版），對認識所謂「叛徒」這個問題不無幫助。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先生將世界各國政黨分為兩大類：「我們可以把英、美、西歐式的政黨叫做甲式政黨，把這三十年來蘇俄、意、德諸國後起的政黨叫做乙式政黨。」（還應該加上那些按照布爾什維克模式組織起來的大大小小政黨──筆者注）

　　甲式政黨的性質有這幾點特色：

　　「（一） 甲式政黨黨員沒有確定的人數，沒有黨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記為某黨黨員，人人可以自由脫離本黨。如英國邱吉爾從前是自由黨，後來是保守黨；如美國威爾遜本是民主黨，後來竟做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實際上，邱吉爾原是保守黨成員，因為他不滿當時保守黨的政策，而於一九○五年脫離保守黨參加了自由黨，並在隨後的幾屆自由黨內閣中擔任要職，一九二四年又重新回到保守黨。──筆者注）

　　（二） 黨員投票是無記名的，秘密的。黨員言論是自由的，沒有黨的紀律可以約束黨員的投票，也沒有特務偵探可以干涉黨員的言論行動。

　　（三） 甲式政黨的原則是在兩個或多個政黨中爭取多數黨的地位，每個政黨總希望成為多數黨，但每個政黨總得容忍並且尊重少數黨的權利……。」

　　由此可見，對於這一類的政黨而言，根本不存在「叛徒」一說。像邱吉爾、威爾遜，無論是保守黨或自由黨，民主黨或共和黨都沒有把他們說成是叛徒。道理很簡單，政黨本是政見相同者的集合體，政見一致時大家就是同志，一旦情況變化，有了分歧，自然可以分道揚鑣。至於政黨之間的競爭（注意：不是鬥爭）也是遵循著公平、公開的遊戲規則，勝利了固然可以成為執政黨，失敗了也會受到法律保護，用不著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這就是現代民主國家的通例。

　　至於乙式政黨，那就不同了，因為：

　　「（一）乙式政黨的黨員必須服從黨的紀律。黨員沒有自由，也沒有秘密。

　　（二）乙式政黨的目的是一黨專政。未取得政權之時，他們不惜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權，既得政權之後，他們不惜用任何方法鞏固政權，霸住政權。

　　（三） 乙式政黨絕對不承認，也不容許反對黨存在，一切反對力量……，都必須徹底肅清鏟除。」

　　實際上，這一類政黨和黑社會團伙並無二致，黨員入黨要宣誓效忠，一旦入了黨，必須「把一切獻給黨」，不僅失去了個人自由，連生命都屬於黨的。這樣的黨，當然不允許它的黨員有任何「背叛」行為，一旦發現必予重懲，直至人身消滅，如果不能消滅其人身，則開動宣傳機器將其抹黑、醜化，於是，「叛徒」就這樣成了一個人人不齒的名詞。

　　按中共「叛徒」定義，周恩來是「叛徒」

　　二○○八年出版的《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中有一段熊氏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和周恩來的談話（四○八頁）頗有見地，錄之如下：

　　「君（指周恩來──筆者注）言葉青、張國濤之輩，人格有傷，余卻不解。渠等先信共產主義而入共產黨，今信三民主義改入國民黨，光明磊落，正其人格之表現。人有意志自由，信仰自由，豈必一入共產黨便須終身者。渠等不是國民黨之買通、勾結而入國民黨，亦並未存在有中共黨籍時，作騎牆間諜之行動，有何可以認為損失渠等人格之處。不然，則戴季陶、邵力子俱無人格，邱吉爾、史汀生亦俱無人格。且君昔為國民黨，今為共產黨，亦不當獨有人格，豈不可笑？又君以為渠等來解釋三民主義反足為玷，余意不然，闡揚主義，外國人來都應歡迎，何論生張熟魏？這正是國民黨的偉大，不是一種恥辱。主義理論不必拘於一家之言，戴先生根據傳統思想，可以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說到中山先生為一家之言，葉先生根據唯物論觀點亦可解釋三民主義為一家之言，於三民主義之闡揚有何損處？」

　　周恩來的答覆是「所告甚是」，可見他對此也是無法反駁的。

　　中共的「叛徒」定義早已過時

　　就中共而言，這本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為了擺脫自己一意孤行而造成的困境刻意在中國製造出來的一個黨。當初參與建黨（包括陳獨秀本人）以及其後加入的那些人，其實並不真懂馬克思和列寧主義（因為那時所謂經典著作尚未翻譯成中文），至多只是讀了一些二手乃至三手的小冊子而已。及至逐漸認清了馬列主義的實質以及看到中共的所作所為，一些有識之士便陸續離開了這個黨，例如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當初便是中共建黨的主要參與者；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曾和鄧小平、張雲逸一起創建了廣西右江根據地，後來到江西擔任中央紅軍參謀長的龔楚將軍；以及為中共工作多年的司馬璐（馬義）等都是。像這樣的人還可以舉出很多。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為了爭取人心，壯大自己的力量，於是大打民主牌，不斷鼓吹要建立林肯式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國，要實現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由此吸引了一大批青年知識份子入黨。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在經歷了幾十年黨內黨外殘酷血腥的鬥爭後，逐漸認清了中共的本質，走上覺醒之路。其中一些人或因批判中共宣揚的意識形態，或因弘揚民主、自由和人權理念，或因不斷揭露中共惡行而被這個黨開除，例如顧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還有一些雖然仍留在中共黨內，但思想卻早已「叛黨」了。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在「六‧四」血案之後就說過，他是「剔骨還父，割肉還母」，在思想上已經和中共徹底了斷。人們把這樣一批老人稱為「兩頭真」，因為他們當年參加中共是真誠的（誤信了中共的欺騙性宣傳），現在徹底醒悟也是真誠的。

　　最近數十年來，由於一波又一波民主浪潮的衝擊，世界上的乙式政黨只剩下了屈指可數的幾個。它們或是徹底崩潰，或是改弦更張，使自己轉變（或正在轉變）為甲式政黨。

　　一個政黨如果不能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徹底反省和批判，不能使自己融入世界民主大潮，仍然頑固地拒絕人類的普世價值，逆世界潮流而動，堅持什麼「五不搞」，可以預料，它的「叛徒」必將越來越多，直至這個黨被徹底拋棄為止。而那些當年的「叛徒」們則將由於他們的先知先覺而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懷念。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7月号

【附录】

叶青：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散 木）

　　在国民党刑场上死里逃生的一名共产党员，最终竟成了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在中国革命的风云史上，一些混迹于革命队伍的不坚定者，甚至是叛徒，最终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而在这五光十色的叛徒行列中，某些所谓"高级叛徒"竟由此前的"革命先锋"蜕变为反革命先锋和"反共理论家"，成为以反共著称的"学者"和"著作家"。

　　不同于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猝然叛变对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也不同于张国焘等人的返身而退、屈居为反革命特务而遗臭万年，曾经大名鼎鼎的革命先进任卓宣（叶青）以及郑学稼——这两人自从脱离革命后，热衷于从事所谓"三民主义"研究，以"学者"面目重新出现，并以所谓"三民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尤其叶青（见图），可谓川剧"变脸"的活样板。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而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却开始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重量级打手，以至于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居胡适、于斌之后，位列第57，即最后一名——笔者注）。

　　以往我们很少"光顾"这些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疏理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

　　刑场上的"奇遇"：两次枪毙，"死"而复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贫苦，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得张澜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化工）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一说为总书记），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掌握理论也很快，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王明等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任卓宣不敌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以上是任卓宣的前半生经历。此后种种，大不同矣，其人亦以"叶青"的面目出现于世间。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叛变过程可谓极具传奇性。

　　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笔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尽心医治。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落水"后的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杨度。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提及国民党"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说："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革命队伍中，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不过，此处大有玄机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或者，当时之其人，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一书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辛垦书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记述："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叶青回到故乡，"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效陶渊明之隐居，长为农夫以没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么？不久，叶青到了成都，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做秘书（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又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为名，意欲"继续和完成'戊戌'、'五四'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说，他要另起炉灶了。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暧昧的了，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至1930年，叶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沙汀传》中说，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即叶青）是中共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恺却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书店所在地——笔者注）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此后，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还发行了《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杂志，均由叶青主编），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

　　1932年8月，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当局派遣"复兴社"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压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杨伯恺忧惧"辛垦"也会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找过周佛海，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的调停，"辛垦"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决定脱离"辛垦"，而当时职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杨伯恺一再挽留，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给）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

　　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叶青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叶青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不久杨壮烈牺牲。其实，杨开慧被捕之时，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辛垦"，埋头译书，他似有"不在场"的证据。

　　暧昧与吊诡：号称"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叛变后的叶青，特别是他从创办《科学思想》到在上海从事文案时的表现，此前很长时间里，我们的叙述中都是说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云云。为什么指认叶青是中国的"托派"（其同伙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吴曼君、张绚中等）？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宏大叙事"中的特别表达来看。时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读了，换言之，且勿论"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叶青而论，他果真是一个"托派分子"么？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郑超麟并不把叶青视为自己人。叶青自己也否认是"托派"。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有几出关于"托派"的著名诉讼案，中共长江局的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托派"、"汉奸"，把叶青也刮了进去，叶青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叶青是迟至1939年才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的中国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不过，在左翼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叶青"托派"的名声在外，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叶青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其实，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反共"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他后来所自言，他的"反共""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他号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诏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叶青"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论理学问题》、《为发展新哲学而战》、《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编者注）。

　　率先攻击"毛泽东主义"，延安掀起"批叶"高潮

　　"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到抗战时期索性成了"三民主义理论家"。

　　原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会后遂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叶青的言论最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论的巅峰时期。他明白无误地宣布："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理论迅即遭到中共理论界人士的批判。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面对叶青等国民党"理论人才"的污蔑和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加以反驳，形成了延安理论界对叶青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为叶青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原来，1941年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撰写读后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毛泽东主义"。当然，叶青是想说"毛泽东主义"是所谓"中国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无疑这是他在攻击"毛泽东主义"。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驳斥叶青，但接着叶青的说法，提出"毛泽东主义"，后来又有王稼祥等修订为"毛泽东思想"。至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0年，叶青受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于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其返回陪都，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叶青发起成立"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败退前夕，蒋介石问计于叶青

　　晚年的叶青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继之，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叶青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如）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组织巡回讲演团），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叶青"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向他问策。叶青回忆说："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青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所谓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旧政权的士气。

　　一生概括："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

　　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将，因无颜面对"反共不利"的指责，辞去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转而任教于一所"政工干部学校"。不过，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他为"总裁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党务顾问、训练委员会委员。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写作和讲演"为由，未接受。

　　晚年的叶青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反共书店——帕米尔书店。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专事出版反共书刊（如《政治评论》半月刊）。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籍、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此外还有《新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向何处去》、《共产主义批判》、《共产党"土地改革"批判》、《阶级斗争批判》，等等。）此外，当时大凡台湾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共报刊，如台北《民族报》、《中华日报?思潮》、《战斗周报》、马尼拉《大中华日报?思想》等，均由其操笔主持；至于讲演，叶青可谓劳碌，台北乃至环岛，以及"冷战"开始时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亚洲反共联盟"、"世界反共联盟"等组织，皆有他的声音。讲演内容也不外是"国父遗教大纲"和所谓的"匪党理论批判"，这些讲稿又分别被列为台湾军方各军事学校的政治教材。

　　叶青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如王明（陈绍禹）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而毛泽东呢，叶青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于是，"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从来就是自居为"理论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称为"理论家"，这不是恭维，是认为自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

　　晚年的叶青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这就是"反共理论家"叶青的自供状了。所谓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实堪称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了。

　　叶青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云麾勋章"。1965年4月4日，时逢叶青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亲到现场为之祝寿，礼堂挂满屏联、书画和诗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

　　晚年叶青的著作和传记，大多是在他创办和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那些所谓"评传"，内容也不外是颂扬其"反共斗士"的"光荣历史"。

　　叶青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不过有一条他似乎还留有共产党的痕迹，那就是终其一生，以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而著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共宣传中。最后，前引《沙汀传》中关于叶青欲娶"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一事，也可于此曝光：叶青的妻子，即后来台北成功大学中文系主任尉素秋（前中央大学的才女之一，曾与沈祖、曾昭、徐品玉、王嘉懿、龙芷芬、胡元度等共投在吴梅、胡小石、汪旭初三位大词人与名教授门下）。

　　（作者系文史学者）

——《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