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维权运动的发起人和理论背书者，近如同大舞台，各种各样的戏子和真正者，如群魔乱舞走马灯。对此不说好话也不说坏话，冷眼的好处在于，努力探索其他可能，不陷入泥沼。
我总是以一种既在局中，又在局外的姿态，来参与民主抗争大潮。对原有的路径，如言论自由先行一步，或者知识分子带动等路径，我困惑过：是原地精耕细作提高产量，还是不断拓荒扩大规模，后来我断然选择了后者，觉得必须让专制者“老革命遭遇新问题”，乱拳，新拳打死老师傅。超越现有的困境，是这几年一直思考的。
每一个不同事件，策略是不同的，不能一个筋到底。策略并不能构成对别人道德压力，除非有了组织性。对策略的道德审判，是一种转移罪责的寻找替罪羊活动。政治判断有点像下赌注，没有绝对性，允许不同。每一种策略都有其长短，不同策略面风险大小不同。
我不断回头去看共党的组织绝对决定性与策略的历史，策略路线的绝对性，与严密组织性相关。维护组织性是首要的。共党协商或者集体领导，只是降低风险的办法。
要介入公共事务，就要学会最大程度的忍受，旗帜美好总是与粪便齐飞。这话大意是法国著名左派记者法拉奇说的。民间与官方政治一样，都是公益腐败混杂。没有完美的理想的，总是好坏参半的。例如我看不上维权的泛政治化，可是我们所提出维权，正是由于泛政治化的错误，而名扬全球。如此谬悖。
在维权运动中，一直纠结于类似刘少奇与毛泽东是否迫使罢工安源工人变为政治化的争论。追求宪政的知识分子，不要对每一次的抗争抱有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利用心态，否则这与专制者一样，是另一种掠夺征收。应该有律师的心态，屈从于民众抗争为了利益的中心逻辑，实现民众利益最大。有收益才吸引更多民众抗争。
至少于当下语境和现实政治关系当中，也就是前革命时代，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维权运动泛政治化的时候，我就反对，我说你们会害了具体民间维权人士，从而吓倒了堵绝了除了北京之外下面来自乡土城镇甚至城市的法律化维权之路，无法出现更多的民间维权人士。
民间政治要以结果来思考策略！并不是一次一次的表演，而是要一次一次的收获。不要以为政治是谈恋爱，只要展示道义就可以了。政治策略有点像婚姻，而抗争道义像爱情。芝大邹谠教授如是说：沉沦于意图伦理，没有责任伦理，只喜欢献身于政治理想，而不是取得政治胜利。那是戏子，是共党教傻的学生。
批评，我更愿意看成是希望民间自己的完善，而不是摧毁。希望我们自己能够主动和绝对性地塑造意义，然后赋予对方负面意义。就像我们背书了维权运动，这是一次主动发牌，而对方就被迫出牌维稳，而且费用与军费同，或者超出，是全面的对内战争。过去一直是对方发牌，民间被动应付。主体与客体应该反过来。
搞维权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天涯何处无维权。我觉得有生力量应该用在底层民众的抗争，而不是维权精英或者道义英雄自己的人权保护之上，跳出自己。也许缩小对道义英雄的关注，不仅有利于他，同样可以把好铁用在其他钢刃处。点和面是相连的，如果把力量腾出来，面做大了，民众的势力大了，反而对个体自由有利。
就像改革，并不是越推动改革，就越有出路，越推动改革的结果是把中国推到深渊里面。这种重复鸡蛋撞铁墙，是否有效果，值得反思。还不如把空间腾出来，去关注推动大规模群体维权。
道义英雄
三十多年来，民间的政治力量成长，没有自觉心，反而依赖于外在偶然条件的成就，如中共打击的打压程度或者互联网的出现，就舆论造就道义英雄有着比较好的自觉和无数的聚焦推动。
抗争领袖或者道义英雄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暧昧的特性。只这是一直以来民主化模式的弊端，想塑造出道义领袖，靠表演和言论的，都争议很大。就从公共舆论领域来看，也要比想象的要复杂，如扩大影响算抗争，网络舆论从来是一贯伟光正的影响不大，而是半正半邪的影响大，也就是说一种立场观念只有获得批评与反对，才影响变得很起来。那么反对的声音，是不是也是一种帮助，一种抗争的反面助手。
这样不断重复的，低效率的过程，我们受够了。一个气球升起，又破了，一个气球升起，又破了，低积累和低力量的增长。
曼德拉，昂山素季哈维尔这一些政治符号与中国无缘，也绝不可能从中国出现。中国的抗争是世界的例外。当专制倒台之后，转型路径才显露出来，之前没有路径，接近于只有神迹神力，才能破碎这个历史最大的敌基督。一切理论逻辑甚至直觉的例外。
国际知名的道义英雄的出现，具有寄生性：重大意义不来自异议者自身，而是来自镶嵌在新冷战格局内中国镇压。正如六四，真正获得本质，并不是学生运动本身，而是镇压。国际社会对镇压持异议抗议和反对，于是用抬高道义英雄来欺负北京政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这是政治运作在现实中受到约束性条件，而必然如此。可是一饮一啄之间，饮还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不过我们遗憾自身没有足够的意义，而更多依赖于镇压。
道义英雄的抗争范式，是“贵族”的，特例的。没有几个人能像他这样，能够镶嵌到新冷战的国际格局里面，能够成为国家关系中的一张牌。打民主牌，实际上是被打。对于道义英雄自己而言，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而且可以说是聪明的。只是跳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却是不可推广的，他的成功不可复制。
对道义英雄抗争范式的崇拜，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千山鸟飞绝，所以对刘晓波抗争范式的批判，并不应该达到摧毁他的目的，而应该是另外开出一条路，这样路是普罗大众的，是康庄大道。能入美国政府眼里，嵌入外交关系，是极少数的。这不构成民主运动的路径。路径就是开放性，或者极大的开放性。
道义英雄成为中美外交的道具这也不悲催。可是这是一条偶然和极为不确定的贵族性路径，没有开放性，几年等一会，因此这个路径基本不存在。我更希望为道义英雄维权结束之后的仁人志士们，多为一些没法有如此幸运的人们，美国和西方媒体普世太阳照耀不到，处在极北黑夜中民众们多维权。那条路走上一千年，还是原地踏步。
通过炒作，影响美国，施加压力的路径，金融危机其实碰到中共当局的冷漠，已经断尽了路。说明民间维权扩大影响，上达美帝听，乃是近三十年来依靠新闻运作和传播影响力的最大威力路径，快关上了门。
民众需要并不是悲剧效果，而是获得利益才是最大启蒙。悲剧牺牲和图腾崇拜，确实会让知识分子沾沾自喜身处幻觉喜乐平安，可是如此对民众毫无意义，利益，只有利益，才能激动群众。
对道义英雄的关注，是不是一个行动，当然是。对其权利的维护，当然也具有维护整体利益的普遍性。可是如我的《2004年维权人物》中，我所选择的维权人物，都是关注大规模群体的，也就是人数众多的民众，当年或者之前杰出维权人士，致力于个体或者极端特殊的个体维权的，被我挡在我的视界之外。为民众利益受损的，尤其是付出生命代价的群体性维权，这样就能建立起底层抗争精英，与国内贤达以及海外支持力量之间的联系。为个体自由牺牲的维权，顶多能激动知识分子，而没有更动员民众的能力。
个体维权的进步，是偶然的进步，等于几乎不存在。视同恩宠。没有制度化，都不可靠。而是特许和容忍之下自由。而且很容易被收割。80年代的台湾保钓运动就被共党收割了，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手都厉害。今天的维权运动，要区分为可以被收割的，和不可被收割的。重点做不可收割的吧。专政本身一种极端厉害的谎言，那是专政本身是手段，而目的是自由民主，就是有着托派和继续革命的面具，当抗争以个人主义或者个体自由的面目出现在公共领域时，根本无从吸纳这种谎言磁场的磁化，从而被收割。如上访的访民，或者反拆迁的，如果获得来自当局的安慰和补偿，就有可能斯德哥尔摩症发作，成为分赃体系的拥护者。
面对极权主义造成个体原子化的格局，凡是个体自由的进步，仅仅是个案本身，其结果可视同专制的恩赐，并没有判例法那样约束机制，同样的事情必然发生。那么是个体原子化的格局的维持和深化。
我已坚信，为他人追求自由，自己才有机会获得自由。胡适的为自己争得自由，从而让整个国家获得自由，我非常怀疑。只要置身于中共这个特权等级分赃体系中，自己获自由，往往意味着特权和恩赐，资产阶级如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如此，这个路径不可能是英国式的特权变为普遍自由的路径。
个体自由的进步，对于他人，尤其是民众来说，只能是一种隔空取物魔术般的安慰和希望，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带动，也就是说没有连带关系。胡适的说法，确实是一种胡说。对于民众而言，不是希望，而是实在的利益才能最大的激励他们。在分赃特权体制之下，个体自由的进步，就意味着转嫁到民众头上更大的负担。民众获得了希望，却承受了更大的自由所需要的成本。
个体自由的进步，无法成为制度化的法律之下的自由，就意味本来被专制打破成为原子化，被特权碎片化的民众之间，拉开了更大距离，如城乡差距，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矛盾。个体自由是好事，但是以个体自由进步作为路径，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目前获得收益，是以将来更大的损失作为代价，笑在当下苦在将来。
所以我认为群体性的维权，因为潜藏着群众的暴力对政府有着威胁，因此群体性维权的进步，有着类似制度化的结果。林肯说，选票是枪支的和平替代者和继承者，民众的暴力不能再抗争中消失。驱除暴力的言论自由抗争，将毫无意义或者毫无政治效果。只有人民在政治或者制度中在场，如把政权的根基奠基在革命权之上，言论自由和知识分子才能发挥为民众代言的作用。
免于道德暴政
关注道义英雄也许是一个挂号处，但绝对不是医院，并不是迫使知识分子灵魂改造的医院。关注道义英雄的行动，如果作为个人的行动，并且公诸于众，阐释其政治意义，作为示范，我认为很好，但是不是作为行动的示范，而是没有行动或者把自己们的行动无限放大，塑造无限大的话语泡沫，当做道德底线，成为打人的棒子，那就是一种道德暴政和语言攻击，暴露的不外乎是想征服统御别人的权力意志，另外一种暴徒而已。
弱者之间，比较强的，一样是弱者，一样有受害感。他们不帮助，当然也可以被道德谴责，但还是手段问题，不要有人身攻击或者妖魔化对方。
道义英雄本身或者拥戴者可以发出空洞的行动呼吁，或者以自身行动来召唤，但是不应该捆绑到具体的事情上，来分高低。有公知关注了，可以表扬他，但是没有关注，也不要强迫。就像计划生育，人们少生可以奖励，多生不能惩罚。
不同的群体都有统一征服他人的权力意志，公知会鄙夷谴责呼吁，而呼吁也会道德绑架公知。这种倾向是要不得的。严守界限，一方可对对方做出政治批判，但不要道德批判，可以就政治处境及其行动（说话）的效果，进行理，但是不要盖帽子，可以党同，但不要妖魔化对方。就像道德暴政与劝说之间，很难分得清。不可能有很明晰的界限。道德暴政到底够不构成对他人的侵犯，也说不清楚，也不绝对的。
手段正当性，决定目的政治正当性。我的意思是说，是要建立同一性，但是要通过合适的方式，就像是要干掉萨达姆，但是要斩首行动，不要攻打伊拉克。手段问题很重要。
没有天然正义在个体身上。统一性，或者时代精神的由启蒙转移到行动，不要通过强迫性来建立，强迫着别人自由，是为专制的源头，也是一切专制的本质。
强调消极自由，才能避免堕落。人间堕落，在于强者侵犯弱者，强者有能力破坏法律道德。若没有强者的破坏，弱者的小小过失，几乎如水花，一闪而过，不会弄脏湖波什么。弱者要对抗强者，并不是通过“强迫其他弱者自由”来建立统一性，严守在强调消极自由中对抗，扩大空间自然有弱者组合起来，这是维权与启蒙区别。
把道德良心或者自由民主等目标，捆绑固定在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情上，是极端危险的。就像教会的“教会之外无救恩”，或者共党的“党外无救赎”。行者从，言者讼。自己的行动贡献牺牲，才是最好的呼召。另外我还是要提醒一个问题，就是在特定的具体事件上，并不是不对这个发言，不支持的就是打击，中立者就是敌人。
道义英雄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是很值得反思的。当然行动可以增大其意义，可是强迫他人无法加大其意义，而是一种迫使人道德服从的偶像崇拜。为了反对一个强大的敌人，塑造一种空洞的泡沫，那有什么用。要不断反思自身立场的预设条件，才能为多元拉开空间，就从结果而言，并不能排除：不关注，可能是更好的关注。
美国的帮助会多大
美国对华外交，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接触，可以促成民主化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大错特错。温和促进中共民主化，当然促成了维稳。改革就维稳。
原来可以依赖的大陆外的实力，如马英九，基本上与中国大陆民主力量格格不入。以昂山素季为例，我就不觉得昂山素季日后会支持中国民主力量，他们还是会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自身改良之上，这样既不得罪中共，又有美誉。总之天天期待别人帮助的，会发自己原来是个傻瓜。
美国等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的关心方向，仅仅是他们内战外打，或者出口转内销，也就是强化他们自己的内部人权保护，如自由权和言论自由，这决定了他们的议题设置。几乎很少看到他们关心中国底层民众生命权和自我保存。这个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后者才是短板，最短板才是最大的制约，得自力更生。
脱离了民众地位的人，与西方有联系的人，如果说有一点光辉，更多的时候应该去照那美国普世和西方媒体的太阳照不到的，处于极北黑夜之地的人。尼采说，她在极北之地找到了未来的出口。我想中国的未来，也在极北之地，而不在美国太阳普照的地方。
很多人对高度崇美这一些人没有接触，而仅仅在外在表达及其扭曲的混乱中，树立一个不存在的靶子，然后强加于论敌之头上，然后使劲开炮：我所接触的最为接近的崇美者，都是将美国的帮助当做工具性的，临时性的。
即使他们看起来像完全押宝在美国的帮助身上，也仅仅为了推翻专制，从来没有把民主的真正构建押宝在美国的帮助之上。他们对美国帮助的诉求，都属处在敌对的具体性或则具体时间中，受到历史性实现的约束和影响，也就是谈翻推翻专制的目的。至少后者是一种诬陷，即使不是诬陷，也不是这一些人的内心意图，而这一些人对此处在模糊当中，如果就明明白白地确定下来，贴上自己所需要的标签猛打，其实是一种伪装成学术的意识形态迫害。
固然民主化的真正实现还必须根基于自己，然而来自美国的若有若无的帮助，并不是坏事，而且工具性的，临时的。我可以明白而确定再次重申：没有人把中国民主的真正构建押宝在美国的帮助之上，而对美国帮助的期待，仅仅在于有助于推翻专制这个阶段。推翻专制也可能同时等于民主的真正实现，也可能距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一旦把二者分割开来，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诬陷。
在敌对的具体语境中：推翻专制等于民主的真正实现。这就是道德化的困境，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在敌对的具体语境中，手段成为目的。需要美国帮助，很容易塑造为依赖于美国，丧失了主体性。
肉身抗争与律法认同
当下的抗争，是以宪法为旗帜，还是以个人崇拜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旗帜，意味着将来是走向民主还是专制。是作为抛去不义过去的轻松，还是作为六十年分赃沉沦的反抗性延续，决断很关键。
柏拉图从《理想国》到《法律篇》的嬗变历程，可以用来影照看反对抗争运动告别公知依赖于宪法法律认同的走向。对公知的批判，并不是取而代之，继承其权威成为新公知，而是对这种精神权威的彻底瓦解。后来者人数众多缺乏权威，形成宪法之下多中心或者无中心秩序。残留的公知与后者在宪法之下“共和”。
新浪微博“疯狂的哔将哔刺伤成诗”说，反智，并不是否认知识，而是反对以知识为义。知识只能是工具，工具怎么能被抬高呢。而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就来源于知识为义，是僭越。
乌坎莺歌海的抗争成功，不是知识发挥了作用，还是勇气，团结暴力发挥了作用。不是知识，而是肉身成为维权的力量。临沂旅游的抗争，与知识或者知识分子，没有半点关系。在启蒙中，知识或者知识分子中建立专制有用；而维权中，这种作用是附属的，辅助的。没必要有这种身份认同。
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一直被贱视，不仅在于需要倒转知识|政治等级关系，另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革命抗争知识分子并没有付出多少血的代价，精英之所以成就，并不是因为有特权，而是因为牺牲和责任担负，精英从来从血泊中站出来，就像欧洲贵族是战斗牺牲出来的。
在抗争政治中，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牺牲。奠基之前的牺牲，必然对奠基之后共同体之内的地位会有影响，即使没有实质上的权力和利益补偿，也会有政治宗教上的配享祭祀，作为补偿，或者精神荣誉上的等级关系规定。
罗素说，知识分子重要，是因为专制。网络的兴起，让知识|政治消解了。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也就没有了知识分子。且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真的没卵用，除了要特权之外。美国当然也有知识分子，但是在政治身份中，是一种契约关系，没有代表关系，也就是一个知识工匠，提供服务，并不是你主宰，而是你的雇工。
让知识分子取消身份认同，融化于民众抗争，而消灭领导权，消灭专制基因，建立交换契约观。让抗争民众成为公知这个路径必须抛弃。新浪微博“疯狂的哔将哔刺伤成诗”说，我们批判公知，首要在于打破公知赖以生存的以知识、道德为义的价值道德体系，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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