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三七开评价，采用的策略是：早年肯定，晚年否定；革命肯定，建设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宏观肯定，微观否定；政治肯定，经济否定。成绩七分，说得大实际小；错误三分，说得小实际大。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大卸八块”，为我所用。
当年的“非毛化”至少有三个标志，一是逮捕“四人帮”并且作为“反革命集团”审判，二是解放邓小平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毛迫害的老干部，三是真理标准讨论。长期以来，真理标准讨论的定评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评价是概念化的。那么真理标准讨论的本意是什么？首先要看当时中共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共首先面临的是“拨乱反正”，彻底解放邓小平等被毛泽东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包括被折磨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副总理贺龙在内的几十年的冤假错案，实现中共的工作重心转移。如果不摆脱毛的束缚，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政治问题一解决，真理标准讨论就结束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特征，仅仅是一次在既定政治框架中的有限度的党内开明派的思想松绑运动。1979年理论务虚会戛然而止并且转向就是明证，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高层四千人大讨 论定的调子也是明证。
其实在中共党内，谁也不要说谁是“凡是派”，就维护毛维护某些原则而言，大家都是凡是派。让华国锋、汪东兴等独享凡是派的桂冠不公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浓重的“凡是”特征？反右不是只能说“扩大化”？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此凡是不是彼凡是罢了。毛泽东尸骨未寒，接班人华国锋就主持逮捕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决定邓下台不到一年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是对毛最大的不恭不敬？
邓小平多次谈话，为《决议》定调子，认为《决议》核心是评价毛，毛的调子定的好坏，关系到《决议》的好坏。本质讲，是个策略。道理很简单，不非毛化，没法搞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他一方面是举毛旗，一方面又非毛化；否经济，不否政治和意识形态。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纯经济问题吗？中国的经济主张也好，经济理论也好，经济政策也好，是纯的吗？是政治经济。只要改革，就是非毛化。只是不好或不敢这么说罢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邓在政治上树毛（当然很多时候也只是个说法），经济上非毛，言行不一，使中华民族精神分裂，社会断裂。这就带来了问题。今天我们在处理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很难找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都带着策略的、技术的特点，这样看待历史，看待具体的问题，使很多问题就混淆了，就是名实、言行完全割裂。共产党的理论很清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互相作用，政治经济是为一体。反自由化为什么最后不在思想领域上反，一定要反到经济领域、科学领域去？从清污到86年底的反自由化最后都要干下去，实际是它的内在逻辑，就是要反对“干自由化”的。“干自由化”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非毛化，是邓小平确定的经改和政改目标。83年耀邦、赵紫阳、方毅、万里阻击清污，87年阻击反自由化，胡乔木和邓力群看的很清楚，为什么说最大的威胁不是那帮思想异端的秀才，而是经济领域“干资本主义的”？
这只是粗略地谈谈，要详细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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