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新周刊之请而作
（上篇）
十年前的春天，当我写就《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时，我有一种庖丁解牛拔刀四顾的感觉。我当时检阅并夸示了四五一代的成绩，推演80年代、90年代之 后的新特征。但很快，我为自己的乐观预言不断地检讨，再三批评自己并反思文明的坎陷和新生，我为大陆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而高兴，也为汉语世界的沦落而痛 惜。时至今天，在汉语世界其意志和表象如此坚定地走向繁荣升平的过程中，回顾新千年或说21世纪百年之初的十年，我们仍可为这十年思想的错乱和闹剧、自以 为是的得意和悲壮、缺席和势利、玩忽职守、二三素心的拒绝、身陷囹圄或画地自狱……而惊叹。"中国不思"，"中国价值无足称道"，"低福利低人权的中国模 式"，"中国人无信仰"，"中国无自由人"……不仅是转型中国社会自知的短板，也是文明世界的悲悯共识。
对数代中国知识人来说，这十年也是立功立德立言和个人小康富贵之冲突最为剧烈的时期。在这十年经济大跃进的国家富裕和个人致富的时代故事里，知识人经受着诱惑、胁从和考验。而在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70后、80后等知识人中，最具悲剧也最有收益的乃是八九一代。长达十年的参与、旁观和思考， 正是八九一代自而立走向不惑的十年，是其建立自身世界观和知识论的十年。
这种人生文明大道，乃是人格成长的过程，是身心生长发育的归宿和认同。任何经典、权威或借其名号示人的知识、真理言说，以及意识形态号召，不过都是大道 展开过程中的历史叙事，是一时一地的某种必然，而非绝对自由之律令。简单地说，任何人的经验和表达都只是有限的，他必须接受人类文明史的审断；任何试图遮 断文明天空的做法，哪怕姿态，都会受到报复；任何以一己之智来给予文明史总体性解释的行为，都会收获笑料。而这种平易健康的知识论，几乎是1949年之后 就消失殆尽的。直到今天，数代中国人中间，从政客到细民，仍多为拜物教的信徒，狂妄地以一己之智代表科学和真理，去测度万物，生杀予夺万物。正是这一思想 上的蒙昧，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虽然小康却置身于文明的暗夜里。
只要趋近文明主流，践行真理的大道，我们就会出于天良和理性去敬畏他者，而非膜拜、服从某种权威。我们尊重知识、真理和思想，但我们知道，知识本身并非 价值，尤其是，诚如基督教所言，信仰乃一切知识的开端；或如吾人儒魂道骨所言，正心诚意乃君子大人之学的开端；没有信仰，就没有知识；没有诚意，他人的知 识于我没有意义至少大打折扣。我们必须交待我们的正当，我们必须证明我们的有效。虽然，存在本身即是意义，但存在仍需要交待、需要表达。这也就是现代文明 个体不可代替的原因，不可被代表的原因。停下被代表的状态，请不要代表他人，让他代表他自己：这是我国族十年来痛切的认知，是我人民十年来无望的梦想。
这种"被代表"使得我们跟文明世界拉开了距离。如果说十年前我们尚有一个改革开放的对象，尚有加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认知；这个十年，我们"被代表"着跟文 明世界有原则的不可调和的纠结。借助韩寒的句式，有两种知识和文字产品，一种叫知识，一种叫中国知识。这十年的汉语世界，借助于中特、文化多样性、国情等 名义屏蔽他国文化，肢解世界知识，使得大陆中国流行、发布的是中国知识，它们污染了民众的视野和心灵。在参与这种代表的闹剧里，喻权域、何祚庥、王兆山、 余秋雨、孔庆东、芮成钢……等人只是帮闲乃至帮凶十足的跳梁；《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一类的自大言说不过是脑残者呓语。虽然，他们仍成功地污染了 社会；在市场一类的共谋里，他们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
令人遗憾的，长达百年之久的我国左右翼思潮较技，在此十年亦并未相互砥砺，没有发生大的讨论、辩难，共进一步；反而形同陌路，势如水火。90年代一度共 同担当的问题，公平和效率、和解与清算、传统或现代，此时已经放下。各说自话，言不及义。左者荒唐，右者悲壮；左者亢奋，右者琐碎；左者阴谋，右者作 态……这种在进化之一阶梯上停滞不前的类人孩们，无能在大道上精进日新，在知识或思想的大厦里登堂窥奥，反而多要诉诸大家长来解决异己。
思想的左右分工，在文明的发展史上是一种本质存在。从大道的展开论，易经哲学已经阐释过阴阳之于对方的重要；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希腊罗马哲人也明认道 乃对话的"逻各斯"，道理在辩论的动态中显现。因此，在传统文明中，上下共济，道统统合政统，使之在合众为一的治理原则上，士族理解民众，绅族支撑富贵； 在现代文明世界，宪政以治国原则的形式使平民权益、富贵者权益轮番表达，民主伸张民权，共和保障绅权。凡此种种，皆需要共同体的思想者们相互激励，以求精 进，以保证共同体有着持续不断的文明迁移。
但是，我国族近代以来，多次断裂而不能接续，文明自新的力量只能一次次从新起步，甚至从零开始，原因多少在此对立相仇而不能和合。思想的萌芽，尚未壮 大，即被扼杀。思想的左右分工，在我们社会的表现，不是以清明的理性议论，一较短长，而是借权借势打压对方；不是尊重对方，而是嘲笑和诅咒对方。一些望重 一时的作家、学人、思想者，此时甚至放弃了人格、知识和思想的自尊，而代表吾人和国家民族，其实借权势膨胀。王蒙、余华一类的文人表现可以不出意外，汪 晖、刘小枫一类的学人破门，出书斋而入市场、厕身皇城根下，却让人大跌眼镜。刘小枫缪托毛泽东知己，汪晖注释中国不会崩溃……在他们这些中国"国家理由" 一类的代言者面前，甘阳的"通三统"、赵汀阳的以"天下"观世界、蒋庆的"通儒院"，倒显得或迂阔或狂妄了。
而如上所述，由于对自身的难以把握，对知识的无能本分相守，这些借权势膨胀的思想者代表了时代社会的公共知识水准。他们的言说，知识和思想，在汉语世 界，是跟政治经济现象一样少受挑战地横行于大陆圈子社会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充任了某种社会文本，为一时的社会需要提供诊断、分析或身心按摩，他们的疗治 有无效果不论，他们的药方游戏各领三年五年风雨。由于对人性和人类最基本尊严价值的漠视，这些知识或文字产品注定被雨打风吹去，等待着新的文字游戏或垃圾 登场。
80年代的经济建设话语压倒了此前的阶级斗争话语，90年代的学问几乎屏蔽了80年代的思想，最近十年的专家学者姿态或私己话语否定了90年代的关怀和 精神……直到今天，这种包含时代、地域、技术、阶层或人群的代际替换仍得势张扬地占据了人们的心地，使得人们走马观花，或成为这些各类知识巫师及产品的跑 马场。这种知识或说符号资本在此十年的膨胀，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砖家"、"叫兽"。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大陆中国在失教失范、无信无诚、不思不识之后的仿 真、伪善和傻美生存，一种文明史上罕见的经济物性生存。
这种经济物性，借助于稳定之河蟹，横行屏蔽了一切可能的异端。这中间，最值得悲慨的，莫过于那些没有度过漫漫长夜的老一代思想者、中国圣贤以及中年一代 仁者、志者，他们的言路、思路在市场时代只能平等地接受大众的检阅、质疑和选择，却悲剧性地或为权力镇制、或为市场倾覆，几乎及身而没。黄万里、吴祖光、 李慎之、王若望、何家栋、赵紫阳、刘宾雁、杨宪益、朱厚泽、李普……已经停止了他们的守望，而回永久的故乡；杨小凯、蔡定剑……得宪政天命之召唤，却中途 魂归道山。这些多少或坚持理想、或学步文明的华族儿女，有感即应，清明自持，不平则鸣；他们的离开，几乎如同佛语中末法时代、法灭时代的征兆，是慈悲如菩 萨者对我国族生态的无望弃绝；他们的离开，使得活着的心灵更为孤独，更少有人闻问，更具有悲剧。
在权力、市场等支持下，经济学人仍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他们策其高足，占据要津，为我们提供关于食货、个人与时代社会关系的高论、天宪或卑言。厉以宁倡股 份而重帮闲；张五常状王师而格渐卑；吴敬琏书生依附，无"市场"而有"良知"声誉；茅于轼至诚自觉，尊利益而谋民众福祉；杨小凯关怀沉痛，明明德而证大道 人生；郎咸平错位啸聚声名，几同二丑；陈志武怀抱问题意识，陈情万般；樊纲放弃体制权宜而打官腔；盛洪认同巨国规模而望太平；林毅夫获得全球的视野；张维 迎有着市场的逻辑……
权力主导的市场搭台，经济学帝国主义虽然一时称盛，市场的朝三暮四特征已经吁请文化唱戏。于丹粉墨上百家讲坛，被称为女中孔子；易中天品评如日中天，当 然是学术超男；李零乃花间饮者，急性如丧家之犬；张鸣有历史知己，另类观国运脾气；张思之、江平、雷颐、朱学勤、贺卫方、袁伟时、曹思源、吴稼祥、马立诚 等人，或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光荣和梦想，或才情高蹈地为法治、自由、私有化、中国的国际战略鼓与呼……星云法师、净空法师、释永信法师、胡怀琛先生、李一道 长、蒋庆先生、陈明先生、康晓光先生、张祥龙先生等人，先后开示、宣教，表达其因信而称道的教义；至于南怀瑾先生，挟着儒释道混一的声势，在海峡两岸三地 富贵公子小姐们的簇拥里，为国学或东方文化壮威；费孝通先生，年轻时英美自由主义的纯正学人，晚年向传统文化致意，并展望文化自觉的可能……这些文化弄潮 儿，为民众传播了文化发生学的不同品相和功用。而知识、文化、民族传统……也因此新瓶旧酒、或旧貌新颜般地成为吾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它们成为个人之上的集体无意识。西人称其为符号资本或知识资本，就是说，没有这种资本，人们在学术或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上就难以生存。确实，人们跟 这种异化知识的关系相互厌倦又相互依存。
借助于其他原因，比如2001年我国入世开始产生的自性要求、暴发的中国崛起、中西口水战等等，各类知识、传统与现代的知识及其象征人物在大陆社会轮番 上台、大行其道，劫掠了各类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识的人们成为其粉丝。也因此，这种大陆社会巨大的表演魔力，也将不少书生气十足或"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 也"的学人裹挟其中，他们的变脸之快于时可以理解，于己仍使关注者或粉丝们目瞪口呆。五四新青年或自由主义的中国传人会迅速变成阿门的长老；散步维权的青 年会从良成为圣之时者；看甘阳二三十年前的西化号召，谁能想到他今天是"中国"的护法？读摩罗十多年前的"耻辱"文字，没有人能想到他后来代言中国站起 来。至于才学宏富的汪晖评说中国不会崩溃，引进基督教神学拓展汉语维度的刘小枫申述毛泽东和中国的国家理由，一度让我这样的人难过得一夜失眠……
在这个十年，吾人社会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完成，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按韦伯的说法）开始具有自主的内驱动力和完备的内部评价体系。因此，尽管 我们失眠或目瞪口呆，但当代的公共知识，确实并不关怀吾人自性或个人生命。这些变脸的思想者，只不过是利维坦的组成部分，已经吞噬了他们自己并污染社会、 毒害了仍在罪与苦中挣扎、奋斗的芸芸众生。知识资本跟权力资本、货币资本一道，成为管制人们并异化人们的工具。
汉语思想，因此只能在体制外艰难地呼吸、生长。这种价值重构和自身生存的完善，首先是一种人格和知识论意义上的。显然，这种人格和知识的塑型落实在向中 年迈进的一代人身上。是的，这十年既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十年，也是八九一代新生的十年。远离知识自身的生产体制、现实圈子威权的顺势思维，他们开始有了自己 的知识和思想。八九一代之能有此幸运，因为在八九之后一二十年的成长中，大家自而立走向了不惑。这种代际的不可更易的收获，有着普适性。不同的在于，较之 四五一代、70后甚至80后新人类，八九一代在上下夹击等多重困难里接近了本体和真实。流放、拒绝、苦难……本来就是人生最好的"大学"，边缘、旁观、体 制外，都是弃绝书斋学院知识和当下文化现象、弃绝成为知道分子的最好途径，经过洗礼的八九一代经此淬炼，多少接近了人生或知识的本体。因为参与、言说，不 仅在于表达真理，而且在于真理地表达，更在于表达本身。因此，在今天大道蒙尘之际，是广义的八九一代及其精神的自觉者和追随者们，在守护着自己的生活和大 陆中国人民，并生产着充分个性化也充分社会化的知识和思想产品。
这种汉语思想，有过极为艰难曲折的挣扎，从体制内身份到体制外写作，从类人孩到公民社会，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 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
如果我们能够记得这些边缘或体制外的正大努力，我们就能够回答中国或中国人富起来后怎么办一类的命题。孔子说过，道不行泛于海；但孔子还说过，富而教 之。汉语思想不会移民泛海，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以教化教训日常生活和社会。这其中，刘宾雁等人生前有国难回，已经客死他乡，"中国良心"的行迹 只能曲折地被纪念；李慎之、何家栋、朱厚泽等人的思想有过传播的缝隙，却仍只能止于民间；丁子霖等母亲一直挑战着吾族儿女的神经；高耀洁、张思之、江平等 人开给的药方至今被社会轻看；陈子明、刘军宁、胡平、张祖桦、陈奎德、刘晓波等人的言路思路多半被屏蔽；高尔泰、杨显惠、章诒和、杨继绳……寻找家园往事 的文字较之史家更信达真实，它们也是重建吾人当代认同和归宿之可超不可绕过的基石。
这些被人统称为民间思想潮流，跟左翼思潮可借势劫持社会和青年不同，这些偏右翼的民间思想一如飘零的花果，只能尽命而听天。当然，公正地说，左翼思潮的 壮怀激烈或别有用心仍有坚持努力的可圈可点。甚至行动者们，如茅于轼的小额贷款、姚立法的票选代表、李昌平的三农实话、温铁军的乡村建设、于建嵘的维权实 践……在为平民大众呐喊或服务的实践中都有着不小的成绩。自世纪末我国使馆被炸、《环球时报》洛阳纸贵以来，世纪初张广天、黄纪苏等人高举民粹主义大旗， 王小东言说民族主义主张，张文木构思军国主义等国家意志，一直到最近，甘阳、汪晖、刘小枫们先后公开立场，这些左翼思潮有过不同的层面、不同阶段的表现。 或知识精英，或文化商人，此起彼伏，轮番轰炸，直到吾人心智昏乱而不知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在《中国不高兴》一类粗糙的拼凑之作外，左翼阵营尚有黄纪苏那样多才艺的思想者，有张广天那样"忧患"的才子，有汪晖那样受国际学术江 湖关注的学人，有甘阳、刘小枫一类出西入中的"宗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吾人社会仍有平等、温饱等广众的社会问题需要救济；我们就能够理解，吾人强 大的左倾社会基础仍足以给左翼思想以支撑。这也是《切-格瓦拉》、《鲁迅先生》、《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剧作风行一时的原因。
在这些或精致或粗暴的左翼表达之外，右翼思想要么被屏蔽，要么只能借助于南方系报业口吐真言、傍资本的力量低声作态。自然，右翼思想表达在此十年也经历 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读书》杂志的左倾使右翼言说失去了重要的平台，它自身也日益直接简单，如李零为革命辩护的口号式文字都可以发表其上；向右转的《战略 与管理》杂志因内部人事的变动而走向末路；"冰点"事件之后，首善之区几乎只有《炎黄春秋》、《经济观察报》等极少数报刊尚能偶尔发表出位之思。中部地区 的《书屋》杂志如同沉默之后，在南方只能取守势的助产士----编辑们，以发布学院即体制内人文字为乖巧，或在时政问题上企图也小心翼翼地给治国者戴上一 些原则性高帽，给官产学精英提供一些有关做人做事是非善恶一类的说教，因此，浮出水面的右翼思想产品多卑之无甚高论。
在检讨汉语思想十年的表现时，无庸置疑，我们需要知人论世，需要考察社会的乃至政治经济的变迁。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绝大多数对此 缺乏观察、分析、判断、命名。除了借助于官学、西学的观念、名词，如改革，如后极权时代，如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如国家资本主义，如羊群效应，等等，我们 给这个变迁社会的民众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此之少。这其中，可以称道的原创性观念，如血酬定律、官家主义、类人孩、次法西斯社会、中国劫、拉美化……也仅仅是 现象的描述，而少有对社会结构的深度观察。
因为吾人确实在此十年之间跃进到一个小康时代，我们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种了不起的成就跟思想界的低能构成了相当大的反差。一如西方经济学原理难 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一样，汉语思想界也很少给出一种可参考的假说，一种多少接近本质的事实真相。当然，有人可以安慰我们说，一个人的暴富能力跟他的精神心 灵或认知能力成反比，最常见的事实即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一个十年间迅速膨胀，并在数千年历史积累的国土上拆掉重建一个唯"新"是从的国家，这不 需要智慧远见，更不需要精神尊严。这种安慰大概也说得过去。
（三之一）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