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转捩之势
2010年岁末，两桩引人注目的事件，闯入人们的视野，陡然呈现出中国的真实境遇：
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一把空椅子，犹如一把无形之尺，丈量出了中国与现代文明世界的距离。
因朝鲜挑衅而引发的东北亚战云压顶以及朝鲜在美韩反弹下罕见的退缩，反衬出了北京在国际事务中的日趋边缘化的外交困境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上述事件其来有自，非空穴来风。就2010而言，它是下述系列事件脉络的终点：
自年初始，正当北京陶醉于“中国模式”的梦境中时，Google公司因不堪中共审查，不愿助纣为虐，宣布退出中国。此举引发轩然大波，至年终，维基泄密资料证实了北京当局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此事凸显了该政权的高度压制性。
由富士康事件为导火线的中国罢工潮，预示以廉价劳力为重要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北京傲慢的政策与做派导致国际反感。
人民币汇率问题导致与美国长期的纠葛。
在南海事件中，北京称南海为其国家核心利益，引发周遭国家疑惧，并迅速向美国靠拢。
钓鱼岛事件中，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舰在钓鱼岛海域相撞，对中日关系投下长长的阴影。
俄罗斯以加入北约反导系统为契机，迈出进入西方盟约的第一步，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愈益恶化。
在朝鲜潜艇鱼雷击沉韩国天安舰事件中，北京未予认可由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瑞典等国组成的国际调查团有关天安舰事件结论，从而助长了朝鲜的进一步挑衅意向。
在朝鲜炮击韩国延坪岛事件中，北京故技重施，不问是非，只呼吁各方忍让而回归六方会谈。终导致韩国忍无可忍，以连续大型军演计划回应。朝鲜对此疯狂叫板战争，甚至以核战相威胁。然而，当韩国不为所动、开始二次军演后，奇迹发生，朝鲜突然变脸并示软，其前倨后恭之态，令北京外交突坠尴尬和羞辱地位。
…………
诸事种种，预兆了北京政权2011年的基本生态。
2010中国政治外交形势的逆转，其源盖出于北京政权的基本性质，出于它与普世价值的内在冲突。倘无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导致的制度变迁，上述困境无法化解，将愈演愈烈。
核心的问题是，政治转型之风将起于何方青萍之末？
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警察国家， 连零八宪章如此温和的诉求也遭遇严酷镇压，连废弃多年的株连做法也居然重新启用，上层集团仍然容不下哪怕贵为总理发出的几句开明之声，日渐走向类似晚清的“皇族内阁”，而经济上“国进民退”之势似有当年清室收回四川民间路权之态，……人们不禁要问，从统治集团方面还能期待任何改革的政治意愿吗？
在此背景下，中国民间，海内海外，“革命与立宪”之争再次汹汹而起，恰如一个多世纪前康梁与孙文的那场著名争论一样。
然而，今日之中国，犹是晚清之神州，仍会再次陷入宿命式的历史循环乎？
2011：激活百年法统
不。2011的今年，是辛亥百年。它提示国人，毕竟，当下已不是晚清了。
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它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华民国——她的百年存在。她的 宪政法统。她的 民主转型。
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选项：或许，我们并不需要从零开始去摸索走“革命或者立宪”的路径了。持续生存了一个世纪的中华民国，把现代中国的法统问题推到了国人面前。
现代中国是否存在有宪政法统？如果有，它是什么？附丽于何处？这是一个需要重新省视的根本问题。
面对当代的政治现实，不可否认，现代中国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法统：即，中华民国(ROC)法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法统。
自1912年起，从袁世凯主政的民国政府到其后的北洋政府，从孙文另立的南方政府，到蒋介石的北伐战争及至南北统一及其之后的十年国家发展；从抗战爆发到日本投降，从内战爆发到国民政府战败而播迁台湾，从以戒严法冻结民国宪法到1987年的解严（解除戒严法、解除报禁党禁），从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到2000年和2008年两次政党轮换…….。中华民国，血火煎熬，饱经忧患，历经沧桑，有时（1937 和1949）几乎面临国将不国的危局。
然而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是，她终于存活 下来了！更有甚者，历经百年风雨的她，今日焕发出了成熟而富有魅力的光彩。虽然地处一隅，然法统犹存，合法性日益强固。经过“宁静革命”，她成功完成了民主转型后四次总统直选，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换。民国的法统，已然巩固；民主政制，已然稳定；政党政治，已然成形。 民生状况，亦远超对岸矣。
反观1949年建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韩战、闭关锁国、暴力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开始，经合作化，工商业国有化，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大饥荒，四清，文化革命，联美抗苏，到民主墙，改革开放，六四屠杀，在同盟同质国家苏联与东欧解体后，经济上抛弃毛主义，通过权贵市场化，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导致经济起飞，贪污腐化横行，贫富差距扩大，坚守一党垄断政权，压制基本自由与人权，走向德国第三帝国式的政制。……
事实上，这两个法统，两个政治实体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对二者合法性( legitimacy )的比较，不难得出如下最基本的结论。
首先，从两种法统源头看， 1911年辛亥革命和 1949年共产革命，何者具有合法性根基？辛亥革命及其创建的中华民国，依据的价值是基本上符合占主流的现代价值系统(民族、民权、民生，它基本上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价值系统的翻版，同时加上了一些当时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大略可以相当于当代欧洲不少国家所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而1949年共产革命的价值(公有、集体主义、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则是正在消亡的价值系统，已经被 20 世纪的历史演进所否决。
其次，从1949年后中共统治下骇人听闻的历史悲剧(镇反、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屠杀......等致非正常死亡八千多万人)导致对其政权法统的否定。
第三，是中华民国「宁静革命」的民主化成功经验和经济奇迹对中共仍在坚持的极权制度的否定。
第四，是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的实质 (「辛辛苦苦几十年，醒来回到解放前」)对共产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否定。所谓「改革开放」，其实际内涵，就是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中国社会的那些痕迹，尽量抹去。
第五，是共产主义大溃败的全球冷战结局对中共政权的否定。
第六，是通过战后历史的检讨即1949年之后三个中国人的社会(大陆、港、台)的分区式的制度性竞争昭示的方向导致对大陆政权的否定。
两相对照，对比是清晰的。现代中国的真正宪政法统，是中华民国的法统。有鉴于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何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及其北大演讲在中国大陆引发的强烈的正面反响了。
诚然，必须客观看到，作为两个政治实体，中国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内，是相互隔绝独立演化的。这种隔离，造成了双方国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外在感”、“他者化”和与我无关式的情意结。同时由于所占国土面积和人口多寡的极端不对称，中华民国国民自然会萌生出强化自己所生所养地域的认同感。这是正当的身份认同，无可非议。它也构成当下两个法统“维持现状”的正当性民意基础。
然而，从长程历史看，树欲静而风不止，法统问题最终是会回到两岸中国的。它是将来中国政治中无法绕开的基本问题， 也是解开中国走向的钥匙。同时，由于目前海峡两岸官方业已签署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经贸和人员将进入更大规模交流时期。从长程看，长期隔绝而生的疏离感必将日益淡化，命运共同感势将日益滋生。无论何人何种背景，只要居留大陆，北京政权制度化的压抑、封锁及其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像空气一样，环绕每一个人，任何人都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滋生挣脱牢笼的冲动。
天下苦秦久矣！
中华民国虽然身处台湾一隅，然中国老话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海内外的华人同胞，切不可低估了中华民国宪政法统的道义力量，切不可低估中华民国法统在大陆国民众中的感召力。事实上，龙旋风的现象就已经传达出了清晰地信号。中华民国宪政民主体制，为同共产政权进行和平竞争、逐鹿中原预留下根本的正当性的法统资源，为未来中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垂范立标，留下至关重要的血缘命脉！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伟大的政治遗产，也是台湾同胞的生命安全线。只有身怀自信，落落大方，坦诚交流，直言不讳，才是真正保障台海安全，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根本之道。这一法统，与中国近代国运，一兴俱兴，一亡俱亡，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多年前，笔者曾写道：“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任何想象力丰富的智者都不可能预料到一个远离中国大陆的边陲小岛——台湾，会对中国人的整体的生存方式，会对广袤的中国大陆产生重大而他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种可能性在今天出现了。是谓‘台湾奇迹’。” 而“台湾奇迹”，从根本上说，正是中华民国的法统创造的奇迹。
值此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之际，富于政治敏感者已经洞见到了，当代中国政治正在孕育重要拐点。天下事，预则立。为今之计，当未雨绸缪，开放多年尘封的现代中国的法统问题讨论，激活百年中华民国宪政法统。通过适宜的历史机缘，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竞争中，引入中华民国宪政法统，使她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一起，与大陆近年涌出的《零八宪章》一起，创造出一个生力充沛五彩斑斓的多元政治生态。在笔者的政治想象中，当代中国大陆国民血泪凝成的《零八宪章》将会同穿峡过海运行百年中华民国宪政法统，在交融与竞争中，构成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双翼，引领中国进入真正富于人类尊严的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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