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刘绪贻评李慎之与费孝通引言
图： 李慎之 / 摄影：朱厚泽
李慎之先生三封信
转眼到了2007年8月15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领军”李慎之先生诞生84周年纪念日。为加入这一纪念，谨献上这篇“刘绪贻访谈”。2003年4月22日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是个不多写信的人，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以晚生敬意给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绪贻先生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写于2002年4月26日，79岁的李慎之从北京给89岁的刘绪贻致意：“亟盼先生能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
绪贻先生：洛阳一别，已逾十载，老辈仪型，常在念中。偶从方生同志处知杖履清健，可慰下怀。我则于五年前患中风，左侧偏瘫，不良于行，唯读书写字不受妨碍，尚属幸事。读四月二十四日《中华读书报》，见先生一文《89岁断想》，想见先生二十年前欲为罗斯福新政辩护之雄心。当时抗流而上，迄今已大体实现，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受五十年“超级奴化教育”之结果，已不能分辩国际上的大是大非，在假“爱国主义”的恶劣影响下，竟至为“9.11”叫好。十分希望有前辈先生力挽狂澜，正本清源，重新认识美国：认识美国到底对中国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美国推行的是霸权主义还是拯救世界？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是中国应当拒绝的还是应当学习的？百年中国，黑暗腐烂，专制独裁，至于今日而极。亟盼先生能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我小你十年，然自中风以后，即致力于此，不敢稍懈。申此微意，倘荷亮察。即颂文安
晚 李慎之
2002.4.26
第三封信写于2002年9月29日，李慎之敬重刘绪贻早在1948年就明辨“‘由民作主’不是‘为民作主’”——
绪贻先生：收到大函，十分感激。然而劳动长者，则又有愧矣。“由民作主”不是“为民作主”，近年来在“进步”舆论中已成为共识。我原来以为是前中顾委、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最早先发此论，现在知道是你的发明，而且最早可上溯到五十多年前，1948年的上海《时与文》，更感觉可敬。至迟从“五四”起，中国就无人不感民主，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最大的差别就是“由民作主”与“为民作主”两者。我在上次寄你的文章中把民主之扩大为全球价值，归因于1941年罗邱的“大西洋宣言”。六十多年过去，虽然许多国家已走上民主之路，但中国仍因为二千几百年的专制主义，现在民间虽然有要求民主的声音（甚至官方也不乏这样的提法），但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民主，尤其是制度上。坊间讲民主的书也很少，我知道的只有李道揆与王希的两本可称专著，另外还有一本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以非常具体的实例解释美国的理论与实践。十分希望先生绛帐春风，能化育出一批研究生出来，十年之后必可为国之栋梁。我今年上半年在南京演讲时，有华中科技大学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余东升请我在六、七月份到那里去讲一讲。我倒也很愿意，因为近年以来已很少离京出游。只是六、七月份我嫌天热，同时新搬家，也不想动，议定到十月份再去武汉，为此则又可与先生见面。不过再过两天就是十月份了，邀请电话始终未到。我现已是一个被封杀的人物，此事也许已黄了。专此奉复，请不必烦扰作复，即祝秋安
李慎之
2002.9.29
另一信写于2002年7月1日，附文两篇：《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全球化及全球价值》。从这些信中可见，李慎之十分注意支持、鼓舞老一代学者为普及民主理念作新启蒙。李慎之自1983年因美国史研究与刘绪贻一见如故。据刘绪贻亲笔回忆，其大事记有——
（1）1983年1月6日，在北京华侨饭店，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带同僚来同我与齐世荣谈关于组建中华美国学会问题（2）1985年5月，我赠李慎之《FOR时代》一书。（3）1988年，我赠李慎之《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4）1988年12月13日，我去北京参加中华美国学会成立会李慎之与资（中筠）来住所会见。（5）同年月16日，我与邓蜀生同一桌就餐（自助餐），李慎之来参加我们谈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自打成右派以来这么多年是怎么挺过来的，不是靠马列，而是靠儒家思想，当时我很奇怪。（6）1989年，我赠李慎之《战后美国史》。（7）1990年11月13日，在美国史研究今年会上，听李慎之作国际形势报告；14日，在韩正文教授家宴上听李慎之谈笑风生；19日，同游洛阳，颇有交谈（谈古诗词，谈国事、世事），晚，李慎之邀连床夜话，盛情可感；20日同游龙门、关林、王城公园（曾合影留念），后又返郑州；21日下午李慎之来谈，并颂聂绀驽诗，并介绍聂情况。返校后，接李慎之信。（8）1990年12月5日，抄陆放翁“跋李庄简公家书”一段文字复李慎之，并致劝慰之意。（9）1993年5月中旬，接李慎之贺我80寿辰信。（10）1997年5月14日，读李慎之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关于“天人合一”文章，觉得不能自圆其说。（11）1997年7月1日读《读书》上李慎之文“数量优势下的恐惧”，作者认为，亨廷敦关于“文化冲突”文章，主要是怕其他人种数量小于白人。（12）1998年8月28日，读上海《文汇报》上李慎之的长文：“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批评刘梦溪选篇《现代学术经典》及其自序，基本同意。（13）2002年5月1日上午接李慎之信劝我“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振聋发馈”。（14）2002年5月20日复李慎之。（15）2002年7月6日，接李慎之函附文两篇：“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全球化及全球价值”。（16）2002年9月19日，写完复李慎之短笺。（17）2002年10月3日年收到李慎之复函。（18）同年月6日复李慎之信，谈民主问题。（19）2003年4月23日，接黄安年电话云：李慎之仙游，十分悲痛。
坚决逃出“儒生既得利益集团”
作为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的高足，刘绪贻堪称中国一流的社会学者，1940年获清华大学社会学学士，194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其独树一帜的社会学专著《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成为他一生坚持批判蒋介石和毛泽东挂民主招牌卖“党天下”的“新儒学专制”的理论基石，直到2007年他迈入九十五岁高龄，仍然以《反对统一思想》等民主檄文对“和谐社会”新儒脸谱下的“皇家和儒生阶层相互合作”——这一老儒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深恶痛绝。完全应承了李慎之先生的期望：“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刘绪贻一生有多次当官的机会，但他宁可一再“走麦城”，也坚决逃出“儒生既得利益集团”。1949年春，他以民主救国的追求成为中共地下党武汉大学接收委员会主任，1952年当教育部秉承毛泽东旨意将社会学取消，刘绪贻“英雄无用武之地”，开始了人生的“走麦城”，他被迫离开武大到武汉市总工会当宣传部长，原以为可以帮助工人普及一点民主思想，结果在肃反、反右中定为“内部控制”的“中右”，停止党籍；好不容易在1964年重返武大历史系，开始专研美国史，却又被“四清”“文革”搅得暂停，挨整，直到1979年才“放虎归山”，担任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了坚持公正评说罗斯福新政，他不惜得罪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老友，为此丢掉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领导权；他以24年如一日的精益求精精神主编的七卷本《美国通史》，享誉中外，李慎之为之祝贺，美国总统老布什写信致谢，《美国历史杂志》聘他为国际特约编辑，但是武汉大学却因他有“反骨”而不让他带博士生，剥夺他的博导权利。是啊，作为一个有55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在年届九五高龄时，居然天天呼吁结束“一党专制”，这让自诩“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的执政党是怎样的一种难堪！如此“老共产党人带头反党现象”，现在已经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任仲夷、李锐、李普、谢韬、高放、刘绪贻等人的传播，在众多老布尔什维克身上一再体现，连绵不断，此伏彼起！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而今刘绪贻教授的“儒生既得利益”批判，使他成为当代批判新儒家的重镇，其寓改革思想于史学的力著《美国通史》及专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以及延伸合作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和合作译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美国社会发展趋势（1960-1990）》等，形成了刘绪贻雄居中国美国史研究传播中心的学术优势。至于2002年以来，刘绪贻致力于改变“一党专制”的民主共生呼吁，则使他成为青年学人心中的“又一李慎之”！
谢泳特别撰写《刘绪贻先生》2003年5月20日 ，知名青年学者谢泳(时任《黄河》副主编)特别撰写《刘绪贻先生》一文，深表钦佩：“刘绪贻先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著名的美国史专家。……今年春节前，刘绪贻先生将他近期写的几篇随笔寄给了我，这是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六篇系列文章，都是针对现实问题所发的感想，充分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由于刘绪贻先生有很深厚的学术背景，他分析起现实问题来，真是入木三分。他在《既得利益：新一轮改革的阻力》中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总有一些人，特别是它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由于建立和维护这种社会制度及其思想基础而从其中获得既得利益。如果有人企图改革这种制度及其思想基础，即使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也必然会受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抵抗。不摧垮这种抵抗，社会改革便难以取得成功，甚至无法进行。”（《长江日报》1997年10月23日7版）刘绪贻先生的这种分析，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由这个角度出发，刘绪贻先生始终认为，仅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不够的。刘绪贻先生说过：‘我是很喜欢干预社会生活的。’他的这种气质是从青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这种知识分子的气质至今未减。许多人感到当今知识界对社会的关心程度是青年不如中年，中年不如老年，老年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气质，从刘绪贻先生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两年，我曾在《读书》《今日名流》等杂志上读到刘绪贻先生的文章，处处流露着对社会生活的热情，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今天普遍受到青年的尊敬，不是没有原因的。青年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不仅看到了学者的风范，更体会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2007年3月7日，《新京报》发表记者张弘的访问记《潘光旦学生刘绪贻望百之年回忆自己学术道路与感情生活》，表达了社会对刘绪贻的敬意。2007年7月17日，知名杂文家刘洪波称赞刘绪贻：刘绪贻有些新思想甚至超越了李慎之！百岁智者胜宝书。如此刘绪贻，校勘五朝，阅尽四海，其九十五年心路历程，多少山重水复，几多柳暗花明！何不捷足先登，曲径通幽？2007年7月18日晚，借朋友指路，我独上珞伽山，探入刘老书房，与刘老“一部旧书喜相逢”，开怀放谈冲禁区；怀念李慎之，叹息费孝通，笑罢“反右”笑“和谐”！悲壮努力，发聋振聩；书信狼藉，“浪遏飞舟”，不知夜深沉！……
（此文为五万字长篇访谈《著名史学家刘绪贻评李慎之与费孝通》引言，全文将在近期发表。）
2007年 8 月15 日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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