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团派真正全面执政之后，他们长期形成的跟从领导的习惯变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的中国需要的是能够做出决策的领导人，而团派不习惯决策，但又没有人可以继续跟从。不仅如此，优柔寡断的团派还必将面临政治上强势而又有治理经验的技术官僚和太子党们的挑战。由此看来，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权将丧失在团派的手中可能并非是无稽之谈。
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无论是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还是中央委员会，出身共青团的成员的人数必将大幅度上升。对这一点，中外政治分析家们似乎没有什么的异议。团派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的崛起对中国的政治格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正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团派的定义及成分
在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先统一团派的定义。人们通常说说的团派，主要是指那些曾经在共青团的中央委员会和省一级的团的领导机构担任过主要负责人，现在又在中央和省部一级的党和政府机构担任主要负责人的那些人。由于现今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曾经担任过团中央的第一书记，而被称之为团派的成员多与他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团派成员在政治上的发展便格外地引人注目。
团派在中国政坛的上升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由于青年团组织的性质，团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必须由相对年轻的人来担任，这使得他们在中共的官僚系统中与同级的官员们相比，具有了年龄上的优势。再加上由于工作的性质，团的负责人大多与当地的党的一把手有比较多的接触，这为他们在转业后的迅速升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由于此，在胡锦涛成为中共的一把手之后，团派在他周围迅速地聚集便显得是水到渠成，甚至连他的反对派也找不到什么把柄。
团派的成分其实很不相同。一些人在青年团的岗位上工作的时间很短。他们中的许多人之前已经在不同的岗位上担任了领导干部，把他们放在团的岗位上，只不过是为他们在中共的干部体系中提供的一条升迁快车道而已。例如，文革后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文革结束后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以及现在被看作是团派领军人物的王兆国、胡锦涛等人。这些人在调入团中央以前都已经是相当一级的政府或国企官员，而且他们担任团的负责人的时间也都不长。团的工作岗位对他们而言显然只是一个过渡。这样的例子在各省、市还有一些。团派中的这部分人，相对说来操作能力比较强，在权力斗争中也比较强悍。他们在团派中只是少数。
团派中的另一部分人则是长期在团的系统工作的。他们大多从学校起就担任学生干部，毕业后或是留在学校担任团的干部、或是分配到团中央、团省市位担任团的干部。他们在团的系统内升迁，直到担任团的中央书记或省市团省委书记，然后转业到其他的党、政工作岗位。这些人已经成为当今团派的主要力量，包括人们常常谈到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陕西省长袁纯清等人。这一部分团派成员，除了个别人之外，真正地从事党政实际工作的阅历较浅。
团派对中国政坛的不可预测性
共青团的性质是党的助手。包括团中央、团省市为在内的各级团的领导机构，在中共系统内级别很高，但是与其他同级的部、厅、司、局相比，他们的人权、财权、物权都很小。同时，由于他们的工作不像地方工作和部门工作那样有明确的指标和责任，所以对他们能力的判断多半只是看他们是否能够领会领导人的意志。长此以往，形成了这部分人会说不能干，不敢独立负责，没有创见等职业特点。这一点在那些长期在团的系统内发展的人身上特别明显。在转业担任地方或者部门领导人之后，他们多半是依靠当地原有官僚机构的惯性，很少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鲜明烙印。不像从基层打拼出来的干部，无论是好事坏，个性都十分鲜明，如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薄熙来在辽宁、王岐山在广东和海南。
也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团派人物在中国政坛的崛起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不可预测性。在文革之后，面对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执政的失望，为了应对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以降的领导人将最容易做的事情都做了，留给下一代领导人的是一个矛盾更加突出的社会。当团派真正全面执政之后，他们长期形成的跟从领导的习惯变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的中国需要的是能够做出决策的领导人，而团派不习惯决策，但又没有人可以继续跟从。不仅如此，优柔寡断的团派还必将面临政治上强势而又有治理经验的技术官僚和太子党们的挑战。由此看来，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权将丧失在团派的手中可能并非是无稽之谈。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8月号
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无论是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还是中央委员会，出身共青团的成员的人数必将大幅度上升。对这一点，中外政治分析家们似乎没有什么的异议。团派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的崛起对中国的政治格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正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团派的定义及成分
在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先统一团派的定义。人们通常说说的团派，主要是指那些曾经在共青团的中央委员会和省一级的团的领导机构担任过主要负责人，现在又在中央和省部一级的党和政府机构担任主要负责人的那些人。由于现今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曾经担任过团中央的第一书记，而被称之为团派的成员多与他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团派成员在政治上的发展便格外地引人注目。
团派在中国政坛的上升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由于青年团组织的性质，团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必须由相对年轻的人来担任，这使得他们在中共的官僚系统中与同级的官员们相比，具有了年龄上的优势。再加上由于工作的性质，团的负责人大多与当地的党的一把手有比较多的接触，这为他们在转业后的迅速升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由于此，在胡锦涛成为中共的一把手之后，团派在他周围迅速地聚集便显得是水到渠成，甚至连他的反对派也找不到什么把柄。
团派的成分其实很不相同。一些人在青年团的岗位上工作的时间很短。他们中的许多人之前已经在不同的岗位上担任了领导干部，把他们放在团的岗位上，只不过是为他们在中共的干部体系中提供的一条升迁快车道而已。例如，文革后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文革结束后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以及现在被看作是团派领军人物的王兆国、胡锦涛等人。这些人在调入团中央以前都已经是相当一级的政府或国企官员，而且他们担任团的负责人的时间也都不长。团的工作岗位对他们而言显然只是一个过渡。这样的例子在各省、市还有一些。团派中的这部分人，相对说来操作能力比较强，在权力斗争中也比较强悍。他们在团派中只是少数。
团派中的另一部分人则是长期在团的系统工作的。他们大多从学校起就担任学生干部，毕业后或是留在学校担任团的干部、或是分配到团中央、团省市位担任团的干部。他们在团的系统内升迁，直到担任团的中央书记或省市团省委书记，然后转业到其他的党、政工作岗位。这些人已经成为当今团派的主要力量，包括人们常常谈到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陕西省长袁纯清等人。这一部分团派成员，除了个别人之外，真正地从事党政实际工作的阅历较浅。
团派对中国政坛的不可预测性
共青团的性质是党的助手。包括团中央、团省市为在内的各级团的领导机构，在中共系统内级别很高，但是与其他同级的部、厅、司、局相比，他们的人权、财权、物权都很小。同时，由于他们的工作不像地方工作和部门工作那样有明确的指标和责任，所以对他们能力的判断多半只是看他们是否能够领会领导人的意志。长此以往，形成了这部分人会说不能干，不敢独立负责，没有创见等职业特点。这一点在那些长期在团的系统内发展的人身上特别明显。在转业担任地方或者部门领导人之后，他们多半是依靠当地原有官僚机构的惯性，很少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鲜明烙印。不像从基层打拼出来的干部，无论是好事坏，个性都十分鲜明，如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薄熙来在辽宁、王岐山在广东和海南。
也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团派人物在中国政坛的崛起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不可预测性。在文革之后，面对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执政的失望，为了应对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以降的领导人将最容易做的事情都做了，留给下一代领导人的是一个矛盾更加突出的社会。当团派真正全面执政之后，他们长期形成的跟从领导的习惯变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的中国需要的是能够做出决策的领导人，而团派不习惯决策，但又没有人可以继续跟从。不仅如此，优柔寡断的团派还必将面临政治上强势而又有治理经验的技术官僚和太子党们的挑战。由此看来，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权将丧失在团派的手中可能并非是无稽之谈。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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