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戈：艰难的选择

【新世纪特稿2007年8月24日】中共能勇敢地迈出政治改革的一步吗？这是人们对十七大最关心的问题。对十七大的传闻种种——无论是人事安排还是党内派系，不外是想透过表象看实质：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存在吗？
人们把近三十年的改革，称作跛脚的改革。其原因在于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离开了政治改革的配套，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很难维持。政治改革到了89年后事实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越发凸现出来，人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转向政治改革，并希望政治改革能缓和冲突，并给新秩序的建立带来一线生机。
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改变一党专制的政治现状，把中共把持和垄断的政治权利还给社会、还给人民，从专制政治走向宪政民主。对于政治改革，无论党内还党外，不管他内心如何打算，公开反对的并不多见。至于如何改，那是另外一回事。从基层直选到党内民主，点缀也好，作秀也罢，民主的样子还是要装起的。
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即政治改革能够这样就解决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中共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即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这就意味着，只要坚持集中控制的经济模式，就不可能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而只能是一个强权的政府。在这样一个强势的政权面前，公民的民主权利还值几何？既然公民的民主权利在强权政治面前是如此的无力、如此的苍白；政治改革除了作秀，难道还会有更真实的结果吗？
蒋经国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勇敢地解除戒严，开党禁、报禁，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还政于民的政治承诺。这里虽然有台湾的人口相对较少、地区范围较小，可控制性和可操作性较强这些基本条件——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他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包袱，民间的经济力量没有被一卷而空，并具有相当的基础。
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是近代一百多年志士仁人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但至今并未修出一个正果来。尤其在现在，民主问题所涉及的背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因此，民主的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艰辛。远的历史就不必多说，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看改革的进程，在理论务虚会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事实上就把政治改革的路堵死了，使他错过了一个完成中国百年政治大变局的良机。所谓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这四个坚持中，与民主发生冲突最严重的不是别的，而是社会主义本身。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坚持某个利益集团的专制独裁，坚持某个定于一尊的思想或主义，对我们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专制王朝，少则几十年，多则二三百年，没有哪个会逃出寿终正寝的结局。所以那些打着人民幌子的此专政、彼专政，不管你如何坚持，这结果最终是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到时候该垮台就得垮台。你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还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总之变是必然的，坚持只是暂时的。就拿满清王朝来说，慈禧不是就坚持“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结果不出几年，辛亥革命几声枪响，顷刻间土崩瓦解；既不能“万世一系”，更没有“永永尊戴”。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套把戏更不在话下。孔子从汉武帝时代就定于一尊，坚持了两千年，最后也有扛不住的时候。所以那个马列毛坚持不坚持，中国人都不会把他们放在心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要说坚持两千年，能坚持两百年也算是他命大，何况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去与这个坚持较真。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里，社会主义以理想主义的面孔鼓吹着重建社会的神话；以一个地上的天国为幌子，写下了上亿人悲惨死亡的血腥记录。对于社会主义真相的揭露和理论批判，波普尔和哈耶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主义有着确切的含义和明确的纲领，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就是“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国有化，从而使一切经济活动能够服从以所谓的社会公正为目标的国家计划。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方法各异，但他们对这个地上的天国的设想却同出一辙，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如果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创造的财富只能根据某些道德原则进行收入分配，而且只有授权一个中央政权来支配现有资源的用途，而这正好成为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前提。然而社会主义者们在有关于这些资源的知识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如何才能利用的问题上，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以哈耶克为首的经济学家研究证明，通过遵守决定着竞争性市场秩序的、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服膺的理性主义教条或规范不相符的传统），我们所生产并蓄积起来的知识与财富，要大于那些自称严格遵循“理性”办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经济所能得到的或利用的数量。而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缺乏明确的产权，以及计划官僚对人类知识的无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对经济计算。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达到或贯彻它的目标和计划；进而言之，它们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详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这种逻辑上的不成立经济制度，却需要一个强势、庞大的政府去折腾，它不但不会给社会带来公平，反而在政治上成为极权专制的土壤，成为独立自由和民主宪政的死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就是两个重要的证据。
即使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是叫作社会主义，虽然做了有限的调整，增加了国有之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但一个公有制为主的前提，就不可能改变强势、极权政府的基本事实，更没有放弃一党专制的可能。这对于政治改革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障碍，使政治改革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对中共的十七大来说，政治改革无疑将面临这个艰难的选择：是坚持那个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里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这种选择，对中国今后的政治走向来说，不外是选择奴役还是自由。在国家所有的幌子下，一个个的利益集团把持着社会的资源，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八亿农民陷入赤贫。由于集中控制的经济制度，离开了暴力与控制，社会动乱难以避免。那么国家控制的资源将进一步向国家机器倾斜，最终一定出现一个特务横行、暴力冲突的警察国家的怪胎，甚至不排除军事独裁的可能。
中共会放弃集中控制的经济模式，走向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吗？如果他们勇敢地放弃社会主义，选择资本主义，那么中国政治改革地帷幕才真正拉开了。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是正义与邪恶的抗争，一个来自于理性的选择。既然主流的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我们选择了它，就是选择了奴役。我们不会因为在社会主义前面冠以中国特色，再高喊着制度创新，就会忘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是要集中控制的本质，是剥夺民间自由、形成寡头政治的基础。
要说创新，社会主义算是最大的制度创新，结果如何？新与好没有必然的联系，制度的形成也不是教科书说的那么简单。须知，从威尼斯海上交易到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是经过了几百年才形成的，绝非是几个所谓精英关起门就可以创造的。对于已经正常运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我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里没有终南捷径，更没有投机取巧。那种所谓的制度创新的虚妄之说，完全是处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
正如波普尔所说：“我们批评的乃是提倡重建整个社会，即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的那种乌托邦工程。由于我们的经验有限，其实际结果是难以估计的。它自称要要合理地制定整个社会的计划，可是我们并不具备为完成这个雄心勃勃的要求所必须的实际知识。”不具备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实际知识，加上一个“中国特色”，我们就有了制度创新的实际知识了吗？欺人之谈。
中国的政治改革能否柳暗花明，就要看十七大能够舍弃那种错误的认识和观念。理直气壮地放弃社会主义，理直气壮地选择资本主义。马寅初在上世纪40年代发表了《论官僚资本》的演讲，就谴责所谓“国营”的名义作掩护来发展官僚资本，扼杀民族工业的恶行。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避免走向官僚资本的路上去。倘使我们走向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的路上去，那还有一点希望。倘使我们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的路上，那么我们就一点希望也没有！因此，我们不但要打倒官僚资本，更要打倒经济专政！官僚资本主义尚且如此，社会主义这种霸道的经济专政，还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
何况，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正在以“国营”的名义作掩护，明里暗里早已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吗？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动辄千万、上亿的贪污，社会主义的幌子还有必要打下去吗？这张保护伞还有必要撑下去吗？这是国家的大局，而不是一党的私利。正如马寅初所言，“我们要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精神，来铲除‘大盗之行也，地下为私’的现状。”或许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我们必须作出有效的选择，不管这选择是何等的艰难，我们依然要选择。是奴役还是自由？既是我们选择的依据，也是我们选择的目的。(8/24/2007 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