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左右”为难的中共

2012-04-10

如果重庆模式不是薄熙来，而是某位团派大员的政绩，胡锦涛会是什么态度？重庆模式又会是什么结果？这是一个被许多人忽略，但其实很有意思的问题。正如铁流最近的博文所言，在思想路线上，重庆模式与胡锦涛并无冲突。而且，薄熙来正是利用这一点来保护自己，让胡锦涛难对自己下手。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2/04/201204082208.shtml

在这个问题上，温家宝与胡锦涛有重大不同，温不仅坚决反薄熙来，而且坚决反重庆模式。可以想像，即使重庆模式是某位团派大员的创造而得到胡锦涛的支持，温家宝也会坚决反对，并可能因此与胡发生冲突。而现在的情况是，为了倒薄，胡必须借助温的支持，而温则趁势推行自己的反左路线。温家宝先是透露自己主张平反六四，近日又批准温州作为民间金融改革试验区。这个决定的政治符号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政策意义。
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20407/5886181.shtml

重庆模式的运作和现在的困境表明，假使没有胡锦涛和薄熙来之间的矛盾，中共要想推行某种“毛左”路线，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只要想一想，那些忠于胡锦涛个人的团派大将们，谁个敢“唱红打黑”？原因并不在于这样会让胡锦涛不高兴，而在于这样做很难，风险大，划不来。正如此次倒薄所表明的，每个高官，都有自己的“黑势力”，或者都与“不法商人”有瓜葛。因此，你不去搞别人则罢，你敢动别人，别人也就有理由去反击你。事实证明，薄的政治对手们，首先感兴趣的不是追查薄制造的冤案，而是查薄自己的“黑”关系网。重庆富豪李俊喊冤无人过问，而大连实德的徐明则几乎与薄熙来同时被“拿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薄熙来不可能不懂这些规矩，只不过他以为自己比别人有更多政治本钱去赌。而薄熙来栽在王立军，也就是栽在手下官员的手里，也有很大启示意义。有人就说过，薄熙来在重庆搞得“官不聊生”，也就是说，他要推左的一套，官僚们的日子很不好过，既不能花天酒地，还要下乡搞“三同”。本地官员抵触，外地官员恐惧。所以，倒薄之后，恐怕再不会有中共大员敢押宝左的路线，因为实在是不合算。

但是，这并不意味著温要推行右的改革路线，或推行自由派们主张的路线会畅行无阻。道理其实也很简单，这条路线也并不合中共官僚的心意。因为这条路线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减少政府的职能和规模，要让政府官员吐出侵占公众和民间的各种利益。但事实早已表明，温家宝拿地方官员毫无办法。倒薄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反而使得地方官员更加看到了中央的软弱无力。我们看到，中共当局现在开始对官员们进行道德说教，而所有人都知道，这绝不会有任何作用。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2040857116.html

无论是薄熙来在地方推动“共富”，还温家宝在中央推动自由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敢给民众真正的政治权力。薄熙来治官，靠的是酷吏，并不敢像毛那样“发动群众”。温家宝在中央，就更拿地方官员没有办法了。这说明中共当权者无论左右，都不得不靠官僚阶层，而官僚阶层除了对自己的利益感兴趣，对其他都不敢兴趣。这就是中共“左右”为难的根本原因。

中共官僚阶层最感兴趣的就是维持现状。他们害怕薄熙来，也不喜欢温家宝，因此都支持主张“不折腾”的胡锦涛和习近平。问题是，“不折腾”能不能混下去？现在看来，靠中共内部的“野心家”和“改革派”来打破权贵和官僚阶层执意维持的“稳定”，都不容易。最后还是要看中共能不能把经济稳住，而越来越多的迹像表明，中国经济真要出大问题了。

夏斌对温家宝的温州金融改革提出批评：“不谋全局，难谋一隅”。温家宝岂能不懂这一点，但他其实早就被不想折腾的权贵主流边缘化了。薄熙来的倒台和温家宝的边缘化，并不说明“不折腾”的方针正确，而是说明左右为难的中共当权派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改革，没有本事折腾了。
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2-04-09/111805149.html

有趣的是，薄王事件和中国经济的迅速恶化，正在强化左右两派活跃分子的一个共识，那就是如果当权派坚决不折腾，大家就只有选择自己去折腾，甚至像埃及的自由派和穆斯林兄弟会一样联合起来，一起去折腾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张伟国：薄熙来事件显示中国权力交接制度尚未建立

图为薄熙来陪同正在重庆考察的周永康

收听 (14:17)

录入个人播放列表

下载

Embed

法广记者 艾娃

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及其后续事件，目前还在继续发酵，如同一部宫廷政变混合着政治侦探题材的电视剧连续剧，令人目不暇接。薄熙来事件不仅从上到下强烈震动中国各个层面，也引发国际社会的瞩目，今天我们连线《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薄熙来事件对中国政坛和社会的影响。

“重庆事件”已经变成“北京事件”

法广：张伟国先生你好，薄熙来的仕途，在免职前，已经因为他的亲信王立军事件，蒙上重重的阴影；免职后，中国军方领导人要求部队「听从胡锦涛的指挥」、与中央保持一致；在重庆，该市领导层也大洗牌；你是怎么看这件事？


张伟国：薄熙来是王立军这样一个多米诺骨牌引起的连锁反应，它的震撼越来越大。中国政坛林彪事件以后，好像这次事件带来的冲击，它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过之。那么正是这种情况，它引起的高度关注，也就不奇怪了。有人把“重庆事件”，从王立军引到薄熙来，事实上这几天又引到了周永康，即变成“北京事件”！如果讲薄熙来被免职以后，中国很有名的北大教授孔庆东，把它称作是“反革命政变”。我们讲：它如果是一种不实的、一种夸张的说法的话，那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局采取的防范措施， 就是防止政变的措施，至少是在陈希同下台，陈良宇下台过程当中没有的看到过的，而是与林彪那个事情，八九年六四的这个事情是相似的， 那个是千真万确的政变。也就是说：它在防范的过程当中，已经采取了防范政变的手段，潜意识里，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当局决策就是把这个当成一场政变来对待的。它采取的一些反控措施，不管是很多网上面的一些言论——现在被批评为谣言也好，还是当局在要求各级官员与中共最高领导保持一致——这样一种重新宣誓效忠的做法也好，都与发生重大政变过程，那样一个特殊的做法是相似的。

导致文革的中共政治机制并没有变

法广：薄熙来被免职之后，他个人和家人，在经济和国际人际关系方面的很多事都被揭开，你怎么看这些丑闻？


张伟国：我想这是中共的一个常态，就是一个领导人下台以后，他以前被包装的冠冕堂皇的丑事，都会逐渐的揭露。陈希同是这样，陈良宇是这样，再早林彪是这样，到文革的时候，这些被打倒的领导人更是这样；揭下台领导人的短，把他们批倒批臭是共产党党文化里面一种必然的做法。
薄熙来一方面，他自己也已经意识到，所以在两会最后一次露面，对记者讲话的时候，他已经讲到了，对他泼脏水，对他的家人泼脏水等等，等于给大家打了“预防针”；那另一方面呢，看得出来，六四以后，共产党的权利交替，在江泽民、胡锦涛那个过程中曾经一度比较平和，有人以为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套权力更替的自主模式，即现在在推销的所谓“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中国在制度上已经走出来了。
但是，薄熙来现在这个情况发生恰恰证明，不管是他自己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还是他下台以后，对薄熙来的政治和非政治的揭批，都反映出，中国这种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权利更替的程序还是随意性非常大，黑箱作业、不民主性，它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导致文革发生、导致以前发生这些路线斗争、权力斗争的政治基础始终存在着。而且通过这次薄熙来事件，又有很充分的展现。
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薄熙来热衷搞文革、热衷唱红、热衷于搞运动模式，那么现在在处理他的过程当中，事实上真正的司法要能起到公正的作用，依法来惩处他，或者是调查他，也非常的困难；共产党对于他还是用家法来处置的，不是用国家的司法来处理的。那么这一点来讲，反映出中国社会，文革结束三十多年，这么长时间里，经济虽然有一个长足的发展，政治还是在原地踏步。

中南海权争如拔河，各方都在用力

法广：你刚刚也说到网络上，网民热心评论、分析这一事件，为了限制这些舆论，3月31日中国实施互联网清理行动，官方关闭了多家网站，逮捕了人，并暂停三天微博的评论功能。这又是为什么呢？对此， 你有何评论？


张伟国：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薄熙来这件事情并没有因为他的下台而结束。实际上，高层因为对怎么处理薄熙来的意见，也就是说对薄熙来怎么定性，现在薄熙来的状况就有点像是人已经被判刑了，但是理由，到底给个什么罪名？还没出来——先判后审。那么在审的过程中，看得出来，中南海意见不统一。甚至于把薄熙来后面这些背景，也就是他的靠山那、保护伞那——周永康、上海帮，像挤牙膏那样一点一点弄到台面上来。
这里面，从权利斗争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他们相互之间是在通过包括网络在内的公共舆论来角力，一方面薄熙来、周永康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要动起来相当困难，不是一个陈希同、陈良宇可以比拟的；硬动的话——在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动的话，也可能会给中国共产党伤筋动骨，所以这也是他们想要避免的。一方面要避免带来更大的伤害，一方面又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薄熙来背后的这样一种力量那就希望赶快定性，快刀斩乱麻，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切割掉。这样的话，他们有更大的交易，为了迎接十八大，十八大以后的利益分配，都急着要进行，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给挡着了。但是，另一边的话，因为意见不能形成统一，很多像，比如讲现在抛出来的材料，薄熙来和周永康联合阻止习近平接班，像这样一种类似于政变的阴谋被揭露的话， 那就不是一般的腐败问题，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涉及到一个政治路线，涉及到他们派系之间的权力较量，那么这种状况处理的难度，就相当的大。你要他知难而退又不可能，然后把它切割到什么程度，以致于网上也有传，江泽民准备牺牲周永康了，这个东西不是不可能，这完全可能，因为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件事情定性结案，只有把这件事情结案了，它后面的事情才可以做。
反过来，如果有人不愿意结这个案，能永远把这把剑悬在他们头上，那就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对十八的布局就掌握了主导权，有一种特别的威慑力量，等于是把他放在火上面慢慢的烤，反正占主导的这一方现在已经能控制这个局面了，比如说：周永康对武警的调动权力已经被拿掉了，军队的效忠跟地方的这种效忠，他已经把它当成一种反政变的，在全国范围，大的行动在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掌握主动的一方显然是还希望继续扩大这个政治成果。在十八大的布局里面，原来处于被动的这个局面，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事件得到一个扭转，这是他们应该期待的政治成果，也就是现在像薄熙来、周永康这样的事件悬而未决，老不给你定性。
然后网上面好像也在反复，一会儿网页被禁掉了，把评论都关掉了；有的网民发表消息，被称作是造谣，然后抓起来了，但是过几天呢，他又放了， （其中）甚至包括像关于六四这样一类的（资讯）；最近清明到了，对胡耀邦的纪念，也显得很松动。
这种大的政治气候，让人感觉到，像拔河一样你来我往，大家在用力。看得出来，只要薄熙来这个事情还没定性，这个拔河就得继续下去。而占主导的一方肯定不是薄熙来。至于具体怎么处理薄熙来，实际上他就变成了这个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而已；有人在不断的放料，不希望这个火很快就熄掉，而且这对（薄熙来）他的政治安全，也吸引了很多人来看这场大戏了，把很多其他一些可能需要关注的问题（如《刑诉法》修改等）转移掉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于4月5日（http://goo.gl/MAvu3 ）

方励之自述病情：亲莅亚利桑那山谷热――供想来南亚利桑那者参考

图为方励之先生近照

去年（2010），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第一次全盘西化”）纪念我的母亲，特别感谢母亲让我有一副70多年不进医院的身体。忘了也要感谢上帝，麻烦了，今年我就被投进了医院。

山谷热 

六月开始，我得了Arizona valley fever （亚利桑那山谷热）。此病只在美国西南流行。以Tucson为最。全美唯一的山谷热研究中心就设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医学院。 

有人死活不愿来Tucson，就是惧怕山谷热。到Tucson 的旅游者，也可能给被山谷热感染，回家以后发病。 

此病由一种菌类引起。此菌原住在美西南深层地下。在牛仔时代，人只在地表活动，人与该菌和平共处数百年，相安无事。工业化开始了，人不断向地下深挖，侵犯了该菌的居住安宁。该菌从深层地下涌出复仇，攻击地面的动物，包括人类，这就是山谷热。 

在Tucson 工作的人，大多被山谷热感染过。一般情况只像一次感冒。我来Tucson 二十年，一直未被山谷热感染。自以为，在中国的50多年的“锻炼”，造就了百毒不侵的“金钟罩铁布衫”。义和团精神还是被山谷热菌击败。 

我得了最典型的山谷热（大夫语），即出现所有山谷热的症状：左肺被该菌占领一半。有时发冷，在Tucson的炎热天气下，仍会冷得全身发抖。有时发热，高温到102F（39C），再加持续低烧99（37.2）—100（37.8）。严重咳嗽。难于进食，呕吐。体重骤降，有时一天能降两磅，一个多月里，我的体重总共下降28磅（减肥有效）。血压降低，高压会降到80 mmHg，低压40 mmHg。全身无力，严重时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关节处浮肿。全身的皮肤上出现水痘样红斑，大者直径5厘米，小者半厘米，人皮形如鬼皮也。 

菌类不怕所有抗生素。对山谷热无特效药。 

医药公司无兴趣发展治山谷热的特效药，因为每年患者约有5万，市场太小了，相比其它药，如糖尿病的销路会上千万。山谷热特效药无利可图。山谷热是地方病，联邦当局也不重视。州当局无钱。新药发展可能要投资上千万美元。州当局只给了20万，杯水车薪。 

所以，文献上说，至今最好的治疗方法仍就是最古老的方法——卧床休息。外加吃一种效力一般的抗菌药。不过，山谷热的预后，一般良好，除非有并发症，或转成其他病。 

白发老太的“重锤”疗法 

没有特效药，但有特效疗法。 

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一过，我就被送进了St.Joseph医院。当时的情况是，四肢的所有关节失去功能，不但不能走，不能站，在床上翻身也不行。体会到，这大概就是collapse。医院早就预备了尿垫，身体失去了平移和转动等自由度，只剩放水自由。 

7月6日晚班，值班护士是一位白发老太，身材矮小，略有驼背，年龄一定在60岁以上。但动作敏捷，做事一步到位。这是大夫见了都要礼让三分的老护士长。 

9:00 pm, 温度102（39）。 白发老太来我床前，要我吞下三片药，并说两个小时后，她会再来。我睡了。果然，两个小时之后，11:00pm 差10分，醒了。发现全身都泡在自己的汗水里，我从来没有一次性出过如此多的汗水。枕头，几层的床单，被子，一律湿透。正要喊人。白发老太带一年轻人准时到达。不由分说，要把我拖出病床。看见老太，本能地说了一句“我没有穿内裤”，白发老太迅速回答，“没有穿内裤最好。” 

年轻人和白发老太极迅速地更换了全部床单被子和枕头。并帮我擦拭掉我身上的汗。我的手被吊瓶输液占用，不能自拭。 

这时，奇迹发生了：四肢的所有关节的功能大大恢复，可以站立，可以慢慢行走，也可以在床上翻身。从此，再没有使用过床上放水自由。 

一记重锤，四肢功能就在两小时内初步恢复。这是老护士的经验。此时体温97（36.2）。 

第二天，第三天的晚班，仍是白发老太值班，没有再用重锤。而是轻锤，或轻轻锤，巩固效果。虽然离治好山谷热还很远，但白发老太使我的运动机能大大改善。功德无量。 

意大利的洋单方 

二战时，亚利桑那州是意大利战俘营。战后，根据战俘自由选择原则，意大利战俘大都不选择回国，就地变成了美国公民。所以，亚利桑那州有很大的意大利社区。每年6月4日意大利国庆日，在凤凰城等地都有庆祝活动。很多意大利人来往于亚利桑那。回国后，有的人发了山谷热。意大利友人告我，他们有治此病的单方，很简单：吹海风，吃鲜菠萝。 

Tucson有菠萝，但无海风。 

最近十年，李淑娴和我每年夏天去意大利，吹亚得利亚海风，吃意大利面条（美国绝对没有）。ICRAnet （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总部设在Pescara，我是其中成员，所以每个暑期都去。本来今年我们也要去，但机票订在了7月3日。准备7月4日到Pescara，7月5日吃意大利面条。可惜，7月5日我已被送进了医院。ICRAnet的头儿得知后说，你为什麽不早来一个月？吃鲜菠萝，吹海风，早就好了。 

明年一定早一点儿去。 

治山谷热的中药 

Tucson 有一家中药店，生意相当不错。还有两位座店大夫，一位是南京中医大学毕业的，另一位是白人，也在中国学习多年（应当包括中医）。他们都有在美国行医的执照。这些大夫都通西医。李淑娴和我，都曾去问诊过。他们看病，除了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及看舌苔以外，一定要看西医的各种化验报告，以及所用西药，然后再开中药。所以，他们应被称为西医化了的中医。依靠西医诊断，开一点中药，作为辅助。 

既然西医没有治山谷热的特效药。中药就应运而生。Tucson 的中药店，已出售专治山谷热的中药成药。我还没有用过这种成药。 

中国还没有亚利桑那山谷热病例（我猜），山谷热中药成药在中国不会有市场。来亚利桑那旅游和访问的中国人正在迅速增加（如留学生的父母，旅游者等等）。如意大利一样，亚利桑那山谷热迟早会传到中国。山谷热成药迟早会在中国有市场。

Tucson 医院中的Social Service 

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大夫，护士，技士，以及兰领粗工。我住过的Tucson 的医院和疗养院（nursing house），还有一种Social Service 工作者。 他们的任务之一，似是代表医疗保险一方的利益。他们手里常拿着一本厚厚的observation ，目的不是治病，而是观察哪个病人已经痊愈了，或基本痊愈了，就催医院和他本人及时出院，以减少保险业的开销（St.Joseph 医院，病人每天费用的起价大约是US$ 5,000）。 

用60年代的语言说，Social Service 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监视“是否有“泡病号”的人。60年代困难时期，“泡病号”的“好处”是每天伙食里多几克的肉，和几毫克的食油。实在想不出来，在美国“泡病号”有什麽“好处”。 

因朋友们不断问我的状况，故写此简报：我大体已经走过了亚利桑那热山谷的谷底（能写简报，即是证明），离热山谷的出口应当不会太远了。欲来南亚利桑那工作和旅游的人，也应有到热山谷一游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http://fanglizhi.info/RecetPub/FLZ_082411.htm

李淑娴：离家

离　　　　　家 李淑娴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家，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是我们婚后长达十八年分离之后才建起的家；这是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的家。 1987年，励之"罢官"彻底回家，孩子长大了，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这几年，我们都进入科研教学。励之任国内外好几家杂志的编辑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凌乱不堪。中国大学的教授、讲师没有办公室，都是在家里备课。我只能在老人、孩子都入睡后的夜间，准备我的讲稿。 与十三结下不解之缘 适逢1987年春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刚被开除、革职的励之变成中外记者采访的对象；虽然按上级"打招呼"的要求，我多次婉拒他们于门外，但机灵的香港记者却往往以学生样的身份挤进门来；我们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朋友，其中有的仍然趁便来看我们。 不知道在什么机遇之下，我们家住房的问题竟然受到关注。在我们不存奢望的时候，科学院院长亲自过问此事。按照励之的级别，根据科学院正在分的几种可选择的条件，稍经协商，我作了选定。这就是我们离家出走时的住房。 它座落在科学院南小区，地址房号是：保福寺916楼1101号和1102号。这是一个新建区，据说，原来向上级呈报的计划是为"博士后"的年轻人建的，所以建材因陋就简，每户住房面积都不大，全楼只有为数极少的几户是三室一厅，位于最抢手的楼层。这极少的几户当然是为领导或老干部准备的。因此，分给我家的是两个房号。本楼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不只一家。 916楼是一座12层高的楼，我家住第11层最顶头两号。"顶头"是我选的，为了清静。这次总算没住顶层，1101恰恰又是"13"（按二进位表达式），看来，我们的命运和13这个"不吉利数" 结下不解之缘。 我并不太喜欢这个新家的环境。统一格式的几栋高楼，比肩站立在马路两边，已经太挤的楼间，还有尘土飞扬的工地和拥挤的自由市场，这里除了买菜方便，别无优点。不久知道，916楼正南不出500米处就是公安局海淀分局。这点我毫不在意，只是处处感到从地面到天空，连同空气都不能与北大相比。 在北大我住过的几处，室内虽然拥挤，但时时能听到北大的声息。北大那种特有的时而宁静，时而喧嚣，时而松散，时而激荡的呼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再有，北大无处不在的绿荫，北大的湖光塔影，未明湖畔的晨读，大饭厅里的鼓噪，都点点滴滴洒在我的心里。 向北大问好 不管是春、是秋，也不管是冬、是夏，每天大清早，我从睡梦中醒来，套上一双球鞋，穿过迷蒙的晨曦，大步跑一程燕园的小路，或是留神快走在沿湖的积雪大道上，然后爬上北大钟亭的小土坡，深深地吸进湖水滋润着的校园空气，向我们的北大问好，向每一棵树问好，向鲜花，向小草问好。有时，我再下到土坡旁的草地上，作几段体操；有时，我信步走到湖边的花神庙，就近看看湖水下的游鱼。等我快步往家里跑时，正是吱吱喳喳的孩子们穿过校园上学的时候了。这样，我夜读的疲乏、住室内混浊的空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北大校园的生灵，以清新明丽之气注入我的胸怀，我得到新的平衡。 不管是我处于顺境，被选作"模范生"和"三好学生"的时候，也不管是我被标为"右派"，沦为北大贱民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欢乐、我的自豪、我的不解、我的担忧、我的悲伤、甚至我一时的绝望，向北大倾诉。每当我高兴得或忧伤得坐不下来时，会推上破旧的自行车，或漫不经心地骑上去，在北大游荡。 我熟悉学生区那有规律的或挤或松；也知道年青人阵发性的调皮捣旦，众多人聚在一起的热烈争议，双双情侣排他性的在一角细语。校内小商店购物，新华书店来了哪种新书？北大小小邮电所工作人员的埋怨，埋怨这里实在比海淀正式邮局的工作量都大得多，信箱有时满得往外冒，……这就是北大的学生活动聚集处――"三角地"。 我熟悉北大，北大也熟悉我。在北大从作学生到作老师，一住三十五个年头（1952―1987）。本系、外系不少长辈和同辈人认识我，图书馆的人认识，就连门卫也认识，近来保卫科的人想必是认得更清楚的了。我只要在北大转一圈，北大人心里的温度，北大人在想什么？北大的情绪，北大的喜、怒、哀、乐都会和我交流。更有时被人拉住，站在路边，三言两语，尽诉所想。我的精神在北大这个大的包容量之内，得到更深的陶冶，一次次达到新的宁静。 好在，保福寺离北大不远，我又在北大讲课。所以，搬家没有使我离开北大。 打扮新家 都说中国的事运转得很慢，也不尽然。1987年3月开全国人大，4月我家就分到新房。5月，我盘算着，怎样按我们的可能，把新房子安排得最合用。我取出所有的存款，预计可能再有的收入，挖空心思，寻找财源，有生第一次试图打扮一下新分到的住房。 在励之被"罢官"、被"批判"之后，我竟然有这样的兴致，使有的人惊奇；也有人说我傻，因为房子是公家的，何必作这样的投资。但此事却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赏识。这说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说来也可怜，两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教授头衔（其中，励之还是学部委员以及有长长一串学术职务），有多本著述问世、合起来已有六十六年工龄的人，总共积蓄不足五千元人民币。还好，有姐妹兄弟的帮助、朋友的借款，我在装修的期间凑足了一万元人民币（以1988年我们两人的月收入计，这相当于政府付给的实际月收入的25―29倍）。这刚刚够付装修的首次必须费用。就这样，一年多，再用我的讲课附加费，我们的年终奖金，主要是稿费等额外收入，才如期还清了债。 这个新家既没有地板，也没有像样的卫生间和厨房，更没有任何一件稍稍华贵的家具，但在同辈身处中国大陆境内、又不为官的知识分子中，它不仅显得很好，大概可以称为是绝无仅有的了。 1988年8月， 我们双双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经过香港时，励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黄林秀莲学人"的邀请计划。用这些收入，我们买了计算机；热情的澳门银行家，为酬谢我们在澳门的访问、演讲，给计算机配齐了打印设备。 这样，如我们所期，这个家也是我们的工作室。我布置了书房，有围在墙壁、顶天立地的书橱，有研究生讨论的地方，有较多人聚会的场所。我们原打算在这里好好做一些教学和科学研究。励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说："等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和世界联网之后，出国不出国就没有差别了，我还不愿意把时间化在路程上呢！" 建家等了十八年 1988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学；励之的论文数量、质量在天文台都位居第一。我们拿到一笔年终奖金。用这笔钱，买了中等的化纤地毯，只够铺一半房间的地面。那天，正逢几位年轻人来，看我们在冷风里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脚帮忙铺好。这样，客厅立即显得明亮而雅致了。 的确，作这样的投资，我们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时间，延伸我们的工作时限和工作领域。 因为，自从我们在风雨飘摇中，在北大校园学生区16楼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后，算是安安顿顿地在一起过了整整八年。此后就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每年的"探亲假"十二天，有时还要分头去看孩子，再相会。近几年，他因开会、因事回家，相聚的时间多一些；我们又尽量把讲学、出国的机会安排在一起，朋友们也帮忙促成。但是，总不像有个家。这次我们算真有一个可以工作、倾谈、可以无言相对的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十八年，重建这个家，十八年后的时间分外可贵。我们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头工作的同时，我们有自己生活的原则，我们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这也促使我们在接到美国总统 Bush 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请帖之后，欣然前往。 看来，这样的生活也是不允许的。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我们受阻，就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马上对方就挂断。 监听、跟踪不断 又比如，我习惯清晨锻炼身体；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秃的马路上，人们此时总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壮实的男子守在楼角正对的街口了望，眼光随着我穿过横街。电话被窃听，我们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则是近来的变化。干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来不至如此；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释为有意恫吓。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伫立、观察如我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教师，只能解释为认人。 再有一件事，当时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区居民委员会在楼口守候我好几天，问开电梯的小姑娘、问我的儿子。终于在四月十一日晚，几位自称居委会的家庭妇女样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开门进来。 晚上，我们需要安静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们大声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请进。进门之后，仔细看了我的家和我，问明我的确是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说是来要我"作计划生育计划"的，叫我填表。我听了大笑说："不用作什么计划，我有两个大大的儿子，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们可以放心！"她们还盘问我另一个儿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着把她们送走。 这个当时被认为笑话的事，其实已经露出破绽，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我家的户口没有迁到这个区，还在北大。共产党统治下的户口管理严格，城市居民紧紧地束缚在户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东西，就愈密切地联系于户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领取各种必须的票证，要在北大买米、买粮、买各种定量的供应品。 好在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几乎像学生一样上、下班，我从北大回来，不一定能赶上本区的供应时间。一切"公务"在北大办不会给我带来不便。但是，本区居委会的名单上绝不会有我家，结论只能是，她们是受命来对我进行核对，并近距离仔细认人的。 事实愈来愈明显，我们在中国政府的"另册"中，已经又"升级"了。为了不使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的中国民主运动，背上我们的"黑锅"，我们自始至终都小心地避开。 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我们所说，既有逻辑，也合乎情理；我们所做，既不是为了狭隘的私利，更没有超出宪法允许的范围。 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是想整人，有时不直接言明真正的原因，而会不顾事实、或编造出"真像"来为所谓的"阶级斗争"服务。正因为中国政府否认中国有政治犯，就不得不掩饰、歪曲、编造；即使被称为"刑事犯"，也得不到公正的公开审判。四十年来，无一政治运动例外。仅一次"反右"，就有约五十万名戴上"右派"帽子的标准政治犯，被默默无闻地残害，劳改，发配，……。如今，对我们如此，对广大的学生、市民也是如此。 上了黑名单 所以，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当局在新华门打了人，就按"既定方针"毫无逻辑地编造小字报，嫁祸于我。4月26日《人民日报》 社论发表的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的各级系统，层层传达，点我们的名，称之为"黑手"。 好心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有从中原大地、有从边远乡镇、有从海外，连续不断打来电话。有询问的、有出主意的、有愿意接我们去躲避的。本地的热心朋友，有登门看望的；有的干脆说，他已准备了车，请我们收拾必要用品，到一个地方暂避些时……。我们为这种患难中不避嫌的行为深深感动。 几十年来，人们都知道，大的运动卷来，最后都会按照当政者的意愿进行清算，更何况我们已经被点了名。我们把这些人和事一一记在心里，却仍旧在家里安心地作我们的工作。 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为当时天安门僵持的局面，主持记者招待会。明显安排好的的，由中国官办记协的人发难，点方励之的名，然后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早、或近的有关报导，任意编排、歪曲、造谣；用说谎、愚民的方式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方励之"没有爱国心"、"损害国家利益"。 这段相当长的双簧，已经是公开对我们进行恐吓了。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足可见当场的腾腾杀气。但是，我们还是安心地在家里，并且准备就有关我们的不实之辞进行答辩，或诉诸宪法保证的法律。 戏剧性的一个起伏之后，形势更为紧张。更为紧迫的忠告，更急的邀请，……接踵而来。也有人用电话对我公然地威胁。但我们仍然在家里。 5月23日，励之要去大同开"宇宙学"的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文件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充满不安与恐怖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见已是海外某小国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此小国，表示欢迎。励之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仍然巨大的力量。我们家处在这强大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了，然后悄悄地匆匆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甚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国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要抓方励之夫妇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海外传来，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国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识份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 叫Taxi 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 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我告诉他，我即刻要外出，他将来可以从我们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不知会流落何方 在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自己却突然决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乐、幸福和孩子共享，决不愿意让孩子分担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也很犟的男孩。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励之家的这个大家庭中，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精贵"了。他出生前一天，励之被抓走，接着我因产褥感染再进医院，他没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他从小就比较有独立性。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心里有委曲。 母子连心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另一件我办他的"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旋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与爱子话别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近一米八七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噪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几多离愁、几多欠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那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等他们来逮捕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同事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说了，励之哈哈一笑，坦然地说："他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帮我作宣传，让我出名；假如他们真要逮捕我，一定是让我出更大的名，我等着他们来逮捕。"这话一半是说笑，一半是不相信，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想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窗口，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 励之是不信邪的，但就在当天下午，楼下的住户来敲门。平时为了安全，婆母一人在家时不开门，但邻居说一定要进来，因为他家厕所漏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楼上的原因。 太原是工厂城市，水不够用，居民楼只有一早和深夜才有水，家家都是凌晨上班之前，把一天的用水接在大的容器内。这个要进来的理由虽然不足，但邻居大声要求非进来不可，中国人是不允许有隐私权的，老人只好开门。邻居家老太太进来之后就不准备走，坐下来东家长、西家短说个没完。 一直等到励之妹妹下班回来，认真和她一同下去，查看她家并没有漏水的厕所，她也不以为不好意思。显然，她是奉命来的，虽然没看见我们，她可以在汇报中说："方家老太太开门不痛快，他家一个小房间的门始终关着。"以此表示她的"尽职尽忠"。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们去不远的古迹――晋祠游玩。为了让我们安心休息，励之妹妹夜间几次下楼作侦察，记下了车号。当我们一出院门，几辆性能很好的小车，始终轮流尾随；我们坐上去晋祠的专线旅游汽车，小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我们进了晋祠，其中一辆白色小汽车也停在附近，开着引擎待命，有另外的人紧跟我们左右。回程前，我们戏谑地查看开着引擎的车号，恰是励之妹妹记下的之一：山西 01-17340 。 为了开个玩笑，我们改乘普通郊区班车。这种车，站站都停靠，郊区农民或携家带口、或肩挑背扛地上上下下，每站都很戏剧化。果然，破旧的郊区车已开出一段，转了弯，小白车才跟上。前面就是一个圆的叉路口，小车惟恐迷失，快速紧跟，但大车却呼哧着停在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树下。几个小车上的人跳下车，在几个路口都布署了人。忙乱一阵，才发现大车又歪歪斜斜地上路了。再到没有多远的下一站，小车差一点撞在大车直冒烟的屁股上，在大车尾又吃油烟又吃灰。 不能连累亲人 进入市区，这几个追踪者在路口下车，截住一辆黑色的 Taxi 样的车，其中一人跳进车内；原来的白车用报话器说了几句话，然后开走。我们饶有兴味地在公共汽车上，看着这场不高明的把戏。到了励之妹妹的家门口，那辆一直追踪我们的白车和另一辆黑车，已一南、一北停在家门口。这辆黑车的车号不是本市的，看来为了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真用了大力气！ 1989年2月26日的夜里，因 Bush 晚宴，我们已领教过更大的场面，对太原的表演并不害怕。不过，看来大儿子的消息不是谣言；小儿子的判断也属正确。我们不能让亲人受连累，更不能让老人受惊，因此决定回北京。 几天的奔波，加上水土不服，我躺了一天。第五天一早我们道别了亲人，准备去火车站。刚开门，楼下一个中年妇女堵住门口正要进来。可能是楼下几辆车苦守一天一夜，未见任何动静，所以又派人来查看。送我们的孩子奚落地说："不用你来监视了，人家走了！"。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也是在两辆车的伴送之下：一辆是白色面包车，，一辆是白色小汽车 。一到车站，那车上的人直接进了站长室。我们上了火车，那车上也有人上了火车。火车到丰台，已经是北京郊区了，突然有三个彪形大汉来到我们的卧铺边座上，坐着不动。一直看着我们在北京下车，他们混在下车的人流中，消失了。我想，大约是把我们交给北京的监视者了。 烧励之的模拟像 离家整整五天，香港和国内各地寄来一小叠汇条，都是请我转交天安门学生的，其中还有边防战士的。多么可敬、可爱的年轻人啊！信走得太慢，形势险恶，我已无法完成这些比钱本身重得多的嘱托，我也不愿取出这些钱。按照中国邮政惯例，无人取的钱，应退还寄钱者；我不放心，一一给他们写了信，告诉他们，若需原汇条，我立即寄去。 除了汇条，还有更多的信。我一一给了简单的回信。当时我没料到，这是我在此后一段时期中，能直接发出的，给中国大陆上不相识的青年朋友的最后一批信了。我也不能预测，这些信会不会给他们带来灾祸。 回家的第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 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如大兴、顺义等，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在天文台，有人相告，送励之的那位厂长离开太原后，被公安车紧紧追踪，直到中途停车休息，公安车才发现有误而放弃。这使我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反复核对，真也笨得可以！ 干脆英勇就义 六月二日，在美国的大儿子来电话，我简述了一切，我认为当局有意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他们好利用。我们离开北京一共五天，关于我们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诸如，已经出国，已经到了香港，逃命去了，……。最后我说："我们等他们来抓，要出国，也等将来光明正大地走！"孩子在电话里大叫："妈妈！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作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要以这样'英勇就义'的语气说话？妈妈呀！你快答应我，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我安慰他，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中国不至于如此黑暗。 也许，国外得到的消息更多、更正确，国外打来的不只一个电话，有外国朋友，有出访的中国朋友，都担心我们生命的安危。也不断有记者来，有的是看看我们是否还在，有的一定要摄下照片。气氛急迫而紧张。 上午，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 Jean 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这两天，北京人是数着钟点过日子的。一辆吉普压死市民的事，在人们心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六月三日晚间的新闻联播，已经杀气腾腾，人们不能入睡。在这西郊的科学院宿舍区，住得较近的邻居，悄悄地交换看到、听来的消息。人们的心，密切关注着天安门，但愿快快天亮。 他们真的杀人了 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孩子哽咽着："老师，多保重，再见了！……"放下电话，他又忙着救人去了。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有20人被打死，有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一百，伤一千……。每一个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我觉得，天也变了，地也变了，这是不是一场梦？ 一场恶梦？一场该死的、罪恶的梦？！ 电话发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那罪恶的屠杀场。也许，这是某个年轻人最后一次和人世间通话。他们报出的每一个数字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是一个年轻人的心啊！。 盼来六月四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 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一个我很熟的北大学生，打来电话。他是听了六月三日晚杀气腾腾的广播后，想去找同学回校的。走到六部口附近，无法前进，亲眼目睹杀人的惨剧。他边说、边哭，声泪俱下："你知道吗，阿姨！我到了那里，我亲眼见到，坦克和装甲车开过来，横冲直闯，他们从车上无节制地向人群开枪。路边的人，站得好好的，也没叫口号，也没唱歌，军车上的人就向人群扫射。我亲眼看见，同学们就这样倒下去，脑浆迸裂……。我们回到学校，不少同学身上，还留着死去同学的血和脑浆。太惨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无原无故地向人群开枪？"孩子说不下去，而且颠三倒四。显然，他拂不去这血淋淋的惨像，他的心还在那可怕的屠杀场上。抽泣一阵之后，他说："北大的老师彻夜等在校门口，现在他们去学生宿舍查看，不知道我们会失去多少同学？……" 一定要保重 快到中午时分，北大一位教师打来电话："李淑娴，我告诉你，据红十字会确切通报，昨夜、今晨，学生和市民共死亡两千六百人，伤六万人。这是官方承认的红十字会报的，不是谣言。今晨，全体在校的教员，列队迎接能回来的学生，学生们回来都是歪歪斜斜，人数不多，太惨了！我们和学生，抱头大哭。听说，清华大学这次牺牲最惨重。北大究竟牺牲多少，还没统计出来。我只想提醒你，那些人已完全失去理性了，什么事都可能作出来。希望你们要多保重。"这声音已经收拾起巨大的悲伤，充满了憎恨和愤怒。我明白，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又是经常上了我家公安局录音带的声音，对他们是危险的。这样冒险通报，就是告诉我实情，你们要多保重，这字字千金啊！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Perry Link 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为了不打搅励之和研究生交谈，我请 Perry Link 进了里屋。他从伤感中醒过来，关切地说："你们若有任何困难，需要我帮助，我一定尽力，你们不用客气。"我说，在这时候，和我们太密切，可能会面临麻烦。他却提高了声音，真诚而难过地说："现在我什么也作不了，也坐不下来作事，中国人处在这样的苦难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为中国人作一点事，我心里会好过一点。"我也告诉他，各方对我们善意的警告，我们的确是处在危险中。 那有这么笨的政府 但偌大的中国，何处安全呢？我们已出走了一次，正如小儿子所说，当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我不愿意再给亲友制造麻烦，我们太了解中国共产党了。上次的出走，是基于我不太相信当局真要抓我们，太原之行打破了这种侥幸心理，更何况他们已经杀人了。也许，外国人的家里安全一些；也许，外国大使馆更安全些。但这样一步是很难跨的，我还希望，这种混乱局面只是一时的；也许，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住一、两天，看一看，再回家来。 Perry Link 作为一个很了解中国人的美国人，仍然很难理解中国人深层的心理，他茫然地说："外国人的家，现在也不安全，自从Bush 晚宴之后，我们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愿说自己的难处，接着，他不解地说："大使馆，我没有问过，不过，美国大使馆接受避难，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们方面有什么障碍难於跨过？一切你们自己决定，我愿尽我可能的力量。" 我坦白地告诉他，最主要的，是怕由于我们的行为，影响中国的学生和学生运动，让中国当局有了借口，对学生不利；其次，励之是个十足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他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到现在，他还认为当局没有道理来逮捕他，因为，他完全没卷入天安门的事，不必躲避。再有，励之过于相信他自己的声望；他觉得，当局若无理地动了他的话，他们自己将来很难下台阶，哪里有这么笨的政府？ Perry Link 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种估计更正确，念叨着："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么影响学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冒着坐中国共产党监狱的危险？在监狱里，什么也做不了，怎么对学生有好处？怎么对中国将来有好处？谣言尽管他们造，实际怎样最有作为，最能发挥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当然，什么都由你们自己决定。"这充分表达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的心；也显示出两种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西化"如励之那样，在心底里，仍然有些许"中国士大夫"的气质。 今夜不能在家住 经过"八九民运"，更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当作喜讯，到处传播，不介意官方宣传中所称的"叛逃"。 Perry Link 临走一再说："我再想想，有没有安全的地方，我随时准备帮助你们。让我们保持联系。" 下午，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 下午四点多，Perry Link 和一位他的记者朋友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国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 Perry Link 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快到晚间中央电视台联播节目时间了，人们憎恨这几天的节目，但一定要看，看究竟说什么。就在这时，楼下忽然聚了一堆堆的人，原来，有人把一个被枪杀的七岁（或九岁）孩子的遗体，送来让大家看。无言的抗议，大人低下头，小孩紧紧拉着妈妈的手。 我们的挚友，前两天还说去太原是多此一举，当晚派他的妻子来，告诉我们，军内上层已正式传达，要抓方、李夫妇俩，他替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可以蛰居一些时间，他的妻子等我们决定，好立即带我们走。她警告我们，今夜不能在这个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里。 我们的邻居，悄悄地来了。他紧张地说："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们要是信任我，今夜，无论什么时间，来我家住，我们把床给你们留着。用坦克、自动步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们了！我们真可怜，真是手无寸铁啊！科学院这个区，他们最恨，这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将来整起来，一定是不会轻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让别人看见。 情况危急 门铃又响了，进来我认不出来的一位盛装女子，原来是我们青年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乱地拿着丈夫的字条，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辆车，今晚八点出发。两位老师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们同意，八点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这里来。我把二位老师送到×××先生那里，先住一阵。"我知道，她既担心丈夫，又担心家里一个幼子，就请她快回家；告诉她丈夫，不管我们去不去，都永远记得在这危急时刻他为我们作的一切。我们七点半不去的话，就是不去了。他们有什么安排，不要耽误。 电话铃响，送来一个土气十足的声音，励之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么，突然他笑了，接着说："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一连串的"明白了"，原来是对于电话"哑迷"的回答。放下电话，励之向我解释。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情况的险恶，使这位朋友用改变了的声音和腔调说话。这位朋友说："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呔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锺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性。这时，他才同意我给 Perry Link 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就这样离开家 这是 Perry Link 这一天内第三次来到。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家。六月的夜晚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头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晒衣架子，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这都是请人装修房子时我得意的设计，准备在家里不定期地请朋友们、学生们来进行学术讨论，或举办"Liberty Salon"。为此，当大儿子要用他的助学金送我们一件礼物时，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阳台上，还没来得及种上一点我希望有的绿色植物；阳台上，还放着一位朋友特地送来的防火索；室内放下的落地窗帘隐约可见；……。我转身又看一眼楼前的场地，一楼住户的铁栅栏，栅栏上不整齐的绿色枝叶。猛然，在楼的转角，靠着栅栏，站着一位中年人，他含笑看着我们进了汽车。他是谁呢？ Perry Link 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怜！……。"我才明白， Perry Link 没有用他的长期包车，而是为我们特地叫了一辆 Taxi。 车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着；有人围着持枪的军人，连问、带说理、兼责备。北京人没有怕，北京人睡不着，都上街来了。天暗下来了，我们决定去就近的 Shanglira 饭店，等明天再作决定。找到房间，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枪的人，我们不放心 Perry Link一个人回友谊宾馆，但他不放心夫人 Jean 一个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Jean 最近私下告诉过我，Bush Dinner 之后，常有无聊的骚扰，甚至有人往她那里打下流的电话。无奈，我怀着担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个人走了。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清晨， Perry Link 来到。励之要回去参加约会，我想知道确实的消息才放他走。 只有一条路 我接通一个我信得过的家，告诉他们，我在一个新的地方，想知道真情。孩子抢过电话，急急地说："李阿姨，北大很多同学至今不知去向，学校一片肃杀之气。学生领袖都不见了，也许被杀害了，也许躲起来了……"我急得说："你不要叫我，也许我不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但我不能判断，情况究竟怎样；假如可以，我们想回家，他还有事……"孩子听到这里，急起来，大声说："阿姨！我告诉你，学生领袖都躲了，当局不会放过你们，这是真的！还有，据可靠消息，在各海关、各口岸早已有你们的照片，你们不可能通过那些地方。但是，同学们都盼望你们安全，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你们安全！这消息对学生太重要了！我只能说这些，你和叔叔要多保重，再见！"这是我向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馆，要 visa 一试闯关，与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踪"，不如在公共场所被捕；同时也试问一下有关的条例。 Perry Link 来时已发现，路上更紧张了，为了保险，他找来一位年轻的 CBS 工作人员，拿着可通全世界的报话机，挤在一个小车上，出发了。沿途，经常走不通，改道再绕；沿途，在高校附近，学生设的简单路障上，缀满了纸作的白花；沿途，人们悲凄而胆小地弯腰低头，匆匆的行人像幽灵一样；……这就是我离家的路上。 患难与共 都说中国人很爱家，中国古、今有多少怀乡、思家的名诗、名歌；但是，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国土上，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分裂，而可怜的中国人，却经常被弄得家破人亡；中国知识分子，却经常是夫妻分离、遣送边疆、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告别了多年来盼望的、唯一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也许是我告别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告别了某种思想模式，告别了某种价值观念，告别了某种心理状态；这也要求我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要求我开始走生命的又一章。这需要勇气。 和每次劫难不同的是，这次巨大的劫难，我和励之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得到相互的精神补充；以我们已不算年轻的生命，有相知，相爱，相补，来谱写这对中国人来说，是精神的、生命的、新生的一章。 本稿成文于１９８９年，最初发表在《远见》杂志１９９２年第二期。

胡少江：新一轮“温家宝异动”――向中国国有垄断行业开炮

2012-04-06

中国官场流行一种"六十岁现像"，说的是官员们到了退休年龄，在权力即将远离自己而去的最后一刻，常常铤而走险，以权谋私，大捞一把。因此，六十岁的官员们"犯事儿"的现像非常普遍。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温家宝，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因为是常委，他的退休年龄不是六十岁，而是七十岁。在即将退休的温家宝那里似乎也有与"六十岁现像"近似的东西，那就是退休前的"温家宝异动"。

近来发生的比较经常的"温家宝异动"主要集中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上。温家宝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不属于总理管辖的范畴不断地发话，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

而最为精彩和勇敢的"温家宝异动"则发生在上个月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会上温家宝主动对"重庆模式"和薄熙来本人进行了声色俱厉地批评。四月初，"温家宝异动"又有了新一轮的目标：温家宝利用到广西和福建等地视察的机会，突然向中国国有垄断的代表行业―金融业发起了进攻。

据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温家宝公开评论道，"中国的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并且指责"少数几家银行处于垄断地位"。虽然对银行业垄断现像的批评在中国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是这个批评出自中国经济事务的主管温家宝之口，这倒是一件罕见的事。与以往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和对重庆模式的批评不同，温家宝这一次批评的对像属于自己管辖的范围。因此，这一轮的"温家宝异动"还是有些新意的。

与石油、电力、通讯等行业一样，中国的金融业向来被视为中国国有企业垄断的领域。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截至二零一一年底，工、中、建、农这四大国有和国家控制银行的市场份额接近百分之五十，实现利润则高达百分之六十。与这四大国有垄断银行大量赢利共生的现像则是：一方面民间金融机构发展极端困难；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型工商企业由于贷款困难而倒闭。

有人说中国国家垄断行业发的是"霸王财"，这一点儿也不假。他们能够赢利，不是靠经营有方，而是靠国家保护。一方面在行业的进入门槛上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对这些国家垄断的行业给特殊政策。以中国的银行业为例，除了入门的限制之外，银行放贷利率基本上实行的是市场化，但是在普通居民储蓄利率上则延续计划经济的政策，逼迫实行低存款利率。正是这种依靠国家权力保障的存贷利差，为银行带来了高额利润。

令笔者感到有些纳闷的是，中国银行等行业的国企垄断问题绝对不是一个新问题。让国有和国家控股企业在这些行业实行垄断的政治逻辑是"保持中国政府对战略产业的控制"；经济逻辑是"为了让中国这个新兴的市场经济能够有自己的国家队来抵御跨国公司的经济入侵"。温家宝担任总理已接近十年，而在此之前也曾经担任负责金融的副总理。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温家宝没有能够对金融业的国有垄断采取措施，直到退休之前才进行呼吁？

温家宝或许有他的苦衷，他可能被控制一切的党的机构所羁绊而不能够实行自己所希望进行的改革？或者他是直到即将下台的时候，通过中国现有经济制度不断积累的矛盾才看到国有垄断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对中国民间企业的伤害？或者他只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温家宝异动"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给自己留下一个好名声？不管是什么原因，"温家宝异动"都是一个好现像，即使现任领导人仍然继续他们的"击鼓传花"游戏，下一任领导人恐怕不得不对"温家宝异动"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反应。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沙叶新：温的言说有勇有诚何来演戏之嫌？

图为作者

温的言说，我被打动了，两眼润湿……我不相信他是做戏，我是编剧，看过无数的戏，接触过众多演员；我能看穿演员在表演时，甚麽是真情，甚麽是假意。

三月两会主席台上的温家宝和薄熙来，两人各怀心事。会议一闭幕，温家宝就宣布薄熙来倒台。

去年，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写了篇《可喜的二 ○一一年》，我说：「明年十八大之前，还会有博弈，还会有意想不到的险棋和臭棋，但也一定会有精彩好棋。」又说：「愉快地送走可喜的二○一一年，期待二○一二年会有更为可喜的大变局！」果不其然，今年二月起，中国这盘棋就冷不丁地相继出现险棋、臭棋、精彩好棋，构成了今年的特大变局。且看：

开局拍桉惊奇奸雄倒台贤臣得势
二月六日，重庆公安局长、打黑英雄王立军逃亡，熘进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举世震惊，是为险棋。致使中南海惊涛拍桉，也导致总书记的「锦涛拍桉」。今年开局惊险如此，日后险象怎不环生！

三月九日，薄熙来在重庆人大代表团的放日上，为打黑和唱红辩解，为自己和妻子闢谣，以攻为守，强做镇静，并隔山炮打胡锦涛。这看似狠棋而实为臭棋，如今薄的车马炮逐一被吃，输定了。

三月十四日，温家宝召开人大记者招待会，眼看行将平静收场，温突然回马一枪，命薄「反思」，既反制薄对胡的逼宫，又直刺渝界的九宫；翌日，李源潮过界，迅雷不及掩耳，驱薄下马。连着两棋，精彩纷呈。

俗话说，「观棋不语真君子」，但政治博弈，事关国家大局，怎能不问，怎可不语？三月十五日，我在新浪微博上发表议论，表明态度。我说：「薄浮华儇薄，温忠厚温仁；薄鼻孔朝天，温怅望星辰。薄野心勃勃，温忧心忡忡；薄复辟文革，温政改坚忍；薄为奸雄，温乃贤臣……」微博发出后，颇多评论。支持者众多，反对者亦伙。对薄，人说我投机，落井投石，我说两年之前李庄桉发后，薄正高唱红歌，红得发紫，毫无落井之势，我便多次对他投石，声称他必将倒台，果然。

对温，人说我因温现已得势，我才大拍马屁。其实我早在五年前就在香港发表挺温演讲，题为《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的讲话》，题目特肉麻，是我故意为之。所幸演讲反响尚好，颇得人心。五年来，尽管政治气候忽冷忽热，时有变化，但我挺温的温度不变，始终保持恆温。

惜温的面目和善眼常含泪
我为何挺温？是阿附？是拜尘？是献媚？是唬人？我只说了简单的三点原因，都浅俗不伦，甚至可笑：

一是因为温面目和善。我虽非相士，但我相信「相由心生」，相信人的面貌是人的内心的外化，人的性格品质常常外溢于人的面容；尤其是眼睛，西谚也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可见中外同理。
温面貌端方，虽不能说慈眉善目，倒也低眉顺目，从未横眉竖目，从未咄咄逼人。尤其拿他和他的某几位高层同僚相比，更显得他的仪表比较顺眼，比较亲和，不会对他存有戒心，也不会敬鬼神而远之。

秦始皇性格暴戾，长相怪异，《史记》说他「蜂准（鼻）、鸱目、挚鸟膺（胸）、豺声、少恩而虎狼心。」王莽恶行累累，其貌如兽，《汉书》说他「短颐、露眼、赤睛、虎吻、豺狼之声、能食人。」再如德国的希特勒、北大的某教授、就不用说了。

我喜欢的面相主要不是指面如凝脂、艳如桃李之类的漂亮、美丽，主要是指「精气神」——精神、气质、神态，这对政治人物格外重要，读者不妨「察『颜』观色」地观察一下中外政坛上的那些风云人物，相信很有意思。

二是因为温眼常含泪，他是世界少有的、至少是中国最爱哭的总理。有恻隐之心的人，才会热泪盈眶。《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的讲话》一文中，我专门讲到温的哭，举有很多例子，不再赘述。

需要补充的是，当今中国社会极为冷酷和麻木，跌倒无人扶，溺水无人救；有些人连放毒和杀人都不眨眼，怎麽可能期望在他们的眼眶里流出一滴对弱势群体、对鳏寡孤独等亟待关怀和援助的人们流下同情之泪？如今从上到下的各级当政者，虽非全部，但多数都汲汲于争权夺利，都沉湎于花天酒地；他们连救灾款都敢贪污，连慈善金都敢消费，灵魂已朽，精神已烂，他们何来恻隐之心，何来同情之泪！

拿温和他的某些同僚们相比，更是极为难得，极为稀罕。需知官场本是情感的沙漠，是从不讲感情，也根本没有感情；既无真情的笑，也无真情的泪；都像沙漠一样乾涸无水。而今在这沙漠里居然经常会有温的泪水，这难道不是官场异闻？不是政坛奇迹？像温这样的真情泪水，哪怕只有一滴，也赛过涌泉，应予珍惜！

腹有诗书人自华恻隐之心最可贵
三是因为温腹有诗书。历代总理，文采如温者几希。举凡他的报告、讲话，无一无诗无文，这次他在人代会的答记者问，也是文采斐然，所引诗文，脱口而出，准确精闢而饱含情感。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还在戏剧学院做过研究生，对文学艺术、古典文化，并不陌生。但温的腹笥之厚、读书之专、不得不令我敬佩。这次他所引的古典诗文如：「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出自《素书》；「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出自元代张养浩，都是难见之书，少见之文，我都未曾读过。

腹有诗书人自华。「华」指的是有文采，有光彩；更重要的则是有教养，有品格。一般来说，尤其今日，受过古典诗文熏陶的人，大多不坏；即便坏，也不会极坏，这是因为古典诗文充满了人文情怀和道德教诲。长期浸染其中，当然会受到良好的影响。

在这次两会上，还有一人在答记者问时引用「诗」：「敢同恶魔争天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引用者为薄熙来。这两句姑且叫做诗的口号或者誓词，曾风行于文革，为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武斗、在夺权、在破四旧、在批黑帮 、在打砸抢、在斗批改时最常引用，最常呼喊；呼者咆哮，闻者丧胆。这两句「诗」已成为文革的重要符号。万万没想到，薄这位当年的红卫兵居然又加以引用，是无心，还是故意？是因为文革情结过深而自然流露，还是真的觊觎高位而想「争天下」！

再拿此两句文革诗句与温所引的古典诗文相比，品味各异，愈加显现出这两位引用者的人文素养之有无，以及思想情怀之高低。

对一个政治家，当然不应只以相貌、眼泪，文采来品评。希特勒会绘画、汪精卫善作诗、列宁爱下棋、康生好书法，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只是无一人能如温一样三者兼而有之，不是缺二，便是缺一，而且缺的都是眼泪（恻隐之心），这是三者最为重要的，最为根本的；否则他们如何做公僕？怎麽为人民？所以他们在历史上都无正面地位。

温的言说有勇有诚何来演戏之嫌？
我知道评定一个国家首脑，主要是看他的作为，看他的政绩。有种议论非常普遍，都说温的政绩不显，毫无作为。可是在这样畸形的体制下，温能有甚麽作为？非不为也，而是不能为也。需知，当今高层的政治格局，既各自为政，又相互抱团；而温孤立无援、无背景、无后台、居少数、受肘制；虽排名第三，也难能为事；同僚们既不能与他同心协力，他也不能沆瀣一气。他始终处于两难之间，只能默默等待时机，只能在夹缝中创造条件；况且他还要在你死我活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保护自己，避免无谓之牺牲；甚至他为此还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和让步，以求在时机成熟和环境正常时，求得他的最后一逞。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困境和苦心，同时也不能低估这位平民出身的三朝元老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他一定会有作为的。

亦有人专门说他光说不做，是演员、是「影帝」。我要问：一、他说了甚麽？说的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说的是普世价值，是政治改革。他说的对吗？你赞同吗？既然对，就应该支持。我再问：二、中央里有几个像温这样说过？像温这样呐喊过？难道不应该珍惜这样的声音吗？不应该多加保护吗？我还要问：三、这些话在这个新闻被封锁、言论不自由的政治环境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出来；即便遭到删改、封锁，甚至打击、批判，仍旧反覆地竭力地拼命说，这容易吗？没风险吗？不需要勇气吗？在这种高压下的「说」，不也是一种「做」吗？是别人做不到的更加艰难的一种「做」吗？怎能嗤之以鼻，视为作秀，看作做戏，这公平吗？有良知吗？

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脑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了许多严肃、重要的问题时，还会像温一样坦诚地、如此悲哀地谈到自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他说：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因而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不长的几句话，竟然被「谣诼」「痛苦」「见疑」「被谤」「人格不为人们理解」
「忧虑」等这些忧伤的词句塞满，剖心露腹，毫无掩饰。这是世界记者招待会上所无的政府首脑极为痛苦的内心独白，这在官话套话充斥的中国的政坛更无所见。

我坦诚的说，我被打动了，我想起了《离骚》，我两眼润湿了……我不相信他是做戏，我是编剧，看过无数的戏，接触过众多演员；我能看穿演员在表演时，甚麽是真情，甚麽是假意。

制服薄熙来阻止左派上台杀人
由于去年已初见端倪的党内矛盾公开化，造成了一些政治空隙，又由于今年二月王立军的突发事件所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还由于温的总理只剩一年任期，有着时不我待的紧逼，终于使他挺身而出，与胡习等联手，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制服薄熙来，使之出局。从此谁还说温光说不做？谁还能说他影帝？温家宝行动了，做了；而且做得漂亮，有力，充分体现了温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

近来温还在说，说为六四平反，为赵紫阳昭雪，为法轮功恢复名誉……他还在做，做他前任所没做、也不敢做的事！虽然还有反覆，还有变局，但我满怀期望，因为我相信温的诺言：「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目前已做的让薄熙来的出局一事，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它揭穿了复辟「文革」的阴谋，阻止了左派上台的可能。

文革复辟，左派上台，是中国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灾难，且不说会造成政治黑暗、经济崩溃、社会溷乱、人民痛苦这些历史倒退，这是一个必然的逐渐演变的过程。而文革复辟、左派上台之后立即可以采取行动的便是消灭政敌，就是杀人！

在左派的舆论阵地「乌有之乡」的网页上，早就将他们认为的「右派」数十人弔在绞刑架上，我也有此被弔的荣幸。据余杰透露，安全部门打算在局势有变之际，将全国两百多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活埋，我也有幸名列其中。去年他们还准备在全国徵集签名，集体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恢复早已废弃了的《整治汉奸条例》。如今他们把所有反对他们的，赞同普世价值的，主张民主政治的，都视为汉奸。到他们变天之日，就可以汉奸罪名随意屠杀反对他们的人。而且一定会像「文革」一样祸及无辜平民，株连你我他！

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左派上台一定会杀人。几十年来，毛泽东在肃反、镇反的运动中、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哪一个不是大规模杀人？他们是左派的领袖。在文革中杀老师的、杀亲友的、杀地、富、反、坏、右的，哪个不是红卫兵或造反派中的极左派？左派上台，今后也会杀人。网上传言，王立军揭露薄熙来，说薄上台准备牺牲五十万人，也是要杀人。我虽不信，但也不得不警惕，薄不是以打黑为名，已经在重庆杀人了吗？

为防止「文革」复辟，悲剧重演，当务之急，急中之急，一是全力支持温家宝等党内民主派，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和法制，来扑灭复辟文革的鬼火。二是尊重极左派的合法权利，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和参与民主竞选，但要高度警惕薄熙来之类的极左派以政变的暴力手段非法上台，要尽快夺下他们手中的刀，不许他们杀人！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日‧上海）

于大海：纪念方励之

　

1988年5月方励之夫妇和于大海（中）在北京

　

　　第一次和方励之先生打交道是在八十年代初。1980年，当时只有44岁的方先生当选为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当时在北大物理系读书。记得同学们对方先生的当选都很兴奋。他在逆境中学有所成的经历，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方先生的妻子李淑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方先生本人虽然任教于远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却经常飞回在北京的窝。所以我们都把方先生当成自己人，并引以为傲。

　　我是北大物理系的学习委员。我的职责之一，是配合系里安排讲座。我想，方先生如果来办个讲座，一定很受欢迎。于是我就去找李淑娴老师联系。李老师说，方先生愿意讲，但希望只讲天体物理，不涉及社会问题。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方先生的那次讲座，来了300多人，把讲堂挤得爆满。前几个月还有一位我当时的同学提到，那次讲座是大学期间他记忆深刻的几件事之一。

　　此后的几年里，方先生在自由化的小道上越跑越远。到了1986年底发生学潮时，方先生已俨然成为公认的民主运动的领袖。1987年一月，中共老人帮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胡耀邦赶下台，还把方先生和刘宾雁、王若望一道开除党籍。消息传来，美国各地的留学生都深为震惊。我们觉得有责任表达一次"不同政见"，很快确定起草一封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公开信的主要发起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谢文、王绍光、史天健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杨小凯、李少民和我。这封公开信得到一千多名留学生的联署，被称为新的公车上书。据了解，公开信及有关报导上了中共的内参，对促成反自由化运动的夭折起了关键性作用。

　　方先生不但被开除党籍，也被撤去了科技大副校长的职务。但他仍有一定的人身自由。1988年，刘刚、王丹等人组织了北大民主沙龙。五月四日，民主沙龙请方先生在北大三角地演讲。方先生讲的很精彩。他特别强调了民主、科学以及现代化这些观念的普适性。方先生说，"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就像不存在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一样"。但方先生同时告诫北大学子，在追求民主化时不能急于求成。他说，"中国的民主决不像翻烙饼那样，一翻过来就民主了。"

　　那年五月正赶上我最后一次回国。我去方先生家拜访时，李老师把方先生五四演讲的录音交给了我。我回美后把录音交给了胡平、王炳章主持的《中国之春》，《中国之春》很快把这个演讲整理发表了。

　　方先生、李老师踅转来美后，我和他们常有来往。1997年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方先生还特别表示了祝贺。近年来自己身体不好，又忙于照顾父母子女，与朋友的联络不如以前多。但每逢年节，还是常和方先生、李老师通个音信。方先生和王若望先生、刘宾雁先生等人一样，最终没能回到那片养育他们的热土。江泽民在向台湾统战时曾假惺惺地说，两岸"不能'老死不相往来'"。方先生等人"老死"他乡的事实，是对中共当局假装包容的绝大讽刺。

　　温家宝最近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的这段话值得赞赏。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内涵是什么呢？温家宝对此只字不提。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开放言路着手。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言论，都应当予以容忍甚至鼓励。如果继续靠高压手段来维持"正确路线"，那么"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只会越积越多。到头来，党内党外仍免不了相互残杀，免不了文革式的悲剧。方先生和刘晓波、王炳章、魏京生等人一样，都是爱国者和稀世之才。中共如果真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着想，就该及早大赦天下，悔过自新，和这样的民间人士共同努力，把民主化的大饼烙好。

陆一的博客：清明，祭奠两个同月同日往生的长辈

一个的去世

和另一个的所为

造下了一个事件的因

两年后

他在他去世的同一天

追随他而去……

 

——详见陆一的博客：http://goo.gl/Fjmze

俞梅荪：“简法护民”――追忆胡耀邦的立法观

胡耀邦离开我们20年了，他为官清廉、勤政为民，为世人称道。我曾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亲历他的批评指教，难以忘怀。1985年8月，由我执笔的《"七五"立法规划草案》报送中央政治局，被总书记胡耀邦否定。他指出："立法太多，条文繁琐，人们记不住，则会无所适从，走向反面。"我不服气地认为，立法就是应该大量且详细具体，胡耀邦在这方面是外行。没想到，时隔9年，我因工作疏忽遭人陷害身陷囹圄，被禁看法律而无法申辩，被司法人员"依法"任意宰割，方使我猛醒于胡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的高瞻远瞩。

　　批评规划草案中的立法量多文繁

　　1978年，十年"文革"动乱结束，百废待兴，政府的执政理念由人治转向法治，要依法治国，抓紧立法，构建我国的法律体系。

　　1982年初，由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起草的《经济立法五年规划》列入急需制定的法律法规145项，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胡耀邦在批示中指出："总的感觉是：1，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2，法，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随后的五年，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发布实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各界提出更多的立法要求。

　　1985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中央各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二百余人到会，会议要求加快立法。当时，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受命执笔《"七五"立法规划草案》，列入需要制定的法律法规200项，发给与会者征求意见，反馈的立法要求达450项，仅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基及其国家经委法规局提出31项。

　　我归纳出三百余项，拟就《立法规划草案（送审稿）》，报中央政治局。8月2日赵紫阳批示："原则同意，可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报国务院。"姚依林、李鹏、谷牧、陈慕华、张劲夫、宋平、乔石、胡启立、田纪云等均批示或圈阅同意；邓小平和胡乔木分别由秘书打来电话，表示赞同。领导们对立法工作的支持，使我干劲倍增，迟迟未见胡总书记批复，心里很不踏实。半月后，胡耀邦办公室通知我们去开会。

　　这是总书记出访归来的一次吹风会。会议结束时，胡耀邦高声问道，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人来了没有？接着，他厉声质问："你们的立法规划要立三百个法吗？一个法要三、四千字，三百个法就是百万字呀，人们记都记不过来，这怎么得了啊！你回去就说，我不同意啊！"其态度之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夜以继日整理的规划草案，被总书记否定，着实把我吓懵了，紧张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

　　建国30年来，我国在立法方面基本上是空白，要做到有法可依，急需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建立起完备的法规体系来维护社会秩序；各项规定详细具体，只需专业人士及司法人员了解掌握。如果发生法律问题，公民或法人只需找律师和法官依法处理；发生刑事案件，只需找警察秉公执法即可，这是法律界的主流观念。囿于当年的认识水平，我不服气地与同事们议论道："耀邦对立法真是外行，冒了个大傻气，惹出大笑话了。"

　　在立法规划的拟定中，各地方政府报来立法建议300多项，加上原来的共达800项，我重新整理出300项，分解成3个阶段性年度计划。由于立法是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具体工作，后来的规划草案不再报送胡总书记了。之后的五年，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我国法治建设打下基础。其中，由国家保密局局长沈鸿英要求制定的《保密法》，由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要求制定的《国家安全法》，分别在1988年9月和1993年2月经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

　　被以法宰割而痛感胡耀邦深意

　　1988年起，我担任顾明（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原副秘书长）的秘书，常有国内主流媒体记者来访，咨询法律宣传，我要为其提供指导意见。1994年初，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找我了解与上海《文汇报》的关系，我如实介绍"1992年9月，《文汇报》总编辑张启承为搞好新的方针政策宣传专程来北京，要求看《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都有此件，并已跟踪报道民主党派的讨论情况。我把此文件给他们看了，使该报社的宣传报道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成为被中宣部通报表扬的三个新闻单位之一，得到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总理朱�基的赞许。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联合发文指出：'在邓小平南巡，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新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各新闻单位要汲取'六四'舆论失控的教训，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新闻单位的指导。'我又先后三次为该报社搞好法治宣传而给予指导"的详情。

　　之后，我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要犯，羁押在北京南郊大红门南路47号看守所，这里十分隐秘且固若金汤，原本是关押外国间谍的，结果间谍并未抓进来一个，在押的均为我等似是而非的涉嫌泄密之罪的党政机关干部。经多次审讯，最后一次只由一个国安警察审讯（没有专职记录员）。他突然问道："你给文汇报人看的是《十四大报告（送审稿）》、《十四大报告（讨论稿）》，我疑惑地问："嗯？"当他给我看了一页《十四大报告（讨论稿）》时，我说不是此件，并解释道："同样是绝密文件，《送审稿》是上报中央政治局的，《讨论稿》是中央讨论的，我的领导都没有资格见到这两个文件；我们只能看到《征求意见稿》，是征求各部门和党外民主人士意见的。"我在审讯笔录上签字时发现，我问的几个："嗯？"字，竟都被写成"嗯！"字。疑问词成了肯定词。我拒绝签名。他翻到最后一页，让我看到我所说的"不是"字样，执意要我在每一页签上名。

　　后来，检察官和法官分别来审问，我按其要求而赶写的案情材料，交给国安狱警转交，事后发现都被其私下扣押。

　　1994年7月，北京市中级法院上门开庭。75岁的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冒着酷暑多方奔走取证，汗流浃背地出庭辩护说："我看到俞梅荪在这里受审感到非常痛心，他为法治建设做过不少贡献啊！曾受到习仲勋副委员长的表扬，他的行为并不具备犯罪构成的三个要件：犯罪动机、社会危害、手段卑劣。他为支持《文汇报》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动机是好的；《文汇报》的十四大报道受到有关部门奖励，社会效果是好的；支持宣传是他的本职工作，与《文汇报》之间属于正常的公务交往。俞梅荪因工作疏忽，文件被人偷印，但是他并没有犯罪，所谓的证人证言根本站不住脚……"

　　北京市检察院分院公诉人当庭采纳了辩护意见。审判长说："辩护得多好啊，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书记员说，因为家里有急事需要处理，过两天再把《庭审笔录》整理后送来给我审阅签名。十天后，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送来《庭审笔录》，因发现我在庭上的陈述有十几个关键之处都被书记员歪曲颠倒了，尤其是没有把公诉人采纳的辩护意见记录在案，律师辩护的记录有很大出入，又不让我修改，我拒绝签名。那人另外找来一张纸，把我指出的谬误之处一一记下来，答应回去由书记员更正，又软硬兼施，非要我先签上名不可，这些都是违规之举。

　　半月后，书记员送来《判决书》，判刑三年。律师辩护被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采纳"。我责问《判决书》上的《讨论稿》等证据和所谓证人证言的谬误和颠倒是非；《庭审笔录》是否已经更正？书记员喝斥道："我是来向你宣判的，不是来与你理论《庭审笔录》的。"五个狱警围上来以势压人。

　　原本是文汇报社有人偷印文件而国家安全部门涉入调查，事发后作案方推诿责任，栽赃陷害我，文汇报社的作案人未受追究，却成为指控我有罪的证人。在向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上诉中，江平律师继续作无罪辩护。我要求与文汇报诬陷我而我不认识的所谓证人当面对质，被审判长喝斥道："人家是好人，你是坏人，他不会冤枉你。"之后，驳回上诉。

　　我是搞经济法的，疏于对刑事法的关注，我一向认为司法人员都是秉公执法的，对其坦诚相待，毫不防范；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有求必应，直至发现他们颠倒黑白，公然造假，肆意妄为，还把我踢伤，这才使我猛醒。当我需要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来申辩，却被警方严禁看任何法律而束手无策，任由其"有罪推定"，"依法"宰割，每经过一个司法程序，不仅没有纠错，反而又被办案人员弄虚作假，将错就错，枉法加害，草率结案而加重案情，我被以莫须有的"泄密罪"冤狱三年。担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要职的唯一法学家江平为我辩护而受辱，面对司法人员故意制造冤案而无能为力。

　　此案应了胡耀邦的观点："法，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若是按照他的法律观念，可以减少多少冤假错案啊！在昏天黑地的铁窗里，我终于用血泪与胡耀邦对上了话，用骨头记住了刑事法。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强调："法之善者，仍在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法是要人去执行的，司法人员既能成为天使，更能成为魔鬼。

　　当时，法官依据1979年《刑法》第186条："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保密法规，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而判刑。我因拒不认罪，在狱中受到更多的责难。刑满释放后，我查找相关法律，依照我当年参与具体立法工作的《国家安全法》第3和第4条、《保守国家秘密法》第32条、及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11条，对泄密罪的规定均是："向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国家秘密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因公指导中共党的报社"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而取得成效，却被以泄密治罪，是驴头不对马嘴，是对法律的歪曲和亵渎。《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14条："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1979年《刑法》第188条或1997年《刑法》第399条规定："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应该问责和判刑的正是这些弄虚作假、执法违法，联手枉法加害的司法界败类。

　　我曾努力申诉，要求平反，但却求告无门。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林芬找我谈心，当她得知案情真相，深为震惊和痛惜，要我务必去找文汇报社党组织澄清事实，我到上海求见文汇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兼任上海市新闻学会会长）竟被拒绝。张启承传出话来说："你是北京法院判的，与《文汇报》无关，《文汇报》只接待北京的司法人员而不接待你。"其实，这位张书记正是参与诬陷我的党组织法人团伙作案的主谋，以我坐牢为代价的该报社的十四大宣传成果，却成了他的政绩和资本。

　　回首1977年起，胡耀邦开始主持中央工作，面对积案如山，步履维艰的局面，他力排众议，致力纠正"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遗留的冤假错案；在家中热情接待登门喊冤的各地上访者，为不计其数的冤民讨回公道。他一再强调："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定的，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就要平反。"在1978年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他宣讲这一原则，成为党和国家推进平反冤假错案的利器。数百万件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从而挽救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新建立起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为改革开放打下基础。

　　谁说胡耀邦不懂立法？他深刻认识到，在我国从人治转向法治的特定历史进程中，要让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握法律武器，捍卫权益。

　　懂法才能保护自己且成事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数万失地农民的维权代表到北京上访，却被当地警方抓捕关押，甚至劳教或判刑，却仍坚持为讨回公道抗争达10年未果。维权代表慕名而来求助，我义不容辞地提供法律援助，取得一点进展。由于触动地方的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方派出官员和律师，拿着黑材料到北京有关部门诬告我，多次出动警察来打压干预，每次我都临危不乱，沉着应对，以《警察法》等严正指出警察违法，使其无言以对，不敢恣意妄为。

　　2004年底，我在河北省某地农村被警方非法拘禁，拒签任何笔录，绝食绝水抗争，同时依法说服公安局长和政法委负责人，使其对进京上访的失地农民，改打压为安抚，撤销对维权代表的追捕和监控，释放在狱中服刑的，对已经刑满释放的给以经济补偿，及时化解警民冲突，进而促进地方党政领导改变工作方式；各乡镇干部多次挨家挨户上门慰问四万多失地农民，帮扶解困；省市领导动员各方力量，用上亿元资金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被长期侵权的老大难问题，取得官民双赢的可喜局面。警方在新形势下探索依照《警察法》行使职责，司法为民，促进农民依法维权取得成效，使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在体制内良性循环，成为先例。

　　感谢胡耀邦的严厉批评，通过炼狱，终于使我记住了刑事法，时时用法律保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还能够帮助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干一点实事。

　　法贵简而易行，实现简法护民

　　立法，是对各有关部门管理社会的权力和义务的再分配，如果没有宪政民主监督制约机制，会使一些部门把扩大自身权力并减少责任和义务合法化，立法机关未必了解实际情况，往往造成立法在某些方面有失偏差而难以贯彻实施。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发布各种法律数百部，行政法规成千上万件；法律从业者上百万，俨然成为新兴产业。但如今，人们依法维权，上访无果，请律师要钱，到法院起诉要钱，花了钱未必能赢官司，即使赢了官司，执行难而又得花钱，形成有钱有势者才能打得起官司，嬴得起官司的局面。同时，广大失地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庞大的法律体系难以给广大人民带来公平公正，口惠而实不至。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马列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曾对我感慨道："法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在人治的社会里搞法治，还不如干脆搞人治呢。"

　　我在冤狱过程中亲身经历警察、检察官、法官的办案程序，并非是法律规定的相互监督制约，而是联手串通，置人于死地；代理诉讼律师面对公检法机关的强权诉讼，作用甚微。汉代路温舒痛斥酷吏所言："今治狱之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狱；败法乱政，离经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这一现象如今仍在中国大地重演。（见《古文观止》之《尚德缓刑书》）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在缺少民主监督制约机制，权大于法的社会，法律约束普通百姓，却难以约束掌权者、司法者、既得利益集团，甚至沦为职权部门或利益集团的寻租工具，从而侵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法治的倒退，是国乱的根源。

　　法贵简而易行，刑贵轻而能禁。立法不在于多，而在于简法护民。回首立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假如能够按照胡耀邦的要求，立法少而精，大力加强普法和公民教育，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保障司法体系独立而正常运行，当不至于演变成为如今的立法与司法背道而驰的不堪局面。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曾对我参与四川省自贡市三万失地农民维权案评论道："法治绝不仅仅是宏观上的法制建设，更在于社会运行中的公民权利保障。这正是我国法治需要实现的目标，也是当前我国法治面临的最大问题。"

　　重温胡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他心里装着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胡耀邦是中共历史上最优秀、最高尚的领袖之一；有的人活着，已被人忘却；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在人们心中！

　　谨以此文为耀邦仙逝二十周年祭。

　　（注：2007年1月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作"忆胡耀邦和彭真谈立法"专题讲座而撰写本文初稿；2009年4月，在胡耀邦20周年忌日撰写成文，二千多字，原载《开放》杂志2009年5月号；再补充刷新为六千余字。于5月22日发于《纵览中国》，2010年21周年忌日补充修订重发。）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6017

张博树：“七问达赖喇嘛”一文的危险倾向

中国西藏网3月22日刊发、接着被人民网等官办网媒转载的“七问达赖喇嘛”一文，是一篇充满文革式棍子语言的五毛之作。此文不但延续“主流媒体”对达赖喇嘛和海外流亡藏人的许多不实指责乃至污蔑，甚至荒诞地把达赖喇嘛与二战时的纳粹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该文称“达赖打着所谓‘自治’的旗号骗取同情，为有朝一日复辟农奴制后推行种族清洗铺路垫土；举着‘保持民族特色’的幌子，在藏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筑起种族隔离和民族仇恨的‘柏林墙’”。“达赖的言论不禁让人们想起二战中疯狂的纳粹。达赖的‘中间道路’、‘高度自治’背后，是赤裸裸的民族驱赶，和当年希特勒‘清洗’犹太人何其相似！”

 

然而，这个攻击却如此地不堪一驳，因为攻击的全部根据无非是流亡藏人方面《为全体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的建议》中关于未来的藏区自治机关应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他经济活动自主制定相关法规的权力是极为重要的”这一主张。

 

那么，这个主张是否真如五毛作者所说，是在“公然叫嚣将非藏族居民驱逐出西藏”呢？

 

事实是，就在《为全体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的建议》这份文件中，流亡藏人方面明确表示：“我们并没有将定居西藏或长期留居西藏的其他民族成员驱走的想法。我们所担心的仅仅是，鼓励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成员大量移居西藏的结果，将会改变现有的西藏社会结构，西藏民族因此成为少数而被边缘化，脆弱的西藏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

 

为了避免误解，流亡藏人方面特别在阐释这个《建议》的一个补充文件中写道：“《建议》要求赋予地方自治政府就外来人口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和其他经济活动方面制定相关规范条例的权限，这只是自治的一般特性，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在很多国家，自然地具有或制定了为保护原住民、少数民族地区或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而限制本国其他地区人口移入的机制和法律条文。《建议》明确提出这并不是为了将长期留居西藏的非藏族人口逐出。正如在会谈中特使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达赖喇嘛尊者和噶厦在之前的讲话中对此已做了明确的说明。如2008年12月4日达赖喇嘛尊者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就特别强调指出‘我们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将非藏人驱逐；我们担心的是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人口由於刻意地大量移居西藏，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家乡也成为少数民族，并对极为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这已清楚说明其中并不存在除单一藏族而外排斥其它民族的说法。因此，这只是为保护面临灭绝危机的西藏原住民族而对临时流动人口、求职者、以及新来定居者制定规范条例的权限分配问题。” 

 

用不着做更多解释。这些建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宪法框架内、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而提出的具体主张。它们可以在汉藏人士间讨论、交流，也可以在北京和达兰萨拉间作为谈判的议题，甚至可以作为未来中国民主政府考虑民族地区制度建设时的某种参考，但无论如何，这些主张同所谓“赤裸裸的民族驱赶”毫不相干，更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风马牛不相及乃至完全相反。难怪国际犹太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 (The Simon Wiesenthal Center)在该机构网站发表声明，认为中国官媒对达赖喇嘛的污蔑令人发指、完全无法接受，也是对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诋毁，“因为达赖喇嘛在数十年来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他现在行使的使命中其中一项就是寻求和平与对话。事实上，达赖喇嘛倡导的价值观，正是纳粹企图摧毁的”。该声明最后要求中国主流媒体人民网、新华网和中国西藏新闻网等立即做出正式道歉。

 

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一篇连署名都没有（或未敢）的棍子文章如果仅仅是某个五毛作者的即兴之作，本来无需搭理，也不值得认真对待；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居然被官方主流网媒大量转载，俨然一副大有来头的气派，这就不是小事了。谁都知道中国严格的网络监管制度，包括人民网、新华网等在内的中国官方网媒纷纷为这样一篇想入非非、信口雌黄的无良之作大开绿灯，到底在释放什么信息？传达何种倾向？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转型正接近一个关键性当口。最近，薄熙来、王立军事发，保守派和极左势力受挫，温家宝总理在诸多场合再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民主化要求再度高涨，对未来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无论当政者还是反对派，都在重新审时度势。而我以为，对于有志于中国政治转型、开辟新局的体制内改革者和民间反对派人士来说，制定一个合理、可操作的转型路线图至关重要，在这个图表中，要排出战略目标的实施步骤、轻重缓急，民族问题无疑是这张图表中必须解决的目标之一。过去60年来，当政者在民族政策领域做过不少错事，甚至恶事，也说了不少谎话，积累了大量负资产。这当然不利于转型。为了减小民族问题的解决难度，化解制度不合理造成或累积的民族积怨，在启动实质性转型之前，营造宽松的民族氛围，少讲或不讲不实的话、谎话，或至少不再“制造”和“发明”新的谎话，不再妖魔化自己的谈判对手，这是当政者起码应该做到的事情。事实和真相在中国是一个极其匮乏、极其稀缺的领域，这是多年党机器控制新闻传媒、被垄断的信息资源有意误导公众的结果，也是很多中国公众（包括一些党的官员）往往容易被“忽悠”的原因。举个例子：如果没有严密的信息封锁，如果一般公众、特别是汉族公众更多了解了藏族兄弟的政治、文化、语言、宗教信仰权利被挤压的真实情况，也了解了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数十年来在流亡社区推进民主化建设的事实以及他们的自治而非独立的真实主张，像“七问”之类的可耻文字就不会有市场。

 

 

走向民族和解，这既是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之一，也是和平的政治转型得以发动的前提。而民族和解的前提，则是消灭谎言，至少不再炮制新的谎言。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为出现“七问”这样的荒诞文字、且在“主流媒体”上横行无忌担忧，因为它代表着某种危险倾向，它不是在为中国转型创造有利条件，而是在搅局，在加大转型的阻力。它的背后，可能有最顽固地抵制中国政改的那部分力量的身影。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对此不可不察。

 

（作于2012年3月31日，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