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犁（刘自立）：国共两党合作史的回顾与前瞻

一、价值混淆的国共两党合作

国共两党两次谈判与合作，均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第一次失败是蒋介石清党不成，共党实行八一起义，形成暴力对峙。后以抗战为契机，国民党被迫承认共党合法化。第二次谈判共党虚晃一枪，在号称反对一党专制之蛊惑下，联合民众、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合力驱逐国民党至台湾。这两次所谓谈判与合作之历史，都以蒋介石理想主义和模糊主义的失败告终。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一言蔽之，就是两党天然之共同属性导致——这两个党的苏联属性，使得即便是国民党，在其前期也和共党之革命理念没有什么不同——国民党变宪政为训政，共党变共产为极权（加之其所谓推翻国民党的短期目的，使得两党很像兄弟睨墻）。共党提出一个大于政党政治之革命原则，要挟两党都要贯彻实行，遂出现两党共赴革命之路之情形；换言之，无论国共两党，都有专制政党之理念色彩。都是并不彻底或者戏谑民主自由的机会主义政党。即便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在理念和主张上朝三暮四，忽而自由主义，忽而法西斯主义。

国民党在其创建时期，就和共党在原则和模式上双向同构，互相渗透 ，和西方真正的民主政党甚至社会党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在蒋介石失败于内战以后，其转轨模式并未马上出现。直到中美建交，台湾地位岌岌可危，才有蒋经国毅然开放党禁报禁，变国民党为宪政主义政党。因此，国民党前后之历史遗产和现实处境，有一个向后看还是往前走的问题：是回归到前此专制主义政党及其遗产，继续和共党遗产沆瀣一气，还是在历史的含混中提取其后来基本厘清的民主原则，而非倒退到与共产党价值混淆的立场上去，是其现实走向的关键；换言之，如果国民党非但不发扬其反共的价值观，却是在"融共"的失败教训里重蹈覆辙，使得历史上败于共党的价值混淆观再次出现，那么，共党再次触动其软肋将其击垮的可能性就仍然存在。

回顾历史，国共两次合作都是共党实行特洛伊木马屠城计，打入其中 ，分化瓦解，至其死地。第一次，是所谓打倒军阀，实行北上，实际上是引入俄国势力，以俄为师，出卖中国，遵守斯大林之国共合作之谬论，养虎遗患于国民党，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拉向融共产主义化，最后消灭三民主义。30年代中叶，蒋介石穷寇不追，错过良机，为所谓抗战大计，使共军存在合法化，最后铸成"攘外不安内"之既成事实，共党随之坐大；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蒋，联苏，抗战末期，获得日寇在东北之武库，遂以百万之众对峙于蒋军——一个被日寇夺取2000多将领生命之军队。

抗战胜利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以反对一党专制为蛊惑 ，宣传土地私有制，（继而偷换为共产党之土地政策，就实行土地共产），为所谓解放战争打下基础。在对待苏联，抗日和土地革命之问题上，蒋介石大政失误，挂一漏万，无以应对，结果惨败。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战略，就是提出高于两党之所谓普世原则（自由民主）和人民原则，迫使老蒋就范，解除"安内"之政策走向，并且要挟实行多党政治，使老蒋不知所措，无以应对，妥协为之，最后失败。其间，国际间社会主义思潮泛滥，自由主义式微，也是老蒋反共对策十分无力之原因。这个社会主义思潮使得中共拉拢大量知识份子和所谓民主人士及其派别，响应共党宣传，摒除自由主义，遂出现战场以外之"第二战场"，即后方共党学运。人们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理想为目标，最后被共党胁迫，利用，1949以后，又自作自受，全部被屠。

这个历史人们熟知，却不能举一反三，得出什么有利之教训 。其突出表现，就是台湾国民党的现实作为。他们从马到吴，到连，到宋……好像根本不见历史之殷鉴，匆忙忙向北朝见，和缓为欢，几乎忙得很高兴、很愉悦。他们的说法，也是有着一种似乎好像同样高于两党之理想论。这个理想论，就是两岸缓和与和平（还有什么双赢）论。他们似乎真的要抬出国共第三次合作，以期共庆。这个历史的重复是极其可悲的。为什么可悲？就是他们打出的一张共党改革和前途无量牌。这个牌和中共抗日或者孙文融共之牌路如出一辙。最后，融共变成消灭国民党——抗日变成消灭国军。那么，国民党现在的"融共"其归宿将会如何呢？


二、国际维持论


现在我们考察国共两党提出的国、共平台之主张，简单剖析一下。

两岸缓和论。这个缓和论的前提乃是一种大于两岸国家认同和主权归 属的国际威胁论——就像老蒋或者老毛各自受治于美国和苏联——这个美国之"维持现状"论，其实是两岸缓和论的基础。对于中共，其改革开放之于美国经济同构，是这个维持论颇受肯定的缘由；对于台湾，更加仰赖美国的这个维持论。究其原因，美国是保护台湾生存的唯一国际势力。于是，国共两党对于美国主义的响应，成为观察两岸实质关系的要素。在此前提下，中共的解放论也好，调和论也好，甚至搁置争议论也罢，都是跟随美国之维持现状原则而实施和制定的——而台湾的台独也好，中华认同也罢，同样不可以跳出美国维持论之藩篱。

台湾民主也好，独立也罢，都是台湾本土化进程里的一个延伸 。不论是马英九、还是陈水扁，都是台湾主权意识的自觉执行者——陈水扁的独立和马英九的民主，其实无实质区隔——祇是马英九强调民主多些，阿扁强调台独多些。问题的实质是，马的民主如果不是大中华之民主，那么，他的民主其实就是阿扁本土民主、也就是台独之另一种说辞。阿扁之台独，违反了美国利益，而马氏民主是不是违反了美国利益呢？是，也不是——如果马氏民主祇是台湾民主，那么，美国人不会担心这个民主犹如台独之挑衅；然而，如果这个民主，却是要实行大中华之民主，那么，就会改变大陆极权，台湾民主的"现状"——没有人会说，大陆实行民主不是改变现状；那么，这个改变现状，改变大陆专制极权现状，是不是也同时改变了美国不允改变之原则呢？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美国政府的实用主义政治并不完全代表美国的民意。国会和美国知识份子对于美台中关系的争执一刻未停。祇是美国素有偏向胜利者的习惯。我们祇要能够促成大陆和台湾共同民主，美国的维持论也不是不可改变。祇是，台独方式，在不进行大陆民主进程的时候，强调台湾的独立和绝对孤立，反倒是美国极力阻止的行为。在这一点上，阿扁的台湾独立或许也有台湾孤立主义的负面因素。对此一点，亦不可不察！重复而言，我们作为中国人和中华人，绝对不希望任何背弃大陆民主诉求的台独和台湾民主；但是我们和民进党人一样，尊重台湾人的选择。这一点是不是有奥于马英九政府的政治观，尚待事实的演化。从马英九不谈自身是"中国人"和吴氏谈及马祇是以"先生"称谓，可以看出台湾人面北自律的一点秽形！

所以，北京和台北现在心知肚明，就是以不改变之为前提 ，打铸两岸共识：台湾可以民主，北京可以专制、极权——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实用主义政策。我的提问是，美国人既然如此鼓吹台湾之"民主灯塔"说，为什么不可以改变现状，使得北京改变为民主政权呢？于是，价值说和民主论被辖治在维持论的限制之下，不得动弹。进而言之，这个所谓两岸平台的建立，是以维护中共政权之"不改变"为先决条件的。所有的通融，缓和甚至进展，都是不得触动北京政权的另一种解说。这是北京和中共大力赞扬国民党送上门来实行"双赢"的根本原因。我们看到，国民党领袖吴氏北面君王的时候，他完全失去了"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的中华之古训。

在此前提下，国民党总裁到北京去去作甚？十分明白 。他们是去朝见那个维持现状之北京政权，并且打消这个政权和台湾政权的某种价值争议和人权龃龉。他们的短期目的和长期目的并未有效示人；人们不知道他们现在的谈判与合作，是不是正在重复国共上两次合作的梦魇——那个梦魇，以美国宣布延安为民主典范，国民党为腐败政权宣告结束。那个起点，就是我们上面说的1949年。美国人在1972年重复了这个做法。这次，他们不是打出威尔逊的民主牌，而是打出了老罗斯福的国际战略牌，就是对苏联打中国牌。现在，美国人要想鱼和熊掌兼得。他们祇好既打台湾民主牌，也打中共改革牌——这是他们第二次认为中共是民主势力——未来的民主势力，是"负责任"的大国，是经济、继而政治前景无量之国家，等等——于是，马政权也就尾随美国，对于北京政权的一切宁愿估计它的好处，而规避了起码的对于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应有的批判。在"解放台湾"时期，蒋介石批判过共党和文革，殷海光批判过红卫兵——而现在，马氏政权及其知识份子对于北京的现状究竟作出何种批判和解析？有一种奇谈怪论，人们可以分成蓝、绿，质疑当政和在野两党于民主原则，而对于北京政权则一切朝好处看——这难道是台湾民主灯塔之原则吗？批判过六四的马先生，现在如何应因六四的再解读与台湾之政党轮替？究竟有无勇气否定这个残酷的屠杀和解释"北京会好起来"的政治因素？他们释放的一切善意，中共是不是也会予以回报，所谓国际空间会出现"两个政府"的理想局面？

台湾人中当然不乏这种具备美国中国观，中国学之人士 。他们认为中国对于台湾释出的善意，一如台湾对之释放的善意，会为双方争得双赢。从加入世卫，到让度政府席次于联合国等等。这种一厢情愿几乎成为台湾主流民意和主流知识份子的声音。其间所谓台海两岸的国共基本价值分歧，好像变得并不那么尖锐，可以不释而存，和平共处了。他们等待一种所谓国际大格局的转变（马英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再来确定台湾主权和主权意识；所有关乎于主权意识和国家认同之说法，好像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大家谈而生畏，惟恐避之不及。这种孤立主义或者叫做回避主义观念，不禁让我们想起国共上两次谈判与合作的同样之规避主义。一如前说，祇要国、共双方为了一个高于党籍利益的原则而进行谈判，那么，这个原则的真伪虚实就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忽略不计的现实表达、就是搁置争议。这个搁置争议，是不是很像北伐时期的国共两党之合力反对军阀、抗战时期之全民抗战呢？这个北伐是不是造就了叶挺和红军，抗日是不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其间的价值分歧和政治斗争，是不是最后压过了两党之"统一战线"？现在，台湾国民党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实行单向主义运作并秉承这个运作制作梦幻交响乐的行止，必然导致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失算和失败。


三、孙文遗产和民主诉求


进而我们要问，孙文"融共"带来的"联合"，是不是大于国民党 ，因而应该极力鼓吹之，实行之？我们的回答也就是历史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排除国际社会主义思潮作祟，在国民党所谓右派方面，这个融共说显然受到抵制。老蒋亲赴苏联作出的后来之考察，之判断，也对此全然否定。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除去培养出来第一支共党军队以外，并无任何实际意义。蒋介石政权和毛政权，是不是先进于各种军阀政权，其实本身就是悖论。（段祺瑞为被戮学生下跪的事实，现在流传很广——而六四，共党做了什么？）再者，孙文的机会主义和列宁的机会主义，是不是在现实中最大限度取消了他们原来的理想主义？孙文通融日本和袁世凯通融欧美之行径，在原则上应该如何解读？所以，国共合作和互相认同，其基点就有纰漏——这个纰漏就是，孙文放弃了他早年批判马克思，批判《资本论》的民主立场，使得国民党里产生了共党元素，而共党这个机会主义政党，又利用了自由主义。原则的混浊，确实是国共合作失败之根本因素。

我们说，现在的台湾国民党，是不是在理念上和实际上反省了包括其 国父在内的融共政策之负面因素，抑或他们还要继续秉承孙文之融共政策，为共党合法性敞开大门？我们坦言，蒋介石在各种复杂情势下承认中共，有他的主、客观因素。但是起码，在主观上老蒋并未接受中共之任何价值观如同其孙文师。老蒋之"忍共"，不是融共——其在倭寇面前不得不采纳"公共"之合法性，是一个价值学说上的悖论。第二，历史局限性使得他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之实行变成梦魇，也是他失败于中国的原因。但是，他的忍共却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他把土改和节制资本的所谓时机甚至权利让度给了中共，导致他的彻底失败。第三，就是老蒋的台湾反攻大陆实行其民主于大中华说，在美国干预下也尽数作废了。美国人在60年代，彻底阻止了他的"野心"。从那时开始，"大中华民主说"，或者成为一种空想，或者成为一种假说——即便马先生要在不久以后举办的民国百年庆祝，也不可能复活。

于是，我们迟至现在才提出台湾本土的另一种异于国民党的政治建设 ，就是台湾民主势力之形成和发展——虽然，现在，民进党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政权，他们的阿扁成为几乎万民唾弃而灰头鼠脸的不干净政客，甚至面临应诉。但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不可以忘记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是，台湾民主势力并不是完全依靠经国先生之一臂之力，即可达成的。台湾民间实力崛起，其实，第一位的原因，就是因为蒋介石和蒋经国政权虽属专制，却非极权。他们的政权性质，绝对不是毛氏的整体主义政权。社会和选举，文化和自由，宗教和信仰，即便在大陆之蒋氏统治下，也未绝灭——而毛政权，则是消灭社会和信仰的极权主义政权——继而，所有的不同赖以发生——也就是说，经国先生之改革源于一个专制，甚至是有报纸，有大学，有教会之开明专制社会，遂使得改变可以到来。毛氏政权完全无可能。（赘言一句，有人说，极权主义政权因为灾难可以变通性质，出现"公民社会"雏形，真不知道何以见得？……难道唐山地震没有出现人之良心发现和英雄主义吗？难道唐山地震不是一种极权主义救灾的政治显示和政治解救吗？难道眼下的救灾，不是在拯救政权和拯救生命之间，交错进行的吗？难道会出现一个救灾大例外，改变极权主义之道于人命大死亡之现实吗？）

再就是，台湾民间力量的出现，是民进党组党成功的前提— —而这个民间力量却是发源于大陆的蒋介石政权：胡适之的自由主义，难道不是受到老蒋的某种呵护吗？殷海光难道不是《中央日报》之前主笔吗？燕大，清华之学人陈寅恪、吴宓乃至马相伯、马一浮、熊十力等等，难道不是民国文化之代表乎？而雷震、殷海光之民间努力和民进党人的合力推动，成为台湾民主功成之大原因，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国民党对待民进党的态度，应该成为他对待中共的另一种态度的区隔。也就是说，在民主范围，民主前提下，民进党和后来之国民党，是原则趋同的民主势力——而中共，则是完全另类——如果枉顾这个区隔，就是国民党背叛主义的复辟，也是中国民主势力最为担心的所在。

我们说过，国民党可以不发展大陆党员，不进行大陆民主干预 ，不释放大陆改变的信息——但是，起码你要坚守大陆早至胡适，晚至异议者的这个民主进程，起码在道义上和精神上予以支持。不然，祇是和共党弹冠相庆，眉目传情，难道不是本末倒置，价值涂炭之作为吗？


四、希望与启示


那么，从以上所谓国共合作的负面因素观察，我们究竟要得出什么结 论，获得何种启示呢？这些启示是：——国民党可以缓和两岸关系，但是，实际上有比之更加重要之诉求，就是大陆之民主进程。这个民主进程是不是无关于台湾现实也许可以考量。但是，如果国民党舍本求末，枉顾"人民最大"而追逐君王最大，中共最大，那末，国民党就是彻底堕落。

——国民党应该区隔民进党和共产党，看重在野政治的民主性质 ，而不是弃"民"偏共，做出价值颠倒和价值枉顾。因为即便是民进党再次轮换，不会改变台湾民主——而如果中共入台，那就是民主之休息。任何否定民进党民主崛起之历史的说法和做法，不利于普及脆弱的台湾民主——相对而言，任何不试分析共党极权主义历史的盲目和忽视之说法和做法，过分偏袒所谓中共改革之说法和做法，都是一种偏见。所有合理的就是现实的之说法，会因为辨正的发展观而改变为未来的现实，民主的现实也许更加合理之说法。

——国民党应该有限响应美国之维持论，在坚持台湾民主上不遗余力 ；在支持大陆民主上，也应该积极改变其政权的极权性质，为其也许一息尚存的政治改变做出努力，以避免台湾小民主之孤立主义。民主价值和稳定、安全说之间的关系，并不会仅仅因为美国的利益考量而失去操作的可能性——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祇要朝向大陆民主的方向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完全积极可为的——事实会征服美国的实用主义：这真的要看两岸同胞的努力！

——从历史的角度反省国民党遗产中融共亲苏的历史教训 ，实行和共产党价值观的厘清和辨识，而不是盲目响应孙文式的机会主义，实行价值分治，民主分裂和媚共混淆。要恪守孙文三民主义中的自由主义成分，发扬蒋介石反共遗产中的独立精神和民主精神。否则，祇能是重复孙文联共和蒋氏谈判、合作失败之覆辙。

——实行真正的民主"传道"，"传圣道者不北面" ，不仰视中共价值、中共国体，不放弃民主的全球化努力——不单在台湾，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大陆一样秉承此道，在缓和关系的同时，做到民主价值的普及和推广。真正发扬大中华之民主共治，不管早晚，实行或者大陆之民主，或者大陆与台湾之共同民主——而台湾分治，在这个大目标实现以后，将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和单一。

我们祇是以大陆百姓的眼光，观察国共关系和台湾民主的发展 。希望上述意见成为台湾有识之士的一个参考。◆

出 处 :北京之春

吴敏：怎样防止共产党走向自我毁灭

    曾庆红发表于2006年9月初《学习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振聋发聩地指出："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不然的话，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不仅党的先进性无从谈起，而且党的执政地位就可能得而复失，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怎么样才能"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防止党走向"自我毁灭"呢？ 

现行的反腐防腐方式和手段有很大的局限性 

    《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令人惊讶的是，贪官东窗事发，有人统计，80％是由非正常渠道曝光的。即所谓小偷偷出贪官、官官相杀杀出贪官、日记写出贪官、艳舞舞出贪官、不幸事故牵出贪官。"此文所述其实还不够完全，一些全国皆知的案件表明，贪官曝光的渠道还有打黑打出贪官、赌博赌出贪官、香港记者看穿着看出贪官、秘书出事带出贪官、工作人员寻找去向不明的领导寻出贪官，等等。面对这个情况，人们不能不问，既然80％的腐败案件是由非正常渠道揭露出来的，那么，由正常渠道即直接由纪检、监察、审计、检察部门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为什么只占20％呢？这些职能部门的作用为什么这样小呢？我们反腐败大业的希望，怎么能主要寄托在小偷、情妇、黑社会、境外记者以及各种偶然性事件身上呢？

    另外，某著名高校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现在的腐败风险率即贪官腐败被揭露和证实的几率只有4％。这就是说，社会上实际存在的100个贪官，只有4个被揭露出来了；已经被揭露出来的贪官实际上捞到的100万元赃款，只有4万元检察机关能拿到证据，能作为立案和进行惩处的依据。这个研究成果，同一般干部群众根据自己周围实际情况作出的直感性判断和估计差不多，应该说比较符合实际。这个情况又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有关领导如此重视反腐败斗争，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贪官、那么多赃款揭露不出来呢？

    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坦言："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能管了。"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是正常渠道曝光的贪官为什么这样少、腐败的风险率为什么这样低的根本原因。不过，胡建学的说法并不太准确，从实际情况来看，官做到县委书记这一级基本上"也就没有人能管了"，可以为所欲为了。县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官员，除非有什么特殊原因，一般而言是不会真正进入纪检、监察、审计、检察部门视野范围的。况且，即使这些职能部门将县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官员都纳入自己的视野范围之内了，也不可能完全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这一则因为这些职能部门的力量和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全知全能；二则因为这些部门在反腐败斗争中所发挥的，主要是一种事后的揭露和惩处，并没有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问题。

    显然，现行的反腐防腐方式和手段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走民主"新路" 

    我们要真正坚决地开展反腐败斗争，防止共产党走向自我毁灭，除更好地改善和发挥纪检、监察、审计、检察等职能部门的作用之外，最重要、最根本的还得遵照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强调的办法去做，这就是：走民主的"新路"。这条"新路"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很艰难、很曲折、很漫长，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但其基本的方向和内容是很清楚的。

    第一，党章和宪法规定，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各级领导人，都要由党员和公民或直接或间接地选举产生。因此，我们长期以来对党政领导人实际上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应该逐步废除。无论是党员选举基层党支部负责人和党代会代表，公民选举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和人大代表，还是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选举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都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决不能搞形式、走过程，使选举失去其应有的实质性意义。而且，我们要探索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随时罢免制，及时罢免那些不能反映广大党员、公民意愿和利益的不称职的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及各级党政领导人。

    第二，言论自由是宪法明确规定的一项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也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必有的基础性条件，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民主。马克思就说过，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一切自由都无从谈起。所谓言论自由，核心内容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追求真理和正义为目的新闻出版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和对执掌公共权力者的批评自由即政治思想表达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实行言论自由，最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最充分地表达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思想意愿，特别是对国家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性意见。在共产党内，根据党章的规定，也要充分保障党员发表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的权利。恩格斯在1889的一封信中很强调党内的批评自由、争论自由和言论自由，他明确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¹ 他在翌年的另一封信中更明确地说："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言论自由是揭露一切消极腐败现象的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在广大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阳光普照之下， 任何消极腐败现象都没有藏身之地。

    第三，结社自由作为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又一项基本政治权利，也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必有的基础性条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没有结社自由，人民群众势必是一盘散沙，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起来，不可能通过团体和集体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应有利益，实现当家作主的法定权利。只有公民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才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才能遵照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协助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同消极腐败现象难免要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中取得应有的胜利。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襟怀坦白地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而是要将自己的主张向全世界"公开宣布"。³ 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执掌国家政权的伟大探索和光辉典范，也是"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⁴。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民主时进一步强调："广泛的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辟论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经验，充分表明了"政治公开"之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政治公开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创造"政治公开"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上下功夫，真正做到"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第五，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最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政治保障。我们要走民主的新路，必须致力于建立党章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必须致力于建立实实在在、切实有效的党章执行保障机制和宪法诉讼机制或称违宪审查机制。只有这样，党章和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及内容才能落到实处，违反党章、违反宪法的现象和行为才能及时得到制止。从我们党和国家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党章和宪法的实施保障机制以及对违反党章、违反宪法行为的审查机制之薄弱甚至缺位，已经成为阻碍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的瓶颈。将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通过制定相应的党内规程和法律法规使之具体化、实体化，特别是建立与之配套的党章实施保障机制、宪法诉讼或称违宪审查机制，是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所在。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要珍惜现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大好机遇，尽力推动这方面的实践进程。

    可以坚信，只要我们真正走民主的"新路"，真正把上述几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消极腐败现象就必定能在最大程度上被防止、被遏制、被铲除。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不会丧失，反而会更加稳定、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再面临走向"自我毁灭"的威胁和可能性，反而会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更真诚、更坚定的支持和拥戴，更加富有朝气和青春活力，更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将伟大的中华民族逐步引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未来。 

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真正的共产党 

    以上所谈之民主"新路"，固然是防止党走向自我毁灭的必由之路，但这主要属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范畴。常言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要防止党走向自我毁灭，还必须在党的自身建设上下硬功夫，把党建设成为真正的共产党。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写的《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党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百科全书"和"歌中之歌"，是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应该永远高举的伟大旗帜。在这部理论和实践意义都无与伦比的光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共产党应该达到的基本标准。世界各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里，当然会有自己具体的任务、目标和特征，但是，《共产党宣言》给共产党规定的基本标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应该具备的，否则它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正的共产党了。

    《共产党宣言》给共产党规定了哪些基本标准呢？

    政党是共同政治信念者的联合体，共产党是由坚持共产主义信念者联合而成的政治组织，它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和神圣使命。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恩格斯说，除了《共产党宣言》所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自由人联合体"这个解释之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⁶。这表明，共产党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坚持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信念，并在实践中为实现此信念而顽强拚搏、不懈奋进。

    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塾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⁷。这意味着，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为利益，决不追求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在领导无产阶级及最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里，共产党既要着眼于实现无产阶级及最广大劳动群众现阶段的实际利益，又必须把现阶段的任务同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个最终目标和神圣使命联系起来，尽力为实现这个最终目标和神圣使命创造条件。

    在理论方面，共产党"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⁸ 显然，共产党要坚持的理论指导，只不过是对社会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运动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所遇到、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

    共产党人还有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他们"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⁹。因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于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¹⁰ 用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因此，共产党始终坚持全世界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决不能只强调和维护某个民族的利益，使自己堕落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用以上标准来分析，不难看出，我们党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其一，共产党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此目标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初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即社会主义，二是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对于共产党而言，"自由"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其主要内涵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和强调的"人的解放"。从根本意义而言，共产党就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即人的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党。但令人奇怪的是，自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搞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却将自由的价值诉求从党要实现的目标中越来越摒弃掉了，把自由这个概念越来越当成了被批判、被否定的负面概念。比如，不遵守党的纪律的现象被称作"自由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的行为被称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很多年来，一提到自由，绝大多数党员和党的干部都避之惟恐不及，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为建设初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即社会主义而奋斗呢？这种视自由为"异类"、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不正常状况，反映了迄今为止的几十年来党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严重缺陷。

    其二，在革命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是一件同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紧密联系着的事情。当时严酷的外在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淘汰机制，凡谋求升官发财、个人享受者是不会加入共产党的。那时的党员，基本上都具有为实现自由、民主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信念，党员的入党动机大都比较纯真和端正。可以说，革命战争年代的共产党，无愧于坚持共产主义信念者联合体的光荣称号。但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外在环境作为淘汰机制的作用丧失了，党的执政地位又对那些企图凭借党员身份为自己谋取权力和私利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再加之党和国家的民主监督机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所以，无论是战争年代入党的党员，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入党的党员，尽管口头上也说是"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追求个人权力、个人待遇、个人利益的倾向逐渐滋长和扩展了。到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党不管党"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上述情况更严重了。现在，真正或主要是为共产主义信念而不是为个人利益（职务、待遇、享受、金钱等）而奋斗的党员，在我们党内究竟能占多大比例呢？真实的答案肯定不容乐观。现在，那些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屡屡堕落为腐败分子，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但是，这些人不仅没有被及时清理出党，反而能继续获得上级领导的青睐，继续官运亨通，这必然要导致他们胆大妄为、贪赃枉法，堕入腐败深渊。这个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迄今为止的几十年来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严重差距。

    其三，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事业的迫切呼唤和理论表现，是为了坚持党的事业的正确方向，解决实践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但是，这些年来一个愈益突出的现象，就是相当一些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把党的指导思想只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在工作中实际遵循的却往往是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和部门主义、地方主义，在党内造成了比较普遍的言行不一之"人格分裂症"。在相当一些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看来，党的理论指导似乎只是"务虚"，只是装潢门面，与自己的实际工作没有多大关系。比如，前几年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和宣传，各级党组织轰轰烈烈、大讲特讲的主要是这个思想的"重大意义、伟大贡献、深刻内涵、根本实质、理论定位、科学体系"等等，充塞着空话、套话的"党八股"铺天盖地，但对在实际工作中究竟怎么样才能具体做到"三个代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具体的组织保障机制来实践"三个代表"，尤其是怎么样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级党组织则几乎没有予以多少关注。结果，"三个代表"的地位被越抬越高，最终被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而现实社会中落后生产力的比重、腐朽文化的市场并未缩小，普通工人、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仍然很不畅通，有些问题甚至还进一步恶化了。这种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的"两张皮"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迄今为止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严重差距和问题。

    其四，共产党既要坚持和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根本利益，更要坚持和维护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论者。但是，多年来，党的某些政策特别是党的宣传政策对爱国主义强调得比较多，而对国际主义和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要求、总趋势则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宣传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致使党内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得不到及时清理，致使不少党员竟然对世界上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极端行为持赞赏和支持态度，致使个别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员竟然公开宣称要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首先使用核武器"。这种情况，同共产党的应有要求明显地不相符合，从一个角度表明党的政策建设特别是宣传政策建设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

    其五，自由者，人的应有权利得以实现之谓也。共产党既然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最高目标和神圣使命，那么，充分保障和实现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当然是理所应当、义不容辞的事情。但是，多年来，我们在保障和实现党员的民主权利方面重视得很不够，做得更不够。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和实现。其主要表现是：（1）一般党员对党内事务基本上没有什么知情权，许多应该让党员知道的党内事情党组织并没有及时、真实地告知广大党员；（2）一般党员对党的政策问题基本上没有讨论权，很多年来，从未组织过党员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政策问题进行讨论。而且，对党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的党员，往往要被视为"异类"，有的甚至要受到压制和打击，党内根本容不得不同声音的存在；（3）一般党员很难行使批评、揭发、检举权和要求罢免、撤换不称职干部的权利，行使这些权利的党员往往要遭到打击报复，有的甚至被加之以"莫须有"的罪名而交付专政机关；（4）一般党员实际上没有什么表决权、选举权，本应由党员表决的事情和选举的领导干部，往往由上级主要领导人拍板决定，即使进行表决和选举也只不过是走个过场，有时甚至连过场也不走；（5）广大党员包括担任很重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受处分以后的申辩权、申诉控告获得答复权很难得到保障，一些职能机关特别是其负责人对党员的申辩、申诉和控告漠然置之，致使相当一些受到不公正处分和对待的党员投诉无门，相当一些冤假错案包括众所周知的重大冤假错案均得不到昭雪。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应该是7000多万党员的党，不能只是少数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的党。能否保障和实现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命运。如果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那么，党员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就是党内民主的基础。在党员的民主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和实现的情况下，党组织的生机、活力、生命力不能不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和危害。古语云："孰可忍，孰不可忍"。坦率地说，党内长期存在的漠视、蔑视党员民主权利的现象，的确已经到了非常严重、难以让广大党员继续忍受的程度了。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党现在的实际状况，同共产党的应有要求，同《共产党宣言》阐述的真正共产党的基本标准，确实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党内腐败现象泛滥的趋势之所以一直得不到根本遏制，长期被认为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之所以竟然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这同我们党自身建设存在的严重缺陷直接相关，同我们党和真正共产党之间的差距直接相关。我们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防止党走向自我毁灭，必须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政策建设、民主建设等方面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实实在在地下硬功夫，坚决反对和杜绝党的建设只提口号不抓落实、只图形式不管实效、只顾眼前不看长远、只抓枝节不重根本等错误倾向。只有努力把党建设成为真正的共产党，才能确保党永葆青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初写于2006年9月，修改于2008年6月） 

【刘晓竹点评】川西起事，成都内应

图为2008年6月25日，北京，一个孩子在天坛玩耍。REUTERS/Claro Cortes IV

周五, 06/27/2008 - 19:33 ― 刘晓竹

【点 评】这条消息虽然是新闻，但完全在意料之中。胡锦涛与四川当局高压出手，敌视家长，灾后布局，无非如此。但是，胡锦涛自己不也上了钢丝索吗？今天，我们在 这里看胡锦涛走钢丝，后面跟着四川的头头脑脑，摇摇晃晃。玄乎啊，大渡河就在下面，湍流沸腾。你过得去吗？说不定。但是，过了大渡河，还有大滑坡。灾区的 民情在小火煮，高压锅里慢慢烧，很好啊。到了年底，我看差不多就要开锅了。比较令人遗憾的是，成都的市民行动似乎没有更大的起色，四川要翻牌，必须里应外 合。成都内应，川西外攻。这几个贪官污吏、无能之辈，把胡锦涛加上去，也无能为力。因之，关键的关键，全国的期盼，成都的市民们啊，要动起来了。环保运动 再起步，暴力差迁还没完，大家要加把劲了。有道是：汶川处处埋忠骨，成都马革裹尸还。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民运蜀中花。

瞒报学生死亡人数，平武灾民愤怒抗议
2008-06-27

四川绵阳平武县南坝镇是四川地震的一个重灾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灾情及少报学生死亡人数，引致家长和灾民愤怒抗议。而当地幸存灾民的生活仍处在水深火热中。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报道

汶川地震造成近十万人遇难，绵阳市平武县南坝镇也是重灾区。有消息指，南坝小学有700多名学生死亡，但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40人，引起灾民愤怒。近日，仍有遇难学生的家长和灾民在通往九寨沟的公路上抗议，要求讨回公道。

就此，本台致电绵阳市政府办公室查询，接电话的女官员表示，不太清楚示威方面情况，却又承认，工作组已经到当地做灾民的工作，而部分灾民"情绪激动"，本台在采访过程中，电话不时受到来自当地的不明干扰。

记者：学生家长这两天是不是一直在示威游行？
官员：这个我不太清楚。

记者：你们有收到报告吗？听说他们把路都堵了。
官员：我们那个（针对灾民和死者家属）已经做工作了。（电话开始受到干扰）。

记者：一直在做工作？
官员：啊，一直在做工作，应该不会（示威）。

记者：现在他们（灾民）情绪好吗？
官员：工作人员到现场去了，一部分人还是比较激动。

记者：遇难的每个学生赔偿？
官员：这个还没有说，这个不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嘛，就是死亡人员（每人）5000元钱那个（方案）。

而本台联系到一位地震发生时正在南坝镇，并熟悉当地近况的严先生，他星期五对本台证实，当地有村民向政府抗议和申冤行动。

记者；这两天抗议啊，这种行动有吗？
严先生：有有，这个肯定有，当面交涉，申冤啊，他（政府）就不采取措施，当局有（遇到）问题就压，很多问题就压下来了。村民过得确实苦得很。

在大陆互联网"百度贴吧"中的"平武贴吧" 星期日刊载了一篇名为"平武县你为何瞒报死亡人数！！"的文章。该问指出，写这篇文章，揭露什么真相不再是重点，因为当官的现在无法拿他们怎么样，更没有 时间去整治他们；狗官可以为了政绩谎报灾情，视人命于不顾，我们只有救人这一个原则。

文章还说，平武县由于地处山区，全县唯一与绵阳连通的道路被毁，通讯设施严重毁损，与外界隔绝，沦为"孤岛"。其中，南坝小学教学楼全部坍塌，共有 六百多名学生沉埋废墟，仅有几十个孩子生还。5月18日，四川台播放的采访教体局局长任海波,竟然说南坝小学只死了166名学生,据南坝小学老师讲,小学 里连幼儿园共800余人,除两个班学生上体育课,其余几乎无人生还。

严先生表示："小学有1000多人，只救出了100到200人，最少可能死了可能死了700到800人"。

严先生在谈到当地近况时还说，政府要求村民把自己的危房拆除，每户发二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但有村民认为，二万元的补偿太少，即使拆掉房子后，农民 无钱重建。严先生表示："房子不拆他们有道理，二万元（补偿）又不高，拆了又修不起，现在一家人修房子最少要40万。当地温度现在30多度，篷子里面起码 达到 40多50度，太热了，太难受了，活动板房还没有修好嘛，就是村民现在不满得很，不满但是没有办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报道

【朱学渊评】鱼肠鱼肠: 男人的较量-土耳其德国之战

【学渊评】无论球理，文理，此文均一流，这样好的球评不介绍给读者实在是不应该了，可惜十亿中国竟找不出十一条拼搏男子汉……

 
鱼肠鱼肠: 男人的较量-土耳其德国之战

 此战土耳其以哀兵之态出战。前一场土队虽胜，代价惨重。力拼120分钟外加点球大战，体力大为消耗，加之损兵折将，虽完成其不可能的任务2，但已是超限战，透支过大。反观德国队，被克罗地亚一通警钟之后，开始摆正自己的位置，戒除骄气，重整人马，如愿以偿地干掉搅局的葡萄牙，陈兵德语城市巴塞尔，冷眼待敌。由此，许多此前中立的球迷倒向土耳其，同情弱者嘛，况且此"弱者"善于翻盘，更是平添一丝隐隐的期待。

但是土耳其队真是弱队吗？纵观近十年土队成绩，该队早已是世界强队，在欧洲也是一流之尾，二流之头的角色。其整体实力平均，斗志一贯高昂，队员往往可以出任不同位置，踢法凶悍但不失细腻，身体粗壮而重心较低，利于带球变向，但由于身体协调性和柔韧性略有欠缺，不善于操控复杂假动作。战术上崇尚整体推进，通过简单配合快速通过中后场，前场的横向扯动和斜传较多，得分手段主要靠插上突破射门。缺点是大局观不强，难于调动对方防守重心。防守上跑动积极，逼抢凶狠，但协防能力较弱，对对方进攻意图的预判不好，常有顾此失彼的情况。在战术意图的贯彻上不够理性，容易头脑发热，一怒忘百事。但终归瑕不掩瑜，土耳其是一支充满豪情，率性而为，攻守平衡的强队。征战至此，他们是哀兵姿态其外，冠军目标其内。

在大赛上，面对这样的对手，没有一个球队会掉以轻心的，更何况是长于理性的德国人，估计早已分析归纳，整理成数据库了。德国人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规划，实施，总结，再规划的程序。由于这一程序的确虽刻板但常常行之有效，久而久之，对程序的信任和服从逐渐融入到德意志的血液中。应用到足球场上，表面上是顽强的战斗精神，骨子里更是对计划的忠实执行，不受外界影响。缺点是少了点随机应变的灵性。两相比较，德国队的理性顽强似乎对土耳其的激情顽强稍占上风。

具体到本场比赛，土队的确攻势凶猛，但绝不是轻松自如，游刃有余，甚至是一场平常的教学比赛的心态，而更像是上得过足的发条，随时有断掉的危险。尤其是1：2落后之后，长传冲吊明显增加，迷信起撞大运，基本放弃整体推进的打法，暗示了其缺乏自信，容易蛮干的的心理状态。但其扳平之球恰恰是快速通过中场，横传切入得分。仅从这点就可看出，土耳其既不从容，也不潇洒，尚不具王者之气。德国队的致胜之球暴露了土队战术素养的欠缺，三人直扑禁区前沿的一名拿球队员，而漏过双箭齐发的小猪和拉姆，第四名防守队员尚在回追过程中，对局势的判断太过粗糙。他们的打法相当容易造成战斗减员，但其队员常常一专多能，一得一失吧，应该在教练的预料之中，算不得哀兵。抛开雨战的不利因素，四强之份也算是名至实归。至于比赛胜负，没有比他们看得更重的，既是精神，也是物质，不身临其境，不易体会呀。

反观德国队，基本保持自己的特点，和缺点。对战术纪律的严格遵守得到回报，坚决肋部进攻，坚决抢点，针对土队容易猛扑的缺点，坚决利用直传球打身后，而决不相信"如果"之类的童话故事，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终于打穿对手。另外，对手冻结巴拉克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巴拉克活动范围较大，加速跑较多，容易造成防守队员重叠，而在其它方向漏出空档。而其两个失球也充分暴露了德国队防守上的战术缺陷。第一个失球几乎同对葡萄牙时的一模一样，都是二次攻门的队员无人防守，仅仅形成一个品字形包围圈，在禁区内基本于事无补。第二个失球则进一步暴露了防守队员站位距离过远，一人被突破后，不能有效补防的缺点。同时，守门员莱曼表现出低级错误，竟然做出准备正面接球的动作，而不是准备侧扑救球，以至于将近门柱空档暴露给对手，犯了守门员的大忌，有些不可理解，或许他自己将有个说法吧。主教练勒夫最后两分钟以防
守队员换下克劳泽，似乎不相信场上自己的子弟兵的防守能力，应该值得他自己反省。

纵观整场比赛，两队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战术特点，激情碰撞，一波三折，荡气回肠，演绎了一场真正男人的足球赛。或许，多年以后，本届欧洲杯就因为有那么一个舍得一身剐，敢把任何强队拉下马的土耳其，有那么一个敢在最后一分钟赌得对手一翻一瞪眼的土耳其而令球迷们回味无穷。虽然他们尚不够从容潇洒，功德尚未圆满，但他们的确赢得了球迷的尊敬，因为他们是战士，虽然倒下了，但是向着前进的方向。同样的尊敬也给予德国队，一群依然在路上的战士，因为他们的始终如一，因为他们的抱朴守拙，虽然，他们也不是最好的那一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球队，这个世界足坛精彩纷呈，才不寂寞。

苏中杰：人的大同与大异

    人就是人，不属于其他动物，这就是人的大同方面。

 

     首先，不分肤色、种族、阶级、政党、国家、地区，都属于灵长目中的"高级动物"，否则就不是人了。

     其次，不分肤色、种族、阶级、政党、国家、地区的人，都是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要行路，要性欲的，而且还要说话、要听声音、要看东西、要读东西、要想东西的。有人将此归纳为十个字：吃、穿、住、行、性、说、听、看、读、想。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大同，否则就不是人了。

有没有人说，我不是灵长目中的"高级动物"，这十个字我都不要？可能没人正面回答，因为他不愿意证明自己不是人，也不愿意从否定这十个字――大同――出发，公开来反人类，灭人类。

所以，由此说开，就引出以下四个大同：

苍天下，大地上，与万事万物相比，人的价值第一。这是人类中的任何一分子都应该承认的价值，只要不是想要做猪狗或断子绝孙者，都不会否定这个大同的。

既然承认人的价值第一，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承认人追求吃、穿、住、行、性、说、听、看、读这十个字，是大同的，是合理的，是第一重要的，即承认这十个字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即人人都应该实现的天赋人权！

既然承认人的权利第一，那就必须落实人的权利。而要落实人的权利，那就必须在所有的社会原则中确立第一位的社会原则：社会公正，以保障每个人权利不受侵夺：人人都有争取自己权利的权利；而任何人都没有剥夺他人争取其权利的权利！

既然承认社会公正第一，要让人人都有争取自己权利的权利，而且要防止有的人剥夺别人争取其权利的权利，那么就应建立一种政治制度。而人人都有争取自己权利的权利的政治制度，从人类有史以来看，没有别的，只有自由民主制度。

如此看来，人有四个大同：人的价值第一；人的权利第一；社会公正第一；自由民主第一。

如此之大同，谓之普世价值！即不分肤色、种族、阶级、政党、国家、地区，也不分东方和西方的价值！

可是，面对大同，出现大异――

曾有人说，这是"西方价值"，是"资产阶级的"，是"别有用心的"。还有更可怕的罪名，是反这个的，反那个的。

现在则有人干脆说，所谓的普世价值是骗人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国情，就有不同的选择。所以，只有具体的、不同的、局部的价值，没有普世价值。极力言说普世价值，必然是反这个的，反那个的。

但是，他们不看六十年前就问世的《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过并宣布）是怎样说的。这个由全世界通过的宣言，其主体思想，就是人权思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一条）其平等原则是："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它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第二条）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下都要保证人权。

这不是普世价值吗？这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给别人戴上反这个，反那个的帽子，自己则是以整个世界文明和全人类为对立面的，又在反对什么呢？普世价值的反对者又要狡辩了，说历史不同，国家落后，民众素质差，我们只能怎样怎样。他们这样说，恰好彻底暴露出他们骨子里在反对什么。前面说过，普世价值的核心是，人人都有争取自己权利的权利。你代替人民进行选择，把人民的选择权拿在自己手中，不是集权吗？

《世界人权宣言》可能早预料到她所坚持的价值会遭到集权力量的反对，所以最后一条（第三十条）特意提出严厉警告：

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施化：“人民”，一个邪恶的概念

经过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大劫难，世界多数国家都陆续放弃了从共产主义理念派生出来的词语概念，但是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比如"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还没有变。所以有人乐观地说，中国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而我持保留态度。

人民是从哪里开始的，一时无法细考。但是很明显，汉语的古词典上没有"人民"一词。如果碰巧有，也不是同一个意思。现代汉语词典对人民主要有三条解释，一，人（People）；二，作为社会基本成员主体的劳动大众；三，一个国家除特权者以外的普通人。可是这三条解释都很勉强。

如果第一条成立，那么第二第三条有伪。反之亦然。因为非劳动大众和特权者也是人。如果不是人民，他们是什么呢？非人民？人民的敌人？

我说"人民"是一个邪恶的概念，是因为自从"人民"词汇被使用以来，受到伤害的人太多了，如果没有上亿，至少也有几千万。人民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词汇，是从前苏共那里继承来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人民"的反义词很少，如果有，都是贬意的。人民的对立面，不是反动分子，就是社会渣滓，总之，都是坏蛋，敌人。这样一来，凡是使用人民词汇的国家，都被分裂成敌对阵营，正面的是人民，人民以外的，都是不可信任的斗争对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迫害，并可能为此无辜丧失生命。并且，最可怕的是，谁也无权决定他自己是不是人民。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不是由法律决定，而是由最有权力最据暴力的那些人决定的。

不知道列宁是不是首先使用"人民"这个词汇，向无辜者开刀的。他的右手食指对天一指，"以人民的名义"，杀戮就开始了。俄国革命凡八十年，不知道有多少英才和妇孺惨死在镇压之下。没有人问过列宁，他是不是人民，或者哪一个人民授权让他专政和杀人的。一切手续都免了，只要"以人民的名义"就可以，人民就是真理，就是法律。

五十多年前，毛伟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登高一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这里说的人民，一定不包括撤离到台湾和大陆残留的前政府人员，以及他们的亲属社会关系。至于说台湾人有没有和大陆人的同样权利，到大陆来镇压共党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呢？没有人问过。反正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量你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全部参军，也打不过大陆十三亿人。因此，大陆有人民的镇压权利，台湾就没有。

从文革开始，我就对"人民"持有怀疑。几个腰缠武装带，盛气凌人打砸抢封资修的红色小将，口口声声地代表人民。第二天老子倒台了，一转眼就成了可怜兮兮的狗崽子。人民和非人民之间质的转换，几乎不需要条件，比化学反应还要神奇。那时候商品很紧俏，商店里恶狠狠的营业员对我说，我为人民服务，不为你服务。我无言答辩，只有乖乖低头。

人民，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扫荡一切，颠倒一切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一种话语权。很多时候，哪怕没有实际权力，只要掌握了话语权，从而掌握了多数，权力就自天而降。一个人，一当自己的话语权被别人掌握了，命运也随之被人掌握。利用"人民"这个政治术语掌握话语权继而掌握多数的人，多非善类。常常把"人民"挂在嘴边颐指气使的，一般都是痞子，无赖，政客，野心家，而不是普通有良知的老百姓。

一个靠"人民"支撑的政权，一般来说都是多数暴政的政权。他的权力基础不是来自独立的个人，而是模糊的多数。只要稳固了多数，也就稳固了政权。如果与时俱进，想变多数暴政为民主宪政，请把"人民"这个词汇丢掉。有人说，"人民万岁"。我说，人民，见鬼去吧。

胡少江：远离中国的“爱国者”（１）

2008-06-27

在 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接力后爆发的海外中国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已经过去近两个月了，但是海外中国人在抗议中所表现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仍然使得不少人感到困 惑。长期以来，在谈到中国国内的“愤青”的民族主义情绪时，人们通常以中国政府对信息的封锁和国内的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作为解释原因。显然，用同样的理由 来解释这些远离中国的“爱国者”显得有些牵强。

AFP 4月27日，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经过韩国首都首尔，一名中国学生踢打抗议北京奥运的韩国示威者。

因 为身在海外的中国人、或那些中国血统的外国人显然具有掌握信息的自由。同时，除了那些出来求学的中国学生之外，那些生长在海外的外籍华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受 到系统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海外的华侨或华人对西方社会对中国国内的专制主义的任何批评都如此反感，如此“自觉”地发动了这 么一场海外的“护国”运动呢？

当然，参加这场“护国”运动的海外中国人形形色色，很难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所有的参与者们的动机。虽然这些 人中有不少真心地认为自己参与的动机纯粹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但是事实上他们中的不少人只不过是放纵感情来驾驭理智的青年，他们对那些参与的事件和呼喊 的口号并没有认真地思考，也并不懂得其中的真正含义，他们参与“护国”运动如同去参加一个嘉华年会，只不过是需要有一个地方去宣泄自己，并且为这种宣泄寻 找一个高尚的理由；更有甚者，不少“护国”运动的参与者只不过是一些算计精明的买卖人，他们从来只爱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爱国”只不过是他们获取商业利 润的一条商业广告而已。

在前一类人中，出国留学的青年学生居多。本人由于在海外的一所大学教书，所以有机会与一些参与“护国”运动的中国 年轻人较为深入地讨论此事。他们在解释参与对西方媒体的关于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接力的报道的抗议时的典型用语是，“我们原来以为西方的媒体比较公正，现在 看来他们也充满了偏见，这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从他们的这段话中，人们至少可以读出以下三层意思。第一，他们原来对西方媒体具有很高的 期望；第二，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和奥运火炬接力的报道使得这些中国的年轻学子的这种期望变成了失望；第三，“原来他们也充满了偏见”这句话中的一个“也” 字表明，他们对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早就没有任何信任。例如，当他们听说我每天还要看半个小时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时纷纷嘲笑我道：“那个破节目 在中国根本没有人信，也没有人愿意看”。

其实他们过去对西方媒体完全没有偏见的高期待是不现实的；现在的所谓失望也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人 没有搞清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的根本不同，不在于媒体工作者有没有自己的见解，甚至也不在于他们的报道是否有偏见，而在于他们是否有 表达意见、甚至是偏见的自由；自要有了这种自由，便会有其他媒体、尤其是与其竞争的媒体对那些偏离事实的报道和不公正的评论进行批评。

同 时，由于西方是一个法治社会，没有任何政党和个人高于法律之上，所以恶意造谣中伤的媒体会遭到法律的制裁。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样的媒体最终也会失去读者和 观众。很多媒体的评论都有著鲜明的政治色彩，甚至对同一个事件的报道也可能会由于记者和编辑的立场不同而有著完全不同的角度，这其实是十分正常的。但是由 于有了新闻自由，读者和观众们可以在不同媒体的不同声音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些年轻人对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的双重标准和双重态度严重地有 失公正。既然他们对中国媒体非常失望，甚至失望得早就不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了，那么为什么在抗议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媒体的偏颇的报道的同时，对中国的官 方媒体的恶劣表现却又表现得如此的温柔和宽容呢？他们充分地利用西方社会的自由权利举行了不少的游行和集会来表达己的“爱国”情怀，但是面对自己的同胞无 法在自己的国土享有同样的权利的尴尬局面，他们居然可以冷静地不置一词。这种在西方社会的“安全而廉价的激烈”和对极权政府的“态度谦卑的冷静”使得任何 诸如“爱国”之类的高尚言词都成为没有信誉的垃圾。（自由亚洲电台）

何良懋：章诒和新着《云山几盘，江流几湾》

以《往事并不如烟》声名大噪海内外的中国作家章诒和，新作《云山几盘，江流几湾》最近由台北的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章诒和，就是五十年代给中共打成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她在自序中表明，半个世纪前毛泽东主导的那场反右「阳谋」，和「土改」、「十年文革」等，先后造成「无数命债，都无可奈何地划上潦草的句号」。而她已经执意要为此「追述」、「追究」，「讨个说法」，于是写了本书，「要祭奠五十年前那场政治灾难的死者」，包括她的父亲，因为「中国是有悲哀传统的」。

1957的一场反右运动，后来官方承认有55万人给划为右派分子遭清算，打入另册，过着非人生活，「生命都了断在删节号上」。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55号文件，宣布要为数十万右派分子平反，亦即俗称「摘帽子」，恢复名_，安排工作。有一消息指出，当年给打成右派分子的数量，实际上超过300万人。而章诒和之父并不在「摘帽子」之列。

何良懋今次要为听众介绍章诒和新作，并不是要为这场反右的政治风暴「细说从头」。从书中章诒和娓娓道来的叙述架构中，对于当时这位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建国初期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所受的政治压迫，有着隔代之痛。五十年之后，章诒和感到，今天的年轻人都已经不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为何许人，更不懂「章罗联盟」这个反右运动中的关键字了。所以，何良懋也希望藉着评介这本书，让听众都对中共领导层当年整治知识分子的手法，有所了解。

章诒和写到泪祭罗隆基时，说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公开背信弃义，民主党派未能守身如玉，「中国从此进入一个背叛与变节的时代」。她更深深感受到一个政治劣势社群的堪怜处境，觉得「须用文字记下这些先后被国民党、共产党驱逐出政治舞台、流放于人间之外的人与事。他们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灭，尽管都是败将残兵，其文化生命恐怕要比胜利者更为经久，也更为后人景仰。」（页160）说得多好。这里面，就带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沧凉和悲情，道尽政治交易不道德一面。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参与国共政治对话时，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的立埸偏向中共，可是，中共得势之后，始终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在国共斗争时期，民主人士是中共统战对象，需要他们并且善予利用以攻击政敌；当政权到手之后，民主党派以及中共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可供利用价值所剩无几。到了1957年，当毛泽东发觉民主党派阵营当中，依然有人希望要与中共分享权力，就砍下政治大刀，把民主人士都整批打入冷宫，从此不见天日，背负反动右派的「刺青」，终日不得不乞灵于民众歧视目光中，人格无存。

回顾这一段不堪岁月，章伯钧和他的战友们，也许过份犬儒，政治斗争经验不老练，当然最重要是想不到毛泽东会如此残酷无情，可以从1957年年初的和风细雨式讲话，一下子变脸为专擅的超级暴君行为。章伯钧讲过甚么说话呢？他在1956年曾提出，中国需要新人文主义，希望在新中国搞一套「文艺复兴」，但是「如果得不到精神自由，就没有甚么可搞的」。这就挑中毛泽东死穴，因为自由人不容易管治，不肯服从共产党指挥，那反倒随时使到共产党「没有甚么可搞」了。

其实，要害在于民主党派当年自诩为正确的「八字真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7年4月22日在北京农工委座谈会上，章伯钧说：中国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光靠共产党能搞好吗？比如中共像个理发店，它开在王府井，北京几百万人都要跑到王府井去理发，那多不方便，也理不了那么多人。民主党派也就要在鼓楼、西单开起理发店来；不过，王府井理发店比起鼓楼、西单的理发店好一点就是，共同就都是为人民服务呀！章伯钧跟着加上的一句更令中共吃不消：「我们（民主党派）不要自卑！有些地方，我们是可以教育共产党的。」睡轩之侧，又岂容卧虎啊？

一言以蔽之，都是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惹的祸，偏偏这些是中共当年不允许争取的，因为要一党专政。章伯钧等人触着了政治地雷犹不自知，而这一政治懵懂的代价，终化为一顶戴在头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帽子。

何良懋今次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附录：《云山几盘，江流几湾》

如果你喜欢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你肯定也会喜欢她这本《云山几盘，江流几湾》。这是章诒和'缅怀父辈章伯钧、罗隆基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诉说内心最深沉的痛'的一本书。

章伯钧和罗隆基是民主同盟会的领导人，一直相信自由民主人权。他们相信毛泽东的'百花开放，百家争鸣'，所以批评共产党，结果被打成了大右派。章诒和因为父亲的关系，也别打成右派，也坐了十年牢。但章诒和一直都对她的父亲不弃不离。章诒和的一句：'爸爸，我和你在一起。'深深的父女情尽在不言中。

如 果不是因为章诒和的书，我不会知道有罗隆基这一位一生都在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而努力的先行者。他的罪是："罗隆基如果有罪，那就是，他的话说早了 一点。在'一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逼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炎手可热的时候，他 纠弹贪污；在通令'敦陆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

我们常说历史不应该只是由当权者书写，章诒和的书，正好是中国近代史/反右史的另一面。

（http://inbetweenconfusion.blogspot.com/2008/05/blog-post_30.html）

雲山幾盤，江流幾灣

作者: 章詒和

ISBN: 9789571347752
页数: 276頁
定价: 280 元
出版社: 時報文化
装帧: 平裝
出版年: 2007年12月15日

简介……

　　■本書目錄
　　余英時教授詩作
　　林博文背景導讀
　　章詒和自序
　　雲山幾盤，江流幾灣，天涯極目空腸斷——章伯鈞在一九五七
　　附件一：章伯鈞傳達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的記錄稿
　　附件二：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
　　附件三：章伯鈞右派定性材料
　　順長江，水流殘月——淚祭羅隆基
　　我看到了許多微笑——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頒獎會上的答謝辭
　　附件：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二○○四年度自由寫作獎頒獎辭
　　對查禁《伶人往事》事件的聲明
　　一、我的態度和立場
　　二、我沒有了退路
　　三、事態的變化和我不變的立場——兼告鄔書林先生
　　附件：章詒和行政起訴狀
　　淚往下滴，血朝上湧——胡發雲《如焉》序
　　三千丈清愁鬢髮，五十年春夢繁華——邵燕祥《別了，毛澤東》序
　　一代人的色調——袁鷹《風雲側記》香港序
　　一半煙遮　一半雲埋——周紹昌《行行重行行》序
　　把心叫醒　將魂找回——致謝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
　　染透猩猩血，風釀楚秋天——彭小明《漢字簡化得不償失》序

作者简介 · · · · · ·

　　父親的一生以及父輩的故事，是一頁永遠寫不滿的稿紙。因為他們的生命都了斷在刪節號上……，我相信世上有許多事，會永遠淹沒在黑暗裡。
　 　這本書中章詒和只寫章伯鈞及羅隆基兩個人；一個是她敬愛的父親，一個是她最欣賞的、風度翩翩的羅伯伯。他們都有其人格特質及才情面貌，卻因都是大右派而 淪於同一命運－－都在同一土地上經歷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荒謬時代與黑暗日子。她不只紀念父親及其父執輩，也要大家記住這段歷史，並以動人文字描繪刻寫下 來，成為民族的記憶。今年恰逢反右五十年，書中收錄知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手書「反右」五十年感賦四絕句

格丘山:埋在心中三十年的疑问

(一) 研究所搬迁
(博讯
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1975年左右的事情。

我们的研究所从胜利村搬到八百响，钻井指挥部总部的所在地。这个搬迁将研究所一部分技术人员的家扔在离工作地五十华里外的小村庄里。

从胜利村到八百响，唯一的交通工具是12路公共汽车。大庆的公共汽车不收费，但是服务非常差。每天早上六点发第一辆车开往八百响，以后每小时一辆。从总站 到八百响车行大约一小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赶上六时或者七时发的车，是能够赶上八时上班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人不迟到，有时候甚至到中午才赶到办公室。



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庆的公共汽车有一个坏毛病，如果这个站无人下站，司机基本上不停。胜利村是个小站，很多时候没有人下车，所以不停的可能很大。但这还不 是最坏的，即便有人下车，如果车已比较挤或者司机心情不好，他往往开过站很远后才停车。将车上的人迅速放下后，不等站上等车的人赶到，就赶忙开走了。一到 这种时候，在站上等车的人就拼命向前跑，如果赶在车开前到了，就上去了。这些技术人员大都在四十以上，每一次这样跑完都是气喘吁吁，脸色苍白。有时候虽然 跑到了，但是车太挤，上不去，就一只手抓住车门，一只脚踩在车台阶的边上，车门无法关上，车走不了，僵持不下，司机等得不耐烦了，照样开车。这是极其危险 的，我们就经常这样去上班的。能够这样搭上车，还算运气，最倒霉的时候，在车站上等五，六小时都无法上车。

想起那些在中国北方冬天的寒风中等车的日子，我今天仍感到不寒而栗，那真是艰难的日子。记得81年我初到美国，导师去机场接我。上了车后，导师要我接上安 全皮带，当时很有鸡犬升天之感。一个声音在心里对我说，你现在才是一个人了，我脑子中浮起我一只手抓住车门，一只脚踩在车台阶的边上，车门开着，车在飞跑 的情景。

研究所的党书记刘鬼子(大家背后都这么叫他，以至于我今天记不得他的真名了)，不允许我们每天这样迟到，就勒令住在胜利村的人，必须住在单身宿舍，每周六 回去一次(当时每周工作六天)。在八百响分到房子的人，都是党员和突出政治的人，而被留在胜利村的人，才是研究所的技术主力和老工程师。仗着自己的实力， 所以一场与刘鬼子的战争开始了。

这是一场毅力和耐心的马拉松战，拒绝住单身宿舍的人在刘鬼子的压力下从二十人左右愈来愈减少，最后只剩下一半。过了几天又调到其他单位去了二三个人，只有 六七个人了。这些人既没有本领调走，又不肯屈服，用刘鬼子的话说是粪坑里的屎克郎，又臭又硬。刘鬼子警告说要当心犯政治错误，那时候每天下午五点下班，晚 上七点至九点政治学习，这个政治学习比工作还要重要，长期不参加政治学习已经构成罪名。

我问李XX，最坚决的抵抗者，下面怎么办。他说：" 看不惯老子，让老子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但是调走哪是这么容易的事，必须送礼和求人帮忙。李XX是研究所技术尖子，为人耿直，从不附趋权势，我不相信他会低三下四的去求人的，所以他的调走是实现 不了的空话。

可是这样顶下去，真是很痛苦。每天日头当午了，像贼一样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大家的目光就像刺刀盯着你。加上我政治历史还有问题，极有可能被当作鸡选择出来，杀了吓猴子。我每天忧心忡忡，压力很大，不得不想其他方法了。

(二) 给刘鬼子送礼

研究所盛传刘鬼子很贪婪， 只要送礼事情就好办。我问狗头军师老鲍，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去送礼，被扣上一顶腐蚀革命干部的帽子，不就弄巧成拙了吗？老鲍眼睛中闪过一丝狡 黠的光芒说，"如果是真的，我倒愿意给他送些东西， 化些小钱， 不找麻烦了，日子好过多了，何乐而不为"。我想这小子肯定已经送了，怪不到每天在办公室一付有恃无恐的样子，我决定送礼。

我已经记不得给刘鬼子送的什么礼了，但那笔礼对于我当时菲薄的工资(五百六十大毛)， 一定是很可观的一笔大财。因为妻子叫着说"人家送礼都是装样子，那有你这么送的。" 我提着一个小包像做贼一样， 在刘鬼子的办公室门前绕了半天圈子，心里想着各种可能，他将包扔出来怎么办？万一正在送的时候，外面进来人怎么办？ ……我终于鼓足勇气进去了。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刘鬼子这样和颜悦色，这样通晓人情。会见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以至于我今天回想起 来，也无法将刘鬼子作为一个贪官去痛恨。

也不知是礼的作用，还是我作为一个倔驴对刘鬼子表示的尊敬感动了他，刘鬼子对我的态度好多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有了一份默契，我们是朋友，我再也不用担心来自党的可能伤害了。我想起狗头军师老鲍的话，觉得真是合算买卖。

我终于向刘鬼子提出来要搬到八百响，刘鬼子说确实没有房子，我说我可以住堆货场那个破仓库。那是一间放一个床后，就没有多少空间的小房子，如果那还能叫房 子的话。它是用破木板围成的，顶上用油毡纸铺的一个像棚子的堆工具的地方。刘鬼子为难地说，那怎么能住人，我斩钉截铁般的回答我可以住。这不但能够结束我 每天清晨在零下几十度的酷寒下等几小时的惊险挤车生活，更重要的是这样保证了我能分到下一批正在盖的房子。刘鬼子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

我就在妻子的责备，不情愿和骂声中，与我二岁左右的儿子，小峰一起搬进了这个破烂不堪的地方。当然我们无法做饭，每天到食堂买饭吃。

(三) 夜间大火

在我们搬到这个地方大约二个月，发生了一件我终身难忘的事情。

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我们全家都睡着了。我的睡眠一直是很好的，夜里既不起夜，也不醒，总是一觉到天亮。但是那一天鬼使神差我醒了，否则就没有今天的我， 告诉大家这个故事了。我一睁开眼，发现满房都是烟，抬头一看，房顶上一片火红。我一下跳了起来，将孩子抱着就向外面跑，妻子也跟着我从烟里冲了出来。出来 后我发现，邻接我们这个仓库房的旁边的板房上已是熊熊大火，火冲到房顶，烧焦了的木头正向下塌。在板房的前面三四米的地方，蹲著一排乡下来大庆盖房子的民 工。他们静静的蹲在那里，看着燃烧的火，脸上木然，毫无惊恐的表情。我只穿着背心，短裤，气愤的对着他们又跳又叫： "你们为什么不叫我们？" "你们不知道我们住在隔壁吗？" ……。但是我所有的愤怒，叫喊都像箭撞到石头上一样毫无反应，他们像木乃伊一动也不动地蹲在那里。我顿时感到我们属于不同星球的人，我的道德，文化，思想 使我无法理解他们的冷漠。而且火是他们引起的，他们晚上用一个大铁筒烧原油取暖，铁筒烧红了，慢慢地将铁筒附近的床，被子烧着了，等到他们惊醒的时候，房 子里已经到处是火了。

那一刻，我没有时间去想更多的事，我赶紧去到单身宿舍中将职工都叫起来了，有些职工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就跑到了着火的地方。这时我小小的家已经陷在熊熊的 火焰之中了，没有人去救公家的东西，一个个冲进火中去，帮我抢救那几个锅碗瓢盆。现在看起来也许可笑，但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破家值万金，大家都知道立 一个家是多么不易！

火焰熄灭后，人都散去了。我，妻子和孩子面对着一堆被烧焦的水淋淋的破锅烂盆，已经累得快要倒下来了，以至我每走一步，每去拿一件东西都要用出全身的力气。但是我不能休息，也无处休息，在深夜的黑暗中去检拾归纳那些被抢救出来的水淋淋的东西。

我去抓一件东西的时候，黑暗中看不清楚，加上用力过猛，一根木刺从我的一个指头上穿透过去，我立即晕过去了。妻子胆大，将木刺拔了出来，我不知在昏迷中待 了多长的时间。当我慢慢从昏迷中回过来的时候，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听到妻子正在叫我的声音如此遥远微弱；看着孩子的脸晃如隔世；看到的这个世界陌生、坚 硬、冷飕飕、黑暗和无情。半天后我才想起我是谁，我在什么处境。但是很久后我都不能忘记，那种在昏迷中的状态，诱人，轻松，无忧无虑，一切都带着淡淡的纷 红，甚至甜蜜……。

我必须顽强，必须面对我面临的世界和站立于命运给我的位置，虽然日子实在艰难。

第二天，刘鬼子下令，将单身宿舍腾空了一间，我们就搬进去了。

(四) 灵魂的拷问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些生活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和创伤，今天在记忆中已经渐渐淡漠和模糊。但是那些在黑暗中蹲成一排的民工，在火光中映照的他们无表情 的脸，以及在冬天的黑夜中只穿着短裤背心愤怒的我，光脚在雪地上又跳又叫地对他们的责备，他们毫无反应的麻木和冷酷，在我脑子中仍然那么清晰。为什么？ 我与他们素不相识，这绝对不是一种个人的恩怨可以解释的。是自私？ 是没有道德？ 是仇恨？ 我被其中明显的敌意一次次拷问着。我不相信这些农民本性是邪恶的：我相信在他们互相之间，他们可能是一个好的朋友；在他们的家庭里，他们可能是一个好的丈 夫；在他们的孩子前，他们可能是一个好父亲。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对我，一个不相识的普通大庆职工有这样的敌意呢？ 甚至看着我们葬身于火海而无动于衷呢？

近年来读史书时，读到黄巢起义时，看到这么一段话："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 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 其残忍令我极为震撼。 黄巢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比黄巢更残忍的历史记载比比皆是。例如，"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 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 再如"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马饮惯 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

这种农民起义时的茹毛饮血，令我困惑。我们除了假设中国农民天性的残忍以外，就只能假设在空前严酷的生存条件下极制的不公平造就的一种极制的对抗。我在反 复思考后宁愿接受后者。也就是说这种对于不公平的敌意其实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是一直存在的，在那里默默地日积月累。

几十年的生活告诉我，人可以在一起无怨无悔的共同忍受贫穷，但是人很难长期在一起忍受不公平。除非是在铁链枷锁和刺刀下，不得不去忍受强加的不公平。

(五) 罪源是不公平的制度

我在 "找到自己，丢失了中国"(正在写作)一文中这样写道：" 当我被社会的大厦压到最底层的时候，我仰望这个压在我身上的巨大怪物，它的充满血腥斗争的顶峰，它的密密麻麻的身子上努力向顶峰爬着的芸芸众生，和那被压 在最底层的像我一样在呻吟在挣扎的辱弱生命，令我战粟"。

是的，在这个社会的大厦上，今天已经远离大厦的底层的我，仰望比我高的上层时，对它的贪污，腐化，穷奢极欲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我在大庆工作的时候已 是脱离"穿着满是窟窿的衣服，在冰雪覆盖的荒原上顶著北风行走的"劳改生活有一些日子了。我也算是一个吃国家饭的技术干部，相对于被农村户口限制在土地 上，没有国家粮食和医疗保证，而且必须在统购统销的掠夺政策下以极其低的价格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国家的农民来说，我也是压在它们身上的那个大厦的一部分。 虽然在我的上面，我也被大厦的沉重压得气也喘不过来，但是这些，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我也无法苛求他们明白。他们对我的敌意至少不亚于我对当今贪污腐败官 僚的敌意，我想，我不属于他们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如果我在那场火中被烧死，他们不会有任何同情和自责，就像我看到那些贪官污吏被送到监狱，不会有任 何同情一样。

罪源是不公平的制度。

农民不懂得复杂的道理，不懂得高深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不会对不公平，对压迫，对歧视，对愚弄不懂。也许是以他们的麻木，他们的迷信，他们的宿命在接受 它，忍受它，同时他们的敌意和对抗也日日在默默地累积。这种敌意和对抗，在一般的日子中，被国家的武装压制在那里，不能像烈火那样燃烧起来。但是一旦灾荒 到来，农民无法生存时，亿万农民反正是一死时，他们就会像密密麻麻的蝗虫一样向社会的大厦冲去，虽然一片片，一排排的倒下去，更多的又会涌上来。尽管历史 上大部分的农民反抗都会被正式训练过的武装和铁骑镇压下去，但是一旦农民的反抗冲出一个决口和通道的时候，他们就像洪水决堤一样向大地冲去，那些压抑在他 们心中千百年的屈辱和不公平也就滚滚地像洪水向文明冲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种愤怒和撕杀，于是中国历史上的茹毛饮血和残忍也就又一次洗涤和震荡中国 大地。

但是这种仇恨、洗涤和震荡怎么能够结束不公平？它只是开始了一轮新的不公平而已。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像一头无理智的野牛在这种压迫和杀戮的轮回中冲撞，找不到出路吗？

是的，一切罪孽不是源自于人的贫穷，不是源自于人的富贵，而是人不能忍受不公平。

穷无罪，富无罪，不公平有罪。

建立在不公平上的稳定和和谐只是一个假象，即便它用刺刀和坦克维持着，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使我锲而不舍地不可控制地去思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途径？它能给中国带来相对的稳定和和谐，而我三十年前的那次小小的惊险只是那个表面上的稳定和和谐的一 次小小的网破鱼漏而已。

冉云飞：地震“表演艺术家”排行榜

梁文道兄在余秋雨发表"含泪劝告"后，写过一篇《除了大局，还有历史》的文章，非常好。中国的确是个注重历史评价的国家，但历史在中国历来是被掩盖 和阉割的，因而历史评价的不可靠以及对现实纠正的无力感，还是相当强烈的。即历史评价只对那些看重历史评价，对历史评价还稍有敬畏的人才有效。由于六十年 来的颠倒黑白，以及现实利益的绑架，已经使许多人不再注重历史评价以及身前身后名了，他们只注重眼前利益，就可以颠倒黑白，有奶便是娘。

地 震是毁损房屋的罪魁，这话不假。但你在建筑过程中的偷工减料（这里面已有调查与报道，且有相关当事人承认），难道不是人祸吗？发生了灾难尤其是学校校舍大 量倒塌与学生死伤的灾难，这里面的人祸因素不仅没有认真的反省和追究责任，还想一古脑儿地掩盖下来，如此强硬掩盖到底意欲何为？天灾我们得承受，但诱发天 灾的人祸和在天灾后人祸对天灾的发酵和放大，应该得到必要的追究，凡是亲历者，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将其记录下来，广泛地传播。《南方周末》的朋友们曾比较 天真地（当然他们是内心想社会因此而改善得更好）说"震出一个新中国"，"一个新中国"没有震出来，倒是震出一堆可耻的知识分子，以及不少无耻的官员，将 不尊重个体生命的制度暴露无遗。

震出的可耻的人中，当然有不少官员，但一些官员的可耻已是他 们的常态，应该另外专文来论述。我这里单独拿出来说的"表演"名单，是因为他们多半可算是知识分子，应该给他们这次地震后的"表演"记录下来。我根据自己 所知晓的他们的表演，以及昨天《成都日报》的"雄文"《地震是毁房罪魁 幸存者应理性看待未来》，整理一份震后表演艺术家的名单如后，请大家及时补充。以后民间也可以搞个"光荣榜"（把他们的上榜理由列出来），让他们的"荣 光"传遍四方。

一：余秋雨（作家）

二：王兆山（作家，山东作协副主席）

三：司马南（闻人）

四：朱介寿（成都理工大学深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五：陈正祥（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总工程师）

六：高永昭（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七：向朝阳（成都日报记者）

八：周光权（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九：陈兴良（北大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