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146）——继续通知、继续跟进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146）

——继续通知、继续跟进

上期“跟进”中，我说中国国家图书馆没有对美国地方法院“李锐资料归属案”的裁决提起上诉，应该是主管此案李锐资料134专案组（LimsTim134）的决定。这个推测在本月以无论如何大开脑洞也想不到的方式得到了证实。

9月19日，在东欧游历半个多月后，我们从法兰克福乘美联航班机飞回旧金山。我的座位是一排靠窗，巴悌忠的座位在我后面。正在整理行囊，身后飘过一声有些犹疑的招呼：“Ms. Li.”我下意识地回头寻声，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咫尺相对的会是张玉珍/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美国代理律师福赛特。他的座位与我同排，在走道的另一侧。我看着他那双显然也有些不敢置信的眼睛脱口而出：“世界怎么会这么小！上天居然为我的书准备了如此精彩的情节！”福赛特似乎仍处在错愕之中不知如何回应。我抓住了这不可思议的天赐良机，迅即提问：“我有个问题，你如果觉得不方便不必回答。”

他秒回：“什么问题？”

我秒接：“不上诉是谁的决定？是你建议他们那么做，还是他们自己决定这么做？”

没有些许的踌躇，他说：“跟我没有关系，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我的嘴角翘了起来：“谢谢你让我知道。”

对话间，我看到福赛特旁边座位有位女士一直站立着望向我们，脸拉得有点长。我问：“这位是你的夫人？”福赛特侧过身，让我和那位女士直接相对，说：“是，她是我的妻子。”

我冲福赛特的妻子笑了笑：“很高兴遇到你。”

她却有些不悦地问福赛特：“她是谁呀？”

福赛特只回答了两个字：“Li Rui’s Daughter（李锐的女儿）。”

显然，她知道老公曾经手的案子，一脸的无法相信：“世界真是太小了！”

大约察觉到妻子的不悦，福赛特对我笑笑，低下头摆弄起座位上的枕头、毯子。我转向坐在我后面的悌忠，他说：“这简直是百万分之一的机率！不信有上帝之手都不成！”

有心的读者可能会记得我在“跟进144”中提到地方法院裁决的最后一条：“作为本案胜诉方斯坦福和李南央有权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4(d)(1)条追回其合理费用。”这里的“合理费用”指的是我方聘请专家证人、取证证人等费用。斯坦福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了支付请求吗？答案是“没有。”作为胜诉一方斯坦福的立场是：“相对整个案件而言，这些费用数额相当有限。为了以非对抗性的方式推进事态，斯坦福/胡佛方面决定不提交相关申请。”

在“李锐资料归属权案”的初始，我对斯坦福大学不愿因这个案件影响她在北京大学内的斯坦福中心的运作而举棋不定是完全不理解的。结案后的今天，斯坦福大学在我方完胜之后不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穷追猛打，这个选择我认同。

这次在欧洲游历，我们在波兰首都华沙参观了位于瓦津基公园的美希莱维茨基宫内曾经的中美华沙会谈厅。厅内的介绍牌子上写着：

1958年至1979年间，在瓦津基皇家公园梅西莱维茨基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举行过数十次会谈。这是当时中美之间对话沟通的主要途径，对两国建立互信、维护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没有中美华沙会谈，就不会有后来1971年的尼克松宣佈访华和最后1979年的中美建交。很难想象，在视资本主义为万恶之源、美帝国主义为中国人民头号敌人的毛泽东年代，中美之间会在一座波兰的前王宫中一间佈置的绝不无产阶级化的厅内举行过会谈，而且不是一次，是数十次。联想到几天前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答各方对总统川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的质疑的回复：“对于两个拥有庞大经济和军事体量的强国而言，直接沟通是必要的。”他将川普与习近平的会谈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会谈进行了类比。

在十多个小时的航行途中，我和张玉珍的律师福赛特没有再说过一句话，商务仓的小包座将乘客隔在互不打扰的各自空间。直到飞机平稳落地旧金山机场，乘客纷纷起身去取头顶行李舱内的箱子，我与福赛特不可避免地再次直面相对。

我微颔告别说：“很高兴遇到你。”

他颇真诚地回应：“我也是。”

我又说：“我正在写案子的书，书中当然提到了你。你若愿意看，出版后我会告知你。”

他说：“请一定，很期待。”

换到八年前，我想我能忍住不对张玉珍的美国代理律师怒目而视就不错了。现在，我对美国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法律体系有了更多的理解，我也从斯坦福的律师那儿学会了看问题的不同视角。是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国家又有那么多不同的制度、信仰、意识形态、文化、历史……即使是无可避免、迫在眉睫的你死我活，留有沟通渠道、保持对话、不把事情做绝，似乎是持有常识的政府、抑或个人的睿智选择。

回到我的“状告海关案”。上期“跟进”发出后，一位读者来电说：

祝贺您，南央大姐！您终于胜利了，正义终于胜利了！

但愿您还剩下的一个案件能够在您和我们的有生之年也得到胜利！！

我回复说：

是真相胜利了。在美国真相是可以获胜的。在那边，真相是可以被伪造的。“海关案”若获开庭日，或许是“真相”可以不再被伪造或掩饰的开端。

9月10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向我发出了第32次“延审通知”。他们继续“通知”，我继续“跟进”。

202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