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6-5
【人物春秋】
（原载北美世界日报2006/11/05）
/曾慧燕
經過牢獄之災的考驗，目前為自由撰稿人、靠賣文維生的高瑜，更加珍視手中筆。難得的是，雖然長期身處逆境，她總是以樂觀堅強的態度面對。
「六四之後，我一直處於『你有槍，我有筆』的境地，這也是歷史對我的選擇。」
二度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頒發「新聞勇氣獎」的中國大陸知名女記者高瑜，10月24日在紐約出席頒獎禮時，擲地有聲的一番說話，令與會者十分動容，贏得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
對於再度得獎，高瑜的心情非常複雜矛盾。她說對個人來說固然是榮譽，「但對自己的國家，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因為這次與她同獲勇氣獎的女記者，是在伊拉克採訪時被綁架82天的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女記者吉兒‧卡洛（Jill Carroll），以及因揭露政治黑幕被炸彈炸掉一臂一腿的黎巴嫩電視記者柴狄克 (May Chidiac），她們在報導戰爭、政治和女權運動題材時，表現出獻身精神和無畏勇氣。高瑜認為她們得獎的原因是受恐怖分子迫害。
在此情況下，高瑜說她的得獎，說明九一一後，國際社會在加強反恐工作的同時，並沒有忘記對極權國家人權問題的關注，希望人民有新聞自由和知情權。
高瑜說，中國雖然在經濟總量上世界排名第六，但不進行政治改革，在新聞自由方面，在世界168個國家和地區中，竟然排名第163位。1995年她首次得獎，由於當時仍在獄中服刑未能前來美國領獎，深以為憾。她估計這也是她再獲「新聞勇氣獎」的原因之一。
高瑜說，得獎不僅是她個人的榮譽，更是對現時在中國敢於揭露貪腐不公的新聞工作者和維權人士的肯定。
她說：「我沒想到他們會第二次給我這個獎，可能是想給我更大的鼓勵。比我優秀的中國記者有的是，比我遭受迫害更深的記者也多的是。之所以選擇了我，主要是六四以後的新聞報導，我關注中國的問題，特別關注中國在現在的這種極權體制下如何走向憲政。沒有憲政就不會有新聞自由，這說明中國的問題得到世界傳媒的關注。」
推薦高瑜競逐此一獎項的中文獨立筆會會長劉曉波說，獨立筆會對高瑜得獎非常欣慰，從中感受到國際社會對中國新聞自由的關注。
歸心似箭 伉儷情深義更重
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的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從1990年開始，設有終身貢獻獎及勇氣獎兩個獎項，旨在表揚表現傑出、在艱難環境下堅持新聞獨立自由的女性新聞工作者。高瑜是該獎設立16年來首位兩次得獎者。主辦單位於10月24日和11月2日，在美東的紐約和美西的洛杉磯，分別舉行隆重的頒獎儀式。
10月24日，在紐約華道夫酒店的頒獎禮上，「新聞勇氣獎」評審委員會主席伍卓福 (Judy Woodruff) 在致開幕辭時表示：「幾位得獎人致力公正誠實的報導，不畏危險，她們不愧是新聞自由的先鋒。」她特別提到，高瑜以報導中國政治和經濟問題見稱。
1999年3月，高瑜將近刑滿時以保外就醫名義釋放。高瑜的寫作和在八九民運期間的介入，表現了她甘冒人身安全和前途受挫的危險，為爭取言論自由、民主和人權的信念做出了貢獻。
華盛頓周刊執行編輯格溫·艾費爾在介紹高瑜時說：「中國是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不聽話的編輯和記者被解雇或降職，與當局、中宣部口徑不一的出版物被停刊。中國上網人數雖過千萬，卻被當局安裝了防火牆。」
大會在頒獎禮上播放了紀錄每位得獎人事蹟的短片。高瑜在會上發表講話時，首先感謝獨立中文筆會、中國大陸學者李普、何家棟及香港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對她的提名推薦。
高瑜說，1995年她第一次獲得勇氣獎，那時她第二次被捕，正在北京最偏僻的一所監獄 (延慶監獄 )裡服刑。她曾給當時的中國司法部長寫信，要求書面向大會表達她的謝意。「我的信被獄警當場撕掉」。
她說，那一年，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曾邀請她丈夫來美代表她領獎，令當局恐慌。北京市安全局與她丈夫談判，以給她保外就醫為條件要求他配合，為了她早日獲得自由，他丈夫放棄了領獎，「事實證明當局只是欺騙」。
1993年她第二次被捕，拘留證上除了姓名、日期，全是空白，沒有說明拘捕她是什麼罪名，也沒有解釋她犯了哪條法律，「因為逮捕我根本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13個月之後，高瑜被北京中級人民法院以「洩漏國家機密罪」判處6年徒刑。
她說：「中國從19世紀建立了現代傳媒，新聞從業人就有著優秀傳統。但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消滅了中國的民營報紙，也用政治暴力閹割了中國新聞人的獨立精神。當局對歷史要求忘卻，對現實要求粉飾。講真話、報導真相的新聞記者都要被開除，甚至更糟。」
高瑜最後引用中國新聞先驅史量才的話：「你有槍，我有筆。」她說：「史量才先生1934年被國民黨政府的特務槍殺在杭州西子湖畔。」
紐約頒獎儀式結束後，有位與會的美國商界人士趨前問高瑜：「你還會不會回中國？」高瑜給了肯定答案，那人表示擔心她回去後的安全。
高瑜預定11月3日自洛杉磯飛回北京。她甚至歸心如箭，因為她不放心因中風而臥在病榻上的丈夫趙元康。「我先後兩次被捕，他為我日夜奔走操心，我欠他的情一輩子也無法還清。」
有位美國記者問她：「你得獎後，回到中國會否受到熱烈歡迎？」高瑜說，她不但不會受到歡迎，現在還不知是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她。她希望政府做得大度些，讓人民有自由發表意見、表達心聲的權利。
她說，從前中國老百姓被逼上梁山造反，後來又跟隨毛澤東上井崗山，現在大陸社會的狀況，不存在老百姓造反的可能性，「而且現在也無梁山、井崗山可上」。
49年夾道歡迎 、89年寸步難行、62歲的高瑜，按照中國傳統說法，已經「年逾花甲」，但仍風姿綽約，儘管歷盡坎坷，二度飽嘗鐵窗風味，外表看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她身高166公分，北京新聞文化界提到年輕時的「小高」，都說「那個漂亮的女記者」。
高瑜說她也是六四受害者，先後兩次被捕，弄得渾身是病，健康受到極大損害。她在獄中患有嚴重皮膚病，全身長滿紅疹，手掌全部裂開鮮血淋漓。她的家庭也付出巨大代價，她的母親在她第一次被捕時擔驚受怕，中風後成了植物人，於1999年11月病逝；她的丈夫也因長期精神、經濟壓力心力交瘁，近年連續中風，腦血栓引致半身不遂。
高瑜回憶第一次被捕，「是被北京市安全局綁架的」。她與綁架她的便衣警察，「都成為沒有聽到當晚槍聲的人」。因六四當晚，她被軟禁在北京郊區平谷縣，屠殺的槍聲響起時，她累得已經「呼呼大睡」，而且由於距離太遠，「即使不睡也聽不到槍聲」。
1989年6月3日早上，她出門上班時，在她居住的胡同口，停著一輛轎車，車上下來兩個便衣，問她：「是不是高瑜？」她才說是，就被兩人「扔到車上」了，「那一刻，我真的好後悔啊！」
「後悔什麼？」她笑說：「後悔沒有練過武功，否則哪能這樣輕而易舉就束手就擒。」
她被「綁架」後，內心一點也不慌張。她一直追問對方要幹啥？對方叫她不要多問，只說「跟我們走一趟，有人要問你話」。她被兩名大漢一左一右夾在車中間不能動彈，她暗忖，「大不了拉我去蘆溝橋槍斃？」
「綁架」她的轎車到了北京麗都飯店後，換了女警察坐在她旁邊，一直押送到平谷縣。接著開始審查，她一直追問抓她「有沒有手續」？對方表示，「這個問題問得好」，言下之意，沒有手續的原因是為高瑜「預留下台階」，反過來「還要我感激他們」。
過了幾天，安全人員給高瑜提供了一個小電視機，每天給她播放錄像，內容全是「暴徒燒軍車」，解放軍戰士被「開膛破肚」的焦屍等，但就完全看不到民眾被屠殺的鏡頭。不過，對政治敏感的高瑜，已經意識到「解放軍清場肯定遭遇群眾的殊死抵抗」。
她感慨地說，1949年，北京老百姓夾道歡迎解放軍進城；1989年，解放軍在北京城卻寸步難行。
高瑜第一次確實知道人民軍隊向人民開槍，距六四事件已經過了相當長一段日子，她與看守人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們才偷偷告訴她，六四開槍「打死了很多孩子」，「有個十三、四歲的男孩，手裡拿了半塊磚頭，也被當成暴徒打死了」。
6月3日晚上，高瑜沒有回家，家人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出了大事」。直到六四凌晨槍聲大作，她的17歲兒子趙萌，跟著幾個小青年在家附近不停看到有人往中日醫院送屍體，看到一具老人的屍體因眼睛中槍被打了一個血淋淋的大窟窿，死狀甚慘，幾個年輕人都非常激動，不顧自身安危跑去質問在附近駐守的解放軍：「這位老人有什麼罪？你們為何要殺死他？」
據趙萌後來對高瑜轉述，那些士兵當時也顯得很無奈，一名軍官讓手下戰士出示手握的自動步槍給他們看，說槍膛內沒有子彈，打死老人的不是他們這支部隊。正當趙萌的悲憤情緒還未平復時，突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你怎麼還不趕快回家！你家出了大事了，你媽失蹤了！」
趙萌扭頭一看，來人是住在同一棟樓裡的「大哥哥」，是爸爸因天亮了還未見媽媽回家，特地差人前來尋他的。趙萌這一驚非同小可。回家一看，媽媽果然不知所終，父親正在急得團團轉。
高瑜與趙萌母子情深。趙萌擔心母親安危，三天三夜沒有閤眼，不吃不喝。趙元康擔心兒子年少衝動，日夜在家守著兒子不准他出門。6月5日北京當局追緝在和平街北口13路公交車總站燒公車的28名「暴徒」，波及高瑜附近的居民樓，當晚槍聲大作，趙元康唯恐兒子出事，端著板凳在兒子床前守了一晚，只要兒子一翻身，就把他往下按。天可憐見，由於趙萌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得不行，迷迷糊糊昏睡一晚。翌日附近居民樓解放軍掃射留下的彈孔清晰可見，問趙萌：「昨晚聽到了什麼？」他說聽到「鞭炮聲」響了一夜。
「失蹤」三月半 生死成謎
高瑜被「綁架」三個半月後始通知家人，期間生死成謎，家人受盡「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煎熬。這邊廂急壞了她的丈夫趙元康，由於要看護兒子，還要瞞著高瑜82歲的老母親，無法抽身外出尋妻。只好向高瑜當空軍的弟弟求救。高弟住在空軍大院內，部隊規定「不许出大院，不许穿裝」。高弟換上便衣，騎著摩托車，穿過槍林彈雨的三環路，開始畢生難忘的尋「屍」之旅。
高瑜弟弟後來回憶，他尋找的第一間醫院是位於北京西城區的復興醫院，當時不但停屍間堆滿了屍體，連醫院停放自行車的車棚都「爆棚」。高弟在停屍間逐一查看，最難忘的是在打開其中一個停屍間時，由於存放的屍體太多，門剛拉開裡面的屍體就「滾」了出來，高瑜弟弟聽到後面一個女孩子撕心裂肺哭叫「爸爸！」原來女孩認出其中一具屍體是她的父親。
高弟一看前面的全是男屍，只有最裡面有幾具女屍，陣陣臭味撲面而來。高弟跑到外面買了一條毛巾，灑上消毒水，再回到停屍間翻尋裡面的女屍，證實不是高瑜。
接連多天，高弟跑遍全北京四十多所醫院尋找高瑜，這段「扒屍體」的經歷刻骨銘心。事隔十多年，高瑜提起仍心情激動。
經過幾個月的「審查」，查不出高瑜有任何問題。事實上，八九民運期間，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為了要給學生和政府解圍，要高瑜到天安門廣場勸告學生「停止絕食，退出廣場」，爭取和全國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對話，謀求和平結束學運。
在學生要求下，高瑜為學生起草了一份《告全國同胞書》和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信，提出如果軍隊不進城，學生立即撤出廣場，表示了學生願意和平解決危機的意願。沒想到她後來成為在整個六四鎮壓第一個被捕的首都知識界人士。
1990年2月，高瑜已知道當局決定不起訴她，但不知是誰從中作梗，一直將她軟禁在安全局一處秘密監禁地點。連看守她的一名安全局官員都為她抱不平，問她究竟得罪誰了？「沒事了」還不放她回家。
身體一向健康的高瑜，關押期間患了心絞痛，1990年8月10日第一次發作，突然渾身虛脫昏倒在地。有關方面大概怕出人命，8月28日放她回家。
在高瑜被軟禁期間，家人最初哄著她的老母親，說高瑜出差了，後來又騙她說高瑜到美國訪問了。瞞到最後，實在瞞不住了。高老太太心疼愛女，氣得「天天罵鄧小平」。老人家還對高瑜兒子說：「姥姥八十多歲了，活夠了；但你還年輕，姥姥可以罵鄧小平，你可不能罵。」
高瑜笑說：「我媽媽就是靠罵鄧小平熬過那段日子的。」
老太太日盼夜盼，終於盼到高瑜回家，喜出望外，當時還追著押送她回家的安全人員問：「你們還會不會把我女兒帶走？」
鄰居們聽說高瑜回家了，傾樓而出熱烈歡迎，場面感人。他們還七嘴八舌指責送她回來的安全人員為何要關押「小高」 (十多年前的高瑜還是「小高」 )？此情此景高瑜畢生難忘。
高老太太在高瑜被「綁架」期間，全憑一股盼望愛女早日歸來的精神力量支撐度日。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到愛女平安歸來，這一口氣一洩，老太太不行了。高瑜回家才二十多天，老太太突然中風，不能說話，最後成了「植物人」14個月後離世。
在劫難逃 厄運再度降臨
高瑜雖獲釋回家，苦日子卻在後頭，儘管她是無罪釋放，但主管《經濟學周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沒有給她安排工作，也不給出路。她沒有經濟收入，只靠丈夫過去在軍隊的退休金度日。
1993年9月23日，中國第一次申辦奧運會失敗，高瑜第二次厄運隨之降臨，或许在劫難逃。1993年10月2日，在她準備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任訪問學者前夕再次被捕。本來她的飛機票是9月23日自北京飛香港的，然後逗留數天再飛紐約。由於凡事為人著想的個性，她考慮到申奧當天抵港，會使接待她的新聞界朋友忙上加忙，因此決定改為10月4日動身，沒想到這一改，卻使她身陷牢籠。
經過秘密審理，1994年11月10日，高瑜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洩漏國家重要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高瑜表示，當局指控她「洩漏國家重要機密」，根本就是莫須有的罪名。主要是根據她「主動坦白交代」，為親北京的香港《鏡報》月刊寫了兩篇文章。她說其實文章內容都是針對已經公開的資料發表評論，比如評論國務院大幅加薪的文章，此前香港文匯報已有報導，毫無「機密」可言。當局卻以此羅織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香港《鏡報》董事長徐四民撰文回憶，高瑜給《鏡報》寫文章，開頭每期一篇，都來自中國新聞社專稿部。由於文字流暢、新聞性高，頗受香港及海外讀者的歡迎。
1985年，北京《開拓》雜誌發表劉賓雁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震動中外文壇。劉賓雁當時是《人民日報》著名記者，經常為從內地到北京反映問題的勞苦大眾申訴，有「冤情大使」、「劉青天」之稱。《開拓》因發劉文被迫停刊，主編何家棟被迫停職，劉賓雁身處困境。後來，由胡耀邦總書記做了決定：劉賓雁不適合當記者，還是去當作家吧！
在這個關鍵時刻，高瑜於1985年9月，在《鏡報》發表聲援劉賓雁的四千字專稿《劉賓雁退出文壇》，獲香港外國通迅社競相轉發，以及海外華文報紙廣泛轉載。這是高瑜的成名之作，但也因此受到中新社嚴厲批評，她的「頂頭上司」、專稿部主任馮鉅昌 (已故 )被撤職。
高瑜稍後被借調到中新社的電影部，參與大型彩色電影紀錄片《鄧小平與現代中國》的製片，因此有機會接觸到更多與鄧小平有交往的高層人物，為《鏡報》寫出更多有分量的重頭文章，但也令她付出身陷囹圄的代價。
高瑜至今引以為傲的是，1988年她在《經濟學周刊》發表重要文章《關於時局的對話———記嚴家其與溫元凱的對話》，嚴、溫對話是一次學者關於改革問題的學術對話，文中的觀點三年後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得到驗證。
可是，由於這篇報導部分內容是談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呼籲走憲政之路，尤其提出中國再也不能出現「非程序性權力更迭」，結果被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六四」後別有用心的指為「倒鄧保趙」，被定為動亂、暴亂的政治網領。高瑜第二次被捕後，更被新老帳一起算，成為「罪證」之一。
事隔多年，高瑜認為她第二次被捕判刑的原因是中國申奧失敗，她「成了中國政府向西方社會表示強硬立場的一張人質牌」。當時正好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生院邀請她做訪問學者，她成了被遷怒的對象。
1999年2月15日(中國農曆大除夕)，高瑜將近服刑期滿時，當局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將她釋放。高瑜表示，1997年服刑期間，她差點作為中美關係談判的籌碼被驅逐到美國，但因為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給她頒發「新聞自由獎」，引起中國當局憤怒而改變原計畫，她多坐了兩年牢。
高瑜說，1997年江澤民即將訪美，美方表示關切中國異議人士，名單中魏京生排第一，她排第二。當時中國說，除了魏京生，別人都可以考慮。歐布萊特對錢其琛說，美國最重視新聞自由。「結果這次的政治交換沒有成功。
兩次牢獄生涯，令高瑜變成「藥煲」，每天須定時服藥。她在北京延慶監獄服刑時，一度生命危殆，在犯人點名時突然暈倒，經急救才脫離危險。除了在獄中出現心絞痛、心臟供血不足、類風濕關節炎、皮膚病外，她出獄後才發現，子宮內長了個直徑八厘米的腫瘤。大陸醫生一般建議子宮瘤大於五厘米就應割除，但經濟拮据的高瑜，無法負擔約一、兩萬元人民幣的手術費。
誰怕誰 筆桿子對槍桿子
經過牢獄之災的考驗，目前為自由撰稿人、靠賣文維生的高瑜，更加珍視手中的筆。難得的是，雖然長期身處逆境，她總是以樂觀堅強的態度面對。
她說從少女時代立志投身新聞事業開始，就以中國報業巨子史量才的「你有槍，我有筆」為座右銘。
史量才當時作為中國最繁華城市上海發行量最大報紙《申報》的發行人，曾當面向蔣介石嗆聲：「你手握百萬大軍，我手裡也有百萬讀者。」完全一副「誰怕誰」的傲骨。儘管最後筆桿子不敵槍桿子，史量才在滬杭公路上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槍殺。但他捍衛正義與堅守良知的精神，不為權力所嚇倒，不為金錢所打動的中國報人的骨氣和勇氣，為高瑜樹立了學習榜樣。
高瑜後來如願進入新聞界工作，並成為知名女記者。她發現中國的政治現實，距離她的新聞理想有太大差距。「從我懂事開始，就不知新聞自由為何物」。直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學運風起雲湧，「中國新聞界才第一次真正發出自己的聲音。」
●●●高瑜小檔案●●●
高瑜，祖籍中國河南，1944年生於四川重慶。原任中國新聞社記者，1989年擔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因六四事件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秘密綁架，一直軟禁到1990年8月28日獲釋。1993年10月2日，在她準備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任訪問學者前夕，再次被捕，經過秘密審理，1994年11月10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洩漏國家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1999年2月15日，以保外就醫名義獲釋。
●●●得獎紀錄●●●
1995年5月，尚在獄中的高瑜獲國際報業發行人協會在法國巴黎頒發「自由金筆獎」；
1995年11月6日，首次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
1997年5月3日，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首屆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
2000年5月，獲在日內瓦頒發的全球20世紀1950-2000年50名新聞自由英雄獎；
2006年6月，再度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頒發「新聞勇氣獎」。
（原载北美世界日报2006/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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