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历史合作社”《中国词儿》故事会上的讲话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
一． 曾经相信“人的命天注定”。
小时候母亲请人给我算了一命，算命先生说我这辈子是：“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忽闻楚歌、一败涂地。”果然，我从小学到中学，年年都是前三名， 1946 年十七岁时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清华又赶上创建新中国的革命高潮，加入了共产党、当上了解放军、 1949 年迎接了全国解放。我刚满 20 岁，就当上了军官。真是“七十二战、战无不胜”！
哪知我所在的 180 师随即参加了朝鲜战争，在担任掩护全军后撤的任务时，陷入了美军重重包围，我身边无数战友在突围时被炸死、烧死、淹死、病死，我虽然侥幸捡了条命，却没有逃脱被俘的厄运！在战俘营里，美国为了迫使战俘们去台湾，派遣反共战俘对战俘营实施恐怖统治，强迫难友们在要求去台湾的请愿书上签名、按血手印；强行将反共标语、国民党党徽刺刻在难友们的肉身上。我和战友们秘密成立了地下组织，带领要求回国的难友进行了极其艰难又异常坚决的抗争。我们曾经跟朝鲜难友一起，冒着被集体屠杀的风险，把美军的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扣押为人质，召开了战俘代表大会，迫使他向世界舆论公开承认了美军在战俘营的罪行。事后，全体战俘代表都被判为“战犯”备受折磨。我作为中国战俘总代表未能幸免。而我遣返归国后却被打成“叛徒”、“右派”，承受了三十年磨难。真的是“忽闻楚歌、一败涂地”！这曾经使我相信“人的命运确实是由天注定”。
二． 后来我发现：应该是性格决定命运。
1969 年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我被打成“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抓进“牛棚”。当天学校“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对我的声势浩大的全校批斗会。当高音喇叭里喊出：“把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张泽石押上来！”，我就被两个红卫兵揪着头发、反剪着双臂推搡上台，先是一位老师揭发我在朝鲜战场上怎么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在战俘营怎么给美国鬼子当汉奸翻译，又怎么被派回国来当美国间谍 ! 然后是一个学生批判我在英语课堂上处心积虑地替美帝国主义培养洋奴！会场上“打倒大叛徒张泽石！”，“张泽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当天深夜，专案组又派“群众专政队”的红卫兵把我押去单独审讯。那位专案组长对我说：“张泽石！就你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人、又一直在教会学校接受洋奴教育、还跑到战俘营当翻译成天跟美国鬼子混在一起，鬼才相信你会拒绝去美国、拒绝去台湾！我们奉劝你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被美国鬼子派遣回来又干了哪些间谍勾当为好！”。我申辩说：“我是作为坚决要求归国的志愿军战俘总代表被国家指名要回来的，请你们到军事博物馆去查一下档案就清楚了。”话刚说完，就听押着我的红卫兵喝斥道：“你他妈的还敢臭表功！”随即就狠狠地踢了我几脚。这时专案组长向那两个红卫兵摆了摆手，对我说：“我们并不想逼你招供，是你的顽固激起了革命小将的阶级义愤，你回去好好写份书面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当我被押回到囚室门口时，一个“革命小将”猛一脚将我踹进门，我趴在地上听到他的怒吼：“你他妈的还敢嘴硬！”。我在黑暗中爬起来摸到自已的床沿，一边揉搓被撞疼的膝盖一边对自己说：“我他妈的下辈子一定要投胎工农家庭，一定要当个文盲！”；又想：“当年你在清华要是老老实实读书，或者被俘后答应去了美国，就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你完全是自讨苦吃，咎由自取！”
那年我 40 岁，正好到了孔老夫子说的“不惑之年”。但我却是从那时起开始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产生了疑惑。我想起清华园里当时有两千多同学，像我这样完全抛弃学业参加共产党闹革命的并不多。即使参加了共产党坚决要去参军当上志愿军的更少，而被抓进战俘营当上美军俘虏的清华大学生就只有我一个了。
在被关押在牛棚里的那些痛苦的不眠之夜里，我审视了自己当年在清华大学怎么竟然从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的经历。那正是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1945 年，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我正在四川成都私立铭贤中学高中二年级上学。暑假的一天，我们基督教团契的唱诗班正在城里慰问伤残抗日荣誉军人，忽然听到报童高喊：“号外！号外！美国的原子弹炸得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啦！”顷刻之间，人们都涌到大街上欢呼流泪，互相拥抱！
回到学校，物理老师给我们讲解原子弹是怎么回事。他介绍了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质量与能量的转换公式： E=MC 2 （即质量是以光速的平方倍转化为能量），又讲了居里夫人发现金属铀原子核的自动分裂及其质能转换过程。接着说：“哪一天要是中国也有了原子弹，看谁再敢欺侮我们！”老师最后说：“我老啦，只盼望你们这一代，女生中能出一个中国的居里夫人，男生里能出一个中国的爱因斯坦。”物理老师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1946 年夏，我满怀着要当中国爱因斯坦的梦想，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那一年是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第一次在全国招生，我们重庆考区报考清华的学生超出一万人，最后只录取了 200 名。
尽管我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但是要由重庆赶到北平去上学，在那个年月真是困难重重。首先是交通不便。长年战乱之后各省之间的陆路交通尚未恢复，由重庆去北平只能坐船出三峡、到上海换海轮，绕道黄海渤海，经天津去北平。更麻烦的是我们班里只有我一个人考上清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爸妈不放心年仅 17 岁的儿子独自远行，我自己也心虚胆怯。
比我大两岁的同窗好友王凤翔，他没考上清华但考取了重庆大学，我也考上了重大。我便跟他说：“我俩一起读重庆大学得了。”他立刻瞪大眼睛冲我吼道：“你，你！我要是考上了清华物理系，打死我也不能放弃！你这个弟娃太没出息了！走，我送你去北平！”他果真放弃了上重庆大学，护着我在路途上辗转将近一个月，千里迢迢去了清华园！还陪着我在教务处报到、提着我的行李卷把我送进宿舍，最后又叮咛我：“别忘了物理老师的话！我们全班同学把老师的期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见我含泪点头才放心离去。我就是这样在同班学长的护送下踏进了我日思夜想的清华园。那已经是 1946 年 10 月初的事了。
六十八年前的清华园真是一个世外桃源。清华园里有一流的教学设备，更有一流的教授。不只是有张东荪、周培源、吴有训、华罗庚这些当时中国物理学界、数学界的顶级大师，也有朱自清、吴晗、张奚若、费孝通这些文史哲社会学科方面的大师。梅贻琦校长更是广受国人尊崇的大教育家。
我们 1946 级物理系一共招收了 2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尖子生。大家都经历过战争的磨难，都肩负着家长和老师的厚望，都心怀着“科学救国”之志。因此，无论是在课堂上、在实验室、还是在图书馆，我都能感受到大家勤学苦练的劲头，那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但是， 1946 年圣诞节晚上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事件，北京大学的师生愤怒了，怒火迅速蔓延到北平各个大学、中学！而美军顽固地拒绝将罪犯移交给中国法庭审判，更是火上浇油。于是 1946 年底那场“反美抗暴示威游行”爆发了。为了参加游行，学校第一次停了课，清华是当时离天安门最远的大学，我们上千名同学，冒着严寒，长途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大家一路上高喊口号：“严惩美军罪犯！”“美国兵滚出中国去！”“打倒美帝国主义！”那天回到学校，我又累又饿，脚上还打了泡。紧跟着感冒发烧在床上躺了三天，还为耽误了功课而着急上火。
我躺在病床上想起在初中、高中教过我英语的那些美国老师，想起了为救援中国抗战而牺牲的美国飞虎队队员。总觉得不能因为几个美国兵犯了罪就把美国对我们的好处全都抹煞掉，更不该说什么：“前门刚赶走日本虎，后门又进来了美国狼”，把美国跟日本等同起来。但我知道当时不少同学反美情绪很激烈，不会同意我的想法。
“反美抗暴”学潮过去后，校园内逐步恢复了平静，加上期末考试临近，大家又把精力集中投入学习。我特别想给中学物理老师和王凤翔送去一份惊喜，几乎天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我在清华物理系第一学期的期考成绩获得全优。我立即把这个“开门红”喜讯汇报给父母和师长。
寒假来了，我极想回家过春节。但是当时内战已经烽烟四起，坐火车、汽车回家的路完全阻断。我同宿舍的室友买了飞机票回湖南长沙过年。我便写信给父亲请求汇款给我买飞成都的机票。母亲回信告诉我：正在市场上倾销的价廉物美的美国纺织品把国产纺织品给冲垮了，父亲跟人合办的纺织厂破产了，目前家里正急着筹集我们五兄妹下学年的学费呢，等暑假再回家吧！这个不幸消息对我打击很大，不久又接到母亲的信要我试一试向学校申请助学金。我立即把家里遭遇的变故给学校写了报告，校方找我去谈话，给了我二等助学金，勉励我安心学习，继续争取优秀成绩。当时二等助学金不仅足够缴纳学杂费、伙食费，还可以买些生活用品。完全免除了家庭负担。开学后，我心怀感激更加专心求学了。
然而好景不长， 1947 年春天时局迅速恶化，内战加剧，物价持续高涨。学生食堂的伙食每况愈下，学生饭厅外墙上的壁报栏里，大家对政府的批评日益尖锐。批评国民党不该撕毁跟共产党达成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双十协定”，不该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内战，把国家重新投入水深火热之中；还批评政府官员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民不聊生……。
清华园不再是“世外桃源”，原来平静的校园变得怒涛涌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被讥讽为“书呆子”行为，我们这些仍然经常晚上跑图书馆的，被同学们劝说：“别再‘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啦！”不久，教育部长朱家骅来清华视察，当众宣布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决定取消到外国留学的助学金。他向我们这些家境困难想靠助学金出国留学的学生泼了一大盆冷水！我的那个“要当中国爱因斯坦”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
终于， 1947 年的 5 月 20 日，北平爆发了上万名大中学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大示威游行。这次学潮是由中共北平地下党指挥华北学生联合会出面组织的。我们清华大学学生会通过各院系的学生代表动员同学们参加。那天凌晨我被叫醒到饭厅去制作纸旗。我的任务是把三角形的纸旗用糨糊粘在小竹棍上。
这次示威游行是由我们清华大学打头阵，在高高举起的“国立清华大学”大横幅下面，整齐排列着穿上国军军服的同学。他们都是参加过远征军的高班学员。他们的气势让阻挡游行的警察们让开了道路。这回参加示威，我因为从心眼里痛恨国民党打内战，整得民生凋敝、社会动乱，真的搞得“华北之大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我在游行中喊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梅贻琦校长心疼我们，鉴于上次游行不少同学病倒，这次让学校租了不少大卡车把同学们接回清华园。
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学潮带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潮风生水起，毛泽东高兴地把国统区的学生运动称之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五二〇学潮”以后，清华校园里的中共地下党开始积极地推进这个“第二条战线”。首先是在同学中成立各种“进步社团”：诸如读书会、壁报社、歌咏队、剧艺社等等，用以开展“革命思想教育”。
1947 年 5 月底，我参加了我们班上的“戈壁草读书会”。会员们一起读《共产党宣言》，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热烈讨论。我被《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那优美的、气势恢宏的文笔所吸引，更被他描绘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所陶醉！
1947 年 6 月底，我们读书会的会长杨坤泉吸收我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联盟”。他明确告诉我：“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团结热血青年共同奋斗的组织。还说，虽然你在班上年龄最小，你的爱国热情却比好多同学都高！然而不久我就知道了我高涨的“爱国热情”如何严重影响了我的求学热情。我第二学期的期考成绩不仅失去了全优，“微分方程”竟然不及格！面对这个成绩，我惭愧得只给父母写了一封平安家书。暑假开始后，“民青”组织上分配我参加“农民识字班”的活动：到清华园附近农村去教青年农民识字、同时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当我坐在农民的土炕上眼见他们家徒四壁的贫困，感受到他们的淳朴善良，我在感情上要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决心也更加强烈了。
1947 年 8 月 18 日，我刚满十八岁，我的“农民识字班”班长刘崇仁，在清华园天文馆后面的树林里跟我谈话。他说，你在“农民识字班”的表现很好，我们决定邀请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投入革命洪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我热泪盈眶，跟他紧紧握手。我当时竟然有在教堂接受洗礼的那种感动。
我就是这样，在清华园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从基督信徒到共产党人的嬗变。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而且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中国共产党去安排！共产党先安排我去参加那场让自己同胞骨肉相残的“建立新中国”的“解放战争”，再以“保家卫国”的名义安排我投入那场帮助朝鲜并吞韩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可惜当时大家根本不知道那两场战争的真相！）
45 年前，我在“牛棚”里反省自己这个人生转折过程时，终于感悟出：“人的命，并非天注定，而是性格决定命运！”
我的性格有两大特点：一是太要强，二是太天真。因此才有我那个要当中国爱因斯坦的梦想，才促使我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而一旦要当爱因斯坦的梦想破灭，我的性格特点又促使我有了新的梦想：想去当一个像《钢铁怎样炼成的》那本书的主人翁、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的暴力革命英雄！于是，那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打败了那本厚厚的《圣经》，马克思代替耶稣成为我心目中新的救世主！由此，我的人生航向被整个扭转。看来，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呀！
三. 现在我对于“人的命运究竟是由什么来决定？”，又有了新的看法。
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回头一看， 20 岁之前我是“蒋家王朝”的子民； 20 岁以后是”“毛家王朝”的灾民。可以说直到 50 岁我都应验了算命先生的预测：先是“七十二战、战无不胜”，然后就“忽闻楚歌、一败涂地”。这才让我相信了“人的命天注定”！
但是，等我熬到 50 岁，竟然时来运转，遇到了共产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的“叛徒”、“右派”帽子被摘掉了。党籍恢复了。工资也涨了，还享受到离休老干部待遇。我便想：当年算命先生再给我加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八个字，才真算得上灵验呢。“人的命天注定”不可全信！
再来看看“性格决定命运 ” 是否完全正确？
仔细回想，当年我会在那样短的时间里，那么坚决地改变自己的信仰，改变自己的人生航向，既有我本人的性格特点原因，更有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是当年在清华园里暗中流行的快板词。那是说我们原来要走的科学救国之路走不通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武装斗争、革命救国的路了。那时，刚刚从抗日战争的深重苦难里缓过劲来的中华民族，多么渴望全国团结一致去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啊。但是，这个美好的梦想被内战的炮声和国民党的腐败粉碎了。于是，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潮，清华园里更是激流汹涌。于是，那个年仅 18 岁的、天真幼稚的，满脑子数理化公式的张泽石，轻易地相信了用暴力革命去“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奋不顾身地跳进了革命洪流！ ......
我现在得到的结论是：人的命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是那些他本人无法选择的、“由天注定”的因素：比如他的家庭出生、地域、国籍等等；然后才是他的性格、包括情商、智商；但最重要的是他所处的时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前和之后的两个不同时代里，个人的命运走向出现了何等巨大的转变：我们正在从任人摆布自己命运的奴隶转向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纵观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挣脱苦难悲惨命运，追求幸福美好命运的奋斗史！个人的命运是跟家族、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四．我如何评价自己这一生的命运。
不少人问过我：“你对自己当年那种人生道路选择后悔了么？”。确实，那种选择导致了我大半生的坎坷磨难，可是我并不后悔。如果当时我就懂得私有制是人类生存权的保障，是推进社会生产力的保证，绝对不应该用暴力去摧毁，那我肯定是会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认识是通过前苏联 60 年和新中国整整 30 年的实践，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之后才得到的。为此承受可怕苦难的何止我一个，而是上千万人！当然遗憾还是有的，半个多世纪前我曾经在歌剧《白毛女》里上演杨白劳，那是用编造的故事去帮助共产党煽动阶级仇恨，鼓动农民为夺回“被黄世仁抢走的土地”而拼命血战，可是直到今天共产党也还没有把土改时分给杨白劳们的那些土地真正归还给他们！
我很珍惜自己在时来运转之后的获得的自由与尊严。退休以后，我去追寻和记录我亲身经历的、反映了我们民族艰难曲折命运的那段历史，发表了：《 1949 我不在清华园 -- 一位清华学子在共和国诞生前后的经历》、《我的朝鲜战争 -- 一个志愿军战俘六十年的回忆》和《孤岛 --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等作品。希望能把那段不应被忘却的历史和我的一些人生感悟留给后人。
曾经义无反顾地和我一起选择共产革命道路的，我的校友和战友们，大都经历过诸多磨难，他们许多人早已在战火中、或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牺牲；特别是我的那些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难友，绝大多数都已经在屈辱与贫困之中离开人世。比起他们来我确实算是幸运的了。更幸运的是，尽管我个人未能实现要当大科学家、当革命英雄的梦想，但我们大家至今仍在为之共同奋斗的那些崇高理想：复兴中华、世界大同、永久和平，我已经看见了它们必将实现的曙光。
我相信，当我大限来临时，我会怀着“中国梦”的美好愿景含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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