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青年 2026-4-3
第一次见到于幼军，是在2020年夏天的深圳。
那时，他刚出了一本新书《邓小平的遗产》，我们围绕改革开放聊了很久，话题从邓小平一路延伸到广东，再到深圳，再到那些已经渐渐远去、却仍在今天留下回声的年代。
作为一个在广州成长起来的媒体人，我某种意义上也受益于于幼军当年的开明。等我到广州工作时，他早已离开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的岗位，也从深圳市长转任湖南省委副书记。但他当年那套开阔、克制、尊重专业的媒体管理理念，却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而被带走，而是被后来的接棒者大体保留了下来。对于后来进入这一行的人来说，这种延续并不抽象，而是实实在在能感受到的氛围。
访谈中，他也谈到了一些山西旧事，并提起自己正在写另一本书，关于山西的。于幼军在山西担任省长不过两年多，时间不长，留下的印记却很深。关于他的政绩和官声，山西民间一直有很高评价，甚至流传着一句话：山西有史以来最好的两个半好官，两个是阎锡山和于幼军，半个是胡富国。
于幼军在广东的政绩和政声，我是了解的，甚至可以说有某种间接的亲历。但他在山西那两年多到底做了什么，又为什么会在当地留下那么好的口碑，我过去并没有系统了解过。我的印象，大多来自媒体上的零散报道，知道一些事情，但对那段历史始终了解得不够完整。
所以当时听说他在写一本关于山西的书，我心里是有期待的。
只是没想到，这一等，竟然就是六年。
图为于幼军给码头青年的寄语。
前段时间，听说他的新书《感怀山西》出来了，于是经过几次沟通，终于选定了一个采访时间。前几天，我通过视频专访了于幼军。
虽然六年没见，但已经73岁的于幼军，头脑依然敏捷，思路清晰，中气十足，对社会动态也非常了解。两小时的访谈，涉及了大量内容。
离开山西十多年后，于幼军仍然决定写《感怀山西》。在他看来，这本书首先是给山西人民的一份迟到的交代，也是一份工作意义上的述职报告。那些年在山西想了什么、做了什么、事情最后产生了什么效果，都应该认真整理下来，留给后人，也留给今天的人。因为很多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只是在逐步解决，后来人仍然要继续往前走。
他并不把这本书理解成通常意义上的回忆录，也不是完整的人生传记，而更接近一部工作传记。写的不是全部从政经历，也不是所有复杂的人事纠葛，而是围绕在山西那段时间里做过的几件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事情，把它们尽量完整地写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做，推进过程遇到什么阻力，当时如何判断、如何选择，最后产生了什么效果，今天回头看还有哪些遗憾、哪些没做完的地方，都尽量保留下来。他觉得，只有把这些细节写出来，才更接近真实，也才对后来人更有参考价值。
1
于幼军是在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得到消息，中央要把他从湖南调到山西工作的。
“我正领着由湖南省国资委、商务厅、发改委和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组成的商务考察团在美国访问。
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从长沙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国，称中央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我告知了在美国和下一站到古巴的考察安排，说尚需几天才能回国，并表示如果有急事，可立即结束访问提前回国。对方说，已经把你正率团考察的信息报告了中组部，领导说，不必改变行程赶回来，你还是继续考察，并做好谈话准备，回到长沙后立即与北京联系，便挂了电话。我心里嘀咕，我连谈什么话题都不知道，又如何准备呢?
6月22日或23日，我回到长沙当天，便借用省委书记杨正午办公室的红机，接通了中央分管干部组织工作的领导同志的电话，他告诉我：中央拟调你到山西省工作，任省委副书记、提名任代省长，马上到北京来，中央领导要与你谈话。
我大吃一惊，在此之前，我没有从任何渠道得到这一消息。而且，才到湖南工作两年多，又要调动，时间也短了些。我手拿电话来不及多思索便脱口而出：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如果中央尚未上会正式决定，只是征求我个人意见，我希望让我留在湖南继续工作两三年，配合书记省长把已经部署正在实施的几件事情做完，届时中央安排我到什么地方工作、担任什么职务我都乐于接受。
那位中央领导同志在电话中笑出声来，说中央已经正式决定了，你马上来北京接受任务吧。
话已至此，我无话可说，向书记省长简要报告后，让黄庆秘书马上告知办公厅订明天上午飞往北京的机票。”
于幼军在书中，把自己的调动过程详细描述了出来。
他回忆，自己刚到山西时，外界和一些中央部门对山西的印象大多集中在几个词上：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重，地方保守、僵化、封闭，干部思想相对落后。
可他到了山西以后，感受并不完全一样。他认为，不能简单把山西干部概括为保守僵化，更多是客观环境使然。一个四塞之地、相对封闭的地方，很多人不是故意不作为，而是确实没见过别的路径，不知道原来事情还可以那样做。只要把道理讲透，他们并不会拒绝改变。深圳可能讲一两次就能形成共识，在山西就多讲几遍，七八遍、十来遍，最终还是能把人说服。对他来说，这是他在山西最深的体会之一是，老百姓和基层干部都很淳朴，也很实在，不理解就是不理解，但如果你真正把道理讲明白，他们也会真正理解你。
正因如此，他在山西做事的基本思路也很明确，那就是抓主要矛盾，通过抓住主要矛盾带动全局工作。每一个阶段、每三个月，他都会抓一个重点。小煤矿整治、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治理、大型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这些在他看来都不是零碎事项，而是山西发展中最突出的现实矛盾。
在他看来，山西最刺眼的问题之一，是生态环境太差。树少、灰大、焦煤焦炭污染严重，空气质量糟糕，整个省的视觉印象就是黑乎乎、光秃秃。从北京、河南方向一进入山西，立刻就能感觉到差别。
有一次，他在运城市盐湖区境内一条县级公路上，看到路边绿化带刚栽种的杨树的干茎较细，再次下车走进林带，拿出尺子测量树苗的直径后，批评当地干部说：“树苗不到3公分，能保证成活吗?”看到这片林地树坑表面土质干燥，且整片树苗排列得过于整齐，于幼军便蹲下身用手扒开树苗根部的土壤，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湿度和潮气，再轻轻拔起树苗，居然只是一根干枯的树枝，这明显是假种树行为！
于幼军立即把所在区的党政领导找来，进行了严肃批评。随行的省电视台记者把这一幕拍摄下来，当天晚间就在“省新闻联播”栏目播出，引起很大震动。
十多年后再回头看，于幼军最欣慰的一点，就是这项工作并没有因为自己离开而中断，后来的治理大体仍沿着当年定下的方向往前走。当然，他也坦言，这件事并没有真正做完，例如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以及进村公路两侧的通道绿化，如果都能全部实现，才算真正完成。
2
于幼军在山西最为人熟知的政绩，则是棚户区改造和煤炭整治。
于幼军说，山西很多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极差，不只是矿区棚户区，全省很多城市也有大片贫民区。他当年经常在太原散步，看见大量地方不像省会城市，甚至还不如一些县城、乡镇，心里很受触动。于是他启动矿工棚户区改造，第二年又启动城市棚户区改造。这在他看来，已经不只是住房问题，而是整个城市面貌、城市规划和民生尊严的问题。
2005年10月下旬，于幼军到晋北调研，行程包括朔州和大同。到了大同，作为山西最大的煤炭企业，同煤集团是绕不开的一站。
10月22日至24日，他按惯例先下矿井、看井上工作面，再听企业汇报。那次调研的前半程，他看到井下开采设备和技术已较为先进，生产组织井然有序，安全防护也基本到位。同煤集团负责人汇报说，这几年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经营效益都不错。
转折发生在返回市区的路上。
那天中午，考察结束，一行人乘中巴车赶回大同市区就餐，准备下午听取大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车行途中，于幼军忽然注意到，离公路不远的山坡上，散落着几片低矮密集的房屋，层层叠叠，像梯田一样攀附在坡地上，外形歪斜破败，与矿区里刚刚看到的现代化设备形成了强烈反差。
他起初以为那是农民住宅，随口提出停车去看。随行人员回答，那不是农民住处，而是矿工棚户区，不在当天安排的考察点里，而且时间已过中午，还是先赶回市区吃饭为好。
正是这句话，让他改变了行程。
矿工棚户区，这几个字让于幼军心里猛地一沉。他随即要求停车，下车步行进入棚户区。几分钟后，眼前的景象让他再难平静：弯弯曲曲的小路，把一片片窝棚似的平房缠在一起；房屋多是用石头、半截砖和泥巴垒成，屋顶盖着石棉瓦和旧铁皮，低矮、破旧、密密麻麻，成百上千户，黑压压铺满山坡。
刚从矿区作业面出来的人，很难不被这种反差刺痛。井下是先进的综合开采设备，井上却是矿工及家属长年居住的破败窝棚。
于幼军一行走进其中一户。那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平房，没有上水、下水，也没有厕所，屋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电灯，四壁空空，只有一张用砖头垒起来的炕、几张粗陋的长板凳和一张小方桌。一个黑瘦的妇女正在屋里呵斥几个孩子。
于幼军问她，一家住几口人。对方回答，七口。
他又问，一张炕怎么睡得下七口人。妇女说，她和五个女儿睡炕上。再问丈夫住哪儿，妇女抬手指了指外间那处五六平方米的小过厅，说白天一家人在那里吃饭、孩子做作业，到了晚上，孩子父亲就把两条长板凳拼起来当床睡。至于在这里住了多久，她说，十七八年了，自从出嫁搬来，就一直没有挪过地方。
这个细节后来一直留在于幼军的记忆里。他说，自己当时“心里一阵酸楚”，甚至掉了泪。
离开这一家后，随行人员再次提醒，已经一点左右，该赶回市区吃饭了。于幼军没有停下，又继续往棚户区深处走。一路所见，道路坑坑洼洼，房屋破破烂烂，依山而建的多是石头和半截砖垒成的低矮旧屋，房与房之间的过道狭窄得仅容一人勉强通过。别说搬家具，连挑点东西都困难。
他们接连走访了七八户。几乎家家都没有排污系统，只能共用公共厕所；屋内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真正是家徒四壁。有人给他讲起当地一段民谣：屋里小半间，头顶能见天，四世同堂住，睡觉肩挨肩。
有一户只住着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老人说，最发愁的是上厕所。几十户、上百户人家共用一个公厕，离家上百米，冬天顶风冒雪去上厕所，若赶上人多，还要在雪地里排队。各家做饭、取暖都靠煤，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搬煤块本身就是重活。
这些细节让于幼军感到震惊。新中国成立已经50多年，矿工们竟仍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一刻，他想到自己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燎原》。那部讲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矿工生活的影片里，矿工住的也是窝棚。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现实中的居住条件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走到中巴车旁时，他没有立刻上车，而是转身问同煤集团董事长：究竟有多少人住在这样的棚户区里？得到的回答是，仅大同煤矿，住在棚户区的居民就有近5万户、14万人；采煤沉陷区受损住房约5万户、16万多人，两项合计，大约30万人。
30万人。这个数字让他感到一种近乎锥心的痛。
于幼军当场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激动地对随行的省、市和同煤集团的负责人说：我们对不起工人，对不起这些矿工。矿工们几十年挖煤运煤，工作辛苦又危险，为国家和地方发展作了巨大贡献，而几十万人却长期住在这样低矮、破旧、拥挤的棚户区里。如果对这样的现实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对得起矿工吗，还配叫共产党人吗？
那天，就在马路边，他临时决定开一个现场办公会。于幼军当场提出，无论有多大困难，“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马上动手解决这个问题，让矿工们在五年内全部搬进新区新楼房，而且必须说到做到。
这一幕，是后来山西矿工棚户区改造工程的起点。
回到太原后，于幼军第一时间向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作了汇报。随后，张宝顺也专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并赴同煤集团棚户区调研，要求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高度，尽快把棚户区改造工程规划好、建设好。
接下来的摸底结果更惊人。仅中央下放山西管理的五大煤矿集团，棚户区面积就约336万平方米，涉及9.5万户、26.7万人，如全部改造，需新建住房614万平方米；地方国有煤矿企业棚户区面积345.3万平方米，涉及9.2万户、27.1万人，需新建住房600万平方米。两项合计，棚户区面积达到681.23万平方米，涉及18.67万户、53.76万人，需要新建住房1214万平方米，改造建设资金约162.7亿元。若再算上采煤沉陷区治理，相关人口还要增加40多万人，投资还要再增加100多亿元。
放在今天看，两三百亿元未必算天文数字。但放在当时的山西，这是一笔极其沉重的支出。
尽管如此，山西省委、省政府并没有选择等待中央拨款，而是决定先行启动，自筹资金，先从省管五大煤炭集团棚户区改造做起，再逐步推进其他煤矿棚户区和沉陷区治理。
2006年元旦刚过，1月4日，于幼军再赴大同。
那天的大同，气温已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风雪交加。于幼军后来回忆，自己那是第一次在北方过冬，准备不足，没有穿棉大衣，也没戴帽子、手套和围巾，临时借了一件棉军大衣穿上，双手和耳朵还是冻伤了。
但比寒风更让他难受的，是棚户区居民如何熬过那个冬天。
这一次，他再次走进棚户区，又专门召开座谈会，听矿工和家属代表提意见，会议一直开到凌晨。
1月5日至6日上午，他在同煤集团办公楼连续一天半主持现场办公会，和省市有关部门、大同市委市政府、同煤集团主要负责人一起研究改造方案，最终决定在大同南郊规划建设一座占地上万亩、建筑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可容纳30万矿工及家属入住的矿工新城，并同步配建三甲医院、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商场、餐馆、体育场馆、文化娱乐设施等公共服务体系。
这不再是一片住宅区，而是在五年内新建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
资金方案也很快明确。按照当时测算，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连同配套和基础设施费用约需1200元。省政府决定，全部免除矿工新城建设用地的土地转让费及建设税费；省政府每平方米资助200元，市县财政各资助100元，同煤集团资助200至300元，其余部分由矿工个人承担，大致为每平方米500至600元。也就是说，一套60至90平方米的新房，矿工个人大约支付3万至5万元即可取得产权。
面对一些市县以财政困难为由推诿，他在全省干部大会上公开表态：凡强调财政困难、拿不出棚改资金的市县，三至五年内不得公务出国考察，不得更换增置小汽车，不得公务接待上白酒。
在后来的工程建设中，于幼军还听说了两件趣事。
建设工地现场几乎每天都有一拨一拨的矿工家属前来观看，有的燃放鞭炮，有的为施工队送水递茶，还有些人自发义务帮工。为不影响施工进度和工地安全起见,有关部门不得不发出了“禁观令”。
第二件趣事是，因大面积建楼房需用大量红砖，一时使大同市及周边地区的红砖供不应求，每块砖长了几分钱至一二角钱，被百姓传为“大同砖贵”，从古代“洛阳纸贵”成语演化而来。
3
2007年春节前，于幼军再次来到大同，在新建住宅区进户察看了45平方米廉租房、60平方米标准房和80平方米住宅。中午，他来到一户刚刚搬入新居的退休矿工家中吃饭。主人老焦一家此前在矿区山坡棚户里住了30多年。老焦握着他的手，哽咽着说，晚年还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做梦也不敢想。
这一次，于幼军兑现了此前说过的话：等矿工搬进新居，自己一定要到家里吃饺子、喝一杯，分享乔迁之喜。
那顿饭，他真的坐下来和矿工一家包起了饺子。按照当地习俗，他还把一枚象征吉祥的硬币包进其中一个饺子里。第一杯酒举起时，他提议，为乔迁新居的矿工兄弟们干杯，为大同30万矿工和家属即将陆续告别住了几十年的棚户区而干杯。后来他回忆说，那是自己一生中喝得最高兴、最舒心的一杯酒。
此后几年，棚户区改造在山西持续推进。大同市同煤集团一、二期工程从2006年4月动工，到2008年3月底完成；第三期从2008年4月启动，到2010年7月全部竣工，三期共安置10余万户、30万人，提前大半年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全省则在短短几年内累计开工建设30多个矿工新村，建筑面积近千万平方米。
2010年，大同煤矿一些矿工及家属通过集团领导、或直接写信给于幼军，邀请他到他们的新居吃饺子庆贺。于幼军专程从北京驱车到了大同市矿工新城——恒安新区，看望矿工们，连续到了几位矿工家里喝喜酒、吃饺子。于幼军说，那是几年来他最高兴最舒心的时刻。
但他注意到，新城虽已拥有医院、学校、幼儿园、商场、酒楼和各类生活服务设施，群众文化活动场所却明显不足。于是，他又做了一件事情。
2011年，《社会主义五百年》前三卷出版，几个月便发行销售了40多万册，他拿出第一笔版税160万元，全部捐出，用于在恒安新区建设一个矿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时任大同市市长的耿彦波安排城市规划和设计人员帮忙选址设计，并委托同煤集团的建筑公司动工兴建。
2013年10月,一座占地3117平方米、建筑面积773平方米的社区文化中心在大同市恒安新区平盛路落成。矿工及家属们从此有了一个免费活动场所。
这个中心于2013年10月15日正式开放。那天，于幼军又专程从北京驱车抵达大同，并请来原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等为中心落成开业剪彩。
于幼军在广东、深圳、湖南、山西工作期间，从不题词，但这次破例为活动中心题写了“南风轩”三个大字，写在了活动中心的大门上方。
第二年，于幼军又邀请原全国作协主席、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政治学家俞可平等人，到大同市参观矿工文化活动中心。他们两位及著名散文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把自己上百本作品捐赠给中心。
4
煤炭整治则更为艰难。
山西是煤炭大省，煤矿众多，一度矿难频发。于幼军在书中，也有关于到矿难现场的文字。
“遇难矿工家属呼天喊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久久回荡在我的耳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面临矿难事故现场，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惨痛记忆。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几乎每周都接到省内发生矿难事故的报告。往往是在一个事故现场还未结束抢救工作，又要赶往另一个现场。”
山西煤矿种种乱象，让他痛下决心，决定不能坐视不理。
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治理下，一年多时间里，山西关闭了七千多个小煤矿。于幼军把这看作三大战役之一。他的逻辑并不只是关，而是要为后续的现代化重组腾出空间，逐步建立若干千万吨级的大矿，实现自动化、现代化，减少安全事故。多年后回头看，大矿建设、自动化开采等目标后来都逐步实现了。
环境治理同样如此。他回忆，自己刚到山西时，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里，山西占了七个；到他离开时，山西已全部退出这个名单。为此，除了关小煤矿，还炸掉了四五千家小炼焦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冶炼厂。
这种断腕式整治，当然触动巨大。
做这些事，不可能不得罪人。他收到过威胁信，也经历过刻意制造恐吓气氛的事情。
而对这种风险和反扑，他并非毫无预期。令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提醒，来自一位国务院原主要领导。2006年春节，于幼军回广州休假三天，专程抽空去拜访这位正在广州冬休的老领导。刚坐下，老领导便单刀直入发问：听王忠禹同志（原国务院秘书长）说，你最近在山西提出“十一五”期间煤炭产量零增长、焦炭产量负增长的要求，你是怎么想的？怎么下得了这个决心？
于幼军便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打算和依据，向这位经济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在百姓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老领导和盘端出。老领导听后，严肃却和风细雨地说：你这样考虑和把握是对的，搞经济工作不能只用加法，只要求经济一年比一年增长，这样搞下去非出大事不可。你能够提出山西煤炭零增长、焦炭负增长，这在全国各省市所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是独此一家，眼光独到，这非常好！应该这样把握认识并坚持下去。
于幼军还把正在山西组织实施煤炭资源整合“三大战役”的情况，也作了汇报。
老领导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勇于正视省情，敢于碰硬、敢打硬仗的勇气可嘉，难能可贵！但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要低估了那些人的能量，他们正面攻不上会从侧面攻，想方设法把你扳倒。我只是担心你“壮志未酬身先死，使我老汉泪满襟。”
于幼军听后低头无语。过了一会儿，回过神来，坚毅沉稳地说：“老首长，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只求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山西百姓，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对我怎么样，我就统统不管了，由他去吧。”
即便遇到如此强大的反扑，后来人大投票时，于幼军仍然全票当选。
这件事也对他触动很深。因为在八百多名人大代表里，不可能没有与利益链条相关、甚至参与其中的人，但他们最后仍然投了赞成票。在他看来，这说明即便是有问题的人，心里也未必完全没有良知，他们知道你这样做是真心为了山西、为了百姓利益，不是为了个人。
5
另一个绕不开的事件，是黑砖窑案。
于幼军说，在国务院正式开会前两三个星期，他已经在电视和媒体上向全省人民公开道歉。理由很简单，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发生了损害百姓利益的事情，省长就有责任。无论调查怎么定性，责任首先由他来承担。
后来到北京开会，中央调查组认为山西省政府的处置总体及时、应对措施到位，但他仍在国务院会议上再次作出检讨。
那时干部问责制度还没有后来那样制度化，但即便是一个处分，也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仕途。可在他看来，事情到了那个地步，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平息舆论。
事实证明，这样的道歉确实起到了作用，舆论很快缓和下来，后来真相也逐渐澄清。
至于后来离开山西、调往北京，他认为并不是外界猜测的处理或惩罚。按照他的说法，十七大前后，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正在考虑更大的文化管理架构，需要一个能够驾驭大文化系统的人。选择他去文化系统，按他的理解完全是重用，而非惩罚。
在《感怀山西》书中，于幼军记录了他是如何被调去文化部的。
2007年8月下旬，于幼军在京参加中央一个会议。期间，他听到一个传闻，中央拟调他到文化部工作。
于幼军当即找了两位中央领导，当面陈明：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但我个人希望继续留在山西现岗位工作一段时间，待兴晋战略规划全部启动和陆续完成之后，无论组织调我到什么地方、担任什么职务，我都坚决服从，请中央考虑山西全面转型正处在关键时刻，让我以现职继续留在山西工作，为山西人民效力。
中央领导同志听后笑笑，对于幼军说道：“调你到文化部工作，是中央对你多年工作的肯定和信任，也是文化部领导班子调整的急需，你还是接受组织安排，准备到新岗位工作吧。”
8月28日，于幼军接到了中组部的来电：“明天上午请到中南海来，中央领导同志与你谈话。”当天下午5点多，于幼军便乘飞机前往北京。
第二天上午9点，准时到了中南海勤政殿，中央分管干部组织工作的领导同志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与他谈话约一个小时。
中央领导同志说：中央决定你到文化部工作。十七大报告对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非常重视，摆到重要位置。十七大后将在全国掀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文化部长人选不好找，中央对你寄予厚望，相信你在新岗位上一定能干好。中央部委工作有自己的特点，你长期在地方工作，要把地方工作的经验和作风带到中央机关，同时尽快熟悉中央机关的工作特点和文化部的情况，团结文化部的干部打开工作新局面。
走出中南海，于幼军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于幼军继续到中南海拜访了两位中央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同志，感谢他们多年来对他的关心和指教帮助，聆听了他们对文化部班子和工作情况的介绍。随后到中组部党政干部局，听取该局负责同志介绍文化部领导班子的情况和提醒他要注意处理好的几个问题。下午，便和中组部分管地方干部的副部长李建华一道乘飞机返回了太原。
8月30日，山西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省五套班子现任领导和已离退休的省部级老同志，以及省直机关主要负责人和十一个省辖市的书记和市长出席了会议。
会上，于幼军30分钟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发言中，于幼军看到会场里一些已退休多年、七八十岁的老同志和现职干部在流眼泪、擦眼睛，他强忍着不掉泪，有几处哽咽停顿几乎说不下去。
待他讲话结束，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于幼军站起身来向大家鞠了四次躬，连连摆手示意请大家停止鼓掌，掌声方逐渐停息下来。
此情此景，让他终生难忘。
9月3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接受了于幼军因工作变动而递交的辞职书。
随后，他与新任省长孟学农畅谈了两个半天，交接了工作。又与张宝顺书记面谈了一个多小时，感谢他两年多来对他工作的充分信任，全力支持和悉心帮助。
他决定悄悄离晋赴京，不打扰山西的干部群众，故特意交代省委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不搞任何欢送仪式，不能把他离晋的具体时间透露出去。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当于幼军9月7日一大早回到省政府办公室，清理好文件资料，依依不舍地离开办公楼时，看见楼前大院里已站满了前来送别的机关干部。
居住在省政府大院后面宿舍区里离退休的老同志，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前来送别。
于幼军向站满了大院和周边办公楼走廊过道上的干部们，频频挥手告别，转身登上了一辆中巴车，离开了省政府大院。
车驶出大院，突然看见马路两侧站满了闻讯自发前来送行的老百姓，手里拿着两条数米长的红布横幅，上面浓墨大笔写着十四个字：春风化雨满三晋，黄河太行永记您！
赴京履新一段时间里，山西各大网站、手机短信和QQ群里，仍然充满了山西干部群众的热议、好评、挽留和鼓励，感谢和祝福的话语不绝于耳。
当时，一位热心的机关干部下载打印了网上的跟帖评论，八开纸厚厚一大叠，估计有几千条短讯，里面竟然没有一句负面的议论，没有一句批评责骂的话语。
后来，另一个山西改革明星吕日周，曾当面对于幼军说：于省长来山西太晚了，离开山西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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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召开前夕，于幼军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随即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很多人看来，他实在是文化部长的不二人选。不仅长期担任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而且在官场中始终保持书生本色，在文化界有口皆碑。
2008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开幕，于幼军已经坐到了“部长列席区”。不料，17日的选举名单上文化部长的提名变成了他人。原来在这节骨眼上，有人举报于幼军在任深圳市长期间，利用职权影响力，在市政府招标工程中令胞弟所属香港公司中标。于幼军坚称此事循例按正常手续审批，未施加任何影响力。
中纪委调查小组的审查也并未发现问题，但文化部长的职位就此错过，只能继续担任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这一能够使高层临时换将的所谓“举报”，当然不会来自平民百姓。
到了当年10月，于幼军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留党察看两年。罪名还是旧的，无论是中纪委还是官方媒体，都没有公布他犯错误的具体事实。于幼军也一直没有像其他落马官员那样被双规。
这反倒证明于幼军是个少有的清官和好官。
采访中，对于这个问题，于幼军也没直说那个人的名字，只是说对方是很霸道的人，一定要处分他。最终，无奈之下，也只能让于幼军背上那么一个处分。
对于那段人生低谷，他承认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既然局面无法改变，最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去。对他来说，这件事就是读书和写作。他后来甚至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读书如何疗伤治病：书读进去，人就走出来了。
2009年的一天，于幼军正赋闲待业，终日在国家图书馆读书写作。一天，秘书跟他说，有几位山西老板来京，托人联系想来看看你。
于幼军问秘书：来的是什么人？有什么事？秘书回答：像是小煤矿的老板，是不是找你麻烦来了？建议还是不见为好。
思索了一会，于幼军对秘书说：凡是山西来的老乡，我都见，无非是出出气、诉诉苦嘛。哪有共产党的干部怕老百姓的道理？
约定晚餐在一家酒楼见面。那两位山西人一见面，就紧握着于幼军的手，使劲摇了几下，眼里含着泪水激动地说：“于省长，山西人民想你啊！感谢你为山西办了那么多好事。”
于幼军问他们是哪个县的人，做什么工作。他们说原来是小煤矿老板，于幼军很惊讶：“我在职时下令关闭了七八千个小煤矿，打烂了你们的饭碗，你们今天还来看望我、感谢我？”
两位山西人说：“我们原来经营的小煤矿虽然在你任职时候被关闭了，但大家心里明白，你那么做完全是为了山西好，真正为山西百姓利益和山西长远发展着想，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大伙不怨你，至今还在念叨你为山西百姓、为改变山西面貌所做的好事。而且，你下令关闭小煤矿，同时又嘱咐市县和乡镇政府要关心帮助矿主和矿工们的转行就业，给予出路，一直惦记着安排好矿工和小矿主的生计，大家至今还念叨着你的好。”
这件小事对于幼军的刺激和教育很大。
还有两三次，于幼军在北京的酒楼餐厅与广东、深圳、湖南来的朋友就餐，那时还没有八项规定，不时有这样的饭局。待餐后结账时，服务员告知：对面房间的客人已帮你们结账付钱了。
于幼军吃了一惊，怎么连招呼也不过来打一个，就帮我们结账了？忙问：结账的是什么人？服务员回答：听口音是山西人或陕西人，我还以为你们是一起的。
于幼军明白了，那一定是山西老乡认出了他，不声不响地结了账。他至今都不知道是哪位山西朋友代他结的账，连个当面道谢的机会也不给。
7
在反思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时，于幼军并不完全把问题都推给外部环境。他也承认，自己对身边人的教育和约束，确实还可以更严格一些。
另外，他承认自己的性格太直、太硬，不太会低头。很多事情如果处理方式不那么生硬，结果也许会不同。但他也说，有些原则问题确实没法退让。能让的事情他会让，但碰到实在不能让的事情，即便有些人背景很硬、来头很大，他还是会坚持。这既是性格，也是必须承担的代价。
把个人命运放回改革开放四五十年的长时段去看，于幼军最大的感受是，他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改革开放给了人很大的空间，也给不同层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留下了做事的余地。之所以能做成一些事，不一定完全是个人有多大本事，更重要的是赶上了那个允许人放手去干的时代。改革开放初期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只要你想干、敢干、能干，社会就给你留出干事的空间。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把人捆死，关键看你能不能把事情做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受益者。
围绕中国道路，于幼军总结邓小平最重要的遗产，大致有两个层面：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思想遗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政治遗产则是开辟了一条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他看来，中国后来能够走到今天，关键就在于把这条新路打开了。
更大的视野里，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僵硬地守着旧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吸收、调整和整合。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民主法治也是不可忽视的要素。再往后看，他甚至认为，未来理想中的社会形态，既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可能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整合：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某些优势、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创造力和市场机制、民主社会主义中的公平福利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吸收一切被实践证明有价值的文明成果，生长出一种更高级、更文明的社会形态。至于那个时候它叫什么名字，反而不重要。
对于《感怀山西》这本书，于幼军最希望后来人读到的，其实不是可以照搬的经验，而是一些更基本的东西。第一，执政为民。无论什么时代，都应该真正为一个地区的发展殚精竭虑，为百姓造福，不遗余力。第二，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地方的现实条件出发，找出主要矛盾、最优先的问题，不是简单上传下达，而是提出真正可执行的破解思路和具体措施，并且坚持不懈地推进下去。这些东西，不是某个时代独有的技巧，而是更基本的治理精神。
至于别人说他是官场另类，他并不特别在意。他承认，如果拿当下官场里某些庸俗作风作参照，他确实不一样。但若放到中国历史更长的脉络里看，这样的人并不少，从王安石、张居正，到岳飞、袁崇焕，再到近现代一些有家国情怀的政治人物，中国士大夫传统里一直有这样一支正气传统。他更愿意把自己放在这条传统里，而不是放在现实官场的小坐标系中去比较。
谈到山西人民这些年对他的感情，他始终很感动。他说，自己做的那些事，在他看来本来就是一个省长职责之内应该做的事，再正常不过。但山西人民到今天，隔了十多年、快二十年了，还不断有各种故事传出来，说明大家的感情确实很深，也说明老百姓其实很厚道。对一个从政的人来说，再大的奖赏、再多的荣誉，都比不上老百姓的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他看来，这大概就是为官能获得的最高奖赏。
于幼军退休后，回到了广州。
他高中时的语文老师黎国强专门找师傅做了一把紫砂壶赠给他。上面刻着两行字：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在春秋。
于幼军读懂了老师对他的关爱、信任和勉励之情，收下了这份厚重的礼物，并一直珍藏使用至今。
今天的于幼军，生活规律而清淡，散步、游泳，上午和下午各留两三个小时看看书、写写东西。那些老朋友一直都有来往，北京的、山西的、湖南的、广东的，彼此还能这样走动，他很珍惜，也觉得是很大的福气。
为什么当年地方治理可以出现这样具有强烈个人印记的推动方式？为什么今天这种明星官员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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