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她說腹部有一點刺痛……」，馬上約診，醫生說已是晚期，丁一夫敘述著李江琳肝癌過程，真是病來如山倒，三個月人就沒了，聽得我膽顫心驚，他說李江琳是一個近乎潔癖的人，他們家裡也是跟任何有害食物不沾邊的，「就是命啊」……六月間，我們隨舊金山的老友任松林，往西南方向跑一個半小時，到一位剛從成都秋雨聖樂教會出來的朋友家去會他，還記得2011年底在紐約法拉盛一個藏人餐館的會議上見過丁一夫，他竟是從亞特蘭大開車十幾個小時趕來的，給我印象很深。他和李江琳，是我在海外見識到的極難得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專注並成為專家的，又是一個在當代被漢文明幾乎滅絕的邊緣文明，如此先驅者，幾乎也是在為災難深重的漢文明添柴續命；我只見過李江琳一面，當時便是聽她敘述她的第二部西藏著作《當鐵鳥在天空飛翔》。李江琳的命運，因涉及一個宏大且悲愴的命題，而注定銘刻於史。】
我更感慨汉人政权如此善于利用西藏民族的所有资源，却一个劲儿地想灭绝人家。然而，確乎有極稀少的漢人，也在最霸權的漢文化中，為藏文明「拓荒」，我稱他們是「先行者」，如王力雄、曹长青、朱瑞、盛雪、北明、李江琳、丁一夫等等，我孤陋寡聞，列舉不全，聽聞李江琳病逝，就贴一文弔念她，是我给北明《藏土出中国》写的荐言《你在走进哪个"西藏"？》 西藏对中原现代汉人的意义是多重的：大一统的、殖民的、地理的、资源的、旅游的、音乐歌舞的、边疆文学的、喇嘛教的、农奴的，等等，在大众传媒（"文革"积淀最深厚）也即市井的层面，歌舞的和旅游的"西藏"大概是最"深入人心"也霸权最大的一个意义。它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那首"北京的金山上"， 由才旦卓玛演唱，是"文革"中音量最大的几首歌曲之一，它甚至已经代换成汉人的"崇拜"仪式，虽然这首歌是借藏人的歌喉，把北京说成神山，把毛泽东说成神——借藏传佛教的艺术来塑造汉人的"现代迷信"，也是一种"洋为中用"吧？我们可以发现，自由化的八十年代，西藏乃至整个边陲的声音，在中原是颇为沉寂的，那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到九十年代，那声音又"洪亮"起来，领头的一首歌，是李娜唱的"走进西藏"：
走进西藏，也许会发现理想。
走进西藏，也许能看见天堂。
呀拉索，走进雪山，
呀拉索，走进高原，
呀拉索，走向阳光......
意义空洞、徒然的高亢，它只剩下一个"西藏"的包装外壳，却风靡神州。那是一个"旅游西藏"正在勃兴的时期，患有"意义失重"的汉人青年，大部分只被地理意义上西藏的广漠、巨大所震慑，或着迷藏传佛教的奇异，或沉醉于边陲风情（"香格里拉"），这些都不妨去配合对西藏的征服、掠夺甚而灭绝。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藏族，在现代汉人的意义世界里，却好端端地留下一派浪漫歌舞和壮丽河山呢？
"走进西藏"——你是在走进哪个"西藏"？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意义。对于汉人来说，西藏在文明、宗教的意义上，一如她的地理躯体，也是广漠、巨大的，凭借"旅游" 是不可能简单逼近的。更大的困难，还在于现代史的篡改、阉割和掩埋，使汉人基本上完全失去接近真实西藏的所有通道。你永远在"走进"一个汉人虚构的"西藏"。
今年三月间，我与胡平应邀访问达兰萨拉，乃是我的第一次"走进西藏"，虽然是去印度北部的那个小镇。在藏传佛教的意义上，达赖喇嘛在哪里，西藏就在那里，所以才会每年大批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我对西藏的一无所知，是我的一个旅途苦恼，胡平因此向我推荐一本书，一路上我读着这本书"走进西藏"，我到了达兰萨拉后才获得印证，这本书把我引进了原汁原味的西藏，也让我最大限度的接近了尊者达赖喇嘛。这本书就是北明的《藏土出中国》。
没有宗教信仰的汉民族,自是不易懂得藏民族，一如懂犹太民族也很难（这本书借后者的"出埃及"来隐喻前者）。但这个基础的鸿沟，可以通过一座桥梁去逾越，即直接聆听达赖喇嘛，那是广大的欧美人民跟西藏沟通的一个渠道，只要你没有"民族沙文主义"心态。那甚至是一个纯美的境界。但是别忘了，在汉文的语境里，中共给达赖喇嘛戴了一顶帽子"披着羊皮的狼"——这个党曾是一个"帽子公司"，自文革以后基本不再生产"帽子"，但还是特别订制了这么一顶，供出口之用。所以，对汉人需要作"达赖喇嘛"的重新诠释，这也是北明书中颇具匠心的两章：《悲圣苍凉菩提心》、《消失的王冠》，恰似一组缠绵的二重赋格曲。因为北明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去诠释一个全球意义上的"达赖喇嘛"，那是人类所共有的一个菩萨，已经超出西藏的范围；而这个达赖喇嘛，有他的一个现代来源，即圣雄甘地，及其"非暴力主义"。北明的笔，在钩沉这些宏大意义的来龙去脉之间，从容穿插，不疾不徐。在这个普世的层面，我们比较容易接近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从远处眺望藏民族。达赖喇嘛在西方的魅力，也只是他博大精深的一个浅表层。
西藏是什么？你若对现代史上的藏人苦难一无所知，你只能跟一个"地理的西藏"相遇，而李娜歌词里的所谓"天堂"， 恰是藏人的地狱。在"大一统"话语泛滥的汉文世界里，我们几乎听不到丝毫藏人的呻吟。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北明对藏人的苦难史，有一种书写上的不遗余力，因为她不可能像廖亦武那样沉入汉人的"底层"或边陲，去寻访那里俯拾即是的"苦故事"，西藏的苦难还是被深深埋在地下的遗物和化石。北明从她所遇到的每一个藏人身上挖掘苦难，比如她写单巴次仁，五九年随达赖喇嘛逃离西藏的五口之家的最后幸存者，其故事源头来自英文的《雪域境外流亡记》，接着又穿插出现在对流亡总理的采访中，第三次再出现在描述汉语翻译桑杰嘉气质的章节中。自然，北明也不会放过西藏儿童村里的一个镜头：一个女孩鼓起勇气来到摄像机前，刚说出一句"我想我的爸爸妈妈"，就噎住了跑开，如此三番，竟不能完成一句她要说的话——苦难依然是西藏的主题。
西藏真相是最不易接近的领域，汉民族尤其困难，因为她连自己的现代史都被取消了，她弄不清曾被饿死过多少人、有多少反抗者被监禁和处死、独裁者施行过多少祸国殃民的政策，自然也不清楚这个"国家"对国际强权履行过多少"丧权辱国"的勾当，更遑论怎样欺负过弱势民族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这个汉人强权在西藏作的孽，至今也跟"八九六四"的大屠杀一样，被彻底密封着。吊诡的是，恰在"六四"前后流亡海外的中国汉人，开始追讨西藏真相，作为追讨中国真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些先行者（曹长青、朱瑞、李江琳）做了艰难的拓荒，他们的著述对汉民族而言，称得上是一种"西藏的启蒙"；北明又邀请他们，再加上一些藏人专家，到"自由亚洲电台"《走进西藏》专题里来，谈论西藏真相的一些基本问题（本书第二部分），集中而清晰，我便是一路阅读它而来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已然获得了对西藏的一个轮廓性认识。
本书对达兰萨拉和西藏流亡社会的描写，是写意式的，首尾贯通着作者的一种虔诚，不仅在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甚至在向我们传授一种如何接近西藏的态度。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是"康巴汉子"的素描，司机噶玛丹达"每到一地，只要有佛殿，他就进去恭拜，每次恭拜，必叩长头"，他在大钟寺"一身素缟"作长叩，"最美丽也最意味深长"；再就是"眼睛会说话"的桑杰嘉，北明描写他对流亡的锥心痛彻、对任何歧视的敏感，最传神的，是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那种远远的敬畏和心疼。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北明写出了藏民族的尊严，一种溶入血液的民族气质，因为来自信仰的超越性，便在文明劫难、民族危亡和流亡艰辛中，屡经试练而越发纯正、坚毅。
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從西藏出走印度，是不斷被重构的一個傳奇。最近又出版了一部漢人寫的新書，李江琳著《1959：拉萨》。從書中，我讀到一個我很感興趣的細節：
"……每当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达赖喇嘛或者噶厦政府就会通过乃穹神谕来寻求护法神的指点。过了一阵，洛桑晋美穿着降神法衣，在助手的扶持下，踉踉跄跄走出供他降神后休息的小房间。他身穿色彩斑斓的锦缎法衣，足蹬藏靴，胸前缀一面亮闪闪的圆型护心镜，背后斜插四枝三角旗，头戴装饰羽毛、骷髅和铃铛的高冠。这套法衣从里到外足足有八层，头上的高冠重达30磅，全身装束重达70磅。这套装束使神谕举步维艰，只能在助手的搀扶下蹒跚而行。
"鼓号响起，僧侣开始诵经。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下，洛桑晋美渐渐进入迷狂状态。他甩开助手，踉跄几步，随即拔出宝剑，用尊贵的步伐缓缓起舞。他的身体开始膨胀，面容扭曲，眼睛凸出，呼吸急促，全身的重量彷佛全然消失。陡然间，他发出一声高喊。那声高喊不仅改变了在场所有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西藏的历史。
"'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谕抓起纸笔，清楚地画出一张路线图。助手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解开绳结，取下硕大的高冠，护法神脱体而去，洛桑晋美颓然倒地。"
其实这个画面，早在1997年便被好莱坞摆上银幕，98年底我有一则日记写道："昨天又去租录象带，有一部'Ｋｕｎｄｕｎ'一直想看，这个藏文是甚么意思，看完也没明白，是活佛，还是灵童？影片反映西藏喇嘛教应对世界变局的那种原始态度和无奈，真是一种荒诞，达赖凡事决策，都要让一个巫师一类的人，穿上戏装，狂舞进入幻觉，然后吐出扶乩式的忠告，很象中国道士那一套，靠这一套应对中共，自然一败涂地，虽然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宗教社会，但应对所谓'现代化'，外辱威逼，其愚昧真比满清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达赖喇嘛流亡出来以后，出落成一个国际级的大政治家，争取国际社会同情灭绝的西藏文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弱小民族都做得成功。"
即使二十一世纪了，文明依旧可以灭绝，一如气候变迁灭绝物种。曾经"亡国灭种"的华夏汉人，侥幸存活之后，转身就去灭绝比它更弱小的文明（亦可拿来给李泽厚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再添一个注脚）。当年曾来"瓜分"中国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今一则反省他们曾灭绝美洲印第安文明，另则又不免还得跟伊斯兰文明你死我活。在这样一副文明"浮世绘"下，藏传佛教在世界屋脊已残破凋零，却在全球各地生气盎然，其中奥妙谁人能解？我唯有对自己十年前那极世俗的观感，感到羞愧。
达赖喇嘛自己对神谕之事，多有着墨。他有一本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译本台北联经1990年初版，康鼎译），文字活脱出他的睿智诙谐，其中有一章《神通与神秘》，专写藏传佛教的秘法。达赖喇嘛有一位护法，叫金刚扎滇，五世达赖喇嘛为他在拉萨城外建乃穹寺（Nechung，又作涅冲），使之可以借此降神，来做西藏国师。达赖喇嘛写道："几百年来到现在，在新年庆典期间向乃穹请教国政，已经成了达赖喇嘛和政府的传统了。如果有特别的疑难也可以召请他。我自己每一年都要咨询他好几次。二十世纪的西方读者可能认为这种事情太离谱了。即使大部份自认为是'前进'的西藏人，对我继续使用这种古代搜集情报的方法也存疑虑。但是我会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当我回顾以往许多次询问神谕的经验，事实证明每一次他告诉我的话都是正确的。"
他在第二章里回忆，尚未即位前，每年二、三月份，"是我一年一度与国师乃穹公开会面的时候……这是给我和政府通过灵媒，针对来年事宜，咨询西藏守护神扎滇金刚的机会。"紧接着，1950年夏八万中国军队进军西藏，兵临城下之际，西藏政府对年仅十五岁的达赖喇嘛是否即位，发生分歧，于是"付诸神谕……灵媒顶着他那巨大的、仪式用的头饰，蹒跚摇摆地踱到我座前，献上一条白丝哈达，放在我膝上……。"扎滇金刚明示，摄政下台，达赖喇嘛即位。他写道，那时就很感慨自己还是一个"无忧的年轻男子"，必须去领导一个危难民族。
达赖喇嘛走笔至此，提到当时西藏发生了地震，特别书写了一段关于"五〇年红光异象"的文字：
"我们仰望天空，一阵接一阵的轰隆声相继而起……有些人甚至看到一道怪异的红光，从爆破声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渐形成，几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东到几乎四百英里远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萨迦。我听说实际上发生在加尔各答……这不只是地震，而是个预兆……这些异象超乎科学，属于某些真正神秘的领域。"
这是他的慧眼独识，仿佛他在世界屋脊，俯瞰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窥见其大部分地域将陷入杀人如麻的"赤祸"，只不过以另一种象征语言加以预言，那却是六十年前中国大知识分子们悉数盲瞽者。
从"现代化"命题看西藏，是一个很有趣的视角。闭关锁国、师夷长技等中国人的玩意儿，在他们仿佛都是经历的，救亡无疑，启蒙就未必了，他们必须坚守藏传佛教，所有外面的模式、标准都无法衡度这个文明。其实十三世达赖喇嘛，已是一个相当熟悉世界的明白政治家，在强敌环视下也两度流亡，并尝试种种改革，皆功败垂成，他临终预言：西藏将遭到内部和外部的攻击，家园、寺庙乃至达赖、班禅制度，将遭摧毁，湮没无闻……。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从文化舆图勘定地球上（或他所谓的"生物圈"内）二十一种文明，其中有七个存活到今天，十四个已经灭绝，藏文明尚未计算在内，未知被他并入了"印度文明"（宗教）还是"中国文明"（地理）。其实汤因比早已说了"文明冲突"，何时成了杭廷顿的发明？汤氏极言各类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征服、殖民、奴役、掠夺），背后都是所谓"高级宗教"在做驱力，西方基督教从中世纪晚期至二战烽火寂灭，已睨视环球无对手，却不料从俄罗斯冒出个"共产主义"来，定睛一看，它不过是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俄国东正教。那么，藏传佛教所面对的那个中国霸权，是否儒教的变种、衰亡、甚至也披了外衣，抑或被华夏后裔自行将其也灭绝了的后果，则迄今没有定论。
文明冲突唯有"优胜劣败"，是个老黄历了，汤因比大谈"自然法则"，又驳斥斯宾格勒的"命运说"，但是按照他的"挑战与应对"范式，弱势文明的灭绝，依旧是命里注定。《文明在空间的接触》一章中，他逐一诠释近代西欧与东欧、远东、中东各文明的纵横捭阖，却对美洲本土文明寥寥几笔带过，定义为"应对困难局面不成功"。
印第安文明的悲剧根源，后来在生理学家贾德•戴蒙的研究和著述里有了最新解释。他泼墨重彩地书写1532年底秘鲁高原上的"千古一见"——率领八万大军的印加帝国皇帝，居然被西班牙入侵者皮萨罗所生擒，这个无赖手下只有一百多个乌合之众，人力悬殊是五百倍以上，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何印加皇帝不能捕获西班牙国王？"给出的答案，近因包括枪炮、武器和马匹的军事科技、来自欧亚大陆的传染病、欧洲海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字等等，远因则是所谓"自行发展粮食生产业"（food production arose independently）的领先群伦、所向披靡。这套理论，不过是把西洋"坚船利炮"说——曾令大清一败涂地，又往前倒溯了的三百年而已，1860年僧格林沁的两万五千蒙古骑兵，不是也在京郊八里桥呼啸冲向英法联军，结果只有七人生还吗？
那位可伶的印加皇帝后来被皮萨罗囚在一间小屋里，作为人质向印第安人索取赎金，一捱黄金堆满屋子，他就被杀掉了。戴蒙说，这个事件是"世界史的一扇窗，许多殖民者和土著的冲突，跟皮萨罗俘获印加皇帝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便立刻想到班禅喇嘛，他不正是被北京"囚禁"了一辈子，而向西藏索取的赎金，岂是黄金可以比拟？戴蒙特意诠释印加帝国的天真、无知、轻率中计，背后乃是文化作祟，如印第安文明未产生文字、新大陆的隔绝使信息闭塞、从未面对入侵者而无从生出戒备心等等，这跟达赖、班禅两个青年喇嘛去北京拜见毛泽东，以及西藏轻易就签署了"十七条"，不是有些相近吗？我注意到，直到达赖喇嘛写自传的时候，毛泽东在他笔下还有这样的气魄："如果他想把头从左边转向右边，需要花好几秒钟，这使得他看起来威严而有自信。"
无疑西藏到近代，也是一个衰落文明，但更不幸的是，邻邦中国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崛起，且由一个枭雄掌控，那个自诩"秦皇汉武"的毛泽东，狂言死掉三亿汉人也无所谓，而他又视征服西藏为一大事功，藏传佛教岂非在劫难逃？藏人低估共产党征服的决心和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也与印第安人不相上下，更惶论他们还是一个不杀生的民族？在汉人的殖民统治下，藏人是无所谓"藏奸"的，能妥协就妥协，那些活佛、世俗首领，如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可说都是投诚中共，但中共从来没能从精神上征服过他们。有时我会拿西藏跟越南相比——可以把越南炸到石器时代去的美国，无法战胜不惜以十换一的越共，美国士兵的道德最后崩溃了。可是共产党没有道德——读林照真的《喇嘛杀人》（台北联合文学出版），可知解放军的镇压和屠杀行径，必须具有某种不把藏人当人的野蛮才行。这是一种怎样的张力？
虽然达赖喇嘛当年非走不可，但他不可能预见日后的情势，他特别声明"我可没有天通眼"（《流亡的自在》257页）。他只是听从了神谕。
历史上还有一种"让路说"，即"毛泽东宽大为怀，给达赖喇嘛让了一条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则他插翅难逃"。许家屯回忆，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指示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毛泽东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这是毛泽东的考虑过人之处"。（见李江琳《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此处真假且不论，老毛"放生"达赖，也可解释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很知道一个信仰民族的难以征服，逼走达赖，乃是摧毁喇嘛教的一计狠招，至少在老毛这种大流氓看来是可行的，然而他岂止是没有"天通眼"，根本是政治上的极端短视，看不到达赖喇嘛日后傲游世界，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后果，这便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此乃"神谕"之谓也。
无数僧人跟随达赖喇嘛离开高原，来到喜马拉雅山南麓。他把筑路营里干活的僧侣们都找回来，住进喇嘛修道所营房，诵经、辩经，用石墨写经卷；在印度南方重建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藏人流亡社区已有二百余座寺院。（见朱瑞《十四世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这些史实证明，藏传佛教跟随达赖喇嘛流亡海外，才得以绝处逢生。留在西藏则是任人宰割，史实也是确凿的，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中有一句"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对此可说罄竹难书。（见降边嘉措《悲剧英雄班禅喇嘛》，香港开放出版社，1999年初版）
从闭塞的世界屋脊，跃入五洲四洋，那年达赖喇嘛不过二十六岁。1973年他首度游访西欧北欧十一国，并到梵蒂冈拜访教宗；1987年9月他在美国国会山庄发表《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6月又在法国发表"斯特拉斯堡演说"；1989年北京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不久，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这么一个简单的排列，就显示出在汉藏两侧，一边是暴力和堕落，另一边则是达赖喇嘛和平善意与国际声望的攀升。神谕指引了他一条路，但修成正果还要靠他自己。他实在有太好的修炼。
他哪里只是一个宗教领袖？他是当代一大哲人。这个世界刚刚爬出冷战泥淖，就一头撞上"文明终结"，误人子弟的思想巨匠销声匿迹，这当口，从雪域翩然而至一个和尚，用一口破英语说出来的哲理，令人怦然心动，仿佛天外来音。即便是为拯救他苦难的西藏子民，他也需要从佛家讲出一套"宇宙责任心"来，没有博爱、谅解、普世的慈悲，乃至对大自然和动物的怜悯，不止藏人、西藏高原、藏传佛教要灭绝，这个世界和其他文明也会一一灭绝的。
五九年到八九年不过三十年，达赖喇嘛在西方成为具有"奇里斯玛"特征（charisma）的世界精神领袖，那些巧言令色的政客、演艺界巨星、商业巨子等等都诚服于他的魅力之下。曹长青描绘过一幅纽约中央公园的画面："把大草坪覆盖得如同一副泼墨画的四万人群，一下子站起，那春笋般投向春天的目光，齐刷刷地疑聚在高台上那位身着红色袈裟、谦恭地、合手致佛教礼的喇嘛身上。'达赖喇嘛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历史顶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简直成了好莱坞巨星，'另一家大报《华盛顿时报》感叹。此刻，美国三大电视台的录像机和几十部摄影记者的镜头，把大草坪的盛况定格、显影到整个世界。据统计，在曼哈顿中央公园有如此规模听众的演讲，只有罗马教宗可以相比……"。
达赖喇嘛说，"神谕"不是人，而是精灵，"他的性格非常孤独、严峻，就像我们想象中的古代长者"，"我和乃穹之间的关系是指挥官与副官的关系。我从来不向他鞠躬礼拜。乃穹才要向达赖喇嘛俯首礼拜。乃穹非常喜欢我，他一向非常照顾我。"
我对佛教，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达赖喇嘛从佛教讲环保，很智慧，让我倾倒。一方面他说，环保跟宗教、伦理或道德无关，那些都是奢侈品，而环保则是生存底线，因为跟大自然为敌，人类无以生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环保需要伦理和信仰，因为人类的贪婪，即佛教所称的"三毒"贪嗔痴，才是大自然的灾难根源。
中国的"经济起飞"，仅仅十年，环境全面恶化，生态托架迸裂，正符合达赖喇嘛的第一句话。黄肖路说，1970年她随父亲黄万里下放鄱阳湖畔的干校，一日傍晚父女俩大堤散步，感叹眼前鄱阳湖的景色，黄里万随口吟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的名句写于公元６７５年，离１９７０年是一千三百年，却景色相去不远。但是仅仅四十年后，今天鄱阳湖几乎干枯了。这么一个细节，让人知道中国"经济奇迹"的破坏力有多大。
王维洛说，今年长江中下游缺水厉害，尤其湖北，洪湖水只剩几十厘米深，根本原因是湖北省承担了中国两个最大的工程——三峡和南水北调，两个工程是姐妹工程。南水北调一条引水干渠要打破700多条自然河流的流水,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给切坏。这个缺德工程，就是江泽民要办"零八奥运"，向北京供水十亿立方水，匆忙批准上马。
湖北这个例子，可称是一个"聚焦点"。第一，它是华夏江河湖海全面告急的一个缩影：黄河河道萎缩，九七年断流226天，三百天无水入海；长江十年之内将变成"第二条黄河"；全国七大水系皆污染严重；五大湖湖容剧减，水质污染；近海赤潮频发，渤海鱼资源告罄，已是"空海"。第二，它又"超级工程" （megaprojects）的另一个缩影。"凯迪网"出现过一个"中国超级工程一览目录"，那个帖子的题目叫"让老外看得目瞪口呆"，一共１０６项，除了南水北调，还有西电东送、西气东送、高速公路的"五纵七横"、光纤电缆的"八横八纵"等等，典型反映今天中国那种肆无忌惮折腾大自然的靡费无度，玩大自然近似小孩玩积木、在海滩堆沙，可说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从未有过的好大喜功的狂热。
所以，这又应了达赖喇嘛的第二段话，没有克服贪婪的精神资源，环保是一句空话。甚至，中国即使有了民主制度，而多数人要求过上"第一世界的生活标准"，那么政府就会把"资源高消耗型"发展模式继续搞下去。
国内环保界和学人也在研究、呼吁。他们反省华夏历史上的经济开放模式，称之为"吃祖宗饭，夺子孙路"的路子，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黄土高原，在《禹贡》土壤分类的等级中被载为"上上一等"，曾经是森林茂密，草原肥美，经过上千年掠夺式的开发，成为一片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被冲进黄河，形成了世界罕见的"悬河"。云贵高原是另一个例子，古代被视为"瘟疫之乡"，反而逃过了过度开放，成为中国唯一幸存的热带雨林，物种惊人得丰富，但是明清之际，大量人口迁入，开山垦荒，乱砍滥伐，把原始森林毁为农田，森林覆盖率下降34%，许多地方都成了童山秃岭。
今天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下，西藏的生态也开始面临劫难。西藏是"地球第三极"，是北半球气候"调节区"和"启动器"，也是"江河源"和"生态源"。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许多河湖水源的补给来源，东流有长江、黄河，西流有印度河，南流有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长江发源的冰川叫姜古迪如冰川，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说她九八年去，那里还是"高原草甸，滚滚江水"，有七百多跳冰川，十一年后再去，冰川已经全部消失，"很多长江源的支流已经完全干涸了，一点水都没有"。另据报道，黄河源区，青海玛多"三江源区"的四千多个湖泊，90%以上已经干涸。
雅魯藏布江据说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发电潜能的两条河流之一，但拦截此江，便如同摧毁西藏高原极脆弱的生态系统。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那个著名的"大拐弯"处，据称中国正计划兴建三十八亿瓦特的水電站。中国会歇手吗？未来20年中国能源需求面临巨大缺口，要增加26座兖州煤矿、6个大庆油田、8个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4.3个左右的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20个大亚湾核电站和400个大型火电站。
西藏高原的两侧，各有一个最古老的所谓大河文明，华夏和印度，两边都应当拜西藏雪山为"养育父母"，中国伦理讲究"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恰好相反。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隐喻：在生态的含义上，破坏西藏的生态，意味着摧毁我们自己生态的源头；在精神的含义上，藏传佛教蕴含的巨大资源，尤其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从中提升出来的普世价值，可以接济我们的文明缺失，我们却正在下手把它灭绝。这也正好应了《孟子》里的一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畅销书《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作者生物地理学家杰瑞特?戴蒙（Jared Diamond）又写了一本著名的《崩溃》，提出环境崩溃使文明消失的所谓"五点框架"：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好的贸易伙伴、文化价值观上如何应对生态；前两点和第五点，是对任何文明都适用的；有趣的是，第四点"强邻在侧"和第五点"好的贸易伙伴"，恰是一对悖论的因素，套在中藏关系上再合适不过，因为敬畏大自然的西藏文明拥有最先进的生态伦理，她却不能守护她的"天上人间"完好如初，不幸因为她的华夏强邻的虎视眈眈，恰好是毁灭藏传佛教，才能最终占有西藏的自然资源。
汉族人自己对于"三峡大坝"这种"断子绝孙"的缺德事，也是很无奈的，比如李锐２００４年给胡温写信再谈"三峡"祸事，提到黄万里当年曾对他说，将来三峡出事，要在白帝城头修庙，并用铸铁立三人跪像，中间一女，两边各一男：钱正英、张光斗、李鹏。这当然也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共不仅毁了中华民族的山河，更毁了这个民族的精神资源，中国还有纯正的佛教吗？我们恐怕需要再从西藏引进一次佛教，就像当然唐朝玄奘"西天取经"一样。
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一個小車站裡，一位年輕僧人，穿著絳紅色僧袍，照例一見面就抖出兩條雪白哈達，搭上胡平和我兩人脖頸。五十年前達賴喇嘛抵達這裡，「下了火車的那段旅程我還歷歷在目。車行大約一小時，我看見遠方積滿皚皚白雪的高峰，就在我們的正前方。」此刻我們所看到的，依然如此。年輕僧人漢話說得很好，汽車盤旋山路之間，他對我說他最愛讀胡平的文章，「別的漢人的文章我只讀一遍，只有他的文章，我一定要讀兩遍以上」。後來在那座小山城的西藏流亡政府裡，不管我們走進哪個辦公室，只要一提胡平的名字，幾乎無人不識，可知胡平在達蘭薩拉的知名度之高，原因則是大部分流亡藏人只讀一本漢語期刊，即《北京之春》。
要讓信佛的藏人弄懂曾信鬼神、後又無神論的漢人，自是不易，更不要說那種經歷過「毛崇拜」、「鄧崇拜」抑或乾脆「錢崇拜」而財大氣粗的「現代化漢人」了，所以簡潔明快的漢文，如《北京之春》這本「老牌」異議雜誌 ，乃是藏人勉強能接受的，它大概在語言和說理上都做到了「下里巴人」，胡平的政論文一向風靡，訣竅在哪裡？這次在達蘭薩拉找到了答案。這個細節很有象徵意味：被中國體制視為異端的不同種族的兩個流亡群落，雖不到形同陌路的地步，彼此能欣賞的地方卻很有限，這基本是語言障礙，也有文化隔膜。
漢藏的民族衝突，固然有許多歷史、政治和資源爭奪的現實糾紛，但根源還在這隔膜，及其背後的互相無知。從西藏雪山向東淌出的一江一河所孕育的平原漢人，因人口龐大，文明悠久，又放大了這種無知；近十幾年她經濟強盛，終於可以「雪恥」般地傲視欺負過她的西方洋人，但卻不妨礙漢人拼命學語言（英語）、偷器物（技術），哪裡還會對那寒冷的世界屋脊有興趣？我從不認識一個懂藏文的漢人，而有意願瞭解西藏的漢人，不是異議分子，就是怪物。中共曾拿「剝皮抽筋的農奴制」妖魔化西藏，只是一個淺顯障礙，你看漢人信基督教或佛教（如法輪功）都不難，一到藏傳佛教這裡就發懵。
漢人的通俗文化，是個頗諷刺的例子。在中國「經濟起飛」時代，電視劇風靡宮廷題材，尤其是「清宮戲」，各朝「清帝爺」和太監，乃至貝子貝勒及其「格格」們，是十幾年家喻戶曉、街議巷談的「大明星」，神州遍地的漢人們，仿佛回到他們滿清「主子」當家的朝代去再做一次「奴才」，可是竟然沒人知道，那年月清朝皇帝是奉喇嘛教的西藏法王（達賴喇嘛）為「黃帽上師」的——被滿族人統治了近三百年的中國，跟西藏是一種「師徒關係」——電視劇播了一集又一集，卻始終沒有教會漢人這個「歷史常識」，這種娛樂的「知識含量」是零。
雖然從文化角度看，整日價電視裡吆喝著「喳」、「主子爺」、「奴才在」，是讓老百姓回爐一趟「奴才」而樂呵呵的毫無感覺，但從「政治經濟學」來看，「廉價勞動力」就是「奴才」，二百年前歐洲人就預言到這景象，當時他們用了一個詞「黃禍」，因為大群馴良、熟練、節儉、拖著辮子的中國工人是西方工業社會難以競爭的。真乃一語成讖。
如此一個「大漢族」，才使中共得以拿「民族主義」破爛貨，做一次意識形態而毫不費力，漢人那未曾療救的百年恥辱，一轉臉就變成欺負弱小民族的沙文主義，就是靠這破爛貨的點化。所以在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會這樣問我們：「將來中國民主了，讓一人一票決定其他少數民族的命運，不是更慘嗎？」天曉得！不過大陸人是說過這種話：「咱十幾億人，每人吐口唾沫也把台灣給淹了！」因此據說台灣本省人認為當下正是台灣走掉的絕佳時機，千載難逢，只可惜「台灣之子」陳水扁不大爭氣。他們也是漢人（閩南人）呢，也鄙視海峽那邊的另一種漢人。那島上的外省人骨子裡一樣瞧不起大陸人，只不過為了生意而滿臉堆笑。
要從大中國「走掉」， 可謂一種跨世紀興奮，並非「少數民族」的一廂情願，也是「邊緣漢族」的時髦，大家都巴不得甩掉那個愛耍恨、又貪婪也很擁擠的「大一統中心」，去過自己的小日子。最慘莫過香港人，一百年悠哉遊哉，末了還得「回到祖國懷抱」，叫劉曉波痛惜地居然喊了一腔「三百年殖民地」。其實台灣「走掉」也是個假問題，正經是不能落到香港的地步，「一不留神」就「掉進去」。
這邊藏人很幸運，有達賴喇嘛這麼高智慧的一位法王，極清醒「走掉」豈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除去印度的限制、聯合國的冷漠等因素，即便今日版圖的「西藏」（衛藏）走得掉，那已經劃入青海、雲南、四川的藏區連同無數的寺院及其僧俗大眾怎麼辦？難道扔掉不成？千百年歲月鑄就的「命運共同體」，怎能逞一時之快而拆碎？我想這便是「中間道路」 的依據所在。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達蘭薩拉讓我想起王維的名句，大概海拔高（兩千米），靠近雪山，春季涼爽清新。也叫大昭寺，也叫祖拉康，跟在拉薩一樣，是這個小山城的中心，雖在西藏境外，如今卻是藏傳佛教的麥加，我們逗留十天裡，就有兩件大事發生，即三月十九日達賴喇嘛在此傳法之際，當眾談話堅辭「最高政治領袖」，言辭懇切；再者是第二天的流亡藏人大選日，投票站就在這裡，兩件事都驚動世界。
此地前院是「大乘經院」，後院即尊者官邸。每日喇嘛們在經院二層詠經，聲浪漸次由低攀高，宛如波濤；任憑信眾整日流連，除了藏人，絡繹不絕的善男信女多為歐美青年，他們到此或駐足片刻，或默然席地打坐，皆虔心膜拜尊者，又仿佛承受雨露。
我們有幸到此拜見了達賴喇嘛。那天下午輪到我們進去，他就在門廳裡等著，永遠穿著那著名的絳紅色僧袍，一上來就拉著胡平問：「speak English？」我跟在後面應道：「broken English.」他笑著回頭說：
我上一次近距離見到他，是二十年前，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這次他紅堂堂相貌依舊，聲如銅鐘，幽默如故，而且一如既往地期待中共再次出現「改革奇跡」，這次他問「溫家寶屢言政治改革」該作何估計？我們自然視為「作秀」，或「溫影帝」怕留歷史惡名，或孤掌難鳴，尊者聽罷默然。
待又談到中國「維穩費」已超過軍費，尊者提起一件舊事：「我給毛主席寫過兩次信，第一次他給我回了信，第二次我再去信，就沒有下文了。我知道他不會再回信給我了。」此言自有話外音，作何解讀？我不敢妄言。但我懂得尊者的大思路，既然佛家不殺生、既然西藏不能「獨立」只能「自治」，那麼漢藏只有「和解」一途，達賴喇嘛也只有這麼一個立場，永遠不變，選擇都留給你們漢人了。這是「空靈」的境界，我只覺得，當今污濁的世道與這境界實在太不相稱，枉負了他一世的苦心。
我們剛到這裡，就聽說尊者有個侄子在美國不幸遭遇了車禍，我心裏咯噔一下，因爲我有慘痛的車禍經歷，對此很敏感，接下來就引出一個故事，是關於達賴喇嘛的大哥達澤仁波切。
「仁波切」意思即「寶」，指精神領袖。他長弟弟十三歲，本名圖登吉美諾布，很早就被青海塔爾寺選為主持，晚年一直為「讓贊」（藏語「獨立」）奮鬥，有個住在美國的康巴人嘉央諾布回憶了跟他的交往（嘉央諾布《回憶第一位讓贊步行者》，引文自唯色網站「看不見的西藏」）。一九八八年達賴喇嘛發表「斯特拉斯堡宣言」，是為「中間道路」出台，達澤仁波切知道弟弟放棄了「獨立」非常傷心。由於印度的限制他也只能流亡北美，七十三歲開始推動「國際西藏獨立運動」，「並且領導了幾次獨立步行活動，行蹤遍及美國與加拿大」「他很有精神地邁著步伐，反戴著一頂白色的棒球帽，告訴美國：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跟達賴喇嘛的理念不同，「他與共產黨人的交往經驗，使他堅信中國對西藏的意圖是邪惡的」，「這一幫人都是粗鄙、自以為是、狡詐而又喜好殺人的人——他們都是非常野蠻血腥的中國內戰的產物、毫無人性的人」「許多人都是前軍閥的手下、傭兵、土匪、地頭蛇等等」（大部分漢人都不能有見及此）。美國《新聞周刊》記者約翰．艾夫唐所著《雪域境外流亡記》記載，共產黨進入青海後，就囚禁了塔爾寺主持達澤仁波切，威逼他前去拉薩誘降甚至殺害他弟弟。這個經歷叫他很早就洞悉「北京要吞併西藏，並計劃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漸解體，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來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因此「獨立」成為藏民族信仰、語言、生活方式存活的基本條件。
二〇〇八年他去世，兒子晉美諾布繼承遺志，接力和平徒步遊行，竟於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四日遭遇車禍身亡，終年四十五歲，而他的兒子們又接力繼續奮鬥……
達賴喇嘛自傳裡說，他初到達蘭薩拉的翌日清晨，一醒來就聽到一種鳥鳴，「我向窗外逡巡，卻不見它的影蹤，只見一片宏偉壯麗的山巒」。我們看到這幅壯景，卻是從女作家朱瑞住所的露台上。她是《傾聽西藏》的作者，此書獲達賴喇嘛親自作序推薦，褒揚她溝通漢藏兩族的努力。朱瑞說她這本書，其實是創作一部長篇小說的副產品，那部小說《拉薩好時光》，描寫了漢人入侵之前的迷人西藏社會，兩本書皆由台北《允晨文化》付梓出版。她此刻恰好也在這裡，熱情邀我們去山坡上她的寓所吃飯、聊天並且贈書。
席間大家談起一個喇嘛的自焚，那是剛從四川阿壩州傳來的消息，格爾登寺一個叫平措的小喇嘛，才二十歲，三月十六日獨自一人離開寺院，走到街頭突然就變成了一團火，他在火焰中掙扎並高呼：「讓嘉瓦仁波切回來！」、「西藏需要自由！」、「達賴喇嘛萬歲！」……很快大批軍警就把駐有兩千五百個喇嘛的格爾登寺圍得水泄不通。
這個事件的爆發時機，恰好跟中國民間的「茉莉花運動」重合，但它其實是一個純粹的西藏抗議，跟北非的伊斯蘭革命沒有關係。當時朱瑞立刻到達蘭薩拉的格爾登寺，找到平時跟平措很要好的一個小喇嘛，去年才翻越雪山過來的，他說：「本來，阿壩地區在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六日抗議時，死了很多人，所以三年後的今天，許多藏人都在寺院和家裡點酥油燈紀念遇難者。平措的紀念方式是自焚。」
我們反觀二〇〇八年三月「拉薩事件」，它在漢藏關係史上的重要性，跟一九五九年「拉薩事件」是同等的，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會被證明。文革後有一個參觀團獲准回西藏考察，達賴喇嘛的三哥洛桑桑天也在其中，他在蘭州遇到一個坐了十九年牢的藏人對他說：
「無論中國人說甚麼、做甚麼都不可信，無論他們講我們藏族甚麼都不可信。我們團結一致反對他們，在西藏全國各地都有地下組織，甚至在監獄裡也如此。尤其是年輕人十分堅定。」（《雪域境外流亡記》）
西藏成為二戰以後非常罕見的一個殖民地，駭人聽聞地被奴役、被壓榨，獲知了這一切的洛桑桑天得了憂鬱症，一年後去世，尊者說他「因心碎而死」。
所以〇八年藏人的反抗毫不奇怪，在那以後，甚至達賴喇嘛都開始實行「戰略轉移」，如王力雄所言，「很多時間和精力都放在與中國知識分子、學生、反對派人士及宗教人士的見面交流上。」
王力雄有一文《獨派力量在崛起》還指出：「主張獨立的力量不但增強，且有變成主流的趨勢……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的確是中國政府的政策所導致，當達賴喇嘛的溫和姿態一再遭到無理拒絕甚至羞辱時，如何還能讓藏人相信他的中間道路有前途？」
這情勢跟漢人民間社會，自北京奧運會以來遭到越來越嚴酷的壓制，如出一轍。無獨有偶，劉曉波領銜發起「零八憲章」溫和建言竟遭重判十一年、由此榮獲二〇一〇年諾貝爾和平獎卻至今繫獄，而被壓制激怒的反體制漢人們，也對他的「無敵論」 嗤之以鼻。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境遇，何其相似乃爾！王力雄曾在達蘭薩拉遭遇藏人對他「不明確支持藏獨」的抗議，胡平則竭力為「無敵論」辯護而在網絡上被圍攻，又何其相似乃爾。
達賴喇嘛對藏民族而言，是「手持白蓮的觀音」，至高無上，而劉曉波只是一個異見知識分子，漢人八〇後知道他的也寥寥無幾，這又有天壤之別；尊者是修煉至化境的活佛，精神已然純淨，超越了憤怒和欲望的大自在者，相比之下，劉曉波尚在凡塵中，自是煎熬萬分！不過他們同時作為極權主義的反抗者，是平等的。更有甚者，他們倆作為聖雄甘地的傳人，都對填補亞洲的價值欠缺，建下垂世之功。
『西藏境內情況非常嚴重，醫院、學校、商店、劇院等大部份公共場合已經使用不上藏語；尊者已經七十八歲，歲月可知，一旦不在了，西藏的問題將更加困難……。』
說話的人，叫羅桑念扎，是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他說此話也不是在達蘭沙拉，而是在紐約市皇后區的一家西藏餐館裡。我第一次聽到流亡藏人如此悲涼的訴說。那天來了好幾位聲援藏人的流亡漢人，大家皆強調揭露中國宣傳（民族主義、西藏「分離」等）的功效，我有點無言以對，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對當代漢藏關係史很陌生，尤其對一九五六至六二年發生在青藏高原的殖民戰爭一無所知，這個歷史被中共徹底封殺，像對八九「天安門屠殺」一樣。進些年我似乎還滯留在因《河殤》而生的「現代化」命題中，到了西方也沒醒轉來。所以我還慣性似的從這個視角看西藏，閉關鎖國、師夷長技等漢人的玩意兒，在他們彷彿都是經歷的，救亡無疑，啟蒙就未必了，他們必須堅守藏傳佛教，所有外面的模式、標準都無法衡度這個文明。其實十三世達賴喇嘛，已是一個相當熟悉世界的明白政治家，在強敵環視下也兩度流亡，並嘗試種種改革，皆功敗垂成，他臨終預言：西藏將遭到內部和外部的攻擊，家園、寺廟乃至達賴、班禪制度，將遭摧毀，湮沒無聞……。
無疑西藏到近代，也是一個衰落文明，但更不幸的是，鄰邦中國恰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崛起，且由一個梟雄掌控，那個自詡「秦皇漢武」的毛澤東，狂言死掉三億漢人也無所謂，而他又視征服西藏為一大事功，藏傳佛教豈非在劫難逃？藏人低估共產黨征服的決心和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也與印第安人不相上下，更惶論他們還是一個不殺生的民族？在漢人的殖民統治下，藏人是無所謂「藏奸」的，能妥協就妥協，那些活佛、世俗首領，如班禪喇嘛、阿沛•阿旺晉美，可說都是投誠中共，但中共從來沒能從精神上征服過他們。有時我會拿西藏跟越南相比——可以把越南炸到石器時代去的美國，無法戰勝不惜以十換一的越共，美國士兵的道德最後崩潰了。可是共產黨沒有道德——讀林照真的《喇嘛殺人》（一九九九，台北聯合文學），可知解放軍的鎮壓和屠殺行徑，必須具有某種不把藏人當人的野蠻才行。這是一種怎樣的張力？
西藏是「地球第三極」，是北半球氣候「調節區」和「啟動器」，也是「江河源」和「生態源」。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許多河湖水源的補給來源，東流有長江、黃河，西流有印度河，南流有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等。長江发源的冰川叫姜古迪如冰川，綠家園召集人汪永晨說她九八年去，那裡還是「高原草甸，滾滾江水」，有七百多條冰川，十一年後再去，冰川已經全部消失，「很多長江源的支流已經完全乾涸了，一點水都沒有」。另據報道，黃河源區青海瑪多「三江源區」的四千多個湖泊，九十％以上已經乾涸。
在中國「西部大開發」的浪潮下，西藏的生態面臨劫難。雅魯藏布江據說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發電潛能的兩條河流之一，但攔截此江，便如同摧毀西藏高原極脆弱的生態系統。在雅魯藏布大峽谷那個著名的「大拐彎」處，據稱中國正計劃興建三十八億瓦特的水電站。中國會歇手嗎？未來二十年中國能源需求面臨巨大缺口，要增加二十六座兗州煤礦、六個大慶油田、八個天然氣西氣東輸工程、四．三個左右的三峽水電站的裝機容量、二十個大亞灣核電站和四百個大型火電站。藏傳佛教的「天上人間」，在世界屋脊上也難逃「文明衝突」，它的現代含義就是精神和物質（地理）的雙重滅絕。
座談會舉行的那家西藏餐館，地處高架火車線下面的一條商業街，店鋪鱗次節比，環境嘈雜混亂。我事先研究好路線，出門奔紐約，從林肯隧道進去，橫穿曼哈頓，再穿過皇后隧道就到了。誰知我車上的導航儀自作聰明抄近道，將我引進一片工業區，叫我在混亂的高速上幾度迷路。那餐館一帶，也是街面擁擠，行車蠕動，返回時我剛上路，車就被無端擦撞；路徑布魯克林、斯坦頓島，車流疾速紊亂，我終以三小時拚搏，安全回家。
『外面已經黑了。我心裡突然有些緊張，也許是我小心眼了，不過以後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獨立生活怎麼辦？要知道錢在哪裡？一個月一年必須要付的錢，我現在意識到我的損失太大了，連基本生活能力都沒有，今後一定要重新學會……。』
傅莉寫的這段日記，我回家才看到。她曾給我打過三次電話，但是我的手機沒響，她留下了自己心裡真實感覺：「他可能不會回來了」；在我而言，也是第一次聽到她的絕望，心裡很淒涼，當晚沒有力氣做任何事情，早早兒上床去睡了。可是我心裡的掙扎是：扔她一人在家裡，才逼出她的危機感，才肯去想「外界」、自理，進而擺脫「隔絕」，可是她會被恐懼壓倒嗎？
我在三小時掙扎回家途中，腦海裡一直翻騰著西藏，尤其著迷一個細節。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中譯本一九九○年出版，康鼎譯），寫得睿智詼諧，其中有一章《神通與神秘》，專寫藏傳佛教的秘法，他提到一次西藏發生了地震，特別書寫了一段關於「五〇年紅光異象」的文字：
『我們仰望天空，一陣接一陣的轟隆聲相繼而起……有些人甚至看到一道怪異的紅光，從爆破聲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漸形成，幾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東到幾乎四百英里遠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薩迦。我聽說實際上發生在加爾各答……這不只是地震，而是個預兆……這些異象超乎科學，屬於某些真正神秘的領域。』
這是他的慧眼獨識，彷彿他在世界屋脊，俯瞰東亞，乃至整個歐亞大陸板塊，窺見其大部分地域將陷入殺人如麻的「赤禍」，只不過以另一種象徵語言加以預言，那卻是六十年前中國大知識分子們悉數盲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