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三民網路書店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敗戰的清帝國依據《馬關條約》，將其版圖內一個主要由閩、粵漢人移民所定居的邊陲島嶼──臺灣，割讓給日本帝國。從當時北京決策者的觀點而言，割讓這個十年前才升格為行省的屯墾殖民地，純粹是出於以地求和的實際外交考量。當時的總理衙門在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定時，致電最後一任臺灣巡撫唐景崧，說明割臺背後的理性計算：「割臺係萬不得已之舉，臺灣雖重，比之京師則臺灣為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臺灣孤懸海外，終久不能據守。」但是對臺灣人民而言，這個決策所帶來的卻是立即直接的切膚之痛，因為被犧牲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者，不是京師百姓，而是臺灣人民自身。對於這個來自北京的理性決策，臺灣人民只能報之以強烈的情緒反彈：他們包圍撫署，以「臺民何辜，致遭歧視？」的悲痛質問，向唐氏表達被北京出賣的憤怒與怨懟。在無數陳情請願失敗之後，臺灣人民終於認識到割臺已是 「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外交成議。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臺北地區仕紳領袖擁立唐景崧，成立臺灣民主國（Republic of Formosa），準備以自身力量抗拒日本的接收。臺灣民主國本質上主要是臺灣仕紳領袖向列強尋求「三國干涉還遼」模式的外交干預的設計，而且設在臺北的正式的民主國政府壽命只延續了十三天。然而這個幻影般的海島共和國卻成為五月底日軍登陸臺灣後，臺灣中、南部激烈的武裝抵抗運動號召民眾最重要的象徵。德國在一八七一年，幾乎是兵不血刃地接收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然而一八九五年日本接收臺灣，卻面對了臺灣人民以「臺灣民主國」為號召的激烈武裝反抗運動。日本軍隊必須血戰六個月，殺害一萬四千名以上的臺灣民眾，並且付出二百七十八條日本軍人──包括主帥之一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生命，才瓦解了「臺灣民主國」的武裝抵抗運動，初步控制臺灣全島。
關於這段臺灣與中國現代史上「意味深遠的插曲」（significant episode），在此需要提出幾點觀察。首先，臺灣在現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之前，就脫離了中國而被併入日本。當代多位學者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西方式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要在甲午戰後才逐漸興起，並取代傳統的族類思想或文化主義，成為支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發展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初期最重要的旗手梁啟超這句著名的警語，一針見血地點出了「中華民族的近代覺醒是從甲午戰爭時期才正式開始」的事實。這個事實說明了在中國開始將自身從一個「帝國」或「天下」重新想像或改造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之前，臺灣就脫離中國而被併入日本了。而這意味著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以後的最初五十年間，臺灣經歷了一段在中國之外，並且與中國分離的歷史軌跡。第二，「一群被祖國拋棄而又堅決不願落入外國勢力之手的人民」不得不建立臺灣民主國作為絕望中最後的自救手段，這個悲劇預示了在未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將要面對的嚴峻的政治現實：臺灣人必須獨自應付日本人。在未來的半個世紀中，拋棄臺灣人的祖國自身也將陷入漫長而深刻的動亂與危機之中，因此臺灣人如果渴望從殖民統治下獲得解放，他們將別無選擇，只能「自求解放」。
一個有趣而值得令人深思的巧合是，提醒臺灣人必須認清這個殘酷現實的，正好也就是中國民族主義者梁啟超。一九○七年，當日後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之一的林獻堂至神戶訪問梁氏，並且向他請教臺灣人解放之道時，梁啟超向林獻堂直言「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建議臺灣人模仿愛爾蘭獨立運動放棄武裝鬥爭，改採「勾結英國朝野」的議會路線而終於獲得完全自治的做法，以爭取臺灣人之參政權。由此可知，臺灣人領袖在殖民統治初期就已經相當清楚，當祖國分崩離析，自顧不暇之時，在東亞新興強權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若有心從事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方向與可能性，將受到多麼嚴苛的結構性限制。於是，一種混合著認命、現實主義以及怨懟感的複雜意識──一種身為棄民不得不自尋出路的意識──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下大多數臺灣人菁英思考自身以及臺灣未來的出發點。
第三，這個短命的臺灣民主國其實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無足輕重。儘管臺灣民主國的構想是源起於一種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謂 「無路可出」（huis clos）的絕望感，而非一個預先存在的，真正的臺灣民族意識，但它畢竟是臺灣人第一次基於國際法上的公民投票和住民自決原則，將這個原屬中國的邊陲省分想像成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的嘗試。為了抗拒異族的統治，這群在受困中勉為其難的建國者不得不以人民的「總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之名建立一個「民族」尚未誕生的，早產的「民族國家」。這個「被迫建國」的實踐， 無意間將中國邊陲一省的省民，想像成一個稱作「臺民」的「國民」。然而，這個馬基維利式的，甚至是前民族的（pre-national）想像，很快就成為日本殖民統治初期接二連三發生的臺灣人武裝反抗行動強而有力的象徵──幻影般的臺灣民主國，開始變成這些武裝抵抗所宣稱要「光復」的國家。時日一久，這個看似空洞的歷史象徵將會被更晚期的臺灣人反殖民運動進一步「占用」（appropriated），乃至實體化（reified），而變成這些民族運動者想像當中，現代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起點。
上述三點共同指出了一個簡單明白的重要事實：現代臺灣民族主義乃是產生於一個和孕育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歷史情境完全不同的情境。換句話說，現代臺灣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是從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場」（political fields）之中發生的兩個平行而各自獨立存在的民族主義。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是一個衰敗中的古老帝國在面臨豆剖瓜分的危機中被誘發出來的；臺灣民族主義則是一群被強制兼併的棄民在殖民統治下發展出來的。中國民族主義所面對的，是由為數眾多、侵略形式不同且勢力分布在領土各地的列強構成的一個籠統的「帝國主義」，相較之下，殖民地臺灣所直接面對的是明確、單一的日本帝國。中國始終擁有形式上的主權與中國人所組成的政府，而臺灣則是全境被正式納入日本國家主權之下，由「外來政權」所統治。這兩個不同的「政治場」以其不同的特質，分別誘發了兩個發展軌跡和政治議題都不同的民族主義。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在長期戰亂之中追尋的主要目標，是一個足以恢復古老榮耀的強大的統一國家，而臺灣民族主義最念茲在茲的問題，卻是如何逃離一個強大而中央集權的國家的穩定控制，並且獲得臺灣人作為「弱小民族」應該享有的集體的自決權。
福爾摩沙意識形態：東方式殖民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的興起1895-1945
系列名：春山臺灣講座Forum
ISBN13：9786267478356
替代書名：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出版社：春山
作者：吳叡人
譯者：胡宗香
出版日：2025/01/17
- 書摘
第二節 割讓：分離想像的起點（出自第三章成為民族）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敗戰的清帝國依據《馬關條約》，將其版圖內一個主要由閩、粵漢人移民所定居的邊陲島嶼──臺灣，割讓給日本帝國。從當時北京決策者的觀點而言，割讓這個十年前才升格為行省的屯墾殖民地，純粹是出於以地求和的實際外交考量。當時的總理衙門在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定時，致電最後一任臺灣巡撫唐景崧，說明割臺背後的理性計算：「割臺係萬不得已之舉，臺灣雖重，比之京師則臺灣為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臺灣孤懸海外，終久不能據守。」但是對臺灣人民而言，這個決策所帶來的卻是立即直接的切膚之痛，因為被犧牲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者，不是京師百姓，而是臺灣人民自身。對於這個來自北京的理性決策，臺灣人民只能報之以強烈的情緒反彈：他們包圍撫署，以「臺民何辜，致遭歧視？」的悲痛質問，向唐氏表達被北京出賣的憤怒與怨懟。在無數陳情請願失敗之後，臺灣人民終於認識到割臺已是 「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外交成議。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臺北地區仕紳領袖擁立唐景崧，成立臺灣民主國（Republic of Formosa），準備以自身力量抗拒日本的接收。臺灣民主國本質上主要是臺灣仕紳領袖向列強尋求「三國干涉還遼」模式的外交干預的設計，而且設在臺北的正式的民主國政府壽命只延續了十三天。然而這個幻影般的海島共和國卻成為五月底日軍登陸臺灣後，臺灣中、南部激烈的武裝抵抗運動號召民眾最重要的象徵。德國在一八七一年，幾乎是兵不血刃地接收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然而一八九五年日本接收臺灣，卻面對了臺灣人民以「臺灣民主國」為號召的激烈武裝反抗運動。日本軍隊必須血戰六個月，殺害一萬四千名以上的臺灣民眾，並且付出二百七十八條日本軍人──包括主帥之一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生命，才瓦解了「臺灣民主國」的武裝抵抗運動，初步控制臺灣全島。
關於這段臺灣與中國現代史上「意味深遠的插曲」（significant episode），在此需要提出幾點觀察。首先，臺灣在現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之前，就脫離了中國而被併入日本。當代多位學者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西方式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要在甲午戰後才逐漸興起，並取代傳統的族類思想或文化主義，成為支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發展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初期最重要的旗手梁啟超這句著名的警語，一針見血地點出了「中華民族的近代覺醒是從甲午戰爭時期才正式開始」的事實。這個事實說明了在中國開始將自身從一個「帝國」或「天下」重新想像或改造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之前，臺灣就脫離中國而被併入日本了。而這意味著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以後的最初五十年間，臺灣經歷了一段在中國之外，並且與中國分離的歷史軌跡。第二，「一群被祖國拋棄而又堅決不願落入外國勢力之手的人民」不得不建立臺灣民主國作為絕望中最後的自救手段，這個悲劇預示了在未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將要面對的嚴峻的政治現實：臺灣人必須獨自應付日本人。在未來的半個世紀中，拋棄臺灣人的祖國自身也將陷入漫長而深刻的動亂與危機之中，因此臺灣人如果渴望從殖民統治下獲得解放，他們將別無選擇，只能「自求解放」。
一個有趣而值得令人深思的巧合是，提醒臺灣人必須認清這個殘酷現實的，正好也就是中國民族主義者梁啟超。一九○七年，當日後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之一的林獻堂至神戶訪問梁氏，並且向他請教臺灣人解放之道時，梁啟超向林獻堂直言「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建議臺灣人模仿愛爾蘭獨立運動放棄武裝鬥爭，改採「勾結英國朝野」的議會路線而終於獲得完全自治的做法，以爭取臺灣人之參政權。由此可知，臺灣人領袖在殖民統治初期就已經相當清楚，當祖國分崩離析，自顧不暇之時，在東亞新興強權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若有心從事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方向與可能性，將受到多麼嚴苛的結構性限制。於是，一種混合著認命、現實主義以及怨懟感的複雜意識──一種身為棄民不得不自尋出路的意識──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下大多數臺灣人菁英思考自身以及臺灣未來的出發點。
第三，這個短命的臺灣民主國其實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無足輕重。儘管臺灣民主國的構想是源起於一種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謂 「無路可出」（huis clos）的絕望感，而非一個預先存在的，真正的臺灣民族意識，但它畢竟是臺灣人第一次基於國際法上的公民投票和住民自決原則，將這個原屬中國的邊陲省分想像成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的嘗試。為了抗拒異族的統治，這群在受困中勉為其難的建國者不得不以人民的「總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之名建立一個「民族」尚未誕生的，早產的「民族國家」。這個「被迫建國」的實踐， 無意間將中國邊陲一省的省民，想像成一個稱作「臺民」的「國民」。然而，這個馬基維利式的，甚至是前民族的（pre-national）想像，很快就成為日本殖民統治初期接二連三發生的臺灣人武裝反抗行動強而有力的象徵──幻影般的臺灣民主國，開始變成這些武裝抵抗所宣稱要「光復」的國家。時日一久，這個看似空洞的歷史象徵將會被更晚期的臺灣人反殖民運動進一步「占用」（appropriated），乃至實體化（reified），而變成這些民族運動者想像當中，現代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起點。
上述三點共同指出了一個簡單明白的重要事實：現代臺灣民族主義乃是產生於一個和孕育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歷史情境完全不同的情境。換句話說，現代臺灣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是從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場」（political fields）之中發生的兩個平行而各自獨立存在的民族主義。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是一個衰敗中的古老帝國在面臨豆剖瓜分的危機中被誘發出來的；臺灣民族主義則是一群被強制兼併的棄民在殖民統治下發展出來的。中國民族主義所面對的，是由為數眾多、侵略形式不同且勢力分布在領土各地的列強構成的一個籠統的「帝國主義」，相較之下，殖民地臺灣所直接面對的是明確、單一的日本帝國。中國始終擁有形式上的主權與中國人所組成的政府，而臺灣則是全境被正式納入日本國家主權之下，由「外來政權」所統治。這兩個不同的「政治場」以其不同的特質，分別誘發了兩個發展軌跡和政治議題都不同的民族主義。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在長期戰亂之中追尋的主要目標，是一個足以恢復古老榮耀的強大的統一國家，而臺灣民族主義最念茲在茲的問題，卻是如何逃離一個強大而中央集權的國家的穩定控制，並且獲得臺灣人作為「弱小民族」應該享有的集體的自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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