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幽灵在空中盘旋。他建立的"红色话语"既解放又奴役中国社会与人民的语言、思想、行为模式至少八十多年了。官方文宣固不论矣，即连海内外异议分子身上的言行也往往盖上毛式的烙印。本书《沧浪之水：红色知识话语的建构与推行》以1951-52年高校知识人思想改造为个案，以小见大，上接"延安整风"的余绪（高华，2000），下启"反右"和"文革"的开端（钱理群，2012），一脉相承，今日读之，犹令人不寒而栗。考察红色话语的"知识考古学"，不仅有历史意义，并且为理解毛泽东时代、后毛时代乃至当今习近平"新时代"的思想资源提供一把重要的钥匙。
本书乃作者根据博士论文三易其稿而成。我们虽无师生之缘，承其雅意，在付梓前夕出示书稿，让我先睹为快。（按：此书后来并未顺利出版。）我不揣鄙陋，遵嘱提出一些粗浅的读后感，借题发挥，期与作者对话，也表达一份诚挚的敬意。我的读后感包括三方面：(一) 毛式话语的内在矛盾；(二)红色话语与暴力结构的辩证；（三）方法论的考虑。
余英时先生（1992：43）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上便是一部边缘人奔向权力中心而知识分子则不断被挤出中心的历史。"他又说："党内的'成功者'起码必须具备两大要诀，一是'狠'字诀，一是'痞'字诀。这正相当于毛泽东自我估价的'虎气'和'猴气'。"换言之，毛在处上风时则"狠"，在处下风时则"痞"。毛泽东一生善变，反覆无常，青年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时期则景仰胡适（他自己对斯诺说的），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又有几次变化，自嘲曾上过"绿林大学"，晚年更是"秦始皇加斯大林"。
作者分析，毛式红色革命话语体系以建构"阶级"为核心，其中又以农民构成"人民"的主体。农民为"我"，知识群体为"敌"，二元对立。知识群体的"原罪"，就是高高在上，只懂一些无知愚昧的"书本知识"，完全不事生产，以致站在与农民阶级的对立面，除非加以彻底改造，使之"农工化"，否则应该打倒知识人的"阶级压迫"。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主义"彻底颠倒传统儒家的道德秩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环。
必须强调，毛式话语是经过数十年长期发展出来的，不是为理论而理论，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革命的实际需要创造条件。这套话语体系自然有其延续性，也有其断裂性。在漫长而艰险的革命过程当中，或因应各种内外斗争情势（包括国民党、国际共党、党内各阶段的权力竞争者），或因主观需要，话语常常翻转不定。众所周知，毛敌视自由主义，藐视知识人，但这也未可一概而论：在延安初期，出于需要，毛也欢迎过知识人，他们的阶级属性并未如后来的固定化；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争取自由民主，《解放日报》却在延安推行"舆论一律"。这些断裂性对毛而言是斗争策略，一旦情势逆转，便可能突然大转弯，收拾权宜性的话语。毛泽东原来欣赏鲁迅在"白区"对国民党"投枪匕首"，但鲁迅毕竟怀疑一切权力，以致毛不许红色的"解放区"流行鲁迅文风，延安整风时更整肃受鲁迅影响的王实味。
除了权宜的政治利用，毛式话语本身其实就充满了理论的内在矛盾。作者指出，毛受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影响。中共历史上以"民主集中"为圭臬，号称结合群众路线和一党专政的"辩证统一"，但在实践上则左右摇摆，权力极不稳定，从未获得合法合理的制衡。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翻云覆雨，今日之是，可能是明日之非。邓小平的政治反右、经济反左的政策，又举如"党性"与"人民性"、社会主义异化等等辩论，亦复反映这种内在矛盾。正因为这个断裂性和内在矛盾，1980年代言论短暂相对开放时期，党内思想改革派才能引述毛的"自由面"打击毛的"专制面"，这个伎俩是威廉斯(Williams, 1977)所说典型的"选择性吸纳"(selective incorporation)，结果徒劳无功。同时，为了证明伟大领袖高瞻远瞩，一贯正确，许多重要文稿都经过当局反覆审查修订才进入《毛泽东选集》。
（二）红色话语与暴力结构的辩证
天下的专制独裁者莫不垄断国家暴力（警察、军队、特务、监狱），驯服人的肉体，然而毛泽东更要进一步触及人的灵魂深处，彻底洗脑，其规模和程度超过斯大林，几乎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我在通读本书时，深感作者有效运用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路径，提高理论层次，使我们对于话语、知识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有更透彻的理解。作者说: "一旦政治权杖触不到的领域，伦理道德的力量便可以起到干涉作用。因此，红色知识话语体系的内容并非仅是新的政治权力文本的呈现，亦是一部新的道德伦理宣言。"这是深刻的见解。我以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使人们从根本上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甚至相信"世界本来就应该这样"，因而渗透到人们最细致、最隐蔽的思想领域。
作者以"沧浪之水"为知识人"洗澡"（思想改造）运动的隐喻，在掌握大量文本的基础上，细致地刻画毛式红色话语如何建造"阶级出身论"，贬低知识阶层的道德品格，拔高农民和工人的先进性，并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机制激发知识人的"原罪感"，先否定自己的历史和出身，再用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社会压力使其就范，导致知识人自己污名化，又互相妖魔化，毫无间断，最后至少在"表面上"是完全服从红色革命意识形态的网罗了。必须指出，作者以福柯的洞见赋文本以深刻的意义，从文本中探窥深层的权力运作，丝丝入扣，但她并未本末倒置，以文本去迁就福柯的理论架构。
话说回来，"话语"的定义未免含糊，我也不禁怀疑过分依赖文本分析是否有"泛话语化"的倾向。我从本书中获得以下几个相关而相异的印象：（1）话语是权力的再现；（2）话语是权力建构的工具；（3）话语是权力的组成部分；（4）话语是权力斗争的场域；（5）话语就是权力。如果话语的性质和作用涵盖这五个面相，是否应该设立不同的条件安顿这些关系？尤其是在最广泛而抽象的层面，作者引述福柯的话说："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话语并非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抗争系统，它就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本身。话语即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
英国文化研究巨擘威廉斯（Williams, 1977：112）阐发葛兰西"意识争霸"的理论时说："鲜活的霸权恒是一个过程。………它必须不断被更新、再生产、保卫与修正。同时，它也不断受到它本身以外的压力所抗拒、限制、改变和挑战。"这是充满激烈竞争乃至斗争的动态过程，有攻有防，有进有退，有分有合，而不是静态的制作成品。文化批评大家萨伊德研究西方帝国主义在殖民过程所建构的"东方主 义"，以及殖民地对殖民者进行的文化抗争，他的分析路径一方面受到威廉斯的启发，一方面又接受早期福柯关于"话语"的论述。但萨伊德(Said, 2000)后来批评，福柯晚期走入"泛话语"和"泛权力"的决定论。我对此深有同感。
上引福柯淋漓畅快的全称命题，与毛泽东自夸以"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和蒋介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假如我们相信福柯的"话语即权力"，那么权力本身又是什么？若以公式代换的方式，一迳认为"权力即话语"，岂不是掉回循环逻辑的泥淖?中国古训"徒法不足以自行"，话语本身也无法自生权力。毛泽东击溃国民党，有各种复杂多端的国内国际因素，例如国府的贪腐无能、民生凋敝、中共在抗战期间发展势力以及苏联接收中国东北时支援共军，倘若一味归诸"文房四宝"的作用，不啻是简单的化约论。
只抓"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不可能出专制政权；但只抓"枪杆子"，没有"笔杆子"，专政的中枢神经恐怕随时会崩溃。从中共一页页血淋淋的权力斗争历史中，我们知道红色话语和暴力结构是互为表里、交叉运用的。作者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蛛网般遍布全国的传播体系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网络结构，使全民处于福柯笔下'全景式'的'惩戒性凝视'当中；一波接一波的学习运动与思想改造运动，对精英知识分子进行了反覆的权力话语规训。"须知这种"全景式的惩戒性凝视"是有复杂的社会脉络为基础的，因此话语的文本分析（text）与暴力结构的语境(context)、权力斗争的过程(process)必须随时保持紧密的互动联系，作者如在这方面多所著墨，分析当更加全面而精当。
（三）方法论的问题
依照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Kelman，1961）的说法，态度变迁必须经历三个阶段：最先是顺从权力者的意志或要求，不管是出于自愿、被迫或两者兼有，都是为了趋吉避凶；接着，经过潜移默化，或接受群众的压力，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权力者那套思想或话语，以降低心理与行为的矛盾；最后，甚至把权力者原来所强加的世界观"内化"成为自己的信仰。在共产中国，从各种政治运动的轨迹，大概可以隐约看到这个态度变迁的廓影，但细节的了解则付之阙如。在极其险恶的政治迫害中，知识人连零星的材料都毁之唯恐不及，除了极少数（例如吴宓、顾颉刚）例外，谁都不敢保留完整的日记，后人便难以探窥其内心活动的轨迹或煎熬了。
这个困难是所有研究共产中国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以本书分析的文本而言，很多例证取自著名知识人公开的表态或认罪，而且都是经过官方刻意精心筛选以后张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之类全国性党媒示众的标本。这些个性、才情和背景殊异的铮铮风骨大学者，从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开始到金岳霖、梁思成，曾几何时竟如一具具木偶，俨然成为杀鸡儆猴的祭品。他们的"认罪书"千篇一律，连如何自贱的故事情节（出身、阶级、教育、好名）乃至遣词用字，都宛如同一个意识形态工厂的铜模铸造出来的，思之令人神伤。作者从许多断简零篇中寻取线索，以图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但这个还原历史场景的复杂工程刚刚开始，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其实，一旦暴力结构稍有松动，表面上看似坚牢的态度"认同"或"内化"也必然跟着动摇。 "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出现一些回忆录（例如巴金），对以前的"表态"有比较真切的反省。在新闻领域，王芸生、徐铸成和萧乾纷纷出面"翻供"，忏悔当年诋毁《大公报》的违心之论。当知这些态度的"认同"和"内化"涂有时代底色，不可不信，又不可尽信。杨奎松（2013）绣花针式的工笔记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这些知识人驯服的过程各有各的曲折，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挖掘知识人与红色革命话语种种交涉的"同与异"以及"常与变"（李金铨，2019：36-46）或是未来努力的方向。可叹者，如今当事人逐渐凋零殆尽，关键文件档案又被深锁，这类重建历史的研究复横遭政治暴力阻挠，抢救历史是何其艰钜的事！
最后，我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异代海外读者如我，展读此作，不断自问，若易地而处，生命将会如何安排？尽管历史没有事先也没有事后的答案，却完全不妨碍后人拨开门缝的一角加以凝视、回望和反思。我谨借张新颖（2014）在《沈从文的后半生》后记的几句话，献给所有被毛式红色专制铁拳所蹂躏摧残的知识人：
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这方面（时代）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页354-355）
请问弱小的个人已经从历史中站立起来了，正在站立起来，或者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站立起来？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聘任的教育部"玉山学者"。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
参考书目：
高华（2000）《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李金铨（2019）《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台北：联经。
钱理群（2012）《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台北：联经。
杨奎松 （2013）《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的书生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英时（1992）《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
张新颖（2014）《沈从文的后半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elman, Herbert C. (1961), "Processes of Opinion Chan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5:57-78.
Said, Edward W. (2000), "Foucault and the Imagination of Power" (pp. 239-245) in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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