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研究員艾瑪‧秀提斯（Emma Shortis）在2024美國總統大選前一天，飛往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觀摩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的最後一場造勢。她寫道：「女性支持者充斥了整個造勢場合，尤其是年輕黑人女性特別多。還有一些年長郊區白人女性，她們看起來簡直就像是麻州參議員伊麗莎白‧華倫的表親。有很多男性選民也很熱情，但人數遠不及女性那麼多。」
秀提斯繼續描述道，那場造勢上賀錦麗看來極具魅力，群眾中的女性激情呼應著她的演說。「當提到生殖權利的言論時，簡直全場沸騰」。北卡羅來納州有非常嚴格的墮胎限制，影響著全州的婦女。民主黨北卡女性選民似乎期待賀錦麗能幫她們把身體自主權歸物歸原主，然而大選的開票結果卻證實，生殖自主議題也許確實能在民主黨造勢場合贏得最高分貝的歡呼聲，但遠不足以讓人當選總統。
血與胎盤裡的戰爭
大選之前，有不少主流媒體與觀察家指出，2024賀錦麗對川普之戰已經成了「性別之戰」，但這不全然跟「賀錦麗是女人但川普不是」有關。基於生殖自主與其他性別相關議題的根本性立場差異，民主黨本來就擁有比較多的女性支持者；而拜川普任內提名大量保守派大法官之賜，原本保障各州女性墮胎權的羅訴韋德案在近半世紀後竟被推翻，這導致了紅州貧困女性更難取得終止懷孕的醫療資源。諷刺的是，與此同時美國的孕婦死亡率竟在逆勢飆升。
由於醫療進步，20世紀以來全世界孕產婦死亡率都呈現下降，但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卻出現令人費解的重新升高現象。此外，美國孕婦死亡率一直都是高度經濟發展國家中表現最惡劣的，對於這個議題，專研孕產婦與新生兒健康政策的波士頓大學教授尤金‧德克勒克（Eugene R. Declercq）有個直觀的解答：「高度經濟發展國家大多都有某種程度的健保，但美國並沒有。」2020年，美國孕產婦死亡率上升到半個世紀以來新高，跟1968年表現一樣差，而且根據CDC報告，她們超過八成是死於原本可以阻止或預防的原因。
更有甚者，這些死亡來得也不平等，2024年 Commonwealth Fund 的報告依然顯示，黑人女性產前產後死亡率是白人婦女的2.6倍，占總死亡人數的30%。美國的孕產婦死亡率是同時期英國婦女的三到六倍，挪威的孕產婦死亡率則是「零」。
2024年六月，也是 Commonwealth Fund報告發表的同個月份，美國最高法院拒絕審理愛達荷州「試圖把協助性命瀕危懷孕患者緊急墮胎的醫生抓去關」的訴訟（Idaho and Moyle, et al. v. United States），發回下級法院，讓爭議持續在地方層級。愛達荷州訴訟挑戰的是雷根時代設立的《緊急醫療和勞動法》（EMTALA），這幾乎是美國人民唯一可以訴諸的最終醫療救濟。
有了以上這些背景知識，不難想像何以賀錦麗在造勢場合同溫層提起生殖自由，會得到如此巨大的迴響。然而，我們卻很難直接認為羅訴韋德案的推翻「僅僅只是川普遺毒」。美國大法官雖然獨立運作，但過往研究顯示他們某程度上來說往往也受到民意潮流影響。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各州的「反墮胎」聲浪有加劇趨勢，而且部分地區還出現十分奇怪的立場位移。
此外，事實上需要墮胎作為救濟手段的族群，接近一半以上屬於全國標準貧窮線以下族群，以2024年公布的數字來說，就是「個人年收入不滿48.9萬台幣」、「雙人家庭年收入不滿66.3萬台幣」。簡單參考一下大麥克指數，美國單點一個大麥克要185塊台幣，台灣只要80元，在美國讓孩子吃飽需要大約2.5倍於台灣的收入，這條貧窮線在台灣等同於沒有領到最低薪資。更別提若這些人被拒絕墮胎，那麼她們在被迫生產的過程中也比其他人更可能死於併發症，新生兒更容易死亡。即便產婦與孩子沒有死，她們的人生通常也不會享有充足的醫療保險，將暴露在各種經濟與健康風險之中。
非城市、無大學學歷白人婦女背棄賀錦麗？
然而，這些血跡斑斑的事實並沒有讓賀錦麗成為理所當然的選擇。更有甚者，她的女性基本盤其實比拜登還萎縮。
從NBC出口民調顯示，賀錦麗在白人婦女中僅得票45%，比起川普少了8%。在白人男性中得票37%，比川普少23%。與她在黑人女性中斬獲的91%得票率，甚至是拉丁美洲裔女性的60％比起來，簡直少得可憐。就連被分類在「其他」（通常包含亞裔、原住民族等等）的族群都沒有開得這麼糟。白人女性選民背棄賀錦麗是個鐵打的事實，但為什麼？
如果我們參照皮尤民調「希拉蕊對川普」、2018年期中選舉、「拜登對川普」選戰各族群搭配性別的得票比例差距，可以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2016年嚴重跑票投給川普的白人男性（希拉蕊狂輸川普30%），2020年成功被拜登拉回來了。但整體來說，2016到2020，民主黨的女性選票卻沒有增加，反而在減少。
如果女性票的多寡真的只跟總統候選人的性別／對墮胎的看法強烈相關，那麼賀錦麗應該要在女性得票比例上「略輸希拉蕊」但「至少打平拜登」，但事實顯然不是這樣，賀錦麗無論在全體女性或白人女性得票比例上，連拜登都輸。2016年希拉蕊在白人男性選票雖然輸個徹底，但在白人女性卻僅輸2%，與2018期中選舉民主黨得票率相較維持平盤，表現並不特別差。賀錦麗的白人男性票（輸23%）雖然跟拜登（只輸17%）相比很糟，卻還是比希拉蕊（輸30%）來得好。
樂觀來看，由於希拉蕊畢生表現出來的政治能力確實明顯比現階段的賀錦麗更成熟，此次賀錦麗在白人男性只輸23%可能顯示了美國白人男性與八年前相較，更能接受一個女總統。
當然，美國大選結果並不是看全國得票比例，而是看選舉人票。因此儘管2016年希拉蕊跟2020年的拜登都在總得票數上贏過川普，卻只有拜登當上總統。值得注意的是，賀錦麗是最近20年內「唯一沒有贏得全國總得票」的民主黨參選人。她的挫敗曲線與2022年期中選舉民主黨的失利相當一致，因此與其說是她是個很糟的候選人，不如說民主黨整體而言並未成功說服美國人賀錦麗會是個好總統。
人不是只有性別一種身分
賀錦麗雖然運用身分政治獲得黑人女性的極高支持度（獲得91%支持），也大致斬獲黑人男性基本盤（77%），但卻在三大族群版塊上徹底失血，按照失血程度分別是：白人男性、拉丁美洲男性、白人女性。因此，若說白人女性需要被究責「為什麼不支持女性候選人」，未免也有點奇怪。
誠然，純究性別來看，不分種族共有53%女性選民投給了賀錦麗，白人女性卻只有45％，在對手是川普，且川普最新好友伊隆‧馬斯克選前頻頻失控發言說要「讓單身女性懷他龍種」的狀況下，開得並不漂亮。但我們永遠必須記得，人不是只有性別一種身分。
賀錦麗具有南亞、非裔血統，當選民看著她，先注意的是她的性別，還是她的膚色？當她的性別與膚色結合時，是「加法」還是「減法」？除了黑人女性選民的高支持度之外，賀錦麗幾乎在所有族裔都比2020年的拜登更不受支持，而且明顯有性別差距──除了黑人男性之外，「所有族裔男性選民都偏好川普」。如果這只是因為賀錦麗是個不夠好的候選人，而不是因為她是女人，那麼為什麼加入性別與族裔為變項之後，賀錦麗與川普的得票會在兩性之間如此懸殊？
若讓我們擱置性別問題，還有一個從2016年就如惡夢般糾纏美國的投票傾向：大學學歷有無。
自從2016年希拉蕊對川普開始，沒有大學學歷的美國選民就逐漸疏離了民主黨。到了2024年這個傾向並未見好轉。接受大學或以上教育的選民，在對手是賀錦麗時，不太可能選擇川普。如果擁有碩士以上學歷，則更可以預測不可能選川普。
但如果加入「是否是白人」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可怕的風景：擁有大學學歷的白人選民，偏好川普的程度跟所有族裔平均差不多。但如果是「非白人且無大學學歷時」，則出現「高度偏好川普」的現象。與此相較，擁有或者沒有大學學歷，並無法預測有色人種是否偏好川普。
我們無法不把這樣的數據視為一個社會認為「我所屬的社會階層遭到剝奪」的警訊。就像白人對於自己「地位沈淪」反應很劇烈，男人面對遠比自己成功的女人時可能也是。但如果選民同時是白人跟女性，又沒有大學學歷呢？
在下面這張圖中，我們清楚看到「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女性」在面對賀錦麗時，她們看見的顯然不是「同樣身為女性的候選人」，而是一個擁有她們沒有的社會地位、機運、黑人助學獎學金的幸運兒。無大學學歷白人女性只有35%投給了賀錦麗，63%投給川普。在這點上，她們跟沒有大學學歷白人男性抱持的立場相去不遠。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份出口民調中，還有一整個區塊是關於選民2023年的家戶收入，而選民的家戶收入多寡，與最終全國得票結果相差不大，換句話說，「僅憑家戶收入無法預測是否偏好川普」。
因此，若要說民主黨是輸在通膨，可能事實也非全然如此。另外，住在城市、郊區或者鄉村，可以預測是否偏好川普。當全國都遇到通膨問題時，家戶的脆弱性顯然有所不同，選民是否會因此放棄民主黨而改投川普，則必須看選民認為通膨這件事情「將如何影響他」、「民主黨是否有積極做出對策」。
啊，真的嗎？你現在的主打議題是這個？
而在這些問題紛紛浮出抬面時，「事實上只會影響年輕育齡女性」的生殖自主議題，居然成了總統選舉造勢場合焦點，則顯得有些諷刺。更側面顯示民主黨選到最後竟然沒有比生殖自主更有號召力跟凝聚力的議題可以打。
總統大選主打生殖自主其實有些匪夷所思，畢竟，身在藍州的女性事實上不太會受到退步大法官的影響，而身在紅州的女性則還要看她自己基於宗教等信念的看法。被戲稱「事實上是Pro-Death」的「Pro-Life」反墮胎運動其實也有非常多狂熱的女性支持者，她們就是紅州可以那麼紅的原因之一。這個瘋狂開倒車的運動不是男人單獨就能搞出來的。
賀錦麗的敗局當然不是她一個人的過錯，但如果我們定位2024美國總統大選為性別之戰，則會陷入「女性應當同屬一邊」的典型過時論述之中。而且，當我們過分追究女性選民的責任時，其實等同於認為男性選民「不投女人投川普很正常」──真的有那麼正常嗎？
針對男子氣概與男孩文化進行研究的理查‧瑞夫斯（Richard Reeves）認為，性別在2024年大選中確實扮演重要角色，但「不是一般人以為的那樣」。譬如，就開票結果來說，年輕男選民確實受到川普號召，但年輕女選民卻沒有如預期中那樣的壓倒性支持賀錦麗。
瑞夫斯抨擊，民主黨其實並沒有真正提出方法去幫助Z世代以降的年輕男選民。美國年輕男性在SAT考試中表現較差、大學畢業率較低、整體成績較差，並且面臨孤立與精神困擾等諸多風險，但民主黨似乎沒有任何一項政策是要幫助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我不明白為什麼賀錦麗要把民主黨選舉造勢場搞的像是男生不能來一樣。奇怪了，大家都知道賀錦麗是女性總統候選人，也沒有人質疑她不支持女性，為什麼她不肯花點時間提出一些支持年輕男性的政策呢？」瑞夫斯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他認為賀錦麗大可以提高層次打一場兼顧兩性的選戰，卻沒有這樣做。
致命的誤判：你夠進步就該投給我
「我認為，如果你不努力爭取，你就不會贏得選票。民主黨並沒有使出全力來號召年輕男性投給他們，他們本可以兼顧雙方，譬如宣傳『許多進步女性不僅主張生育自主，同時也關心下一代男孩的教育和心理健康』。但結果呢？民主黨人純粹就只是消極退出了有關男性的論述，不只如此，在最後一刻，還開始對男人說：『如果你關心你生活中的女性，你應該投票給我們。也許你不投票給我們的原因是你其實有點性別歧視？』試圖讓人們感到羞恥或內疚，或恐嚇人們投票給民主黨，但都非常不成功。」
瑞夫斯表示：「最終，民主黨在女性選民中表現得不夠好，無法抵銷共和黨在男性選民中的進展。事實證明，這是一個致命的誤判。」
他同時也指出，共和黨拉攏男性選民的方式很卑鄙但是有效。瑞夫斯提到一則政治廣告，內容大體上是：「你在生活中做了所有正確的事，你上了大學，你找到了工作，現在民主黨和女性想要阻止你。」瑞夫斯認為這個廣告大錯特錯，因為兩性之間根本不是零和遊戲的關係，但不知道為什麼民主黨跟共和黨都自動跑進這個框架裡玩得很開心。
就民主黨來說，他們此次的宣傳跟論述基本上認同兩性是零和遊戲，他們想像不出既「支持女性」又「支持男性」的競選方針，甚至可能隱隱認為主張正視Z世代男性的處境跟心理是退步的，「難道不是所有善良的男性都應該自己主動跑進來當女性的盟友嗎」？最後乾脆選擇不發表支持男性選民的議題。
相反的，共和黨提出了一個單純且訴諸仇恨的零和框架：「你正在掙扎，我們知道誰該為此負責──呵呵，是女性和民主黨喔。」瑞夫斯認為，這種情緒之所以在政治上可以成功，是因為這些人遇到的問題是真實的，而且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被忽視，這些困境變成了不滿，而這些不滿最終被武器化。共和黨說服年輕人女性崛起會以犧牲男性為代價，而民主黨人連針對年輕男性進行推銷都懶得做。
瑞夫斯疑問，比起每天在那裡講減輕學貸，為什麼民主黨就不肯誠心的討論一下製造業工作、技職學校呢？在民主黨本次總統大選中，缺席的不只是「女性議題」以外的論述，因為很顯然的，即便是潛在最需要合法終止懷孕管道的年輕藍領女性，也不見得就買單賀錦麗提出的議程，因為她的絕大部分政見事實上就是根本沒考慮過那些不打算上大學的人怎麼活。
這並不是美國是否準備好接受女性總統的問題，而是民主黨逐漸背離日益「下層化」的中產階級與藍領勞工的問題。共和黨當然不見得能解決或想解決新自由主義與世代不正義在美國造就的各種痛苦，但至少他們指向了一個虛假的「敵人」──女人、DEI或者民主黨，看你最討厭哪一個。
但是民主黨呢？他們蠢到覺得光喊生殖自主就能選上總統。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大眾社會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他們相信，大眾（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無知、龐雜、聽不懂人話又好操控的集合體，稱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決定的。大眾社會帶來了流行文化，大眾媒體如果顯得低俗又墮落，是基於服務大眾社會的目的，或者他們本身也就只是「烏合之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樂、體育狂熱、偶像崇拜、實況主、網路迷因之中，我們卻還是能找到世界運轉的規則，並洞見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燭火──為了這個原因，我研究大眾文化，我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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