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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總編輯劉頌揚寫信給專欄作家，要求他們「下筆時務必『再多一分謹慎』」﹑「否則難保說不定哪天危機會降臨」。他要求作者「幫我們一把」，強調評論要建基於準確的事實，「知法守法，知所分寸」。這件事可以記載到香港新聞史裡作一種現象來研究。
我沒有看到這封信全文，單單看報道透露的隻言片言，便覺得這樣的總編輯，真是「影衰」咗明報這個歷史悠久﹑公信力昭著的香港大報。政府有此恫嚇不奇怪，做總編輯的，何必奴顏卑膝到這種地步？
「危機會降臨」又是什麼東西？是指作者可能被拉，還是報館被封？若只是遭政府口頭施壓，那根本稱不上「危機」，若是犂庭掃穴，那又言過其實。作者文責自負，出了問題政府找他算帳，明報早已有免責聲明，即使作者說過了頭，自有政府依法追責，明報又操什麼閒心？
「知法守法」已經足夠了，還要「知所分寸」？法有邊界，邊界內是守法，邊界外是違法，邊界內凡事可行，邊界外文責自負，還有什麼分寸要「知」？在邊界內沒有分寸問題，過了邊界也沒有分寸問題，沒過就沒過，過了就過了，也就是說，作者下筆根本沒有分寸問題，有的只是守法問題。
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作者寫文章時要自我審查，下筆「再多一分謹慎」，寧肯少說，也不可多說，說少了文章唔湯唔水，但至少不會惹官非，說多了作者吃不了兜著走，報館也要承擔政治風險。報館的政治風險是什麼？說白了，最多是總編輯冇得撈。
報道提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最近的公開講話，指責有專欄作家經常發表偏頗文章，刻意曲解政府政策和官員言行，「字裡行間認同黑暴」﹑「令人憎恨或不信任特區政府」。鄧炳強威脅傳媒，「僅在專欄旁提示作品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產生憎恨，並不能免除編輯須確保刊物公平﹑客觀﹑不偏不倚的責任」。
顯然，明報總編輯劉頌揚是被鄧炳強的這一番話語威脅後，為防止旗下作者文章被政府清算，為表白自己的乖巧，因此作出的自我保護措施。
依鄧炳強的邏輯，政府是不可憎恨的，也不可不信任，作者文章影響讀者，使他們與政府和官員離心離德，那麼作者就是「認同黑暴」。一個專欄作家的文章，若批評政府政策和官員言行，是否有其正當性與合法權利？特區政府及其官員是不可批評的嗎？一旦批評就動機不良，就有「煽動他人」之嫌？
一篇文章得與失，只在作者是否有理有據，有理有據，說到天塌下來都沒有問題，沒有證據胡說八道，政府可以用法律手段去懲處他，公眾也會鄙視他。鄧炳強以政治恫嚇來威脅作者，並將這把火燒到編輯身上，目的當然是要所有編輯作者都噤聲，都對政府歌功頌德，否則就是別有用心。
這一套東西我們並不陌生，全都是中共一言堂的真傳，鄧炳強學足中共口吻，而明報總編輯心領神會，接旨回應，磕頭謝恩。劉頌揚發信給作者也是一種威脅，言下之意是你們各人都小心行事，不要行差踏錯，否則你們的地盤將不保，也要連累報館被政府針對。與其結束合作關係，不如你們「識做」，彼此有條路行。
國安法與二十三條高壓之下，香港人的言論自由空間已所剩無幾，這種事本來也不足為怪，只是鄧炳強威脅也罷了，明報總編輯還要加一把嘴，似乎不如此不足以顯示他對政府的俯從。明報奴性如此，不禁令人想起金庸當日草創時，堅持獨立辦報立場，與左報筆戰的風範。
香港人從此對政府的施政，都不能再說三道四了嗎？不能質疑，不能批評，總之政府一切都是對的，批評政府一切都是錯的？
香港已經墮落到如此地步，香港人的言論空間已經逼仄到這種境地，這便是香港被國際社會視同中共國一個城市，香港高官和法官被美國制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一一沒落的根本原因。
明報專欄作家與編採人員中，有理想與良知的大有人在。文人自我審查，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明報已經不在乎自己的公信力了，至於作者和編輯，各自都會有應對之策。文字是死的，人是活的，希望大家都體諒他們的處境——看到他們盡言責，就請為他們鼓掌，看到他們筆下委婉，就作會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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