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9年晚春，一個八十五歲的老人，不久前宣布他將辭去最後一個職位軍事委員會主席完全退休。然而出乎全世界意料之外，他突然調動幾十萬軍隊包圍了自己統治下的首都北京，在圍城部隊與北京民眾對峙半個月後，他下令步兵與坦克於指定時刻強行開進天安門廣場，導致成千無辜民眾慘遭屠殺，與此同時，他廢黜了兩年前更換的接班人趙紫陽。他雖然一再拒絕自己擔任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卻從1980到1989年連續廢黜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三個最高領導人。這個不需要用皇冠來顯示自己擁有絕對權力的老人，就是鄧小平。
1989年5月31日與6月16日，即下令屠城前後，鄧小平不尋常地兩度發表他的「政治交代」。他表明在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自己雖然不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實際上可以說處在一個關鍵地位」。他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代」核心是毛澤東，「第二代」核心實際上是他自己，從現在起要建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這就是說，他實際上早已建立起毛澤東帝國之後的鄧小平帝國。
毛澤東帝國的最後一幕是1976年清明節。毛僅僅用民兵與棍棒驅散了天安門廣場的民眾，流了血沒有死人，抓了人沒有處決。這一次鄧卻用坦克、機槍、衝鋒槍、火焰噴射器殺人，隨後是大搜捕、大處決、大清查，「除惡務盡」，「斬草除根」，至今還看不到這場血的遊戲的盡頭。
然而鄧小平也曾以中國改革與開放的旗手聞名於世，兩度被美國TIME雜誌選為年度風雲人物，他自己曾引以為榮，他獲得過包括中國農民、工人、學生與知識份子的愛戴。五年以前，當他威風凜凜地從天安門城樓下來檢閱軍隊完畢，回去觀看群眾遊行的時候，人群中打出「小平，你好！」的旗幟。中國老百姓稱呼一個領袖「你」而不是「您」，而且製成旗幟到天安門前突然打開表示親切問候，這是第一次，說明那時鄧小平離老百姓的心還很近。
對於這樣一個集改革家與暴君於一身的複雜人物，我曾有機會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幾個關鍵時刻從較近的距離觀察過他。
第一次是1956年。鄧剛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總書記，是毛澤東最喜歡他的時候。那時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雙百方針」與「十大關係」，顯然準備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全面展開非史達林主義的改革，他也準備向西方打開大門：「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毛是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第一個抵制史達林主義獲得勝利的大國領袖。鄧小平年輕時曾追隨毛澤東反對史達林——王明路線並因此被趕下台，同他一起挨整的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潭。毛澤東是在朝鮮戰爭斷絕西方通道之後，才放棄自己的新民主主義道路，投入史達林的懷抱。現在史達林死了，朝鮮已停戰，西方通道可能恢復，毛澤東理所當然要走自己的路。毛的「雙百方針」與「十大關係」是針對蘇聯也針對國內史達林主義者的，他要清算教條主義，改變朝鮮戰爭以來中國走的史達林道路，像他三、四十年代改變王明的史達林教條主義一樣。
然而東歐發生了波茲南與布達佩斯事件，使毛處於兩難境地，在國內進行改革，必須批評史達林教條主義；而批評史達林教條主義，又會在國際上助長波蘭、匈牙利開始的自由化進程。毛對波蘭、匈牙利事件有獨特判斷，波茲南事件發生時，赫魯雪夫把軍隊開向波蘭邊境，準備干涉。毛澤東阻止了他，說哥穆爾卡是同志，波蘭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匈牙利事件發生時，赫魯雪夫不準備干涉，毛派周恩來到莫斯科說服赫魯雪夫出兵，說匈牙利是反革命暴亂，納吉是敵我矛盾。
那時中國學生也有一點思想波動，個別地方發生罷課請願事件，毛澤東要鄧小平給學生做報告，鄧選中清華大學。我那時擔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清華大學委員會書記。校長蔣南翔帶我到中南海向鄧彙報學生情況。初次面對這位大人物，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
「你多少歲？」
「二十五。」我答。
「還有資格（指做青年工作），我是倒過來，五十二，」接著指指耳朵：「你大點聲講，我耳朵聾。」
我向他扼要彙報了波蘭、匈牙利事件後學生提出的問題，大約七、八分鐘。接著，蔣校長又講了一些，他不再發問，自己講了起來。他說：中央正在寫一篇大文章，回答國內外一大堆問題，其實中心問題是一個，史達林問題。赫魯雪夫、鐵托他們的做法是「一棍子打死」，波蘭、匈牙利事件就是他們這種做法引起的。這次總理去莫斯科批評了赫魯雪夫。我們主張對史達林，第一保護，第二批評。現在歐洲動盪，我們比較穩定，學校裡面有一點波動，主席叫中央委員、省委書記到大學講演，要我帶頭，我就到你們那裡，下個禮拜，文章一出來就去。
鄧的這幾句話給我的印象，是他的注意力已經從國內轉移到國外，從死去的史達林轉移到活著的赫魯雪夫了。史達林死後，中蘇之間形成的新的分歧，似乎正在取代史達林時代的分歧，而這是一種性質不同的，可能是更深刻的分歧。「十大關係」、「雙百方針」這些針對史達林主義的國內改革新思維，也許將消失在赫魯雪夫「一棍子打死」史達林這個新的巨大陰影裡了。
那篇大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的第二天，鄧就到了清華，報告之前我陪他匆匆參觀了實驗室，然後他在大禮堂講話，從下午三點一直講到八點，足足講了五個鐘頭，這是我聽到的鄧的最長的一次講話。毛似乎很關注鄧的這次講話，在毛選五卷裡面，提到鄧這次講話的就有三處，這是很不尋常的。鄧的講話充分肯定了史達林和蘇聯道路，批評了赫魯雪夫和鐵托，標誌著中國從批評史達林教條主義到批評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歷史轉折，預示了即將來臨的1957年夏季開始的政治風暴。
第二次是1962年7月，我在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上聆聽他的講話，那時我已離開青年團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了，但由於團中央委員的任期未滿，我仍去參加每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鄧小平就是在會議上講了他的那句名言：「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後來流傳中已將「黃貓」改為「白貓」。）
那時是三年困難後的恢復時期，又是反對「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鬥爭的一個間歇期。那年1月開了七千人大會（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對前幾年工作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5月間中央又開了一次小型工作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都參加了，毛澤東不在北京。會上繼續批評前幾年「左」的錯誤。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文革開始時自殺）慷慨陳辭，提出反對「左」傾頑症，同毛澤東一貫反對右傾頑症相對立。在討論恢復農業生產問題時，會議參加者傾向於對農村「包產到戶」要承認它合法，以利於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鄧小平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到共青團中央委員會上來講話的。他說：
現在農村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以各種形式包產到戶的恐怕不止百分之二十。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現在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用哪種方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
因為切中要害，鄧的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反右派（1957年）、反右傾（1959年）以來籠罩著人們的沉悶空氣一掃而光。青年團幹部往往比較敏感，似乎從鄧的講話中可以感到一個解放思想的新時期來臨了。然而這不過是曇花一現的輕鬆。
鄧小平是1962年7月7日上午講的，就在當天晚上，毛澤東從湖南回來，召見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講他自己在湖南農村做的調查。毛的結論是，貧下中農反對單幹，要求鞏固集體經濟，與北京政治局常委意見完全不同。
結果怎樣呢？並沒有一個人出來同毛爭論。當晚與第二天早上，鄧小平兩次打電話給胡耀邦：第一次要求把他講話中的「黃貓，黑貓」那段刪去，第二次他在電話裡補充了一段話，專講鞏固集體經濟，要求補進講話裡去。所以先後印發給與會者的有兩種稿子：先發的第一種是刪去了「黃貓，黑貓」那一段話的；後來發的第二種增加了一段鞏固集體經濟的新內容。「黃貓，黑貓」的那一段，僅僅留在我的筆記本裡了。
這個更正標誌著1962年7月7日晚間毛回到北京時，他的思想海洋裡已經醞釀著誰也不敢抵擋的新風暴。不久到了北戴河，毛發表「重視階級鬥爭」的著名演說，批評「單幹風」與「翻案風」。接著與赫魯雪夫重開論戰。毛駕起中國歷史的航船，毫不猶豫地直駛「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於鄧的「黃貓，黑貓」講話，雖兩度增刪，終未逃過毛的視野，成為1966年8月5日那張「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目標之一，導致鄧的第二次下台。
我再看到鄧時，已是十六年後，他是個七十四歲的老人了。那是1978年12月，中國還處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十字路口。華國鋒、汪東興提出「兩個凡是」，繼續走毛澤東晚年「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但遭到民眾普遍抵制。西單民主牆運動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幾乎同時用同樣的語言反對兩個「凡是」，呼喚民主與改革。中央會議已經無法按照原來設計的軌道開下去，大家等待鄧小平出來講話。胡喬木為鄧準備了一個稿子，試圖在「兩個凡是」與反對「兩個凡是」之間找到一個折衷點。鄧看了很不滿意。11月30日晚，鄧小平找到胡耀邦，拿出胡喬木的稿子說：「這個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寫。」12月一日清晨，胡耀邦打電話叫我到京西賓館他的房間，把胡喬木的稿子交給我，要我給鄧另寫一個。我有點困惑，因為久已不了解鄧的思路，難以下筆，胡耀邦講了一點他的設想，我覺得還形成不了一個有份量的講話，而這恰恰是當時需要的。我去找國務院研究室在鄧小平指導下工作的林澗青商量，擬了一個大綱，要點是否定「兩個凡是」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強調民主與現代化。第二天林澗青來了緊急通知，說鄧有了新想法，要我趕緊去。
那天（12月2日）鄧在中南海懷仁堂的小會議室裡召見起草人，興致勃勃地一連講了八個問題，重點是解放思想與民主，他準備在全會上發動決定性的大戰役了。他的舉止談吐給我的印象是，這一回他真正獨立了。當毛批評他的書記處是「獨立王國」時，其實他並不獨立。就我所見前兩個歷史時刻的鄧來說：第一次他頗為自得地追隨著毛的思路，從批判史達林教條主義轉向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成為毛的對內反右、對外反修兩大戰役的前線總指揮。第二次他似乎有了一點獨立的覺悟，懂得了「非退一步不能前進」。但是當毛寸步不退，反而不顧一切地衝向前去時，他沒有表現出絲毫猶豫，立即更正自己的講話去適應毛。1974年鄧再度復出時，我正被江青、姚文元派來中央宣傳部的軍事管制小組管制在寧夏，沒有機會看到他。但我知道他的復出，是以承認犯了「走資派」錯誤，保證「永不翻案」為代價的。當他在1975年表現出一點近乎獨立的言行時，毛就以「永不翻案，靠不住吧？」的判斷，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使他第三次下台。現在毛死了，而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鄧看來：「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鄧大概以為他自己是毛以後唯一有資格獨立支配中國命運的人。但我看他還沒有選定自己將扮演的歷史角色，也許他想成為結束毛澤東帝國的民主旗手的追求在那時要超過在毛以後建立自身帝國的追求。他對民主的強調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說：
任何情況下都要講民主，這個時期特別要強調民主。集中講了很多年，主要是民主不夠。現在大家還是那麼不敢講話，還是心有餘悸，好的主意出不來。就怕群聚不說話，沉默，「於無聲處」。不怕大家說，可怕的是萬馬齊瘖，要發展經濟就要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工廠工人去監督，農村是社會監督。
還要講法制，民主的事實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制度化，使之得到制度上的保證。民法，刑法，各種單行法，都應有。
要知道那時是中國歷史上最敢講話的時期之一，可以在大街上與黨的中央會議上批評黨的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位一體」的英明領袖華國鋒，使他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放棄「兩個凡是」，而且對於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重大政治與歷史問題進行著幾乎是全民的公開爭論與重新評價。這在共產黨歷史上是第一次，其規模與影響遠遠超過延安整風對史達林——王明教條主義的批評。
有了鄧的這次談話，我們幾個起草人一天就完成了初稿。看來鄧相當重視這個稿子，三次參加討論修改。最後一次（12月9日）討論時，鄧提出：「講話最後還要抓個尾巴，讓我們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為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我想鄧在當時還沒有改變華的領導職位的打算。
鄧對我們起草的講話稿相當滿意。我倒有一點不滿意，這個稿子曾被胡喬木改來改去，去掉了一些好的意思，加進去胡喬木自己的東西，但鄧並不注意這種細節，12月13日鄧講完話後，接著又要我們起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文件就是鄧的講話與公報。鄧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貢獻，是體現了當時社會上民主牆運動與黨內民主力量的共同目標，開創了一條獨立於毛澤東的新政治路線，即後來稱作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華國鋒沒有自己獨立的東西，他的「抓綱治國」，抓的還是毛澤東的綱。鄧小平提出解放思想與民主，就把這個綱否定了。
那麼鄧小平準備在毛澤東帝國廢墟上建立的，究竟是一個新的民主共和國，還是自己的新帝國？從1978年12月至1979年1月的接觸中，我還看不出節要建立新帝國的意圖，他似乎更願意改變一下毛的統治方法，試一試讓中國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而自己擔任輔佐華國鋒的角色。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向鄧小平彙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情況時，鄧小平專門講了民主問題。我作為這個會議的起草小組成員得以聆聽。鄧說：
10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資產階級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他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好的東西要大大發揚，過去無產階級沒有搞好，丈達林犯錯誤，我們也犯錯誤。
要講講巴黎公社原則，一條選舉，一條工資制度。我不贊成只講這兩條，最主要的是把官吏從社會主人變成社會公僕。這兩條是派生的。如何把主人變成公僕？可能兩條，可能三條或更多。
我們要人民當家作主。怎樣使人民感覺到自已是主人，資產階級有一套使自已成為主人的東西，選舉、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自已是國家的主人。今天我講不清楚，組織二、三十人專門寫這篇文章。
然而兩天後（1月29日）鄧小平到了美國，熱中於同美國戰略家們討論對蘇戰略，決定了發動一場所謂「懲罰越南」的戰爭。這場中越戰爭改變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使鄧小平的重心從結束毛帝國轉向建立新帝國。西單民主牆曾及時發出防止「新獨裁」的警告，這對鄧小平不啻是火上澆油，激起他立即取締他一度誇讚過的西單民主牆。理論工作務虛會也被戰爭打斷。等到復會時，鄧到會上講的已不是民主，而是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將成為他未來帝國政治綱領的「四項基本原則」了。
1979年3月30日，當我坐在人民大會堂前排聽鄧唸講話，細細觀察他的表情時，歷史似乎又把我帶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在清華大學聽他五小時講演的那情景。那時他聲色俱厲地批評了反對蘇軍出兵匈牙利的一名北京航空學院女共產黨員馬雲鳳，批評了鐵托在普拉的演說，第一次提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今天鄧小平又提出堅持毛澤東思想了，鄧要堅持哪個時期的，什麼樣的毛澤東思想呢？毛也講過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並且詳盡地設計過不同於列寧、史達林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道路。一場朝鮮戰爭，一個赫魯雪夫，把毛推向了反美、反右、反修，一直跌到文化大革命的深淵。鄧小平當時擔當了威風凜凜的反右、反修大將。我在他面前又看到那似曾相識的威風凜凜了。鄧所宣講的四項原則，也同毛的六條標準相差無幾，而且出自同一個胡喬木的手筆。難道中國將再面臨新的反右、反修風暴，重建毛澤東式的帝國麼？我感到一種難以言狀的驚異與悲哀，赫魯雪夫的陰影，竟然如此巨大，在漫長的二、三十年中籠罩中國的兩代領袖：一個怕中國出赫魯雪夫，一個怕當中國的赫魯雪夫，以至於把他們清醒時刻對中國命運問題的合理思考統統忘記，非要建立起一個史達林式的帝國不可麼？
後來的歷史發展當然沒有這麼簡單，鄧似乎是一時清醒，一時糊塗，在十個年頭裡駕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車東倒西歪，時而前進，時而倒退，使人們對他的期望與絕望交錯出現。大概到了他同陳雲、趙紫陽聯盟廢黜了胡耀邦的1987年後，鄧就一直走下坡路了。他同趙紫陽的蜜月沒有維持多久，發現了趙手下「精英」們玩弄的「新權威主蟻」，不但用來對付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工人、知識份子與農民，也是用來對付他的。
本來1989年春天的民主運動並不是對著鄧的，也不是趙紫陽策劃的。他也並非無路可退，而是有路可進。只要實施十年前他自己主張的民主政治改革綱領，他就有最後的歷史機會同民眾一起擊敗新舊權威主義，使中國真正走上民主、法治、現代化的道路。然而鄧已不是十年前的鄧了。那時他還是一個富有想像力和創新精神的改革家，現在他真的老了，遲鈍了，被一群自私而愚蠢的腐敗官僚所包圍，做出了無可挽回的錯誤選擇。他把真正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熱血青年視同昔日「淮海戰場」上的敵人，動用幾十萬「解放軍」圍而殲之，寫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
這個帝國還在以鐵和血的恐怖維持著最後的統治，但是它的基礎已經分裂，行將崩潰。鄧的血的遊戲表面上成功了，其實是失敗了，現在他不但自己陷於全民的包圍中，而且使中國成為世界民主運動波濤洶湧的大海中的一個孤島。
去冬我離開祖國流浪到紐約，本想以自身的經歷寫一本《毛澤東帝國》。六四的鮮血使我無法平靜地寫下去。我變更計劃，準備先寫出這本《鄧帝國》，它似乎有更切近的意義，然後再回頭去寫《毛帝國》。那麼未來還會不會有「第三帝國」呢？這是我研究的主要課題，也將是我的最後一本書。我將以我的生命來完成她。
1989、11、7 於Ann 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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